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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异军突起而又备受争议的电视节目形式,“电视谈话节目” (talk show ,港台地区译为“脱口秀”)一时成为热点话题,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地谈话节目在经过了前几年的“大干快上”的活跃期后,近两年又有所沉寂。这一现象使人不禁疑问:谈话节目怎么了,为什么不像从前一样火爆了,它也会像以往的一些娱乐节目形态一样昙花一现吗?谈话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并受到青睐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谈话节目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有哪些?谈话节目怎样弥补这些不足并尽可能发挥自身优势?这些问题事关谈话节目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事关电视媒体如何提升感染力和传播效果,事关大众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时见诸报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这方面的文章数量不少,但大多从新闻业务的角度就事论事,要么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掘不够,要么“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缺乏宏观视野和系统梳理,更惶论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再回过头来指导实践。本文试图以“实话实说”和“小崔说事”为案例对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现状、不足及其发展嬗变轨迹作一番比较全面的探讨。
一、从“实话实说”分析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电视谈话节目形式可谓遍地开花,几乎占据了各种频道黄金时段的半壁江山。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为代表的一批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定位,较为成熟的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它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其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俗的经济回报。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必将是问题和矛盾暴露的过程。
⒈电视谈话节目发展溯源
谈话节目最早出现在广播中,播出模拟谈话口吻撰写的广播稿,并用比较轻松的、易于接受的谈话的方式对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和评论。电视谈话节目在美国历史悠久,其发展初期曾一度受到冷落和排挤。因为早期电视观众对于“看”的需求远远胜于“听”,广播式的漫谈很难满足他们的口味。所以,当二战后美国的电视事业突飞猛进时,纯粹的谈话节目却几乎一度绝响,脱稿谈话这种方式仅仅保留在娱乐性的“杂耍节目”和某些新闻性节目中。
电视谈话节目真正被人们接受始于1972年开播的“唐纳休访谈”。它是电视屏幕上最早出现的日间谈话节目,它一改夜间谈话节目喜剧性的表演色彩,以家庭妇女作为主要受众成为真正的谈话节目。随后,在其带动下,一大批日间谈话节目涌现。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话题越来越尖锐,从时事政治、国际形势到种族冲突、家庭暴力乃至两性关系和性变态,几乎无所不包。
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长,从其发展的轨迹看,可以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包含大量谈话要素的节目,如“十二演播室”、“东方之子”等。真正意义上的谈话节目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为代表,节目形式是由主持人和演播室受众围绕特定话题展开讨论。 1996年3月16日,“东方时空”推出一档“周日特别奉献”节目“实话实说”。随着“实话实说”声名鹊起,中央和地方各级电视台也纷纷上马谈话节目,比较有影响的有央视一套的“艺术人生”、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湖南卫视的“鲁豫有约”以及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①。目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已逐渐走上正轨,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收视率,培养了相对固定的收视群体。可以说,红红火火的电视谈话节目已成为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电视荧屏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⒉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现状扫描
尽管历史不长,观众消费能力也还有限,但大杂烩式的谈话节目已不能满足日益成熟的电视观众,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开始分化。
话题类节目以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为中心,由主持人、嘉宾及现场观众共同参与探讨。这类节目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为代表。不求观点一致,允许意见相左,在争论和对话中让大家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使观众能结合个人感受来加以评判,是这类节目的魅力所在②。
人物类谈话节目向观众介绍一个或多个有个性有影响的人物为主,通过主持人与节目主角人物的对话,让观众充分了解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了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以他的性格精神来感染观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栏目和“读书时间”以及“艺术人生”应该属于人物类电视谈话节目。
