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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整治行动，正在全国各地展开。社会治安的恶化，社会矛盾的激化，让更多的人寄望于这样一次运动式的“严打”。
可是，一场有期限的“严打”究竟可以改变什么?面对荆棘丛生的现实，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忍不住追问：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
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病而不知，更可怕的是病而回避。
我们不是蔡桓公，所以，我们都不要，也不应失语。
这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帖子：《小升初：请从四岁开始准备!》。文章说，要想小升初时占据优势，就必须在幼升小时进入名校。要满足名校的苛刻入学条件，必须在孩子三岁左右时忙着迁户口、买房子；其次，年满三岁就要开始学英语，为小学英语考证打下基础；还有，为了以特长生的身份备战小升初，很多艺术类课程从三四岁就得开始学习。文章还介绍了重点中学的入学途径，包括共建、关系、大派位、小派位(推优)、点招。
这个让人心跳加速、头皮发麻的帖子表明：小升初是一场战争。
其实何止小升初，从孩子孕育那一刻起，直到大学毕业找工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一直在继续。难怪越来越多的适龄夫妇选择不要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和平的爱好者。反过来，每一对选择要孩子的夫妇也称得上勇士，因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家长的肉搏。
在这样的气氛下，孩子得到的只有一个概念：考试很重要，上重点很重要——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重点单位，重点岗位……一定要上重点，这是人生的重点。这条重点之路很窄，容不了几个人，要想过去，只有用狠劲儿，对自己狠，对别人也要狠。说白了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念书就是新时代的长征。
努力、奋斗、拼搏、力争上游……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好，但仔细琢磨却很可怕。举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正常情况，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都学会了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你如果会二年级的，你就是上游。但大家都想争上游，所以大家都学了二年级的数学(事实上是大家在读幼儿园期间就学了小学一年级数学)。现在你得学会三年级的才能算上游。但大家都想争上游，有些人已经学会了三年级数学，这样一来，四年级数学才意味着上游……
杨东平教授看到初二的平面几何出现在小学四年级的数学竞赛题里后非常激动，发表博文《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但应该被“打倒”的，只有奥数吗?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聪明的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明白“揠苗助长”是什么意思。就像郑渊洁说的，假如家长对孩子寿命预估较短，只有区区十几年，那一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百米赛的关键就在起跑。如果家长对孩子寿命预估较长，就相当于孩子的人生是马拉松比赛，那就得保存体力，争取做笑到最后的那个。
我们也许打不倒“万恶的奥数”，也无力改变应试制度，但我们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安分守己的?自食其力的?出人头地的?知足长乐的?希望他们成为哪样的人，就怎么培养他门。孩子给了家长新的机会，但不是去重新比赛的机会，而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学习、重新成长的机会。家长和孩子不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而是相互教育、共同成长的关系。
然而，道理归道理，实际归实际。像韩寒那样自动退学、像郑渊洁那样自己编书在家教孩子常人连想都不敢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这几乎已经不是比喻：为得到解题能力、英语水平、甚至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剥夺他们的玩耍、自由和童年；为所谓日后的轻松，从小就给他们压上重担。但孩子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家长给他们买名牌、开生曰派对、吃大餐、出国旅游……
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是什么?用一个侦探的话说：循着钱的味道去找准没错。今天的中国的教育，钱的味道已经浓得令人窒息。孩子的痛苦和快乐都要拿钱买——现在的痛苦是为以后的快乐。“教育的目的”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已经没人再提。家长忙不迭地把孩子变成学习的工具，他们日后顺理成章地变成工作的工具，生活的工具，钱的工具。这不是培养，而是扼杀。真正的赢家是各级各类打着“教育”和“培训”等旗号的赢利机构：他们就像军火商，战争打得越惨烈赚得就越多。
更可怕的是，有些幼儿园、学校、甚至教委等非营利机构也参与这场混战，上面喊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一切”，下边做着种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今年六一节，福建的一些幼儿园“号召”孩子们捐款，说是为儿童节给他们买礼物。老师还鼓励孩子们多捐，而且张榜公示捐款数额，每个孩子一入园就能看到。没有捐款的孩子的名字也写在上面，数额一项空着。再有定力的家长恐怕也受不了这一招。
《中国青年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武汉某些中学对填报外校的优秀学生实施“捧杀”、“棒杀”、“扼杀”三步曲。先说孩子有潜力，承诺考本校高中可进重点班；如果不奏效就改口说孩子自觉性差，成绩不稳定，考不上外校，不如安下心来考本校；再不行就每天上课时约孩子谈话，对孩子施加压力，增加课堂提问和批评，挫伤自尊心。家长怀疑，有些区为了避免暴露优秀生源，在阅卷时故意压低本区学生成绩。
央广“中国之声”近日报道，江西某公立重点中学违规开办高考复读班，挤占在校生的教室，以至于在校高三毕业班多达88人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该县教委领导声称学校搞经营的事情要问工商局，他们不管。
在《南方日报》公布的广东省检察反贪部门2009年“十大精品案件”中，“教育局长被查、近百名校长自首”赫然在目。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校服供应商、建筑商贿赂，总计66.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近百名校长主动向办案人员坦白接受回扣等问题，大多被免于处罚。
和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教育腐败的涉案金额可能微不足道，但影响的深远却无与伦比。身教胜于言传。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所有动听的口号和语言都像空气一样消散了。美国哲学家梭罗说，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能得以保全的。纯真的孩子不就是我们“最优美的品格”吗?他们的身体需要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的心灵同样需要“轻手轻脚”的呵护。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绝望。如果连学校这最后一块“净土”也不再干净，我们的未来还能在哪里立足?
