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灾难提醒人们,生活可能在一瞬间就会变得意想不到的残酷。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以共同的人性来彼此分担。中国人经历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痛苦和损失,也从国际社会得到过帮助和力量。对于海地灾难的援救,既是中国的使命,也是中国对于人类社会的责任。
北京时间2010年1月13日5点53分,海地发生7.3级大地震,这是当地200年来遭遇的最强地震,死亡人数预计超过20万。
驻守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中国国际救援队队长刘向阳接到了随时准备出发的命令,负责搜救任务。他曾多次率队参加阿尔巴尼亚地震、印尼海啸、汶川大地震等国内外灾害搜救工作。
北京时间1月13日15点51分,刘向阳队长带领的24名救援队员、15名医疗队成员与中国地震局专家完成集结。晚上8点30分,中国国际救援队一行50人,乘坐CA6076航班,从首都机场直飞海地首都太子港。
在近20个小时的航程中,救援队在飞机上召开了两次会议,通报最新灾情,部署救援安排。剩下的时间就是抓紧时间睡觉,睡觉就是任务,必须保证体力,下飞机后才能迅速投入战斗。一般来说,救援的头三天是休息不了的。
跨越半个地球,行程1.8万多公里,救援队在海地时间1月14日凌晨2点抵达太子港机场。中国救援队是第四支到达海地灾区的国际救援队,也是亚洲第一支参与此次救援的国际救援队。
记者:抵达首都太子港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刘向阳:机场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国际救援队到达海地的第一感受。飞机降落后,大家却困在机舱里下不去,后来才知道整个机场都找不到舷梯。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最高的梯子,但是离下飞机的通道还有一米的距离。两名身体比较健壮的队员站在梯子顶端两侧,其他队员往下跳的时候,他们便负责保护。
我们应联合国的要求,迅速派出15人组成的先遣队,携带三条搜救犬,连夜奔赴连海团总部大楼。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留在机场搬运物资的队员们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机场非常混乱,根本没有装运物资的运输车和滑轮车。整整6个小时,我们队员才把20吨物资从飞机的底层抬到运载车上。这项工作十分消耗体力,这些队员还没到现场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当地时间10点15分,全体队员和装备物资到达倒塌现场,成为继美国救援队之后,到达连海团大楼的第二支国际救援队伍。
记者:你到了现场,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
刘向阳:现场非常惨烈,整个大楼粉碎性坍塌,人生还的几率非常小。用专业术语来讲,施救难度巨大。建筑已经没了模样,一片废墟,根本分不出楼层,依靠判断才能感觉出在什么位置。
面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大楼,搜救队员们开始还原地震发生时,大楼中的人员分布状况和楼层结构。防暴队队员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连海团总部大楼的防范图,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拿着这张图,我们就知道哪里应该有人,哪里人多。
后来,我们锁定403会议室,当时他们正在开会。地震的时候,房屋倒塌还是有规律的,而且是瞬间倒掉,再加上这个楼是整体坍塌,不会移位太远。我们因此判断出了他们的大概位置。
记者:几层压下来,你怎么知道四层在哪儿?
刘向阳:当时,我们也询问了防爆队员,他们说这楼往下一坐,整个向北面倒下去了。我们的经验比较多,得知倒塌位置和方向基本上就能锁定位置。
1月14日凌晨4时左右,先遣队开始在403附近的废墟上进行搜索。但是搜索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生命迹象。即便如此,救援队员们并没有放弃。我决定用人工剥离的方法开始作业,剥离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幸存者的安全,也要考虑队员的安全。大家知道,废墟中的一根钢筋就有可能承受着千吨重量,我们每挪动一块楼板都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如果稍不注意,整个废墟就坍塌了。所以,我们用双手和小型设备进行剥离。那时的队员就像废墟上的绣花工,非常小心。
记者:去幸存者更多的地方,或者有更明显的生存迹象的地方,效果会更好吗?
刘向阳:我们感觉首选这个地方一点儿也没有违背科学救援的规律。首先,我们不能主观地判断有没有幸存者。任何救援队也不敢只是表层搜索一遍,然后就说下面没有幸存者,这是完全不可以的。
记者:你这时候的决策是领导安排的任务还是专业判断?
