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决策下，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向豫湘桂进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争取抗战局势的迅速好转，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在陕、甘、宁边区南泥湾进行大生产的三五九旅组织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进军湘鄂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和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会合，逐步向南发展，与广东的东江纵队连成一线，创建华南红色抗日根据地。我当时随军南下，亲身经历了这段难忘的战斗生活……
　　
　　南征的准备和南征
　　
　　 1944年秋，在南泥湾进行生产的三五九旅正积极准备秋收之时，突然接到旅司令部的命令，限半个月内务必将本单位所有事情处理完毕，有的移交兄弟部队，有的交给当地政府，整装待令出发。紧接着，部队进行了组织调整，第一梯队共组织了7个大队，每个队都以共产党员、生产模范、先进工作者等精兵强将为骨干组成。编队完成后于10月中旬出发。日行军90华里，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在延安郊区，部队继续加强练兵，营以上干部集中听取了中央领导对全国形势的分析和有关任务、政策等指示。全军都换了新的冬装，补充了武器弹药，备足了干粮，除小米外，每人还发了3斤煮熟的牛肉及烤干馍粉，准备在路上最困难时食用。带给补充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队和广东东江纵队的干部大约近千人编成了第六、第七大队。南征第一梯队总兵力约5000余人。
　　 临出发前，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在延安飞机场送行。毛主席检阅部队并讲了话。要求大家要团结一致，不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困难过去就是胜利。毛主席还幽默地说：“同志们到我们的家乡去吃大米，刈地图（即建立根据地），把我们党的红旗插到我们的家乡去。”
　　 1944年11月9日，部队从延安出发。从延安到黄河边，从永平镇到绥德吴堡县，直到螅蜊裕黄河边，沿路群众都组织欢送。鲁艺的全体学员也参加了秧歌队欢送道别。全体指战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因王震于1940年一到陕北就赶走国民党何绍南的部队，担任绥、米、假、吴、清警备区的专员，所以当地群众对王震司令员非常拥护。群众唱年歌唱道：八路军打走何绍南，来了一个王专员。王专员他领导得好，保佑老百姓都平安。
　　 过了黄河，部队到了山西的临县、离石。这里属晋绥军区的三分区，又越过离石公路，到达吕梁山区，稍事休息一天。太阳刚开始落山时，部队从方山县出发，过汾河，在日军占领的数十个碉堡中穿过，向同蒲铁路挺进，于第二天拂晓到达平遥县的一个村庄，一夜行程达200华里。在进入太岳区后，部队和一一五师会合了，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因三五九旅所持武器都是华北敌后抗战中缴获日军的，不论轻重机枪还是步枪都是六五式子弹，而在南方找这种子弹比较困难，所以都换成了打七九子弹的枪支。部队在休整期间，听取了部队首长对华北和太岳地区的斗争形势报告及有关继续南下的方针政策中应注意和解决的问题的指示。
　　 原准备到沁水城以东南渡黄河再到河南，但日军和国民党部队已获知我部南渡的意图，因此，在黄河西岸严密布置兵力封锁阻击。正当我南征部队研究如何强渡时，接到前哨侦察员报告，说黄河上游有一个地段已冻成冰桥。这真是一个喜讯！王震司令员立即带领部队连夜兼程，向黄河地带进发，第二天一早就到达垣曲县以东一个有六七尺厚、七八十米宽的冰桥旁，全军人马从冰桥上渡过了黄河天险。据当地群众说，过去李自成造反时也曾冻成过冰桥，以后他们从未见过。副政委王恩茂说：“真是天助我也。”一过冰桥，王震司令员就宣布已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贺电，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贺电。全体指战员听了后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雄赳赳、气昂昂地继续南进。