新闻类谈话节目是就新近发生的典型的新闻事件为内容,请有关人士介绍事件的前前后后,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尊重观众的知情权,让大家了解应该知道的事情;或者就某些局势动态,请有关权威人士给观众介绍相关背景及战略方针,如中央电视台“新闻1+1”。
评析类谈话节目以欣赏为主,依附于电视作品和资料素材,由感性到理性,从而帮助观众完成完整的审美过程③。中央电视台的“精品赏析”栏目便属于评析类电视谈话节目,他们每期关注一部作品(或晚会或电视剧或其他),请有关主创人员、专家、观众一起探讨其得失。
娱乐类电视谈话节目一般以娱乐界的明星为对象,以主持人的引导甚至是巧妙的逼问手段,让明星们倒出腹中的酸甜苦辣、幕后秘闻和一些本不愿公开的隐私,以满足电视观众的好奇心。这类节目虽然也是以人物为主,也介绍人物的一些生活经历与感想,但目的却是为了娱乐大众,所以可以称做是娱乐类谈话节目。目前,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湖南经视的“越策越开心”等。
⒊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作为继“综艺风”、“益智风”后的第三股收视风潮,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无疑是电视事业深化改革的结晶,是电视传播向深度、广度拓展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是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当中国发展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时,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得越来越小,大众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非常强烈,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二是公众思想交流的需要。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西交流频繁、生活急剧变化、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受到强烈冲击,这使很多人感到迷惘困惑、心态失衡、情绪浮躁,需要调节和交流、缓解和引导。三是受众心理成熟的结果。早期的电视观众对于“看”的要求远胜于“听”,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受众一方面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而谈话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種虚拟的“公共论坛”。四是追求商业利润的考虑。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大约是同样长度的戏剧节目或专题节目的十分之一。商业因素及其带来的竞争机制也能大大促进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和完善。
⒋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不足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将人际传播引入大众传播的节目形态,为普通大众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谈话节目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一是媚俗倾向使谈话节目备受指责。当前,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过度渴求,我国的某些电视谈话节目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呈现出媚俗的倾向。这在港台“脱口秀”和内地的一些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猎奇、窥私、宣泄、搞笑,种种庸俗之风甚嚣尘上。二是模仿与造假使谈话节目处境尴尬。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制作者、嘉宾、现场观众甚至“合谋”,人为制造悬念、冲突,来蒙蔽广大观众。但是这种程式化的冲突,往往手法并不高明,反而露出马脚,极大地损害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品质和声誉。另外,谈话节目样式上还存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港台电视谈话节目的样式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脱口秀”,而内地的电视谈话节目特别是人际关系类和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有不少是对港台节目样式的套用和模仿。 三是话题“匮乏”使谈话节目陷入困顿。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敢言天下一切能言之物,大至时事政治、国际态势、种族冲突,小至家庭暴力、两性关系、性变态、吸毒等等。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在开播之初,话题停留在比较软性的题材上,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生活状态,后来题材逐渐广泛,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热点。主要分为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等类别。由于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不同,我国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从“实话实说”的选题来看,目光往往停留在一些社会性热点,如“走进沙漠”、“中国女排,爱拼才会赢”、“下岗后该怎么办”,缺乏对个体深层次的探寻和关怀。
二、从“小崔说事”探究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如何突围