文化摆正和猫的关系
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方显灵
文化现在是个极其灵活的东西，像一张万能牌，跟谁都能配。内衣文化、衬衫文 化、裤子文化、袜子文化、包子文化、粥文化、咸菜文化、地产文化、汽车文化、厕所文化……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基本上没有不能“文化”的。
这些“文化”还算耳熟能详，有些“文化”则有点出入意料。比如，河南周口邓城最近搞了个“猪蹄文化节”，当地官网做了详尽报道，并配发图片若干。一张图片显示：在一座“古建筑”的墙根底下摆着几张长条桌，桌上放着不锈钢托盘，托盘里，红澄澄油光光的硕大猪蹄堆得好似小山。上方挂两个横幅：一个是“邓城猪蹄文化节活动月启动仪式”，另一个是“邓城叶来猪蹄老店”。另一张照片是个特写：一大眼睛双眼皮儿的光头男子，戴着透明塑料手套的手里捏着基本啃干净的猪蹄骨头，唇带油光，似笑非笑。
去年十一黄金周，北京超市举办“鸡肉文化节”。超市负责人说，鸡在中国文化中被看作吉利的象征，俗话说，无鸡不成宴。文化节期间，该超市销售特价鸡肉产品价值70多万元，同时带动生鲜速冻类食品销售大幅增长。此外，北京有甲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业务以甲鱼批发为主，直供酒店和超市)。江苏省扬州邗江区杭集镇(中国85％的牙刷在这里生产)有”牙刷博物馆”(杭集中学最近组织学业生参观，目的是“让青少年进一步了解牙刷发展史，了解杭集人创业的艰辛，了解牙刷文化，从而激发青少年的学习热情，更好地为杭集的经济建设服务”)。’
总而言之：文化服务于经济。用粗糙点儿的语言：文化就是为了卖。会卖，是懂文化。
文化不等于阳春白雪，不食人间烟火。文化和猪蹄也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财富。猪蹄、鸡肉、甲鱼、牙刷什么的都属于物质财富，说白了就是吃的用的，跟精神财富多少有点儿距离。现在，被大张旗鼓地“文化”了以后，猪蹄们挤进了精神财富的圈子。啃着猪蹄，产生了历史感；嚼着鸡肉，体会到安乐吉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精神和物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当代文化的精髓。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告文化”。开上某款车，你就能领会哲学家所说的真谛；喝上某种奶茶，你就品尝到爱情的甜蜜；用上某款电脑，你就是最有创新精神的_人；穿上某个牌子的服装，你的人生就充满了可能性……
“节日文化”也是一样。无论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样的纪念日，春节、清明或中秋一类传统的庆祝日或祭祀日，还足跟国际接轨接过来的情人节、万圣节和圣诞节，不掏钱买点什么就等于没有过节。不管是纪念、思念、怀念，还是爱情、亲情、友情，各种念想和情感都要以消费的方式得到体现。最便宜的，发条短信也得一毛钱(对电信公司可是上亿个一毛)。
还有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山西两地争抢尧帝故里，湖南陕西争抢炎帝故乡，河南湖北争抢花木兰，浙江萧山、诸暨和绍兴争抢西施。从曹操刘备赵云到李白女娲西门庆，不管是现实还是小说，无论历史还是神话，只要能吸引眼球，吸引投资，换来人民币，拉动GDP，就把他们纳入“文化产业”。网友总结为：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方显灵。
千变万化的“文化”背后是资本，是商人，是策划，是利润。消费者以为自己是上帝，以为自己有无穷无尽的选择。这恐怕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消费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消费。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要通过消费来实现。消费的多与少和高与低决定他们的物质世界，也决定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们关注的也只剩下由形形色色的消费武装起来的形象。就像一位哲人说的，我们认识的衣服裤子很多，但认识的人却很少。
文化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物质和精神也常常相辅相成。跟饿了三天的人谈文化纯属瞎掰，猪蹄才是正道。对于今天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应当怀有感恩之心，谁愿意回到全国人民一色儿蓝、买什么都凭票的年代?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赢利机构都是好猫，抓到好多好多老鼠。我们要注意的只是摆正跟猫的关系。猫是我们养的，是宠物，我们不要最后变成猫的宠物才是。
贫富分蛋糕的游戏规则
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
一些中国人富裕了以后就移居海外，美加英澳什么的。这里头有各种原因。比如，在那边，财富不那么招眼，他们可以过相对清静的日子。国人的平等观念历来很强，统治者很早就懂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随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社会上也相应出现了“仇富”：体现为心里盼着富人倒霉，甚至路见好车就摸出钥匙狠划两下。这显然是消极情绪，不利于个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建设性的做法是：看看人家怎么致富的，找找差距，有样学样。
《经济观察报》最近对北京均价4万元以上的12个高端楼盘开展的调查显示，煤老板等资源行业业主占购买比例的20％，金融行业高管为20％，地产开发商及其下游产业高管占20％，剩下的是其他行业的企业主和公司高管，还有相当比例的拒绝透露身份者。进一步梳理归纳后，可以看出，这些富人主要分两类：企业家和“拒绝透露身份者”。前者从事的基本都是中国经济的垄断行业或支柱行业。后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拒绝透露身份，大家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行当，只好发挥想象力。
富人里还有一类：郝鹏俊这样“局长兼老板”式的两栖动物。2000年，时任山西蒲县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亲自选址、买地、雇施工队建起成南岭煤矿，不到10年就成为亿万富翁，在北京置下35套高端房产，分别挂在自己、老婆和子女名下。与此同时，他先后担任蒲县地矿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煤炭局局长等要职。一边开煤矿，一边管煤矿，可谓公私兼顾，良性循环，
以同样方式致富的还有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原监察室副主任张继峰。他以180万元入股某煤矿，得到600多万元分红；之后为讨要1100万元分红款起诉该煤矿，并在一审胜诉。先以法官身份入股煤矿，再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分红权，又一个阴阳互补，相得益彰的例子。
