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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枪声平息了，学校复课了，我刚刚准备收心继续学业，毛主席突然发出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前郭县一中刚刚组建的革委会先是组织复课的三个年级的学生们反复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英明指示，然后就是一次次的动员会，要我们同学自由组合成立集体户准备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当年只有16岁，不知道这是党中央对无法解决六届中学生城市就业难题的权宜之计，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深谋远虑，为“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于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整天都盘算着找哪些人组成集体户，然后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干一场。经思忖协商，我和另外5个男生、7个女生自愿组成个13人集体户，被学校分配到创业公社两家子大队4小队。
初识农村
1968年11月7日，在锣鼓喧天声中，我们被送上了火车。下乡目的地创业公社原名叫八郎乡，传说宋朝的杨八郎在当年追击金兵时在这里的沼泽地里因坐骑陷入泥浆中被金兵乱箭射死，八郎乡因此得名。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认为八郎乡有封资修痕迹，遂改名创业公社。创业公社距离前郭县城40公里。当年火车从前郭站出发，一路北行先是牟头、然后新庙，第三站便是八郎了，40公里大约80分钟的样子。
火车上，大部分是到八郎的下乡知青，我们同车厢的还有十来个北京的知青。下了火车，看到有很多接站的马车，其中有一个马车是大平板，似乎比常见的马车高级一些。我们户的几个女生说，要能上这个车就好了，结果这个车的赶车人是个大舌头，吆喝“两家子4队，谁叫王松奇”喊的果然是我们。搬上行李坐上大车，赶车的人说：“我叫王景山，你们都坐稳了，坐车不准放屁呦！”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大笑。八郎站距两家子屯八里地时间不长就到了。王景山说：“女生住老李家，男生住滕大爷家。安放行李后到队部开会，给你们办的欢迎会。”
我们户13人当时来了11人，有两人暂时留校延迟下乡。第4生产队的队部是一溜8间土房，生产队的大院破破烂烂，左厢是草料间和马棚羊圈，右厢是仓库和牛圈。队部里窗户玻璃不全，屋里一个横贯东西的大炕，村民开会一半站在地上，一半坐在炕上。那天的社员大会人来的很齐。赶车接我们的大舌头原来是政治队长一把手，还有生产队长算是二把手，然后是民兵排长、会计、保管员、两个带头组长，这些头面人物纷纷先自我介绍，我们11个略显青涩的小孩子也自我介绍了一遍。然后王景山说请民兵排长我们的秀才邓国有致欢迎词。邓穿一身黑棉袄棉裤，腰里扎一根麻绳，我惊奇地发现，穿一件破棉袄扎一根麻绳或一件围巾是这里农民的标准打扮。邓国有大约不到50岁，胡须微黄长得不甚规则，说话很慢，带有习惯性的口头语“那个”，還时不时淌清鼻涕。他在不到10分钟致词里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每段语录背完后，他都注明说“请见《毛主席语录》第xx页”。我想这也许是当年农民中的文化人证明自己学识渊博的最佳方法了。欢迎会的高潮是大队书记赶来参会并讲话，他叫王贵，50岁左右，听他一讲才知道，我们插队的4队原来是两家子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书记说：把你们知识青年安排在最困难的生产队就是让你们好好锻炼，让你们为改变4队面貌做贡献。