2002年9月,崔永元因身体原因从荧屏悄然淡出,没有了小崔的“实话实说”有些冷清。2003年7月19日晚上10∶30,沉浸在周末轻松惬意之中的人们在刚刚开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里又看到了久违的崔永元。这一次,一档同样是谈话类但是明显更加平民化和有亲和力的节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屏幕右下角是崔永元可爱的漫画像和新栏目极具口语化的名称——“小崔说事”。这个栏目里面的“小崔”,明显和“实话实说”里面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崔永元不同。按照崔永元自己的话说,如果说“实话实说”强调的是意义,那么“小崔说事”强调的是意思;如果说“实话实说”要的是深度,那么“小崔说事”则仅仅要求有价值。④节目定位的变化必然导致节目主持风格的变化,崔永元的主持风格也在“小崔说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挥。
⒈幽默风格的转变:从先忧后乐到平易近人
崔永元的幽默风格的确是在“实话实说”栏目中便形成了的,然而在看“实话实说”的时候,观众却很少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原因是“实话实说”节目要寓教于乐,要挖掘意义,要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而这些也是崔永元主要的压力所在。当初“实话实说”在早间播出的时候,观众收视率一度达到70%。
“小崔说事”里崔永元的幽默是让人觉得舒坦的。节目定位亲切平实,着重点在于能引起人们共鸣的老照片、旧影像和陈年往事,充满了怀旧的气氛,因而比较轻松。崔永元在这样的氛围里和嘉宾说笑,观众也比较放松,觉得节目有意思,话题很有趣,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崔开怀笑出声来。比如2003年12月13日播出的“球场风云”一期节目,崔永元与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姚远的对话——
崔永元: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姚远:我学国际贸易专业。崔永元:几年级了?姚远:现在是大三。崔永元:你们班主任老师姓什么?姚远:我们班主任姓吴,叫吴学昆……一连串提问和回答之后场上场下的观众都笑了。被追问的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崔永元才说:“哦,看来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
⒉语言风格的转变:从庄重深刻到平实巧妙
顾名思义,“小崔说事”当然要说点事。节目的构思很独特,每次节目都说三件事,看似彼此之间毫不相关,但每每看下来又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天衣无缝。这里面主要是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崔永元巧妙的主持语言的匠心独运。如2004年的一期节目《钱啊,钱》就是最好的例子。先是崔永元问一位收藏钱币的嘉宾,一元人民币背面天山牧场正面的女拖拉机手是谁?嘉宾说不知道,于是便引出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节目进行中,崔永元又引领在场观众一起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接着又请这首歌的作者出场……
主持人语言平实、巧妙,转换“阵地”却又不留痕迹。观众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愉快地跟着崔永元移到了节目的下一部分。
⒊节目形式的转变:从微言大义到轻松有趣
“小崔说事”在节目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首先,每期节目都运用大屏幕。有时候在节目开头,有时候在节目中间播放老照片、旧影像或纪录片。崔永元结合着屏幕播放的内容自然巧妙地引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和话题。既给人轻松之感,又可以使观众在忙碌和快节奏的生活之中感受难得的怀旧的心灵涤荡,迅速地进入说事的主题。其次,虽然没有乐队,节目中音乐的元素却没有减少。例如以上提到的《钱啊,钱》的一期节目里,大家齐声高唱儿时的老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在歌声中一起回忆。
三、从“实话实说”到“小崔说事”:电视谈话节目发展启示
与“实话实说”相比,“小崔说事”话题更广泛,内容更轻松,选题操作也简便多了。从这个个案中,我们看到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的确有更多的潜力可待开发,从“实话实说”到“小崔说事”的嬗变给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⒈增强话题的情节性和故事性
一个好的节目的诞生,不光要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事件和为这一事件的叙述而准备好的包容性和客观性,更取决于这一事件以何种方式进行讲述。而有些电视谈话节目因为对理性框架的追求、对表层结构完美的努力而在无意当中剪切掉了谈话节目作为人际交流所应有的现场感。主持人作为外聚焦的一个点,在精耕细作地梳理事件的同时,个性化的表现还不够突出。以电视访谈节目这一特殊节目类型来说,因果关系的顺序性安排以及矛盾对立因素的凸显是增强这类节目可看性和深度的重要手段。
在谈话过程中,主持人既不能完全落入讲述者的表层叙述,被牵着鼻子走,也不能刚愎自用、完全依照自己心目中的表层结构和访谈目的逐一提问,而是以独到的目光在交流中发现、寻找两者的契合点,并由此生发开去,通过细致入微的提问和再提问,接近事件的内核,了解事件的真相,在迂回曲折之间达到深入性和可看性的统一。
⒉深化电视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
从广义的符号概念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符号是意识和经验的集合。在所有符号中,语言明显地占支配地位,因为,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思维的外壳。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围绕话题,分别以个性化的口语表达方式,融汇成一个川流不息的“语义场”,达成交流看法、沟通情感、提高认知、升华思想的目的。
此外,音乐、灯光、布景、道具及人物动作眼神等非语言符号形式是谈话现场信息传播的辅助手段。通常,语言文字符号的传达能力是有限的,而 “非语言符号”传递的信息往往比“语言符号”更加形象丰满,可观可感。传播学研究集大成者施拉姆指出“传播是对一系列传递信息符号所具含义的分享。”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受众通过解读来发现意义,使得电视传播的符号效能被充分发现和接受。