　　 部队进入河南省境，敌情变得更加复杂而严重。沿路有日军据点和国民党部队，还有反动地方民团和反动派的散兵游勇，日军据点内还有伪军和汉奸。为了尽量减少阻力，达到顺利南下的目的，部队采取了争取、团结为主的策略。首先派侦察员与当地民团联系，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南下抗日部队，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经过宣传争取，多数地方民团都在围墙上打起白旗（当时河南很多地方的大村镇都有围墙）。但也有少数民团和国民党部队极力阻拦我南征部队，与我发生了多次激战。主要有以下几次战斗：
　　 1、通过陇海路时，在千秋镇受到国民党部队的阻击。经反复交涉无效，我军经一个多小时的反击，将敌人击退，歼灭敌人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枝100多支。
　　 2、强渡沙河。河南鲁山县城内驻有日军的一个联队，并配有数辆坦克。我南下部队分两路渡过沙河，一路由王震司令员率领，另一路由郭鹏副司令率领。那时我在三支队三连任指导员，归王震司令员领导。晚上出发前，王震司令员命令我们三连派一个排掩护全军通过沙河。我们按时到达后，因敌情紧急，王司令员命我连马上过沙河。因一连误了出发时间，王司令员便改命一连一排掩护全军渡过沙河。战士们在严寒的冬天，连棉衣裤也顾不得挽起就跳进河水中，过河后，全身衣服上的水马上结成冰块，一路叮当响。战士们就编了顺口溜：一辈子难忘过沙河，满身冰块叮当响，虽然难受很艰苦，不带开水能解渴。负责掩护任务的我一连一排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因敌强我弱，大部分同志光荣牺牲了，个别难找到部队的同志则跑回了老家，有的负伤后被当地群众救助。一连指导员刘发柱（刘原是九团政委陈文斌的警卫员）也光荣牺牲了。
　　 3、瓦岗战斗。部队强渡沙河、行进到河南确山县的瓦岗时，又受到日军的阻击，敌人布置轻重机枪严密封锁了我军通过的路口。王震司令员给一支队五连（原南泥湾七一八团三营七连模范连）下达死命令，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拿下对面山头，掩护全军通过。五连连长别了5个手榴弹，拿了一把马刀，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攻上了敌人所占的山头，消灭敌人30多名，五连连长在撤退时却被敌人冷枪击中，光荣牺牲。当天晚上，我军顺利通过瓦岗山口。第二天敌人集结1000余兵力分数路向我军扑来，我军连夜急行军越过平汉铁路，迅速转移，搞得敌人昏头昏脑，不知所向。
　　 4、陡沟战斗。经过长途行军，我南下部队准备在陡沟休整后和李先念的新四军会合，但当地国民党反动派驻军1000多人却向我军发起攻击。我军采取分步合击的战术，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将敌人全部击退，歼敌300多人，缴获枪枝100余支。战斗结束后，我军又连夜渡过淮河，经过两天的行程，于1945年1月底到达湖北的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合。
　　 从革命圣地延安出发，到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历时78天，行程4000余华里，沿路冲破日军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终于取得了南征的重大胜利。南下部队所经地区，严格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沿途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后，我们受到了五师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到处都是欢迎的标语，数千名官兵和当地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欢迎老大哥”的口号声和锣鼓声震荡着大悟山沟。第二天召开万余人欢迎大会，李先念师长首先致欢迎词，随后郑位三政委和陈少敏同志作了当地的形势报告，王震同志做了答谢词。
　　
　　开展鄂南根据地，为继续南进创造条件
　　