刘向阳:主要是凭我们的专业判断,不掺杂领导或者其他部门的指令。现场搜索或营救方案主要是由队长来制定的。
人工剥离持续了一天的时间,但是救援分队还是一无所获,身为现场总指挥,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指挥部里面也有着不同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放弃了,就等于说我的决策是错误的。而决策失误对于一个指挥者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真的判断错了,就不好再判断会议室的位置了。
记者:对于你内心的摇摆或者说是疑问,身边的队员知道吗?
刘向阳:队员不知道,这种压力我不会给他们,我要让我的队员轻松地工作。作为队长,就要承担起一切应该承担的责任。
记者:到什么时候发现会议室的痕迹了?
刘向阳:当地时间1月15日12时左右,救援队挖掘出第一具尸体,连海团行政事务主管伍德维奇。发现他以后,我们感觉这个位置基本上与原来的判断是吻合的。紧接着,又挖掘出另一具遇难者的遗体,他是联合国的一位官员,也来这儿参加会议,他的位置在会议室的边上。
记者:什么时候发现了这8名维和人员?
刘向阳:海地时间1月16日3时30分,在连续作战了48小时后,中国国际救援队终于搜索到了被掩埋的中国维和警察王树林的遗体。
再往前又挖掘了两米,发现了一只脚,脱下皮鞋,发现上面写着“老兵”二字。老兵牌皮鞋是总后军需研究所制的,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这时,我们就感觉这是他们开会的位置了。当时有一点点欣慰,但是一看他的这双鞋,便克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继续挖掘,里面一点儿缝隙都没有,一点儿生存的空间都没有,全部被埋压,就和用沙土埋上一样。我们队员用手一点一点地往里抠,把土和身边的瓦砾扒开。然后,用小型装备慢慢把上面的废墟打开后,发现他已经遇难了。
因为我参加过维和,也是4个月前刚刚回来,我是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大队的政委,第8批,所以当时的感受异常复杂。在那一刻,我决定让队员用矿泉水纸箱子做了一个“战友,接您回家!”的牌子,以纪念维和人员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发现王树林的遗体后,搜救队员们又花了12个小时继续挖掘,当地时间1月16日15时,8名维和队员的遗体全部被找到。
救援进行得非常慢,队员几乎是用手把身边的瓦砾一点点运出去,以保证遗体的完整,这也是对战友的尊重。用双手将遗体抱出来后,对仪容进行简单的处理,队员们对遗体深深鞠躬,然后再运走。鞠躬这个仪式也会给与其他的联合国官员的遗体,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人道主义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地震发生后,海地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街头不时有流弹飞过。坦率地讲,你心里会有恐惧吗?
刘向阳:也担心会有流弹飞过来。我们有时候出去,会穿防弹背心、戴头盔。经常听到枪声,尤其是晚上。只要救灾就有风险、有危险。
记者:为了一个陌生国家素不相识的人,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值得吗?
刘向阳:值得,我们代表中国施行的人道主义救助。人道主义就是提供无私的帮助,我们无论走到哪儿,代表这个符号就是中国!
当地时间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太子港对中国国际救援队震后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表示感谢。随后,中国国际救援队根据联合国现场协调中心提供的信息,先后在太子港、家乐福等4个区域展开12次救援行动,作业时间共计120小时,覆盖了23个地震现场。
在前往海地的14天中,中国国际救援队独立找出15名遇难者,并与其他国际救援队合作,共同找出12名遇难者,成为海地灾区救援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地震后第10天,当地时间1月22日,海地政府宣布紧急救援结束,按照人道主义救援的职责,中国国际救援队已经可以撤离。但他们选择继续留在海地,救治伤员、安置灾民。直到当地时间1月25日晚7时,队员们才登上了飞回祖国的包机。
记者:飞机起飞的时候,你最后看到的海地是什么样子?
