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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许多伟大事业往往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少年时自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常常被偶然和必然的关系搅得头晕脑胀，现在年纪大了，对到底是偶然之中有必然，还是必然之中有偶然越发想不清楚。就拿现今最流行的词汇“供给侧改革”来说，它的诞生与成长轨迹就让人感到不问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据报道，中国于2012年冒出了一个“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派”，学派的主要成员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員李宏瑾。他们的“立派宣言”是一篇名为《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以下简称《贾文》）的文章，该文曾刊载于2012年第34期《财经》杂志上，该文篇幅不长，线索清晰，主要分三部分：1.传统供给管理学派的沿革；2.需求管理政策效用减弱；3.改革需要新的理论基础，其政策主张表述为“双创双化双减”。双创：创新与创业；双化：城镇化与产业优化；双减：减税与减少行政审批。该课题组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如何能得到决策层的注意呢？据本人了解，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使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研究成果“上达天听”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通过一定管道将该课题组文章送达王沪宁和宁吉手里，这两位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智囊总管在将一个课题组的理论建议转化为这样直接推行的重大决策方面起到了催化作用。于是便有了克强总理在2014年年初冬季达沃斯论坛上那个著名的双引擎构想演讲，便有了2015年11月10日上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讲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了2016年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写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几位有才华的经济学家的一个课题成果终于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拟在十三五计划时期系统推行的改革政策。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故事的发生又有多少必然成分，我们实在说不清楚。
《财经》2012年第34期刊登的那篇文章，我猜一定是该课题组成果的删节版，因为其内容过于粗略，无论从理论、实践还是政策建议方面都有许多待讨论的话题。
例如：
1.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贾文》关于传统供给管理学派沿革的概括性叙述似乎颇有漏洞。
2.需求管理政策效用减弱这一事实人所共知，但对世界上任何体制类型的市场经济体来说都是一样——需求永远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3.政策建议应当讲清实施前提和具体实施路径，例如“减税”一条，美国供给学派理念被里根接受以后，在其竞选纲领中都十分明确地提出减哪些税，减税幅度有多大，这样的减税幅度对联邦政府的预算收入影响几何，等等。
总之，如果仅以《财经》2012年第34期刊登的《贾文》为分析蓝本，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许多有欠周全之处，但话说回来，一群中青年学者的一个课题成果，能对中央决策层的理论用语、政策举措以及官方语境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实践作用中也堪称奇迹。
最近一年来，决策层在接受了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后又将政策主张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落实过程中，我们看到，已在各个方面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去产能为例，去产能是为解决中国许多产业如钢铁、煤炭、造船、电解铝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要让一些僵尸企业不再耗费经济资源，这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人们发现，僵尸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因为缺少政府的“父爱”其死亡与否都无关宏旨，没有人会在对其救助上不计成本地进行资源倾斜，所以本质上，民企在市场经济中的进入退出生生死死是一种自动决定机制，只有国有企业才会让政府瞻前顾后地从就业、社会稳定等方方面面考虑去做银行的工作对其不断输血打气，维持其死而不僵的状态。从这一经济现实出发，我们就可以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即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着眼点究竟应该在哪里？
如果有人说将国企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算得上是让讨论进入到正确方向，如果进一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就是要实施国退民进重新构建中国的微观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样答案才算充实完满。就像我们在讨论降耗降污节能减排问题上直接用发展服务业用发挥国内消费需求的引擎作用实际上就是用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目的一样，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用大无畏的精神进行重新构造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对国企进行关停并转的做法一样，实际上是用最简单的措施解决了去过剩产能、灭僵尸企业的问题。
问题如此简单，逻辑如此清晰，我们那些聪明绝顶的大内高手们会想不到吗？我猜想，将重构中国微观经济基础嵌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内不会有技术障碍，阻力可能在观念上。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60条》里对公有经济国有经济的表述以及那个看起来不偏不倚天衣无缝的“两个毫不动摇”的结论性表态，肯定会让人不敢再重提国退民进这种近乎不识时务的老话题。
其实，只要对国企和民企进行一下资金使用效益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什么。中国加入WTO后世界上一些重要经济体尚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决策层包括经济理论界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件事我们实际上可以当成个中性事件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地认真倾听一下外部声音即它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国有经济比重、国企享受的倾斜性政策资源等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也能有一个豁达开放的心态，思想无教条禁区，而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造甚至出售，国家财政包袱就会小许多。同样的事，国有企业能干，民营企业也能干而且干得更好，那就莫不如谁干得好就让谁干。很多很多年以前，“四人帮”曾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话让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颇具脑残风格，但在那个左倾横行左棍跋扈的动乱岁月，这样的左倾口号就是大有市场。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50周年，我觉得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认真对那场浩劫进行一些教训总结，对我们国家左右倾特别是行之有年的左倾思潮的危害进行重新思考。我们面前碰到的许多问题有时候就是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捅破了说开了，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我觉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这个问题上情形也大致如此。