因此,对非语言符号恰到好处的运用,不但能够辅助传播信息,而且可以触动受众的心弦,激发受众和嘉宾流露真情实感,将气氛推向高潮,更有利于语义场的构建和信息的传播的目的。当情绪空间、语言空间和信息空间水乳交融时,受众不仅获得感官上的享受,更是传播效果上的补充,也更深化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
谈话节目使视觉和听觉功能并驾齐驱,受众把视觉信息与听觉信息相结合,扩充、延伸和深化画面的内涵,从而更好地理解画面,深刻地感受画面的情景和气氛,从而深化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展现理性的规范。
⒊完善电视谈话节目的品牌经营
电视谈话节目的品牌经营包括节目的形象识别系统,如片花、主持人、演播室的设定和包装,节目题材、风格、样式的稳定性,以及案头策划、甄别话题、挑选嘉宾、后期制作等一系列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机制。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傳统和比较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涌现出许多著名节目品牌和著名主持人。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太重视品牌经营,真正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较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明显不够。在激烈的媒体竞争面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面临着打造品牌的压力。为了创立节目品牌,我们应该在传媒市场调研的前提下找准某一特定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市场定位,对节目进行CI(企业形象识别)策划,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念,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提高受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和忠诚度。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变迁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角色的增多、人际交往的扩大、生活方式的更新使人们需要适应和应对的生活事件大幅度增长,受众需要一种倾诉或讨论的平台,来舒缓紧张情绪,减轻工作压力,谈话节目借助电视这一先进传媒,借助场式传播的沟通渠道,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平等说话,实现表达意见权利和说实话的机会,并因此而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谈话节目虽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要克服自身存在的思想文化特征偏移、话题匮乏、节目样式单一等弊端。电视谈话节目声画结合的表现形式决定了它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是具有优势地位的。谈话的个性化、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深受观众所喜爱,更赋予电视节目新的生命源泉。谈话过程中合理的融合非语言符号的表达,可以增强节目的感官性,传达出由衷的感情,拓宽广泛的感知、联想和判断的空间,从而实现电视谈话节目的更大发展。
注释
①黄宝书:《谈谈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及现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2期
②朱羽君,殷乐:《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谈话形态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第121-第122页
③引自央视网站《精品赏析》栏目简介
④徐琰:《从“小崔说事”说开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1期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职业大学)
一、从“实话实说”分析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电视谈话节目形式可谓遍地开花,几乎占据了各种频道黄金时段的半壁江山。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为代表的一批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定位,较为成熟的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它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其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俗的经济回报。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必将是问题和矛盾暴露的过程。
⒈电视谈话节目发展溯源
谈话节目最早出现在广播中,播出模拟谈话口吻撰写的广播稿,并用比较轻松的、易于接受的谈话的方式对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和评论。电视谈话节目在美国历史悠久,其发展初期曾一度受到冷落和排挤。因为早期电视观众对于“看”的需求远远胜于“听”,广播式的漫谈很难满足他们的口味。所以,当二战后美国的电视事业突飞猛进时,纯粹的谈话节目却几乎一度绝响,脱稿谈话这种方式仅仅保留在娱乐性的“杂耍节目”和某些新闻性节目中。
电视谈话节目真正被人们接受始于1972年开播的“唐纳休访谈”。它是电视屏幕上最早出现的日间谈话节目,它一改夜间谈话节目喜剧性的表演色彩,以家庭妇女作为主要受众成为真正的谈话节目。随后,在其带动下,一大批日间谈话节目涌现。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话题越来越尖锐,从时事政治、国际形势到种族冲突、家庭暴力乃至两性关系和性变态,几乎无所不包。
