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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
但被学界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胡光墉就是胡雪岩。这两位的事迹，人们大都不陌生。
而作为另一个商圣的白圭，许多人对之还知之甚少。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是中国经商之鼻祖。
白圭生于风云际会的春秋战国时代，曾经在魏国做高官。他是东周洛阳人，因为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即经营民生之鼻祖，经商业之祖师爷，并说到：“白圭其有所试，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矣。”就是说他不仅有丰富的经商实践，而且他还十分善于经商。
他的经商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颇有见地，富有成效。
乐观时变：预测市场行情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慢慢摸索，并逐渐地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
他主张经商必须要“乐观时变”，即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在此基础上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出售粮食。
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欠差价。
一次，商人们一窝蜂地抛售棉花，价格被压得很低，白圭见状，便吩咐手下的僮仆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一概收尽他们手中的存货。后来，由于连绵不断的阴雨，棉花严重欠收，那些手中已经没有棉花存货的商人开始四处寻棉。这时，白圭便以高出收购价的价格卖出了全部库存，以赚取利润。
白圭非常重视对年景丰欠的预测，注重研究气候变化的他，总结出了粮食生产丰、灾的规律。他指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意思是说，在12年的一个周期内，有若干发展变化的规律可循，一般每隔3年将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比如，前3年中有了一个好年景，那此后的第三年往往就是大早之年，而大早之后又是涝年，涝年之后又是好年景。而好年景和荒年之间，谷物的价格也会有一倍的差异……
白圭还强调，从商要树立正确的“取与观”，一旦出现机遇，就要像鹰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乌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
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
白圭的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
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薄利多销 眼光长远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白圭一直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的经济思想，即为了让自己的经济利益增长，在经营和自己吃饭时需要选取差一些的谷物。
而如果是为了做种子，使来年丰收，就要取上等的种子，因为只有上等的谷种才能使谷物产量增加，才会有好的收益。
在白圭生活的时代，谷物是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费者通常是些平民，他们的消费要求是填饱肚子即可，因而商人主要配备的货物应是下等谷物，而不是替贵族和大地主等少数人提供的上等谷物，以此达到利薄多销的目的。
优质的好种子是庄稼人获取财富的基础，也是商家货源质量的保障，所以提供好谷物给农民播种，既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又体现了商人的长远眼光。
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
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
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
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崇尚简朴，与僮仆同苦乐
先秦时期，诸子大都肯定“俭”而否定“奢”。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曰：“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管子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可见，崇尚节俭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尤其儒家的崇俭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一般来说，商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奢侈挥霍，视钱如泥沙；一种是俭朴自守，希望一文钱掰成两半花。
与勤劳相连，节俭是商人精神中的重要一条。伟大的商人懂得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勤不得，不俭不丰”，俭以节支，勤而且俭才能聚财致赢，否则，用之无节，犹如漏后不堵，必致财源流失。由此可见，“俭”字之至关紧要，勤俭两者不可偏废。
经商的时候，节俭就是对成本的节约，成本的节约就意味着产品利润空间的增大，所以，节俭与成本会产生聚变效应，即节俭会导致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
白圭因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华摆阔，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说：白圭一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对于下人僮仆能“同苦乐”。
这种难能可贵的操行，也是白圭能在商业上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经商犹如治国统兵
在白圭所处的时代，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自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无疑是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
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当时，由于战争和赋敛加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的现象盛行，一些为富不仁的商人也因此得了到暂时的利益，可这与白圭“利民后再取财”的思想相违背。
在白圭眼中，盲目将利益最大化的人，其实是目光短浅的鼠辈，只有治国平天下气魄的人，时时为生产者考虑，才能将生意做得稳定而长远。
“智、勇、仁、强”，是白圭对经商思想的高度概括，即要讲究商业经营中的谋略，要善于用脑筋，捕捉商机，行动要果决，不优柔寡断，要心存仁慈，不巧取豪夺，要审时度势，临危不乱。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
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
“商圣”。