那个欢迎会开完我们在老李家吃晚饭，李大爷是个老党员，那天晚上吃的是黄米饭，我们11个人6个男生5个女生，在学校时都不怎么说话，突然坐在一个炕桌上吃饭，大家都觉得别扭，默默地吃到了一半，不知是哪个女生先嘿嘿地笑了起来，随后所有的男生都由嘻嘻转为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到底是缘何而笑，是因为政治队长王景山说的“坐车不准放屁”那一句话，还是民兵排长邓国有边结结巴巴地 “那个那个”地背毛主席语录边时不时用手抹即将过河的清鼻涕，总而言之，农村的第一天大家都感到有趣。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有人敲窗户并大喊“大学生，起来干活了”。为什么喊我们大学生？原来1964年，这里来过几个大学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待了近一年（那一年我哥哥也曾经到柳河县农村搞社教）。喊我们干活的人叫福来，村里人叫他傻子，他也把我们当成了大学生。我们刚到农村，冬天正冷，觉还没睡够，所以几个人异口同声说“今天不去了，休息一下”。第一天就不出工，给农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可那时，我们傻乎乎的，对劳动纪律、人情世故一概不明白，特别过分的是我，我和其他5个男同学商量说：以后咱们早饭前第一气儿（农民干活分四气儿，第一气儿早饭前，第二气儿早饭后，午饭后下地第三气儿到4点多，第四气儿到天黑）咱们不干活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起床跑步，跑步时我在前面，喊广阔天地，你们喊大有作为如何？男生们都赞成我的建议，还当真出去跑了两天。那两天跑在村里的土道上边跑边喊口号，村民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们，所以第三天就决定不跑了，看得出，再跑下去就会成为农民心目中的小丑。大约一周左右，我们才开始和农民一样地出工干四气儿活。冬天的第一气儿活就是男女全体社员站在队部的大房子里剥蔴杆，满屋散发一股水沤蔴杆的臭味，还夹着旱烟味儿。农民边干活边聊天，时不时有人搞一点儿黄段子，我们在城里没听过，很多话都听不懂，不知道农民们的笑点从何而来。最经典的故事是我们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在次年春天上工时看见生产队大儿马子往一匹母马身上爬图谋不轨，当时大院里已聚集了很多社员在看热闹，这个女生见此情景竟大声赞叹道“哎呦，它们俩还闹着玩呢！”有一农民则打趣说“你好好看着，那不是闹着玩，那是动真格的了！”搞得在场人哄堂大笑。类似这种乐子事在下乡的头半年不胜枚举。
我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算把两家子大队及4小队的事弄个大体明白。48年前的创业公社两家子大队由两个自然屯组成，两家子屯和冷家屯。两家子屯分成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40多户人家，冷家屯距离两家子屯两公里，不到百户人家分成两个生产队。两家大队6个生产队中属我们下乡的4队条件最差，主要表现是打粮少、日工分值最低，我们下乡的1968年我干了两个半月到年底结算挣了3.65元，整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合日收入8分钱，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刚开始给评6个工分，干一整天的收入只有4.8分钱。尽管那样，我在春节前回家拿到了人生挣来的第一笔钱3.65元，郑重地交给了我妈，我妈接过钱时笑着表扬我说“看我儿子，第一次挣钱就全交给妈了”。 当时村里的穷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无论春夏秋冬早晨干第一气儿活都是不吃饭的，所以多数人家都是午、晚两顿饭。我们知识青年上边定的政策是每人每年660斤毛粮到公社去领，660斤毛粮脱壳后大致只剩400多斤纯粮，我们集体户6男7女，女生多还算占点儿便宜，男生比重大的集体户常常是半年多就把全年粮食吃完了。我们户的粮食也不够吃，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所有关于吃饭的智慧和技巧都被激发出来了，比如吃玉米面大饼子，你可以假装斯文先掰半个然后还能吃到一整个，盛饭时先假装谦让盛半碗，然后迅速吃完还能在盆子里盛到一整碗，等等。前面说过的那个傻子福来当年已有30多岁，经常一个人坐在生产队院里大哭，问他为什么哭，回答总是三个字“我饿呀！”
当年的气候也比现在冷得多，零下30多度是常态气候，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产队冬天开会时，队部里队长讲话常常伴随着跺脚声，男性农民大多都穿着皮乌拉鞋，里边续着乌拉草，装束则大多是黑棉袄黑棉裤，黑棉裤几乎一水儿的大裤裆式。冬天里平白无故淌清鼻涕的特别多，大家走路的姿势也大致相同，都缩着脖，抄着手（即把两手交互插入袖筒里）。村里人走路见面最寻常的问候话都是“吃了吗”“吃饭了”，刚开始我们觉得好笑，后来发现这种打招呼的话实际每每关乎天下根本——吃饭，有很多人有时就是吃不上饭也常常吃不饱饭，所以只有这种碰面时的关切问候最实在。