郝张二位尽管在致富方面左右开弓，雷厉风行，可惜没有研究好过犹不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双双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进去了，一个下去了。“拒绝透露身份者”就比他们高明多了。
如果想比较安全地富，还可以考虑进入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南方人物周刊》援引社科院专家的话说，2008年，这些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收入大概相当于全 国职工总额的60％。不仅如此，这些行业还可以时不时用成本提高、企业亏损、经营困难等理由提高价格，让老百姓埋单，可谓旱涝保收。
根据种种迹象，有人得出结论：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这里当然有风险，但风险和利润成正比。
最不济还有富士康保底。员工一跳再跳，工资终于上调。6月2日，富士康曾宣布，大陆基层员工的标准薪资从原来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6月6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自10月1目起，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新进员工经三个月考核合格，标准薪资再上调66％，为每月2000元。租个农民房300元，吃饭300元，交通、通信等日常杂费100元，还剩1500元。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每月“自愿加班”100小时以上，还能增加千八百元。这样拼命地工作，虽然算不上生活，却可以活着；虽然个人致不了富，却为集体做出贡献——廉价劳动力据说是我国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去年全世界都闹经济危机，中国GDP还能“保八”，中国工人是功臣，还上了著名的《时代》周刊。
当不了成功商人、拒绝透露身份者和两栖动物，也进不了垄断行业甚至富士康怎么办?没有关系，正如一些专家因为今年高考作文题有感而发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鼓励多元化，多样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专家总结得都很有道理，人家是权威嘛。现在各个领域都少不了听他们的意见。只是作文尽可以天马行空，柴米油盐却没那么浪漫——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们都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其实做专家也很不错，找到合适的平台，经过巧妙的包装，致富指日可待。
道德干什么吆喝什么
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
网上的一个帖子生动地勾勒出道德怪圈。公共汽车上，一年轻女子不让座，一位老妇批评她没有家教。老：你家没有老人吗?少：我家老人有小车，要坐公交也不等上下班时间!老：我们贡献了社会大半辈子，哪有你这样不体谅老人家的!少：我现在还在水深火热地贡献社会，上了10小时班站了10小时，哪有您这么不体谅后辈的，难道您无儿无孙?老：没有我们建设社会，哪能让你们这代人舒舒服服地过?少：没有我们这代人缴税，您哪来的免费公交卡?老：我不管，我现在呼吸很困难，不舒服，你让我坐下来!少：行行行，您别下车，我帮您打120，免得您突然暴毙!最讨厌这种倚老卖老的，抢座有豹的速度，吵架像狼一样咆哮，角色一变装得比林黛玉还可怜……
双方都有理，但座位只有一个，所以坐下的显然占了便宜，站着的无疑吃了亏。两个人无亲无故，发生争执很正常。我们可以居高临下地谴责双方不讲道德，但还是解决不了两个人面对一个座位的难题。总不能都站着吧?所以有人出了个主意：“从制度层面解决”，比如规定上下班高峰期禁止用老年卡免费乘车，或者开通一小时一班的老年人专车等等。可见这样的争吵未必是坏事，它激发人们想出更有创意的办法，更合理地平衡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
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比如公务员，这是一个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公众的职业。但很多公务员并没有服务意识，或者有服务意识但弄错了服务的对象。陕西成阳的三个“局长”乘坐警牌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不交费闯关，收费员降下横杆拦截他们的车，他们竟然一拥而上对收费员一通猛揍。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于被服务，被下级服务，被法律法规服务。不过，可以想像，他们对上级一定很有“服务意识”。
再比如，司法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护法律，执行法律。但是，从“躲猫猫”、“喝开水”到赵作海、王子发，一个又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现实故事让人们慨叹：生活比小说还荒诞。又比如，医生，他们的工作是治病，但现在似乎以“检查”和“开药”为主。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兼作教辅材料的推销员。生产食品的，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敢吃；搞新闻报道的，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信……
美国伦理学家迈克尔·约瑟夫说，有道德的人应该是做的比要求做的多，比允许做的少。这与我们所说的克已复礼意思相近，是极高的要求。职业道德比这低一级，仅仅要求人们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做到要求做的，不做不允许做的。如果能这样，我们的社会一定已经无比和谐了。
其实这并不很难，只需要一点点换位思考。做公务员的站在公众角度，做警察的站在当事人角度，做医生的站在患者角度，做教师的站在学生角度。这不是幻想，而是很实际的考虑。公务员本身就出自公众，做警察的有一天可能就成了当事人，做医生的免不了生病，做教师的自己也有小孩。在这个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依赖他人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不讲职业道德可能一时占了便宜，但最终却是损失。所以，职业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现实。它是一种规则，虽然不像法律那样有明确的条文，触犯之后有各种明确的惩罚措施，但分量并不比法律轻。当前的种种事实已经说明，放弃了职业道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就像今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道德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而现阶段我们似乎还没有太多的条件去“仰望星空”，尽管那上面很美。我们的主要精力似乎应该放在“脚踏实地”上，用另一句人人都懂的话说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法治要把人当人