　　 我们和第五师会合后，带给五师的干部顺利交给五师，六大队的建制取消。南下部队在第五师和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制定了开展鄂南根据地的计划。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补充，为了加强向南挺进的力量，新四军第五师派十三旅旅长兼四十团团长张体学率部队打前战带路。和我南下部队一同南下，于1945年2月中旬南渡长江。一过长江就是通城，那天正是阴历的年三十晚上，下着倾盆大雨，全体指战员都因路滑难走摔了不少跤，全身上下都是泥巴，群众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新四军部队后，便踊跃给我们做饭吃。当地驻有两个保安大队约300余人，听到我大部队已过长江的消息后，仓皇逃到山上。事后据当地老百姓反映，两个大队的家属和小姐太太，因路滑难走，丢掉的绣花鞋从泥泞中拾了一箩筐，传为笑话。
　　 两个保安大队不敢和我们正面接触，而是在我前进路上打冷枪，使我数名战士受伤，我部队直追到崇阳县政府。经过我军政策宣传后，这些地方保安部队主动表示不与我们为敌，这就扫清了前进的道路。一路上，我军对敌作战主要有以下几次：
　　 1、三溪口战斗。敌人竭尽全力阻止我开展根据地工作，在大冶、鄂城一线的日军集结伪军1000余人向我一大队进攻，连续数次猛攻我阵地。我军坚守阵地，英勇还击，经过六七个小时的激战，消灭敌人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300余支，我们大队六七十人伤亡。经此一仗，我军声威大震长江两岸，群众挑上大米、面粉前来慰问，拍手称赞说从未见过把日军打得这样惨的部队。
　　 2、大田畈战斗。这是我军南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共消灭日军主力部队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枝300余支，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军胆战心惊，不敢轻举妄动。取得了建立鄂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3、大源镇战斗。虽经张体学部队和我三大队反复争取，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鄂南专区保安团仍然聚集六七百人向我军进攻，经数小时激战，我军歼敌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枝150余支。
　　 4、鹤口之战。我三支队从崇阳向湖南平江浏阳转移，经通城的鹤口时遭遇日军南进。我三支队共五个连英勇奋战数小时，将敌人打退，杀伤日军50余人，缴获步枪7支。所获武器是日军第一次运来的新枪，即“九九式”步枪，步枪的瞄准尖上都安有小镜子，此枪瞄准率极高，专用来打我指挥员，致使我5名连长除一个胸部受伤外，牺牲了4名，受伤的战士也都是头部和胸部中弹。
　　 5、三眼桥和长寿街战斗。三支队到达平江浏阳一线，只有平江警察大队一个排，战斗仅十分钟便逼使敌人撤退，我军进驻了三眼桥。得悉平江县警察大队队长的妻子是我党领导人任弼时的妹妹，我们与其取得了联系，她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在三眼桥休整几天后，我们渡过汩罗江，攻打长寿街。因敌人修筑的碉堡工事坚固，又有援兵来临，攻打未成功。随后连夜转移到梅仙、醴陵、桃花山、小花沙一带打游击。
　　 6、黄岸市战斗。这是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王陵基九十九军九十二师的遭遇战。凌晨3点多，我部经过黄岸市时，被敌哨兵发现，立即发生激战，因天黑，双方分不清敌我，我前面部队和后尾部队多次和敌人冲杀，有的通过，有的被冲散，我一支队队长陈宗荛在冲散拼杀中光荣牺牲，王震司令员在敌人甩过来的手榴弹未爆炸之前，被警卫员尹光普（外号“大洋马”，身高2.10米）推到五六尺深的田坎下，手榴弹爆炸，司号长和另一警卫员被炸身亡，尹光普头部受轻伤。双方死伤都不少，有的是被敌人打伤的，有的是自己误伤的，一支队参谋长尹保仁腰部受重伤后被送到桃花山养伤。被打散的部队几天后陆续归队。陈宗荛在华北抗战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及南泥湾生产中，是一位有名的战将，他牺牲后王震司令员泣不成声。第二天，部队撤到小长沙、桃花山一带休整。我当时任一大队一连政治指导员，带着20余名战士上山，在山上碰到旅部副政委王恩茂带着两名警卫员，他喊到：你们是什么人？我说一大队一连的，他说：快来！我们在山上转了一天，傍晚才碰到旅部侦察员，由侦察员带我们找到大部队。
　　