我们落户的4队为什么在两子大队8个生产队中最穷，我很快就找到答案——原来是生产队领导班子太差，与4队一墙之隔的是3队，人家劳力干一天10个工分能挣一元多，我们只有8分钱，3队的粪堆像小山一样高而且入冻前倒过一遍，冬天刨开一层硬壳，里边是沤出的是腾腾热气。我们4队的粪堆小而坚硬，入冬之前没倒过，冬天主要工作是刨粪，男劳力两人一把20来斤重的大镐，每次刨下去都像刨在石头上。我就是第一年冬天刨大镐刨出了名，选大镐时选最重的，固定搭档是我们户的王殿生，即便是虎口震裂了也不休息，农民那年冬天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汉”，好像是和关羽一个级别了。
在我们集体户我们家算是比较穷的，我爹一个月挣60多元钱，家有5个孩子加上我们家人个子都高，所以布票永远不够用。我下乡时只带了一件黑制服棉袄，那是我哥哥1957年上高中时家里给他做的，1960年他又穿着同一件棉袄上大学，一直穿到1968年大学毕业，我哥哥爱出汗，1968年11月这个棉袄传给我时，已经是外表破破烂烂，棉花的蓬松感早已不见踪影，穿上后沉重结实像铁打的一样。我觉得还很不够，挡风效果不明显，再扎上一根麻绳硬是靠它撑过了两个严寒的冬天。
下乡短短几个月时间我成了农民心目中获最高评价的知青，我想了其中的原因大致有（1）棉襖破（2）干活猛（3）不吱声（4）棋厉害（5）写字好。当时两家子屯有一批象棋爱好者，晚上常常聚在大队部里玩。其中二人拔尖一个叫张瘸子一个叫郭秃子。张是抗美援朝把腿打坏了左腿截肢，郭是天生花秃头发长不齐全。其他社员都不是二人对手，这两人对弈时则互有胜负，常常边对弈边出刺激语言意在扰乱对方心神，试图乱中取胜。我文化大革命那两年没有参加过武斗，除了在家看书就是到县里的茶馆去看下象棋，那是县里顶尖高手的聚集地，两年看下来又买了本象棋棋谱自己研究，有了这个背景到了两家子屯张和郭这两个农村高手被我轻而易举地打败，所以仅两三天全屯子都知道了知青里有个象棋高手。除了下棋当年还时时刻刻在搞阶级斗争，村里常常有人在大队宣传栏上贴大字报，刚下乡没几天就有农民到集体户让我们用毛笔代抄他们的大字报，集体户的伙伴出卖了我，说“找松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常写大字报”只干过一次这个事，农民就知道我字写得好，以后生产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儿，写毛笔字的活儿就落在了我身上。
农村虽然也有大字报，虽然天天讲阶段斗争，其实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基本上是家族之间的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大队小队干部位置的争夺上。我们4队的队长王景山和大队书记王贵之间关系敌对，原因是王景山的同母异父哥姓白，曾和王贵争夺大队书记位置，落败后连副大队长的位置都没保住，被王贵“推荐”到公社革委会打杂儿去了，白走了，王贵便把王景山当成了敌人。
王景山是蒙族人，舌头大，性子烈，敢打人，管理生产队的事务不行，但打鱼摸虾很在行。我们村东边就是库里渔场，面积也就几十平方公里，初夏在村东麦田锄地时，王景山会带着个大麻袋，上午休息时他就跑到湖里抛上几网，原来头天晚上他已用豆饼渣掺黄泥做成球，选几个点，置入湖里，插上柳条做标志，农民叫喂窝子。他只需对着柳条撒上几网就能搞到大半麻袋鱼，打到鱼他就背着回家了。库里渔场是国营的，王景山脾气爆，也没人告发他。当年的中国农村，穷归穷，但绝对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农民大多都胆小怕事，所以农村普遍贫穷。在农村有很多聪明人，他们早已看清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根子在人民公社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在于各级干部作派的“跑浮儿”（整天讲政治讲阶段斗争），和我聊天时说过“把地分到各家各户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这种话的农民不止一人。但东北人普遍胆小，从古到今，难出大英雄。大家的普遍习性是忍气吞声，背后里说点三七嘎哒话。东北农村历来就有将农民心中的不满编成顺口溜即今天所说的“段子”的传统，所以东北出了个赵本山毫不奇怪。
1968年冬天和1969年一整年，我们创业公社大多数村子都没有通电，每天靠煤油灯照明，我下乡第一年就是晚上借煤油灯的光亮读完《红楼梦》的。1961年夏天，在吉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哥哥放暑假时带回来一套《红楼梦》，我只是时不时地抓过来看过一些片断，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书好好看一遍，没成想到农村后本队的李哑巴家有一套，我借了来，每天蜷缩在被窝里就着煤油灯读完了。我记得每天早晨鼻孔里都是黑色的煤油烟，就是古代用来做墨的那种煤油烟。
