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1979年我考上大学后的留影,笑得傻乎乎的,但是发自内心的。当时,我在中学当老师,一想到马上要上大学了,心里特别高兴,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念。以前,照相是件高消费的大事,我很隆重地把辫子梳好,流海剪整齐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当年流行花“的确凉”,我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一件,蓝布裤子,黑面白底方口布鞋。照相馆的师傅听说是庆祝考上大学,建议我拿本书,表示有文化。我觉得挺好,从他们桌上拿了个黑皮登记本装成文化人。多年以后,我把这照片发给朋友,他毫不客气地飞信道:“真土啊。”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在农村插队。那会儿特别缺老师,高中毕业的我算是“人才”,教育局派车把我从村子直接拉到师范学校培训了一个月,听了几堂老教师的课,就分配到学校教初二语文。
　　因为刚从农村抽调上来,学校不让我参加高考,我也不好意思提。一直拖到1978年来了新老师,学校终于同意了。说起来不好意思,我虽说是高中毕业,但真正在教室里听课的时间并不多,不断地被拉出去学工、学农、学军。那两年,学会了编草袋子、打靶射击、看图纸车零件。因为学校经常搞文艺汇演,我顺便学了唱京戏、说快板,什么都学了,就是没学文化。
　　1979年冬天,我每天下班后在路边小店买个面包直接去补习班上课,晚上7点～9点。补习班少,人多,记得在借用的大学阶梯教室里,好几百人一起上课,老老小小一起念“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场面蔚为壮观。我同桌是个上高三的小男生,他不爱学习,上课偷偷看小人书。他妈妈站在门外盯着他,透过玻璃不时用手指着他,那意思是“好好听课”。我们上几个小时,她就站几个小时,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学校高三有个文科班,我很想去听课,但没时间。因为我不但是管着50个学生的班主任,还教两个班语文。作业、作文、测验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广播操评比、歌咏比赛、卫生大检查弄得我团团转。同事小王老师的孩子才一岁,身体很弱老生病,我还得帮她代课。那些日子经常连着上6节课,下午嗓子充血说不了话。
　　一次全区高考模拟考试,我偷偷得空儿去文科班听试卷分析。教数学的吴老师已经退休了,因为经验丰富被请回来带高考班。
　　对高考,其实我没信心。从小就是个智力平平的女孩儿,脑子不灵活,学习成绩从没进过班里前10名。吴老师看我态度挺诚恳,每次练习题都多印一份给我。不好意思总麻烦吴老师,偶尔拿做好的卷子让他看看,总是红××一片。他安慰我说:“数学要多做题,题型看多了,怎么变化都没关系。”
　　我给自己规定:每天做20道题,背10页书,记50个英语单词。为了完成任务,上班骑车背历史,晚上安静的时候做题,差不多要熬到后半夜。咬着牙坚持着,究竟做了多少题,实在数不清了。上大学后我才知道,我的数学成绩居然是全系第一名,这得感谢吴老师。
　　高考在7月,最热的时候。考场在另一所学校,早上我骑自行车去。上午11点考完,找个树阴靠着吃块面包,喝点水,静静心,背下午的科目。晚上找个小饭馆随便吃点,然后找间教室看书,就这么连考三天。
　　高考后的日子真难受。每天晚上做同一个“估算成绩”的梦,总是很差,吓醒,一身冷汗。分数公布了,与估的差不多,不太好。再接着“热锅上煎”般的等待录取分数线,谢天谢地,高出3 分。
　　等待的日子茶饭不思,出门走路溜边儿,“怕熟人问”。发榜那天,我不敢去上班,躲在家里。下午,同事小梅在楼下大声叫我的名字,听她的兴奋劲儿知道是“好事”。我冲到阳台上,她手里挥着一张白纸——录取通知书。
　　一想起高考就想起小梅那天的样子、衣服、声音、表情。可惜,她刚30岁就得重病走了,今天不能与她分享回忆。
　　报上说,那年全国高考录取率是4%,同桌男孩没考上,我校文科班20个学生全落榜了。
　　大学毕业后我依然教书,后调到大学至今。有时候想:人生很长,紧要的地方其实只有几步,只有咬紧牙拼命,才能抓住属于你的机会。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