刘向阳:在机场附近还是有很多灾民,还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我希望这个城市尽快好起来,人们尽快富起来。我希望我再次来的时候,不是以这种身份,而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来观光。
记者:回来以后,你还会回忆起海地吗?
刘向阳:我们一直在关注,而且永远在关注,因为那是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作为救援队员,我们的身份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去执行人道主义事业。大爱无疆。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
北京时间2010年1月13日5点53分,海地发生7.3级大地震,这是当地200年来遭遇的最强地震,死亡人数预计超过20万。
驻守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中国国际救援队队长刘向阳接到了随时准备出发的命令,负责搜救任务。他曾多次率队参加阿尔巴尼亚地震、印尼海啸、汶川大地震等国内外灾害搜救工作。
北京时间1月13日15点51分,刘向阳队长带领的24名救援队员、15名医疗队成员与中国地震局专家完成集结。晚上8点30分,中国国际救援队一行50人,乘坐CA6076航班,从首都机场直飞海地首都太子港。
在近20个小时的航程中,救援队在飞机上召开了两次会议,通报最新灾情,部署救援安排。剩下的时间就是抓紧时间睡觉,睡觉就是任务,必须保证体力,下飞机后才能迅速投入战斗。一般来说,救援的头三天是休息不了的。
跨越半个地球,行程1.8万多公里,救援队在海地时间1月14日凌晨2点抵达太子港机场。中国救援队是第四支到达海地灾区的国际救援队,也是亚洲第一支参与此次救援的国际救援队。
记者:抵达首都太子港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刘向阳:机场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国际救援队到达海地的第一感受。飞机降落后,大家却困在机舱里下不去,后来才知道整个机场都找不到舷梯。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最高的梯子,但是离下飞机的通道还有一米的距离。两名身体比较健壮的队员站在梯子顶端两侧,其他队员往下跳的时候,他们便负责保护。
我们应联合国的要求,迅速派出15人组成的先遣队,携带三条搜救犬,连夜奔赴连海团总部大楼。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留在机场搬运物资的队员们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机场非常混乱,根本没有装运物资的运输车和滑轮车。整整6个小时,我们队员才把20吨物资从飞机的底层抬到运载车上。这项工作十分消耗体力,这些队员还没到现场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当地时间10点15分,全体队员和装备物资到达倒塌现场,成为继美国救援队之后,到达连海团大楼的第二支国际救援队伍。
记者:你到了现场,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
刘向阳:现场非常惨烈,整个大楼粉碎性坍塌,人生还的几率非常小。用专业术语来讲,施救难度巨大。建筑已经没了模样,一片废墟,根本分不出楼层,依靠判断才能感觉出在什么位置。
面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大楼,搜救队员们开始还原地震发生时,大楼中的人员分布状况和楼层结构。防暴队队员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连海团总部大楼的防范图,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拿着这张图,我们就知道哪里应该有人,哪里人多。
后来,我们锁定403会议室,当时他们正在开会。地震的时候,房屋倒塌还是有规律的,而且是瞬间倒掉,再加上这个楼是整体坍塌,不会移位太远。我们因此判断出了他们的大概位置。
记者:几层压下来,你怎么知道四层在哪儿?
刘向阳:当时,我们也询问了防爆队员,他们说这楼往下一坐,整个向北面倒下去了。我们的经验比较多,得知倒塌位置和方向基本上就能锁定位置。
1月14日凌晨4时左右,先遣队开始在403附近的废墟上进行搜索。但是搜索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生命迹象。即便如此,救援队员们并没有放弃。我决定用人工剥离的方法开始作业,剥离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幸存者的安全,也要考虑队员的安全。大家知道,废墟中的一根钢筋就有可能承受着千吨重量,我们每挪动一块楼板都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如果稍不注意,整个废墟就坍塌了。所以,我们用双手和小型设备进行剥离。那时的队员就像废墟上的绣花工,非常小心。
记者:去幸存者更多的地方,或者有更明显的生存迹象的地方,效果会更好吗?