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长,从其发展的轨迹看,可以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包含大量谈话要素的节目,如“十二演播室”、“东方之子”等。真正意义上的谈话节目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为代表,节目形式是由主持人和演播室受众围绕特定话题展开讨论。 1996年3月16日,“东方时空”推出一档“周日特别奉献”节目“实话实说”。随着“实话实说”声名鹊起,中央和地方各级电视台也纷纷上马谈话节目,比较有影响的有央视一套的“艺术人生”、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湖南卫视的“鲁豫有约”以及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①。目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已逐渐走上正轨,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收视率,培养了相对固定的收视群体。可以说,红红火火的电视谈话节目已成为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电视荧屏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⒉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现状扫描
尽管历史不长,观众消费能力也还有限,但大杂烩式的谈话节目已不能满足日益成熟的电视观众,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开始分化。
话题类节目以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为中心,由主持人、嘉宾及现场观众共同参与探讨。这类节目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为代表。不求观点一致,允许意见相左,在争论和对话中让大家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使观众能结合个人感受来加以评判,是这类节目的魅力所在②。
人物类谈话节目向观众介绍一个或多个有个性有影响的人物为主,通过主持人与节目主角人物的对话,让观众充分了解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了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以他的性格精神来感染观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栏目和“读书时间”以及“艺术人生”应该属于人物类电视谈话节目。
新闻类谈话节目是就新近发生的典型的新闻事件为内容,请有关人士介绍事件的前前后后,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尊重观众的知情权,让大家了解应该知道的事情;或者就某些局势动态,请有关权威人士给观众介绍相关背景及战略方针,如中央电视台“新闻1+1”。
评析类谈话节目以欣赏为主,依附于电视作品和资料素材,由感性到理性,从而帮助观众完成完整的审美过程③。中央电视台的“精品赏析”栏目便属于评析类电视谈话节目,他们每期关注一部作品(或晚会或电视剧或其他),请有关主创人员、专家、观众一起探讨其得失。
娱乐类电视谈话节目一般以娱乐界的明星为对象,以主持人的引导甚至是巧妙的逼问手段,让明星们倒出腹中的酸甜苦辣、幕后秘闻和一些本不愿公开的隐私,以满足电视观众的好奇心。这类节目虽然也是以人物为主,也介绍人物的一些生活经历与感想,但目的却是为了娱乐大众,所以可以称做是娱乐类谈话节目。目前,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湖南经视的“越策越开心”等。
⒊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作为继“综艺风”、“益智风”后的第三股收视风潮,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无疑是电视事业深化改革的结晶,是电视传播向深度、广度拓展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是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当中国发展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时,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得越来越小,大众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非常强烈,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二是公众思想交流的需要。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西交流频繁、生活急剧变化、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受到强烈冲击,这使很多人感到迷惘困惑、心态失衡、情绪浮躁,需要调节和交流、缓解和引导。三是受众心理成熟的结果。早期的电视观众对于“看”的要求远胜于“听”,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受众一方面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而谈话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種虚拟的“公共论坛”。四是追求商业利润的考虑。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大约是同样长度的戏剧节目或专题节目的十分之一。商业因素及其带来的竞争机制也能大大促进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和完善。
⒋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不足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将人际传播引入大众传播的节目形态,为普通大众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谈话节目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一是媚俗倾向使谈话节目备受指责。当前,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过度渴求,我国的某些电视谈话节目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呈现出媚俗的倾向。这在港台“脱口秀”和内地的一些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猎奇、窥私、宣泄、搞笑,种种庸俗之风甚嚣尘上。二是模仿与造假使谈话节目处境尴尬。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制作者、嘉宾、现场观众甚至“合谋”,人为制造悬念、冲突,来蒙蔽广大观众。