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
美国的法律制度未见得比我们公平。美国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自己就说：他们的所谓正义就是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谁的律师更好。他们也有冤案(《国际先驱导报》就报道了“美国版赵作海”案)、窃听和虐囚。他们的总统更是水门、伊朗门、拉链门、伊拉克门……不是触犯国内法，就是触犯国际法，违法乱纪的事儿没少干。
但必须承认，他们在语言上有一点比我们进步：他们有“草根”(grassroot)，没有“草民”。“草根”和“草民”指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与领袖、精英相对。但一字之差，内涵却大不相同。草根强调的是根基，本原，其分量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草民却是把人视为草芥，所以才有草菅人命之说。
1988年2月，河北临漳县官村发生一起纵火案，4死1伤。该村村民刘俊海、刘印堂作为嫌疑人被逮捕，在 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2003年初，二人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情况下的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183天。特殊情况下的案件，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627天。但这叔侄俩被关了足足15年，无罪释放后，竟然还要交5000块钱的生活费!在看守所里，刘俊海每天在墙上划一条线代表一天，就这样划了5444条。刘印堂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靠同号的人伺候，刘俊海的妻子和刘印堂的母亲在15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找人申冤。家里没钱，就带几个馒头上路，有时一天只喝一碗稀饭。重获自由后，两人逐级向县检察院、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提请国家赔偿，但7年过去，杳无音讯。(直到2010年6月9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刘俊海、刘印堂叔侄二人下达赔偿决定书。共计国家赔偿金额118万余元。)
发生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司法人员水平低，效率差。赵作海冤案曝光后，11年前发生的无头尸案仅用30天时间就成功告破；而刘俊海、刘印堂叔侄等待了7年的赔偿也迅速到位，这充分说明司法人员智商很高，能力很强。从赵作海、佘祥林到王子发、刘俊海、刘印堂……所有案例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执法者把老百姓摆在什么位置?是根基，还是草芥?把一个无辜的人关押十几年，这比让罪犯逍遥法外可怕得多(事实上，某些罪犯正是因为承受不了无辜者替自己服罪的心理压力而自首)。而一宗冤案涉及的绝不仅仅是被无罪关押的那一个人，而且涉及到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原来那个凶杀案或纵火案本身的受害人及其家属，还有真正的罪犯。
更令人痛心的是，冤案发生后，相关机构和人员无视《国家赔偿法》，对受害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不仅仅是渎职，更是完全缺乏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可以想像，这些所谓的执法者当中不乏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下属；换一种场合，换一个对象，他们都可能体现出充沛的情感和道德。这一切只能让人们得出一个解释：在某些时候，他们没有把某些人当成人看待。
列宁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与精神。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把“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重视程度，突出了保护人权的核心地位。人权到底是什么?目前宪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但这里的“人”范围很大，比人民、公民都大。它包括精英，也包括百姓；包括执法者，也包括被执法者；包括好人，也包括坏人；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农民工；包括老人、小孩、婴儿、残疾人、精神病人、犯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总之，是人就在这个范围以内，其合法权利就是宪法法律保护的对象。
不把人当人是极其危险的。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真有所谓的“道德底线”，那这大概就是了。所以，道德是法治的基础，突破“道德底线”，法律就毫无意义。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要把人当人。
可是，一场有期限的“严打”究竟可以改变什么?面对荆棘丛生的现实，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忍不住追问：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
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病而不知，更可怕的是病而回避。
我们不是蔡桓公，所以，我们都不要，也不应失语。
这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帖子：《小升初：请从四岁开始准备!》。文章说，要想小升初时占据优势，就必须在幼升小时进入名校。要满足名校的苛刻入学条件，必须在孩子三岁左右时忙着迁户口、买房子；其次，年满三岁就要开始学英语，为小学英语考证打下基础；还有，为了以特长生的身份备战小升初，很多艺术类课程从三四岁就得开始学习。文章还介绍了重点中学的入学途径，包括共建、关系、大派位、小派位(推优)、点招。