　　南下广东继续扩大抗日根据地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要“巩固和扩展在鄂南、湘中、湘南、粤北连成一线的抗日根据地，以便为对日反攻作好充分的准备”的指示，我南下部队除留少数兵力在湘北鄂南一带和敌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则冒着酷暑沿粤汉路南渡湘江。虽然渡江和沿路受到当地顽固保安部队的阻击，但都被我军击退，也有一些经我军宣传南下政策后被争取过来，协助我军工作，壮大了抗日力量。当地群众得知我们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从陕北延安南下的部队后，都争着给我们送茶水、带路。1945年8月中旬，部队到达衡山一带时，突然接到党中央发来的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苏联红军已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有利形势下，我军昼夜行军，力争尽快和曾生同志领导的广东东江纵队会合。当部队走到离东江纵队还有200多华里行程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六七个师20多万人的四面围堵。在这数十里不见人烟的深山中，我军几千人夜晚冒雨露宿，白天靠吃生南瓜、玉米、土豆、野菜充饥，转了几天仍没有找到突围口，只得连夜向八面山转移。八面山是湘鄂边境的一座大山，山顶只有一间破烂的房屋，住着一位曾在大革命时期打过游击的60多岁的老者，他被国民党追捕，逃到这里种地度日。由于饥饿，战士们将老人种的一片有五六亩的玉米连杆和棒都吃掉了。王恩茂反复向老人做工作，并付了白洋。部队还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如何突围。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化整为零，化装向北渡江，和第五师汇合，另一种则主张坚决突围出去。王震司令员和各大队长都是这个主张。王震司令员坚定地说：“坚决打出去，打得剩下一个营，我就当营长，剩下一个连，我就当连长，剩下一个排，我就当排长……”这一有力的决定使所有同志受到鼓舞。我们动员老者把他所有的粮食卖出，分给战士，用茶缸煮来吃。老者还主动带路，当天天黑走了几个小山头，来到一个小树林里，战士们开始从山上往下溜，有的碰破了头，有的手被扎破，衣服被树枝挂烂，到天亮才来到山底下。刚到山底，又遭到国民党一个保安团的阻击，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我一大队前哨尖兵连发起冲锋，歼敌3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国民党反动派得知我已从八面山突围后，又从江西、湖南各地调动兵力向我前堵后追，妄图将我军消灭于湘鄂结合部之间，迫使我军昼夜边走边打。走到江西永新一个村子时，离我四连连长张友清的家只有两华里路，他参加红军十几年，离家后就没有了音信。部队准备在此做饭吃，张连长写了个纸条叫家人快来见面，送信人未回，国民党部队就追来了，我们把未煮熟的饭带上就又出发了。行军途中最困难的是大部分指战员都没有鞋子穿，光着脚板走路，不少战士的脚鲜血直流。我连战士寇传民，因脚流血在路边休息，正遇王震司令员经过，王震司令员问：“为什么不走？”战士说：“脚上流血了，很痛。”王震同志马上将自己脚上的鞋脱下一只，说：“好，你穿一只，我穿一只。”此后，该战士从未掉队，一直跟部队回到延安。
　　 在突围后的昼夜行军中，沿途几次碰到日军，这时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军见我军路过都不打了，还主动将机枪和步枪交给我们。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仍在穷追，如不迅速北渡长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必须昼夜急行军。战士们连饭也顾不上吃，更谈不上休息和睡觉了。每天都受到敌人的堵击，只有在经过村子时向老百姓买个红苕充饥。有时一天要打几仗。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我部终于在张体学率领的四十团的掩护下，于当年的9月中旬胜利地北渡长江，和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合，再次受到五师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在这次艰苦的行军作战中，部队减员较大，有的伤亡，有的掉队，有的负伤后被国民党俘虏，部分掉队的同志化装后回到了部队，被敌人抓去的战士以后经和平谈判一部分回到了部队。如八团的教导员赵信仁就是因受伤被国民党抓去的，经和平谈判后回到了部队。该同志后来在山西汾孝战役中光荣牺牲。