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但被学界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胡光墉就是胡雪岩。这两位的事迹，人们大都不陌生。
而作为另一个商圣的白圭，许多人对之还知之甚少。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是中国经商之鼻祖。
白圭生于风云际会的春秋战国时代，曾经在魏国做高官。他是东周洛阳人，因为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即经营民生之鼻祖，经商业之祖师爷，并说到：“白圭其有所试，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矣。”就是说他不仅有丰富的经商实践，而且他还十分善于经商。
他的经商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颇有见地，富有成效。
乐观时变：预测市场行情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慢慢摸索，并逐渐地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
他主张经商必须要“乐观时变”，即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在此基础上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出售粮食。
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欠差价。
一次，商人们一窝蜂地抛售棉花，价格被压得很低，白圭见状，便吩咐手下的僮仆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一概收尽他们手中的存货。后来，由于连绵不断的阴雨，棉花严重欠收，那些手中已经没有棉花存货的商人开始四处寻棉。这时，白圭便以高出收购价的价格卖出了全部库存，以赚取利润。
白圭非常重视对年景丰欠的预测，注重研究气候变化的他，总结出了粮食生产丰、灾的规律。他指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意思是说，在12年的一个周期内，有若干发展变化的规律可循，一般每隔3年将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比如，前3年中有了一个好年景，那此后的第三年往往就是大早之年，而大早之后又是涝年，涝年之后又是好年景。而好年景和荒年之间，谷物的价格也会有一倍的差异……
白圭还强调，从商要树立正确的“取与观”，一旦出现机遇，就要像鹰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乌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
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
白圭的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
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薄利多销 眼光长远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白圭一直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的经济思想，即为了让自己的经济利益增长，在经营和自己吃饭时需要选取差一些的谷物。
而如果是为了做种子，使来年丰收，就要取上等的种子，因为只有上等的谷种才能使谷物产量增加，才会有好的收益。
在白圭生活的时代，谷物是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费者通常是些平民，他们的消费要求是填饱肚子即可，因而商人主要配备的货物应是下等谷物，而不是替贵族和大地主等少数人提供的上等谷物，以此达到利薄多销的目的。
优质的好种子是庄稼人获取财富的基础，也是商家货源质量的保障，所以提供好谷物给农民播种，既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又体现了商人的长远眼光。
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
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
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
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崇尚简朴，与僮仆同苦乐
先秦时期，诸子大都肯定“俭”而否定“奢”。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曰：“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管子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可见，崇尚节俭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尤其儒家的崇俭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一般来说，商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奢侈挥霍，视钱如泥沙；一种是俭朴自守，希望一文钱掰成两半花。
与勤劳相连，节俭是商人精神中的重要一条。伟大的商人懂得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勤不得，不俭不丰”，俭以节支，勤而且俭才能聚财致赢，否则，用之无节，犹如漏后不堵，必致财源流失。由此可见，“俭”字之至关紧要，勤俭两者不可偏废。
经商的时候，节俭就是对成本的节约，成本的节约就意味着产品利润空间的增大，所以，节俭与成本会产生聚变效应，即节俭会导致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
白圭因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华摆阔，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说：白圭一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对于下人僮仆能“同苦乐”。
这种难能可贵的操行，也是白圭能在商业上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经商犹如治国统兵
在白圭所处的时代，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自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无疑是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
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当时，由于战争和赋敛加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的现象盛行，一些为富不仁的商人也因此得了到暂时的利益，可这与白圭“利民后再取财”的思想相违背。
在白圭眼中，盲目将利益最大化的人，其实是目光短浅的鼠辈，只有治国平天下气魄的人，时时为生产者考虑，才能将生意做得稳定而长远。
“智、勇、仁、强”，是白圭对经商思想的高度概括，即要讲究商业经营中的谋略，要善于用脑筋，捕捉商机，行动要果决，不优柔寡断，要心存仁慈，不巧取豪夺，要审时度势，临危不乱。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
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
“商圣”。
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