这个让人心跳加速、头皮发麻的帖子表明：小升初是一场战争。
其实何止小升初，从孩子孕育那一刻起，直到大学毕业找工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一直在继续。难怪越来越多的适龄夫妇选择不要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和平的爱好者。反过来，每一对选择要孩子的夫妇也称得上勇士，因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家长的肉搏。
在这样的气氛下，孩子得到的只有一个概念：考试很重要，上重点很重要——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重点单位，重点岗位……一定要上重点，这是人生的重点。这条重点之路很窄，容不了几个人，要想过去，只有用狠劲儿，对自己狠，对别人也要狠。说白了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念书就是新时代的长征。
努力、奋斗、拼搏、力争上游……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好，但仔细琢磨却很可怕。举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正常情况，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都学会了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你如果会二年级的，你就是上游。但大家都想争上游，所以大家都学了二年级的数学(事实上是大家在读幼儿园期间就学了小学一年级数学)。现在你得学会三年级的才能算上游。但大家都想争上游，有些人已经学会了三年级数学，这样一来，四年级数学才意味着上游……
杨东平教授看到初二的平面几何出现在小学四年级的数学竞赛题里后非常激动，发表博文《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但应该被“打倒”的，只有奥数吗?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聪明的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明白“揠苗助长”是什么意思。就像郑渊洁说的，假如家长对孩子寿命预估较短，只有区区十几年，那一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百米赛的关键就在起跑。如果家长对孩子寿命预估较长，就相当于孩子的人生是马拉松比赛，那就得保存体力，争取做笑到最后的那个。
我们也许打不倒“万恶的奥数”，也无力改变应试制度，但我们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安分守己的?自食其力的?出人头地的?知足长乐的?希望他们成为哪样的人，就怎么培养他门。孩子给了家长新的机会，但不是去重新比赛的机会，而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学习、重新成长的机会。家长和孩子不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而是相互教育、共同成长的关系。
然而，道理归道理，实际归实际。像韩寒那样自动退学、像郑渊洁那样自己编书在家教孩子常人连想都不敢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这几乎已经不是比喻：为得到解题能力、英语水平、甚至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剥夺他们的玩耍、自由和童年；为所谓日后的轻松，从小就给他们压上重担。但孩子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家长给他们买名牌、开生曰派对、吃大餐、出国旅游……
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是什么?用一个侦探的话说：循着钱的味道去找准没错。今天的中国的教育，钱的味道已经浓得令人窒息。孩子的痛苦和快乐都要拿钱买——现在的痛苦是为以后的快乐。“教育的目的”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已经没人再提。家长忙不迭地把孩子变成学习的工具，他们日后顺理成章地变成工作的工具，生活的工具，钱的工具。这不是培养，而是扼杀。真正的赢家是各级各类打着“教育”和“培训”等旗号的赢利机构：他们就像军火商，战争打得越惨烈赚得就越多。
更可怕的是，有些幼儿园、学校、甚至教委等非营利机构也参与这场混战，上面喊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一切”，下边做着种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今年六一节，福建的一些幼儿园“号召”孩子们捐款，说是为儿童节给他们买礼物。老师还鼓励孩子们多捐，而且张榜公示捐款数额，每个孩子一入园就能看到。没有捐款的孩子的名字也写在上面，数额一项空着。再有定力的家长恐怕也受不了这一招。
《中国青年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武汉某些中学对填报外校的优秀学生实施“捧杀”、“棒杀”、“扼杀”三步曲。先说孩子有潜力，承诺考本校高中可进重点班；如果不奏效就改口说孩子自觉性差，成绩不稳定，考不上外校，不如安下心来考本校；再不行就每天上课时约孩子谈话，对孩子施加压力，增加课堂提问和批评，挫伤自尊心。家长怀疑，有些区为了避免暴露优秀生源，在阅卷时故意压低本区学生成绩。
央广“中国之声”近日报道，江西某公立重点中学违规开办高考复读班，挤占在校生的教室，以至于在校高三毕业班多达88人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该县教委领导声称学校搞经营的事情要问工商局，他们不管。
在《南方日报》公布的广东省检察反贪部门2009年“十大精品案件”中，“教育局长被查、近百名校长自首”赫然在目。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校服供应商、建筑商贿赂，总计66.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近百名校长主动向办案人员坦白接受回扣等问题，大多被免于处罚。
和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教育腐败的涉案金额可能微不足道，但影响的深远却无与伦比。身教胜于言传。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所有动听的口号和语言都像空气一样消散了。美国哲学家梭罗说，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能得以保全的。纯真的孩子不就是我们“最优美的品格”吗?他们的身体需要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的心灵同样需要“轻手轻脚”的呵护。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绝望。如果连学校这最后一块“净土”也不再干净，我们的未来还能在哪里立足?