　　 部队回到鄂豫边区后，经过补充训练，恢复了三五九旅的原七一七团、七一八团、七一九团的建制，在中原地区党委和第五师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鄂豫边区的枣阳、随县、信阳一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时正值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原地区已基本处于停战阶段，但仍有少数反动的国民党部队顽固不化，向我驻地进攻。我军在离枣阳县10公里驻地训练时，国民党王陵基一个加强团向我进攻，被我军打退，我军进驻枣阳县城内，缴获该团后勤装备和大批的枪支弹药及几十箱白洋和法币，大大增强了我军的装备财力。正如王震司令员在讲话中所说的：蒋介石是我们的好后勤供给部长。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积极发动全面的更大规模的内战，海上、空军、陆地加紧往东北、华北调动精锐部队准备打内战。在此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原计划由副旅长苏静和贺庆积等同志组织领导的我军第二梯队的南下部队停止南下，开往东北，归于一二九师建制，接受日军的投降并迎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
　　 我南下部队三五九旅和新四军第五师进驻鄂豫皖边区宣化店一线，我所在的第九团就驻扎在距宣化店20华里的村庄里。我们在那里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积极备战，直到1946年6月下旬的中原突围。
　　
　　中原突围
　　
　　 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不守信义，动用30万军队包围封锁了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我中原军区6万多人的部队，企图将我军困死、饿死在中原。在这异常困难的时刻，我军除派工作队下乡，动员群众交公粮外（当地群众叫“征田户”），只能靠买杂粮和寻找野菜充饥。
　　 蒋介石原计划在1946年5月1日向我中原部队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中原部队。得知消息后，党中央派董必武亲自到宣化店和国民党驻军谈判，要其执行停战协议。经过有理有节的说理的政治斗争，终于制止了这次武装攻击，化解了反动派的进攻。但蒋介石不但未减轻对我军的围堵，还继续从四川、江西等地调动装备精良的军队，由不到30万人猛增到以王陵基、王建波、薛岳等为首的40多万人的部队，以加强对我中原部队的包围，准备在1946年的7月1日对我中原部队和党政机关发动进攻，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在此危急情况下，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我军于6月27日晚向西突围。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我三五九旅连夜通过平汉铁路向西前进。我们从驻地开拔时，对群众宣传说是进行野外演习训练，连借群众的碗筷都未还，门板未上。这一夜很顺利地通过了平汉铁路，一枪未发。当国民党反动派得知我部队已从宣化店向西突围的情报后，便派兵前堵后追，我部队连夜急行军100多华里，甩掉了敌人的围堵。6月29日上午，五六架敌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我部狂轰滥炸，我部一面抵抗敌人的进攻，一面在大山老林中休息，准备夜行军。
　　


　　 经过几天的夜间急行军，部队已到达离荆紫关40余华里的地方。原计划通过荆紫关即可到达山西晋南永济等地，后侦察员报称荆紫关已被敌人封锁。王震司令员当即决定迅速强渡丹江。丹江水深四五尺，又无渡船，只得按照一个排几十人手拉手渡河，结果年龄小的和个子矮的被水冲走十几人。我连（即七一八团一连）负责掩护，是最后渡过丹江的。
　　 一过丹江就到了陕北地区，局势更加险恶，驻守西安的胡宗南的部队从南向北堵后面，追兵继续追击。陕南的山阳、炸水等县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地区，长沟口一战非常艰苦，也是最关键的一战，敌人在四面山上都布置了大量的兵力，连老百姓砍柴的小路都被封锁了，山洞里都有敌人的轻重机枪封锁。王震司令员下命令坚决打过去，命令一连一排天黑前坚决攻下封锁我军前进的一个山洞。我连副连长带上爆炸班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用五六个捆好的手榴弹一举爆炸成功，副连长和8名战士光荣牺牲，我一班长张德成腿部负伤，我叫卫生员将其伤口包扎好，正在为找不到群众抬伤员之时，见一位给前面部队带路的老大爷返回，我便把老大爷叫住，对他说：我们这位同志负伤，无法走路，请带回你家养伤，伤养好后让他自己想办法找部队。当时只给了老大爷5元白洋（1947年9月，张德成回到部队）。随后部队进入山沟。这时所有马匹都跑丢了，王司令员和我们一起徒步前进，直到天明才出了山沟。过一条公路又被敌人堵住去路。蒋介石下令要活捉王震，并说谁抓到王震奖5万元。在我军的英勇斗争面前，蒋介石的梦想被彻底打破。在此次战斗中，我原三大队参谋长颜龙炳右臂受重伤，不得已医生将其右臂锯掉，但终因昼夜行军疼痛难忍，又受饥挨饿，最后光荣牺牲。