但是这种程式化的冲突,往往手法并不高明,反而露出马脚,极大地损害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品质和声誉。另外,谈话节目样式上还存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港台电视谈话节目的样式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脱口秀”,而内地的电视谈话节目特别是人际关系类和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有不少是对港台节目样式的套用和模仿。 三是话题“匮乏”使谈话节目陷入困顿。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敢言天下一切能言之物,大至时事政治、国际态势、种族冲突,小至家庭暴力、两性关系、性变态、吸毒等等。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在开播之初,话题停留在比较软性的题材上,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生活状态,后来题材逐渐广泛,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热点。主要分为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等类别。由于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不同,我国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从“实话实说”的选题来看,目光往往停留在一些社会性热点,如“走进沙漠”、“中国女排,爱拼才会赢”、“下岗后该怎么办”,缺乏对个体深层次的探寻和关怀。
二、从“小崔说事”探究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如何突围
2002年9月,崔永元因身体原因从荧屏悄然淡出,没有了小崔的“实话实说”有些冷清。2003年7月19日晚上10∶30,沉浸在周末轻松惬意之中的人们在刚刚开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里又看到了久违的崔永元。这一次,一档同样是谈话类但是明显更加平民化和有亲和力的节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屏幕右下角是崔永元可爱的漫画像和新栏目极具口语化的名称——“小崔说事”。这个栏目里面的“小崔”,明显和“实话实说”里面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崔永元不同。按照崔永元自己的话说,如果说“实话实说”强调的是意义,那么“小崔说事”强调的是意思;如果说“实话实说”要的是深度,那么“小崔说事”则仅仅要求有价值。④节目定位的变化必然导致节目主持风格的变化,崔永元的主持风格也在“小崔说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挥。
⒈幽默风格的转变:从先忧后乐到平易近人
崔永元的幽默风格的确是在“实话实说”栏目中便形成了的,然而在看“实话实说”的时候,观众却很少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原因是“实话实说”节目要寓教于乐,要挖掘意义,要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而这些也是崔永元主要的压力所在。当初“实话实说”在早间播出的时候,观众收视率一度达到70%。
“小崔说事”里崔永元的幽默是让人觉得舒坦的。节目定位亲切平实,着重点在于能引起人们共鸣的老照片、旧影像和陈年往事,充满了怀旧的气氛,因而比较轻松。崔永元在这样的氛围里和嘉宾说笑,观众也比较放松,觉得节目有意思,话题很有趣,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崔开怀笑出声来。比如2003年12月13日播出的“球场风云”一期节目,崔永元与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姚远的对话——
崔永元: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姚远:我学国际贸易专业。崔永元:几年级了?姚远:现在是大三。崔永元:你们班主任老师姓什么?姚远:我们班主任姓吴,叫吴学昆……一连串提问和回答之后场上场下的观众都笑了。被追问的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崔永元才说:“哦,看来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
⒉语言风格的转变:从庄重深刻到平实巧妙
顾名思义,“小崔说事”当然要说点事。节目的构思很独特,每次节目都说三件事,看似彼此之间毫不相关,但每每看下来又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天衣无缝。这里面主要是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崔永元巧妙的主持语言的匠心独运。如2004年的一期节目《钱啊,钱》就是最好的例子。先是崔永元问一位收藏钱币的嘉宾,一元人民币背面天山牧场正面的女拖拉机手是谁?嘉宾说不知道,于是便引出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节目进行中,崔永元又引领在场观众一起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接着又请这首歌的作者出场……
主持人语言平实、巧妙,转换“阵地”却又不留痕迹。观众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愉快地跟着崔永元移到了节目的下一部分。
⒊节目形式的转变:从微言大义到轻松有趣
“小崔说事”在节目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首先,每期节目都运用大屏幕。有时候在节目开头,有时候在节目中间播放老照片、旧影像或纪录片。崔永元结合着屏幕播放的内容自然巧妙地引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和话题。既给人轻松之感,又可以使观众在忙碌和快节奏的生活之中感受难得的怀旧的心灵涤荡,迅速地进入说事的主题。其次,虽然没有乐队,节目中音乐的元素却没有减少。例如以上提到的《钱啊,钱》的一期节目里,大家齐声高唱儿时的老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在歌声中一起回忆。
三、从“实话实说”到“小崔说事”:电视谈话节目发展启示