文化摆正和猫的关系
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方显灵
文化现在是个极其灵活的东西，像一张万能牌，跟谁都能配。内衣文化、衬衫文 化、裤子文化、袜子文化、包子文化、粥文化、咸菜文化、地产文化、汽车文化、厕所文化……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基本上没有不能“文化”的。
这些“文化”还算耳熟能详，有些“文化”则有点出入意料。比如，河南周口邓城最近搞了个“猪蹄文化节”，当地官网做了详尽报道，并配发图片若干。一张图片显示：在一座“古建筑”的墙根底下摆着几张长条桌，桌上放着不锈钢托盘，托盘里，红澄澄油光光的硕大猪蹄堆得好似小山。上方挂两个横幅：一个是“邓城猪蹄文化节活动月启动仪式”，另一个是“邓城叶来猪蹄老店”。另一张照片是个特写：一大眼睛双眼皮儿的光头男子，戴着透明塑料手套的手里捏着基本啃干净的猪蹄骨头，唇带油光，似笑非笑。
去年十一黄金周，北京超市举办“鸡肉文化节”。超市负责人说，鸡在中国文化中被看作吉利的象征，俗话说，无鸡不成宴。文化节期间，该超市销售特价鸡肉产品价值70多万元，同时带动生鲜速冻类食品销售大幅增长。此外，北京有甲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业务以甲鱼批发为主，直供酒店和超市)。江苏省扬州邗江区杭集镇(中国85％的牙刷在这里生产)有”牙刷博物馆”(杭集中学最近组织学业生参观，目的是“让青少年进一步了解牙刷发展史，了解杭集人创业的艰辛，了解牙刷文化，从而激发青少年的学习热情，更好地为杭集的经济建设服务”)。’
总而言之：文化服务于经济。用粗糙点儿的语言：文化就是为了卖。会卖，是懂文化。
文化不等于阳春白雪，不食人间烟火。文化和猪蹄也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财富。猪蹄、鸡肉、甲鱼、牙刷什么的都属于物质财富，说白了就是吃的用的，跟精神财富多少有点儿距离。现在，被大张旗鼓地“文化”了以后，猪蹄们挤进了精神财富的圈子。啃着猪蹄，产生了历史感；嚼着鸡肉，体会到安乐吉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精神和物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当代文化的精髓。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告文化”。开上某款车，你就能领会哲学家所说的真谛；喝上某种奶茶，你就品尝到爱情的甜蜜；用上某款电脑，你就是最有创新精神的_人；穿上某个牌子的服装，你的人生就充满了可能性……
“节日文化”也是一样。无论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样的纪念日，春节、清明或中秋一类传统的庆祝日或祭祀日，还足跟国际接轨接过来的情人节、万圣节和圣诞节，不掏钱买点什么就等于没有过节。不管是纪念、思念、怀念，还是爱情、亲情、友情，各种念想和情感都要以消费的方式得到体现。最便宜的，发条短信也得一毛钱(对电信公司可是上亿个一毛)。
还有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山西两地争抢尧帝故里，湖南陕西争抢炎帝故乡，河南湖北争抢花木兰，浙江萧山、诸暨和绍兴争抢西施。从曹操刘备赵云到李白女娲西门庆，不管是现实还是小说，无论历史还是神话，只要能吸引眼球，吸引投资，换来人民币，拉动GDP，就把他们纳入“文化产业”。网友总结为：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方显灵。
千变万化的“文化”背后是资本，是商人，是策划，是利润。消费者以为自己是上帝，以为自己有无穷无尽的选择。这恐怕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消费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消费。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要通过消费来实现。消费的多与少和高与低决定他们的物质世界，也决定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们关注的也只剩下由形形色色的消费武装起来的形象。就像一位哲人说的，我们认识的衣服裤子很多，但认识的人却很少。
文化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物质和精神也常常相辅相成。跟饿了三天的人谈文化纯属瞎掰，猪蹄才是正道。对于今天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应当怀有感恩之心，谁愿意回到全国人民一色儿蓝、买什么都凭票的年代?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赢利机构都是好猫，抓到好多好多老鼠。我们要注意的只是摆正跟猫的关系。猫是我们养的，是宠物，我们不要最后变成猫的宠物才是。
贫富分蛋糕的游戏规则
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
一些中国人富裕了以后就移居海外，美加英澳什么的。这里头有各种原因。比如，在那边，财富不那么招眼，他们可以过相对清静的日子。国人的平等观念历来很强，统治者很早就懂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随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社会上也相应出现了“仇富”：体现为心里盼着富人倒霉，甚至路见好车就摸出钥匙狠划两下。这显然是消极情绪，不利于个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建设性的做法是：看看人家怎么致富的，找找差距，有样学样。
《经济观察报》最近对北京均价4万元以上的12个高端楼盘开展的调查显示，煤老板等资源行业业主占购买比例的20％，金融行业高管为20％，地产开发商及其下游产业高管占20％，剩下的是其他行业的企业主和公司高管，还有相当比例的拒绝透露身份者。进一步梳理归纳后，可以看出，这些富人主要分两类：企业家和“拒绝透露身份者”。前者从事的基本都是中国经济的垄断行业或支柱行业。后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拒绝透露身份，大家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行当，只好发挥想象力。
富人里还有一类：郝鹏俊这样“局长兼老板”式的两栖动物。2000年，时任山西蒲县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亲自选址、买地、雇施工队建起成南岭煤矿，不到10年就成为亿万富翁，在北京置下35套高端房产，分别挂在自己、老婆和子女名下。与此同时，他先后担任蒲县地矿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煤炭局局长等要职。一边开煤矿，一边管煤矿，可谓公私兼顾，良性循环，