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生产队40多劳动力没有一个人有手表，只有一家有自行车，家境殷实以吃得饱穿得暖为标准，每个生产队也就一两户两三户，或是家里有当干部的，或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其他人就是所谓的贫下中农了，但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过去和现在情况大致无二。（未完待续）
初识农村
1968年11月7日，在锣鼓喧天声中，我们被送上了火车。下乡目的地创业公社原名叫八郎乡，传说宋朝的杨八郎在当年追击金兵时在这里的沼泽地里因坐骑陷入泥浆中被金兵乱箭射死，八郎乡因此得名。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认为八郎乡有封资修痕迹，遂改名创业公社。创业公社距离前郭县城40公里。当年火车从前郭站出发，一路北行先是牟头、然后新庙，第三站便是八郎了，40公里大约80分钟的样子。
火车上，大部分是到八郎的下乡知青，我们同车厢的还有十来个北京的知青。下了火车，看到有很多接站的马车，其中有一个马车是大平板，似乎比常见的马车高级一些。我们户的几个女生说，要能上这个车就好了，结果这个车的赶车人是个大舌头，吆喝“两家子4队，谁叫王松奇”喊的果然是我们。搬上行李坐上大车，赶车的人说：“我叫王景山，你们都坐稳了，坐车不准放屁呦！”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大笑。八郎站距两家子屯八里地时间不长就到了。王景山说：“女生住老李家，男生住滕大爷家。安放行李后到队部开会，给你们办的欢迎会。”
我们户13人当时来了11人，有两人暂时留校延迟下乡。第4生产队的队部是一溜8间土房，生产队的大院破破烂烂，左厢是草料间和马棚羊圈，右厢是仓库和牛圈。队部里窗户玻璃不全，屋里一个横贯东西的大炕，村民开会一半站在地上，一半坐在炕上。那天的社员大会人来的很齐。赶车接我们的大舌头原来是政治队长一把手，还有生产队长算是二把手，然后是民兵排长、会计、保管员、两个带头组长，这些头面人物纷纷先自我介绍，我们11个略显青涩的小孩子也自我介绍了一遍。然后王景山说请民兵排长我们的秀才邓国有致欢迎词。邓穿一身黑棉袄棉裤，腰里扎一根麻绳，我惊奇地发现，穿一件破棉袄扎一根麻绳或一件围巾是这里农民的标准打扮。邓国有大约不到50岁，胡须微黄长得不甚规则，说话很慢，带有习惯性的口头语“那个”，還时不时淌清鼻涕。他在不到10分钟致词里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每段语录背完后，他都注明说“请见《毛主席语录》第xx页”。我想这也许是当年农民中的文化人证明自己学识渊博的最佳方法了。欢迎会的高潮是大队书记赶来参会并讲话，他叫王贵，50岁左右，听他一讲才知道，我们插队的4队原来是两家子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书记说：把你们知识青年安排在最困难的生产队就是让你们好好锻炼，让你们为改变4队面貌做贡献。
那个欢迎会开完我们在老李家吃晚饭，李大爷是个老党员，那天晚上吃的是黄米饭，我们11个人6个男生5个女生，在学校时都不怎么说话，突然坐在一个炕桌上吃饭，大家都觉得别扭，默默地吃到了一半，不知是哪个女生先嘿嘿地笑了起来，随后所有的男生都由嘻嘻转为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到底是缘何而笑，是因为政治队长王景山说的“坐车不准放屁”那一句话，还是民兵排长邓国有边结结巴巴地 “那个那个”地背毛主席语录边时不时用手抹即将过河的清鼻涕，总而言之，农村的第一天大家都感到有趣。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有人敲窗户并大喊“大学生，起来干活了”。为什么喊我们大学生？原来1964年，这里来过几个大学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待了近一年（那一年我哥哥也曾经到柳河县农村搞社教）。喊我们干活的人叫福来，村里人叫他傻子，他也把我们当成了大学生。我们刚到农村，冬天正冷，觉还没睡够，所以几个人异口同声说“今天不去了，休息一下”。第一天就不出工，给农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可那时，我们傻乎乎的，对劳动纪律、人情世故一概不明白，特别过分的是我，我和其他5个男同学商量说：以后咱们早饭前第一气儿（农民干活分四气儿，第一气儿早饭前，第二气儿早饭后，午饭后下地第三气儿到4点多，第四气儿到天黑）咱们不干活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起床跑步，跑步时我在前面，喊广阔天地，你们喊大有作为如何？