与“实话实说”相比,“小崔说事”话题更广泛,内容更轻松,选题操作也简便多了。从这个个案中,我们看到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的确有更多的潜力可待开发,从“实话实说”到“小崔说事”的嬗变给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⒈增强话题的情节性和故事性
一个好的节目的诞生,不光要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事件和为这一事件的叙述而准备好的包容性和客观性,更取决于这一事件以何种方式进行讲述。而有些电视谈话节目因为对理性框架的追求、对表层结构完美的努力而在无意当中剪切掉了谈话节目作为人际交流所应有的现场感。主持人作为外聚焦的一个点,在精耕细作地梳理事件的同时,个性化的表现还不够突出。以电视访谈节目这一特殊节目类型来说,因果关系的顺序性安排以及矛盾对立因素的凸显是增强这类节目可看性和深度的重要手段。
在谈话过程中,主持人既不能完全落入讲述者的表层叙述,被牵着鼻子走,也不能刚愎自用、完全依照自己心目中的表层结构和访谈目的逐一提问,而是以独到的目光在交流中发现、寻找两者的契合点,并由此生发开去,通过细致入微的提问和再提问,接近事件的内核,了解事件的真相,在迂回曲折之间达到深入性和可看性的统一。
⒉深化电视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
从广义的符号概念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符号是意识和经验的集合。在所有符号中,语言明显地占支配地位,因为,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思维的外壳。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围绕话题,分别以个性化的口语表达方式,融汇成一个川流不息的“语义场”,达成交流看法、沟通情感、提高认知、升华思想的目的。
此外,音乐、灯光、布景、道具及人物动作眼神等非语言符号形式是谈话现场信息传播的辅助手段。通常,语言文字符号的传达能力是有限的,而 “非语言符号”传递的信息往往比“语言符号”更加形象丰满,可观可感。传播学研究集大成者施拉姆指出“传播是对一系列传递信息符号所具含义的分享。”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受众通过解读来发现意义,使得电视传播的符号效能被充分发现和接受。
因此,对非语言符号恰到好处的运用,不但能够辅助传播信息,而且可以触动受众的心弦,激发受众和嘉宾流露真情实感,将气氛推向高潮,更有利于语义场的构建和信息的传播的目的。当情绪空间、语言空间和信息空间水乳交融时,受众不仅获得感官上的享受,更是传播效果上的补充,也更深化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
谈话节目使视觉和听觉功能并驾齐驱,受众把视觉信息与听觉信息相结合,扩充、延伸和深化画面的内涵,从而更好地理解画面,深刻地感受画面的情景和气氛,从而深化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展现理性的规范。
⒊完善电视谈话节目的品牌经营
电视谈话节目的品牌经营包括节目的形象识别系统,如片花、主持人、演播室的设定和包装,节目题材、风格、样式的稳定性,以及案头策划、甄别话题、挑选嘉宾、后期制作等一系列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机制。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傳统和比较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涌现出许多著名节目品牌和著名主持人。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太重视品牌经营,真正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较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明显不够。在激烈的媒体竞争面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面临着打造品牌的压力。为了创立节目品牌,我们应该在传媒市场调研的前提下找准某一特定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市场定位,对节目进行CI(企业形象识别)策划,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念,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提高受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和忠诚度。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变迁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角色的增多、人际交往的扩大、生活方式的更新使人们需要适应和应对的生活事件大幅度增长,受众需要一种倾诉或讨论的平台,来舒缓紧张情绪,减轻工作压力,谈话节目借助电视这一先进传媒,借助场式传播的沟通渠道,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平等说话,实现表达意见权利和说实话的机会,并因此而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谈话节目虽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要克服自身存在的思想文化特征偏移、话题匮乏、节目样式单一等弊端。电视谈话节目声画结合的表现形式决定了它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是具有优势地位的。谈话的个性化、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深受观众所喜爱,更赋予电视节目新的生命源泉。谈话过程中合理的融合非语言符号的表达,可以增强节目的感官性,传达出由衷的感情,拓宽广泛的感知、联想和判断的空间,从而实现电视谈话节目的更大发展。
注释
①黄宝书:《谈谈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及现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2期
②朱羽君,殷乐:《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谈话形态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第121-第122页
③引自央视网站《精品赏析》栏目简介
④徐琰:《从“小崔说事”说开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1期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