以同样方式致富的还有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原监察室副主任张继峰。他以180万元入股某煤矿，得到600多万元分红；之后为讨要1100万元分红款起诉该煤矿，并在一审胜诉。先以法官身份入股煤矿，再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分红权，又一个阴阳互补，相得益彰的例子。
郝张二位尽管在致富方面左右开弓，雷厉风行，可惜没有研究好过犹不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双双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进去了，一个下去了。“拒绝透露身份者”就比他们高明多了。
如果想比较安全地富，还可以考虑进入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南方人物周刊》援引社科院专家的话说，2008年，这些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收入大概相当于全 国职工总额的60％。不仅如此，这些行业还可以时不时用成本提高、企业亏损、经营困难等理由提高价格，让老百姓埋单，可谓旱涝保收。
根据种种迹象，有人得出结论：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这里当然有风险，但风险和利润成正比。
最不济还有富士康保底。员工一跳再跳，工资终于上调。6月2日，富士康曾宣布，大陆基层员工的标准薪资从原来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6月6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自10月1目起，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新进员工经三个月考核合格，标准薪资再上调66％，为每月2000元。租个农民房300元，吃饭300元，交通、通信等日常杂费100元，还剩1500元。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每月“自愿加班”100小时以上，还能增加千八百元。这样拼命地工作，虽然算不上生活，却可以活着；虽然个人致不了富，却为集体做出贡献——廉价劳动力据说是我国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去年全世界都闹经济危机，中国GDP还能“保八”，中国工人是功臣，还上了著名的《时代》周刊。
当不了成功商人、拒绝透露身份者和两栖动物，也进不了垄断行业甚至富士康怎么办?没有关系，正如一些专家因为今年高考作文题有感而发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鼓励多元化，多样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专家总结得都很有道理，人家是权威嘛。现在各个领域都少不了听他们的意见。只是作文尽可以天马行空，柴米油盐却没那么浪漫——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们都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其实做专家也很不错，找到合适的平台，经过巧妙的包装，致富指日可待。
道德干什么吆喝什么
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
网上的一个帖子生动地勾勒出道德怪圈。公共汽车上，一年轻女子不让座，一位老妇批评她没有家教。老：你家没有老人吗?少：我家老人有小车，要坐公交也不等上下班时间!老：我们贡献了社会大半辈子，哪有你这样不体谅老人家的!少：我现在还在水深火热地贡献社会，上了10小时班站了10小时，哪有您这么不体谅后辈的，难道您无儿无孙?老：没有我们建设社会，哪能让你们这代人舒舒服服地过?少：没有我们这代人缴税，您哪来的免费公交卡?老：我不管，我现在呼吸很困难，不舒服，你让我坐下来!少：行行行，您别下车，我帮您打120，免得您突然暴毙!最讨厌这种倚老卖老的，抢座有豹的速度，吵架像狼一样咆哮，角色一变装得比林黛玉还可怜……
双方都有理，但座位只有一个，所以坐下的显然占了便宜，站着的无疑吃了亏。两个人无亲无故，发生争执很正常。我们可以居高临下地谴责双方不讲道德，但还是解决不了两个人面对一个座位的难题。总不能都站着吧?所以有人出了个主意：“从制度层面解决”，比如规定上下班高峰期禁止用老年卡免费乘车，或者开通一小时一班的老年人专车等等。可见这样的争吵未必是坏事，它激发人们想出更有创意的办法，更合理地平衡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
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比如公务员，这是一个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公众的职业。但很多公务员并没有服务意识，或者有服务意识但弄错了服务的对象。陕西成阳的三个“局长”乘坐警牌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不交费闯关，收费员降下横杆拦截他们的车，他们竟然一拥而上对收费员一通猛揍。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于被服务，被下级服务，被法律法规服务。不过，可以想像，他们对上级一定很有“服务意识”。
再比如，司法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护法律，执行法律。但是，从“躲猫猫”、“喝开水”到赵作海、王子发，一个又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现实故事让人们慨叹：生活比小说还荒诞。又比如，医生，他们的工作是治病，但现在似乎以“检查”和“开药”为主。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兼作教辅材料的推销员。生产食品的，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敢吃；搞新闻报道的，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信……
美国伦理学家迈克尔·约瑟夫说，有道德的人应该是做的比要求做的多，比允许做的少。这与我们所说的克已复礼意思相近，是极高的要求。职业道德比这低一级，仅仅要求人们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做到要求做的，不做不允许做的。如果能这样，我们的社会一定已经无比和谐了。
