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外需、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货币金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在2010年尤为明显,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余永定表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诸多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调控难度变大。
从短期和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外需的变化。中国出口强劲回升是国内对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乐观估计的主要根据。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由于某种小概率事件发生导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美国之外的某些重要经济体,如欧元区出现严重问题拖累世界经济的可能性。
同时,中国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也存在不确定性。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出手快、力度大,迅速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也可能存在出手过快、力度过大的问题。2010年新增项目肯定会减少,如果由此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则中国经济增长就可能会出现失速。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不如预期,继续保持较高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仍难以避免。但今年增加投资的政策空间将大大小于2009年。
从货币金融角度来看,2010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般估计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最多不超过4%。但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走势很难判断。由于国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国股市、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也存在巨大变数。
从长期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得到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在产能过剩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出口冲动必将进一步增加。这又意味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状况得不到改善,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将会进一步激化。
余永定认为,如果外部环境再次恶化,中国仍然可以像在2009年那样运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必将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尽可能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许可以把外部压力变成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
2010年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例如,中国在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医疗、社保方面支出的还应该进一步提高;应该在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的同时,开征财产税、减少出口退税等等。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实现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也应该成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货币政策无疑会向偏紧的方向演进。我认为中央银行可以设定一个中期通货膨胀目标,从而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对资产泡沫的控制不应完全服从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房地产发展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应该稳定居民和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的预期,减少房地产投机和房地产开放的波动。
此外,中央银行应该逐渐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多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为了减少金融不稳,中央银行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以便防止国际上的金融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
如果说,对于现有的外汇储备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好想,但中国至少应该大大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条途径:减少双顺差和把双顺差转化为资本输出。但是,对于增加海外投资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我们就会从一个陷阱落入另一个陷阱。
现阶段,刺激消费需求应该是政策的着力点,但刺激消费也有潜在的危险:不利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维持和提高。因而,如何把刺激消费的政策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石二鸟的最佳政策。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孙瑜
从短期和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外需的变化。中国出口强劲回升是国内对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乐观估计的主要根据。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由于某种小概率事件发生导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美国之外的某些重要经济体,如欧元区出现严重问题拖累世界经济的可能性。
同时,中国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也存在不确定性。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出手快、力度大,迅速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也可能存在出手过快、力度过大的问题。2010年新增项目肯定会减少,如果由此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则中国经济增长就可能会出现失速。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不如预期,继续保持较高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仍难以避免。但今年增加投资的政策空间将大大小于2009年。
从货币金融角度来看,2010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般估计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最多不超过4%。但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走势很难判断。由于国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国股市、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也存在巨大变数。
从长期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得到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在产能过剩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出口冲动必将进一步增加。这又意味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状况得不到改善,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将会进一步激化。
余永定认为,如果外部环境再次恶化,中国仍然可以像在2009年那样运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必将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尽可能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许可以把外部压力变成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
2010年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例如,中国在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医疗、社保方面支出的还应该进一步提高;应该在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的同时,开征财产税、减少出口退税等等。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实现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也应该成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货币政策无疑会向偏紧的方向演进。我认为中央银行可以设定一个中期通货膨胀目标,从而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对资产泡沫的控制不应完全服从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房地产发展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应该稳定居民和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的预期,减少房地产投机和房地产开放的波动。
此外,中央银行应该逐渐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多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为了减少金融不稳,中央银行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以便防止国际上的金融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
如果说,对于现有的外汇储备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好想,但中国至少应该大大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条途径:减少双顺差和把双顺差转化为资本输出。但是,对于增加海外投资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我们就会从一个陷阱落入另一个陷阱。
现阶段,刺激消费需求应该是政策的着力点,但刺激消费也有潜在的危险:不利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维持和提高。因而,如何把刺激消费的政策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石二鸟的最佳政策。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孙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