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学与北京大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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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孟加拉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进一步搭建了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之间的友好桥梁,加深了三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伟大作家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和北京大学有深厚的人文合作交流历史,"泰戈尔学"在北京大学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也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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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法国作家保罗?克洛代尔(1868-1955)对逃逸的反思置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通过作家在人生不同阶段对"个体的逃逸"、"外部的逃逸"和"心灵的逃逸"的反思,分析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心怀信仰的作家对个体自由与幸福、对社会飞速变化现象的反思和对自己艺术创作姿态的确立,并揭示他在现代和古典语境之间、在跨文化语境之间所作的富有开拓性的对话尝试。
威廉斯的"可变音步"素被评论界视为难解之"谜"。本文拟运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就"可变音步"的源起与构建两个层面展开剖析,以期厘清并揭开"可变音步"之谜。早在1921年爱因斯坦初访纽约之际,威廉斯创作的诗歌《水仙花的圣弗朗西斯·爱因斯坦》即已涵括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两大思想:相对同时性的主体经验感知与相对时空观;在后期"可变音步"的具体构建中,这两大思想又成为其构建之宗即"美式口语节奏"与"诗行重塑"的重要指向。威廉斯深受相对论影响的"可变音步"构成20世纪诗歌与科学相交融的
《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的金枝意象是西方古典研究的难题之一。单就当代的研究而言,布鲁克斯(Robert Brooks)和韦斯特(David West)二人的解释影响深远。韦斯特重申金枝与柏拉图的联系,以惟一的一条文献证据为基础,存在以偏概全之虞;布鲁克斯以文本细读为圭臬的解释在细节上与他自己所倡导的"文本本身的内在进程"原则不合,虚构或至少放大了某些特定情节,有求之过深、穿凿附会之误,遭韦斯特指责实属难免。本文认为,作为埃涅阿斯往返冥府的"通关文牒",金枝是肉身死亡的赦免证明,其作用是让埃涅阿斯这个大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家》聚焦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呈现了黑人个体和群体在战后繁荣时期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小说书写的现代医学为谋求快速发展对黑人生命的征用,以及黑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暴力、规训和制度性隔离等细节,蕴含了有关生命政治治理逻辑及其手段的丰富表征。同时,作家对黑人抗争和出路的探究又赋予了小说"反生命政治"的文本表征。莫里森借由《家》打破了长久以来公共叙事对生命政治在上世纪50年代任意宰制黑人生命的缄默,同时也表达了她对美国黑人民权问题的洞察与深入思考。
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历来得到批评家们的重视,但我们的目光往往集中在麦克白及麦克白夫人的人物形象上。本文拟从《麦克白》第四幕第三场中突兀出现、看似与全剧无关的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的御触行为这一细节描述入手,结合英国王室仪式传统,比较剧中的君王与詹姆士一世,揭示出这一细节背后的政治。
在情节上几乎独立成章的《自然之子故事》是维兰德小说《金镜》(第一版1772/第二版1794)的重要组成部分;孤立来看,《自然之子故事》本身也是一篇相对完整的乌托邦小说。通过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分析,本文一方面尝试凸显《自然之子故事》与整部小说的有机关联,从而达致对维兰德小说《金镜》的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本文尝试从《自然之子故事》出发,探讨18世纪下半叶的德语启蒙乌托邦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特色所在,即这一时期的德语启蒙乌托邦文学所具有的现实指涉性、自我反思功能和道德诉求;同时,本文亦尝试凸显以上三
马克·吐温的《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时空穿越小说。通过将时空穿越与架构历史叙事结合在一起,马克·吐温成功地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该小说不仅史无前例地表现了主人公汉克·摩根的时空穿越和对亚瑟王朝的历史架构,而且通过主人公以科技架构历史遭到失败的悲剧,表达了作家对资本主义的科技、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批判。
在西方批评界看来,《团圆饭》是一篇关于"日本性"的短篇小说,它所营造的自杀氛围体现了石黑一雄的"日式怀旧"。石黑一雄声称小说只是对西方读者阅读期待的戏弄而已,日本并非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热衷于自杀。石黑一雄的回应以及后来对"日本性"的刻意回避引发了批评界对其文化认同的关注。其实,石黑一雄在小说中解构了象征"日本性"的男性气质,旨在从女性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立场融入西方主流批评话语,但代价却是把想象的"日本"以东方主义的方式"阴柔化",满足了西方对日本的"异域想象"。石黑一雄迎合西方
《蝇王》中儿童共同体的演化过程与其说再现了人类文明毁灭的后果,不如说揭示出文明毁灭后共同体的重建困境。一方面,拉尔夫的民主政体是对成人世界的单纯模仿,受制于其内在的"自体免疫"机制而无法阻止杰克合法地攫取领导权并导致民主的终结;另一方面,杰克的猎猪部落虽然依靠神秘共契实现对外部威胁的想象性控制,却为了确保其"同一性"需求而陷入"自杀逻辑"。两者之间的致命冲突看似文明和野蛮的对决,实则是现代性的两幅面孔。通过呈现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崩塌的绝境时刻,戈尔丁表达了对战后欧洲在尚未深刻反思现代性之前便掀
拜厄特笔下的女性作家总是对写作怀有恐惧,这种女性与写作之间的张力展现出另一种对物的呈现。其短篇《玫瑰色茶杯》以客体为导向,在间接的修辞中重新建构了诗意。本文从客体关系出发,以精神分析和思辨实在论为基础,重新审视拜厄特诗学的客体导向特征。客体的隐退和过剩一方面以图画叙事突破了语音-能指的焦虑和女性写作中的失语恐惧,另一方面又以不可言说之物阻断了指意过程,以客体的潜势作为修辞力来生成意义和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