　　 部队到达陕北的山阳城时，该城保安团一见我军就撤退了。部队命令各连备粮，因前面要经过3天3夜路途的无人烟的草地。我连连长带了一排去搞粮食，不到半小时，山头上就响起了敌人的轻重机枪声，粮食未能买到，旅部命令我连掩护全军进了山沟。最后我连在进山沟时花了10元白洋买了老乡的一头牛（突围时各连排长、连长、指导员各带100元白洋作为全连人员的伙食钱），上山后，全连战士分吃了些牛肉。在山阳、炸水一带大约十余天，每天在大森林中转来转去，吃的都是苞谷、野菜，最后转到四川的留巴县过川陕公路，胡宗南的几个团封锁了公路，我八团二营冲过公路，登上对面的山，掩护全军通过。又经几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甘肃的平凉地区，说前面有个小村子，大家都跑步前进，后面的同志以为是发现了敌情，也拼命向前跑，结果到了一个只有5户人家的小村子，约有10余亩地的玉米，大家将玉米和玉米竿都吃了个空，王恩茂同志向群众解释说部队三天未吃东西了，请他们理解和原谅，并付给白洋，请他们拿上钱到别处买玉米吃。群众得知此情况后纷纷给部队烧开水、煮玉米粥喝，并主动给部队带路。
　　 第二天攻打龙王庙，敌人在此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我部分两路从早上打到中午，最终攻克了龙王庙，向甘肃庆阳方向前进。在经过铁路沿线时，侦察员报告说山对面铁路上敌人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如何打过去？几位领导意见不一致，郭鹏副司令员的意见是等到天黑再打过去，王震司令员则认为不能延长时间，马上派一个连打过去，争论中王司令员很激动，他夺了我连战士的枪就往前冲，并说要亲自带头打过去。郭副司令拉住王震，马上命令在我一营两个连三挺重机枪的掩护下，冲上山头，最终占领了敌人阵地，掩护全军通过了陇海铁路。第二天上午，部队到达庆阳县的太平镇，和迎接我们的独立三旅汇合了。
　　 在太平镇，部队受到了当地群众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沿街摆满了米饭和馒头，还有西瓜，全体指战员深受感动，走了60多天，今天总算是见到了亲人，非常激动。独立旅的同志看到我们大部分战士衣着单薄且无上衣，光着脚板，回想当年南泥湾生产时那样好的部队被国民党反动派搞成这个样子，也感慨万千。部队到达庆阳后，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穿上了从延安运来的服装，并配备了武器装备，又恢复了三五九旅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
　　 回到延安时，我们受到30余万军民的夹道欢迎，群众和中央机关的同志纷纷给王震、郭鹏、王恩茂敬酒，并将红枣和花生往战士的衣服口袋里装，真是热闹。从南方回来的同志一致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得知后，很快答应了，在中央大礼堂接见了全体指战员，并请连以上干部吃了一顿饭。会见中，任弼时同志作了形势报告，指出：同志们经过十分艰苦的长途行军，仗打得很辛苦，本应多休整几天，但形势急迫，部队稍作休整后，要准备再渡黄河，参加汾孝战役。
　　 王震司令员在中原突围中的60多天里一直没有刮胡子，胡子长了有三四寸长，见到毛主席后，他才刮了胡须。王震司令员还亲自接见了掉队回归的同志，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准备继续战斗。他问一个回归的小战士，你是从哪条路线回来的，小战士说是从群众路线回来的，后查他确实是在陕南炸水掉队后由沿路群众一站一站送回延安，而且所带的步枪和三颗手榴弹一件也没丢。在我们大部队回到延安时，已有400余名沿路掉队的干部、战士由地下党和群众护送回到延安，在中央交际处报到了。
　　 经过10余天休整，部队东渡黄河，参加了汾孝战役，收复了山西的中阳、永和、石楼、大宁、蒲县、赵城、孝义等县城。
　　 毛主席曾称，三五九旅经三年南征和中原突围，回到延安，共经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七个省，行程16000余华里，是第二次长征。
　　 （2003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