据报道，中国于2012年冒出了一个“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派”，学派的主要成员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員李宏瑾。他们的“立派宣言”是一篇名为《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以下简称《贾文》）的文章，该文曾刊载于2012年第34期《财经》杂志上，该文篇幅不长，线索清晰，主要分三部分：1.传统供给管理学派的沿革；2.需求管理政策效用减弱；3.改革需要新的理论基础，其政策主张表述为“双创双化双减”。双创：创新与创业；双化：城镇化与产业优化；双减：减税与减少行政审批。该课题组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如何能得到决策层的注意呢？据本人了解，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使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研究成果“上达天听”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通过一定管道将该课题组文章送达王沪宁和宁吉手里，这两位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智囊总管在将一个课题组的理论建议转化为这样直接推行的重大决策方面起到了催化作用。于是便有了克强总理在2014年年初冬季达沃斯论坛上那个著名的双引擎构想演讲，便有了2015年11月10日上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讲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了2016年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写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几位有才华的经济学家的一个课题成果终于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拟在十三五计划时期系统推行的改革政策。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故事的发生又有多少必然成分，我们实在说不清楚。
《财经》2012年第34期刊登的那篇文章，我猜一定是该课题组成果的删节版，因为其内容过于粗略，无论从理论、实践还是政策建议方面都有许多待讨论的话题。
例如：
1.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贾文》关于传统供给管理学派沿革的概括性叙述似乎颇有漏洞。
2.需求管理政策效用减弱这一事实人所共知，但对世界上任何体制类型的市场经济体来说都是一样——需求永远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3.政策建议应当讲清实施前提和具体实施路径，例如“减税”一条，美国供给学派理念被里根接受以后，在其竞选纲领中都十分明确地提出减哪些税，减税幅度有多大，这样的减税幅度对联邦政府的预算收入影响几何，等等。
总之，如果仅以《财经》2012年第34期刊登的《贾文》为分析蓝本，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许多有欠周全之处，但话说回来，一群中青年学者的一个课题成果，能对中央决策层的理论用语、政策举措以及官方语境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实践作用中也堪称奇迹。
最近一年来，决策层在接受了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后又将政策主张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落实过程中，我们看到，已在各个方面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去产能为例，去产能是为解决中国许多产业如钢铁、煤炭、造船、电解铝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要让一些僵尸企业不再耗费经济资源，这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人们发现，僵尸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因为缺少政府的“父爱”其死亡与否都无关宏旨，没有人会在对其救助上不计成本地进行资源倾斜，所以本质上，民企在市场经济中的进入退出生生死死是一种自动决定机制，只有国有企业才会让政府瞻前顾后地从就业、社会稳定等方方面面考虑去做银行的工作对其不断输血打气，维持其死而不僵的状态。从这一经济现实出发，我们就可以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即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着眼点究竟应该在哪里？
如果有人说将国企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算得上是让讨论进入到正确方向，如果进一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就是要实施国退民进重新构建中国的微观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样答案才算充实完满。就像我们在讨论降耗降污节能减排问题上直接用发展服务业用发挥国内消费需求的引擎作用实际上就是用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目的一样，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用大无畏的精神进行重新构造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对国企进行关停并转的做法一样，实际上是用最简单的措施解决了去过剩产能、灭僵尸企业的问题。
问题如此简单，逻辑如此清晰，我们那些聪明绝顶的大内高手们会想不到吗？我猜想，将重构中国微观经济基础嵌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内不会有技术障碍，阻力可能在观念上。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60条》里对公有经济国有经济的表述以及那个看起来不偏不倚天衣无缝的“两个毫不动摇”的结论性表态，肯定会让人不敢再重提国退民进这种近乎不识时务的老话题。
其实，只要对国企和民企进行一下资金使用效益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什么。中国加入WTO后世界上一些重要经济体尚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决策层包括经济理论界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件事我们实际上可以当成个中性事件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地认真倾听一下外部声音即它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国有经济比重、国企享受的倾斜性政策资源等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也能有一个豁达开放的心态，思想无教条禁区，而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造甚至出售，国家财政包袱就会小许多。同样的事，国有企业能干，民营企业也能干而且干得更好，那就莫不如谁干得好就让谁干。很多很多年以前，“四人帮”曾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话让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颇具脑残风格，但在那个左倾横行左棍跋扈的动乱岁月，这样的左倾口号就是大有市场。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50周年，我觉得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认真对那场浩劫进行一些教训总结，对我们国家左右倾特别是行之有年的左倾思潮的危害进行重新思考。我们面前碰到的许多问题有时候就是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捅破了说开了，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我觉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这个问题上情形也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