男生们都赞成我的建议，还当真出去跑了两天。那两天跑在村里的土道上边跑边喊口号，村民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们，所以第三天就决定不跑了，看得出，再跑下去就会成为农民心目中的小丑。大约一周左右，我们才开始和农民一样地出工干四气儿活。冬天的第一气儿活就是男女全体社员站在队部的大房子里剥蔴杆，满屋散发一股水沤蔴杆的臭味，还夹着旱烟味儿。农民边干活边聊天，时不时有人搞一点儿黄段子，我们在城里没听过，很多话都听不懂，不知道农民们的笑点从何而来。最经典的故事是我们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在次年春天上工时看见生产队大儿马子往一匹母马身上爬图谋不轨，当时大院里已聚集了很多社员在看热闹，这个女生见此情景竟大声赞叹道“哎呦，它们俩还闹着玩呢！”有一农民则打趣说“你好好看着，那不是闹着玩，那是动真格的了！”搞得在场人哄堂大笑。类似这种乐子事在下乡的头半年不胜枚举。
我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算把两家子大队及4小队的事弄个大体明白。48年前的创业公社两家子大队由两个自然屯组成，两家子屯和冷家屯。两家子屯分成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40多户人家，冷家屯距离两家子屯两公里，不到百户人家分成两个生产队。两家大队6个生产队中属我们下乡的4队条件最差，主要表现是打粮少、日工分值最低，我们下乡的1968年我干了两个半月到年底结算挣了3.65元，整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合日收入8分钱，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刚开始给评6个工分，干一整天的收入只有4.8分钱。尽管那样，我在春节前回家拿到了人生挣来的第一笔钱3.65元，郑重地交给了我妈，我妈接过钱时笑着表扬我说“看我儿子，第一次挣钱就全交给妈了”。 当时村里的穷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无论春夏秋冬早晨干第一气儿活都是不吃饭的，所以多数人家都是午、晚两顿饭。我们知识青年上边定的政策是每人每年660斤毛粮到公社去领，660斤毛粮脱壳后大致只剩400多斤纯粮，我们集体户6男7女，女生多还算占点儿便宜，男生比重大的集体户常常是半年多就把全年粮食吃完了。我们户的粮食也不够吃，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所有关于吃饭的智慧和技巧都被激发出来了，比如吃玉米面大饼子，你可以假装斯文先掰半个然后还能吃到一整个，盛饭时先假装谦让盛半碗，然后迅速吃完还能在盆子里盛到一整碗，等等。前面说过的那个傻子福来当年已有30多岁，经常一个人坐在生产队院里大哭，问他为什么哭，回答总是三个字“我饿呀！”
当年的气候也比现在冷得多，零下30多度是常态气候，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产队冬天开会时，队部里队长讲话常常伴随着跺脚声，男性农民大多都穿着皮乌拉鞋，里边续着乌拉草，装束则大多是黑棉袄黑棉裤，黑棉裤几乎一水儿的大裤裆式。冬天里平白无故淌清鼻涕的特别多，大家走路的姿势也大致相同，都缩着脖，抄着手（即把两手交互插入袖筒里）。村里人走路见面最寻常的问候话都是“吃了吗”“吃饭了”，刚开始我们觉得好笑，后来发现这种打招呼的话实际每每关乎天下根本——吃饭，有很多人有时就是吃不上饭也常常吃不饱饭，所以只有这种碰面时的关切问候最实在。
我们落户的4队为什么在两子大队8个生产队中最穷，我很快就找到答案——原来是生产队领导班子太差，与4队一墙之隔的是3队，人家劳力干一天10个工分能挣一元多，我们只有8分钱，3队的粪堆像小山一样高而且入冻前倒过一遍，冬天刨开一层硬壳，里边是沤出的是腾腾热气。我们4队的粪堆小而坚硬，入冬之前没倒过，冬天主要工作是刨粪，男劳力两人一把20来斤重的大镐，每次刨下去都像刨在石头上。我就是第一年冬天刨大镐刨出了名，选大镐时选最重的，固定搭档是我们户的王殿生，即便是虎口震裂了也不休息，农民那年冬天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汉”，好像是和关羽一个级别了。