其实这并不很难，只需要一点点换位思考。做公务员的站在公众角度，做警察的站在当事人角度，做医生的站在患者角度，做教师的站在学生角度。这不是幻想，而是很实际的考虑。公务员本身就出自公众，做警察的有一天可能就成了当事人，做医生的免不了生病，做教师的自己也有小孩。在这个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依赖他人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不讲职业道德可能一时占了便宜，但最终却是损失。所以，职业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现实。它是一种规则，虽然不像法律那样有明确的条文，触犯之后有各种明确的惩罚措施，但分量并不比法律轻。当前的种种事实已经说明，放弃了职业道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就像今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道德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而现阶段我们似乎还没有太多的条件去“仰望星空”，尽管那上面很美。我们的主要精力似乎应该放在“脚踏实地”上，用另一句人人都懂的话说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法治要把人当人
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
美国的法律制度未见得比我们公平。美国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自己就说：他们的所谓正义就是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谁的律师更好。他们也有冤案(《国际先驱导报》就报道了“美国版赵作海”案)、窃听和虐囚。他们的总统更是水门、伊朗门、拉链门、伊拉克门……不是触犯国内法，就是触犯国际法，违法乱纪的事儿没少干。
但必须承认，他们在语言上有一点比我们进步：他们有“草根”(grassroot)，没有“草民”。“草根”和“草民”指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与领袖、精英相对。但一字之差，内涵却大不相同。草根强调的是根基，本原，其分量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草民却是把人视为草芥，所以才有草菅人命之说。
1988年2月，河北临漳县官村发生一起纵火案，4死1伤。该村村民刘俊海、刘印堂作为嫌疑人被逮捕，在 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2003年初，二人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情况下的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183天。特殊情况下的案件，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627天。但这叔侄俩被关了足足15年，无罪释放后，竟然还要交5000块钱的生活费!在看守所里，刘俊海每天在墙上划一条线代表一天，就这样划了5444条。刘印堂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靠同号的人伺候，刘俊海的妻子和刘印堂的母亲在15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找人申冤。家里没钱，就带几个馒头上路，有时一天只喝一碗稀饭。重获自由后，两人逐级向县检察院、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提请国家赔偿，但7年过去，杳无音讯。(直到2010年6月9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刘俊海、刘印堂叔侄二人下达赔偿决定书。共计国家赔偿金额118万余元。)
发生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司法人员水平低，效率差。赵作海冤案曝光后，11年前发生的无头尸案仅用30天时间就成功告破；而刘俊海、刘印堂叔侄等待了7年的赔偿也迅速到位，这充分说明司法人员智商很高，能力很强。从赵作海、佘祥林到王子发、刘俊海、刘印堂……所有案例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执法者把老百姓摆在什么位置?是根基，还是草芥?把一个无辜的人关押十几年，这比让罪犯逍遥法外可怕得多(事实上，某些罪犯正是因为承受不了无辜者替自己服罪的心理压力而自首)。而一宗冤案涉及的绝不仅仅是被无罪关押的那一个人，而且涉及到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原来那个凶杀案或纵火案本身的受害人及其家属，还有真正的罪犯。
更令人痛心的是，冤案发生后，相关机构和人员无视《国家赔偿法》，对受害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不仅仅是渎职，更是完全缺乏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可以想像，这些所谓的执法者当中不乏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下属；换一种场合，换一个对象，他们都可能体现出充沛的情感和道德。这一切只能让人们得出一个解释：在某些时候，他们没有把某些人当成人看待。
列宁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与精神。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把“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重视程度，突出了保护人权的核心地位。人权到底是什么?目前宪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但这里的“人”范围很大，比人民、公民都大。它包括精英，也包括百姓；包括执法者，也包括被执法者；包括好人，也包括坏人；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农民工；包括老人、小孩、婴儿、残疾人、精神病人、犯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总之，是人就在这个范围以内，其合法权利就是宪法法律保护的对象。
不把人当人是极其危险的。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真有所谓的“道德底线”，那这大概就是了。所以，道德是法治的基础，突破“道德底线”，法律就毫无意义。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要把人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