在我们集体户我们家算是比较穷的，我爹一个月挣60多元钱，家有5个孩子加上我们家人个子都高，所以布票永远不够用。我下乡时只带了一件黑制服棉袄，那是我哥哥1957年上高中时家里给他做的，1960年他又穿着同一件棉袄上大学，一直穿到1968年大学毕业，我哥哥爱出汗，1968年11月这个棉袄传给我时，已经是外表破破烂烂，棉花的蓬松感早已不见踪影，穿上后沉重结实像铁打的一样。我觉得还很不够，挡风效果不明显，再扎上一根麻绳硬是靠它撑过了两个严寒的冬天。
下乡短短几个月时间我成了农民心目中获最高评价的知青，我想了其中的原因大致有（1）棉襖破（2）干活猛（3）不吱声（4）棋厉害（5）写字好。当时两家子屯有一批象棋爱好者，晚上常常聚在大队部里玩。其中二人拔尖一个叫张瘸子一个叫郭秃子。张是抗美援朝把腿打坏了左腿截肢，郭是天生花秃头发长不齐全。其他社员都不是二人对手，这两人对弈时则互有胜负，常常边对弈边出刺激语言意在扰乱对方心神，试图乱中取胜。我文化大革命那两年没有参加过武斗，除了在家看书就是到县里的茶馆去看下象棋，那是县里顶尖高手的聚集地，两年看下来又买了本象棋棋谱自己研究，有了这个背景到了两家子屯张和郭这两个农村高手被我轻而易举地打败，所以仅两三天全屯子都知道了知青里有个象棋高手。除了下棋当年还时时刻刻在搞阶级斗争，村里常常有人在大队宣传栏上贴大字报，刚下乡没几天就有农民到集体户让我们用毛笔代抄他们的大字报，集体户的伙伴出卖了我，说“找松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常写大字报”只干过一次这个事，农民就知道我字写得好，以后生产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儿，写毛笔字的活儿就落在了我身上。
农村虽然也有大字报，虽然天天讲阶段斗争，其实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基本上是家族之间的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大队小队干部位置的争夺上。我们4队的队长王景山和大队书记王贵之间关系敌对，原因是王景山的同母异父哥姓白，曾和王贵争夺大队书记位置，落败后连副大队长的位置都没保住，被王贵“推荐”到公社革委会打杂儿去了，白走了，王贵便把王景山当成了敌人。
王景山是蒙族人，舌头大，性子烈，敢打人，管理生产队的事务不行，但打鱼摸虾很在行。我们村东边就是库里渔场，面积也就几十平方公里，初夏在村东麦田锄地时，王景山会带着个大麻袋，上午休息时他就跑到湖里抛上几网，原来头天晚上他已用豆饼渣掺黄泥做成球，选几个点，置入湖里，插上柳条做标志，农民叫喂窝子。他只需对着柳条撒上几网就能搞到大半麻袋鱼，打到鱼他就背着回家了。库里渔场是国营的，王景山脾气爆，也没人告发他。当年的中国农村，穷归穷，但绝对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农民大多都胆小怕事，所以农村普遍贫穷。在农村有很多聪明人，他们早已看清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根子在人民公社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在于各级干部作派的“跑浮儿”（整天讲政治讲阶段斗争），和我聊天时说过“把地分到各家各户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这种话的农民不止一人。但东北人普遍胆小，从古到今，难出大英雄。大家的普遍习性是忍气吞声，背后里说点三七嘎哒话。东北农村历来就有将农民心中的不满编成顺口溜即今天所说的“段子”的传统，所以东北出了个赵本山毫不奇怪。
1968年冬天和1969年一整年，我们创业公社大多数村子都没有通电，每天靠煤油灯照明，我下乡第一年就是晚上借煤油灯的光亮读完《红楼梦》的。1961年夏天，在吉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哥哥放暑假时带回来一套《红楼梦》，我只是时不时地抓过来看过一些片断，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书好好看一遍，没成想到农村后本队的李哑巴家有一套，我借了来，每天蜷缩在被窝里就着煤油灯读完了。我记得每天早晨鼻孔里都是黑色的煤油烟，就是古代用来做墨的那种煤油烟。
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生产队40多劳动力没有一个人有手表，只有一家有自行车，家境殷实以吃得饱穿得暖为标准，每个生产队也就一两户两三户，或是家里有当干部的，或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其他人就是所谓的贫下中农了，但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过去和现在情况大致无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