刘向阳:我们感觉首选这个地方一点儿也没有违背科学救援的规律。首先,我们不能主观地判断有没有幸存者。任何救援队也不敢只是表层搜索一遍,然后就说下面没有幸存者,这是完全不可以的。
记者:你这时候的决策是领导安排的任务还是专业判断?
刘向阳:主要是凭我们的专业判断,不掺杂领导或者其他部门的指令。现场搜索或营救方案主要是由队长来制定的。
人工剥离持续了一天的时间,但是救援分队还是一无所获,身为现场总指挥,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指挥部里面也有着不同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放弃了,就等于说我的决策是错误的。而决策失误对于一个指挥者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真的判断错了,就不好再判断会议室的位置了。
记者:对于你内心的摇摆或者说是疑问,身边的队员知道吗?
刘向阳:队员不知道,这种压力我不会给他们,我要让我的队员轻松地工作。作为队长,就要承担起一切应该承担的责任。
记者:到什么时候发现会议室的痕迹了?
刘向阳:当地时间1月15日12时左右,救援队挖掘出第一具尸体,连海团行政事务主管伍德维奇。发现他以后,我们感觉这个位置基本上与原来的判断是吻合的。紧接着,又挖掘出另一具遇难者的遗体,他是联合国的一位官员,也来这儿参加会议,他的位置在会议室的边上。
记者:什么时候发现了这8名维和人员?
刘向阳:海地时间1月16日3时30分,在连续作战了48小时后,中国国际救援队终于搜索到了被掩埋的中国维和警察王树林的遗体。
再往前又挖掘了两米,发现了一只脚,脱下皮鞋,发现上面写着“老兵”二字。老兵牌皮鞋是总后军需研究所制的,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这时,我们就感觉这是他们开会的位置了。当时有一点点欣慰,但是一看他的这双鞋,便克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继续挖掘,里面一点儿缝隙都没有,一点儿生存的空间都没有,全部被埋压,就和用沙土埋上一样。我们队员用手一点一点地往里抠,把土和身边的瓦砾扒开。然后,用小型装备慢慢把上面的废墟打开后,发现他已经遇难了。
因为我参加过维和,也是4个月前刚刚回来,我是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大队的政委,第8批,所以当时的感受异常复杂。在那一刻,我决定让队员用矿泉水纸箱子做了一个“战友,接您回家!”的牌子,以纪念维和人员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发现王树林的遗体后,搜救队员们又花了12个小时继续挖掘,当地时间1月16日15时,8名维和队员的遗体全部被找到。
救援进行得非常慢,队员几乎是用手把身边的瓦砾一点点运出去,以保证遗体的完整,这也是对战友的尊重。用双手将遗体抱出来后,对仪容进行简单的处理,队员们对遗体深深鞠躬,然后再运走。鞠躬这个仪式也会给与其他的联合国官员的遗体,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人道主义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地震发生后,海地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街头不时有流弹飞过。坦率地讲,你心里会有恐惧吗?
刘向阳:也担心会有流弹飞过来。我们有时候出去,会穿防弹背心、戴头盔。经常听到枪声,尤其是晚上。只要救灾就有风险、有危险。
记者:为了一个陌生国家素不相识的人,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值得吗?
刘向阳:值得,我们代表中国施行的人道主义救助。人道主义就是提供无私的帮助,我们无论走到哪儿,代表这个符号就是中国!
当地时间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太子港对中国国际救援队震后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表示感谢。随后,中国国际救援队根据联合国现场协调中心提供的信息,先后在太子港、家乐福等4个区域展开12次救援行动,作业时间共计120小时,覆盖了23个地震现场。
在前往海地的14天中,中国国际救援队独立找出15名遇难者,并与其他国际救援队合作,共同找出12名遇难者,成为海地灾区救援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地震后第10天,当地时间1月22日,海地政府宣布紧急救援结束,按照人道主义救援的职责,中国国际救援队已经可以撤离。但他们选择继续留在海地,救治伤员、安置灾民。直到当地时间1月25日晚7时,队员们才登上了飞回祖国的包机。
记者:飞机起飞的时候,你最后看到的海地是什么样子?
刘向阳:在机场附近还是有很多灾民,还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我希望这个城市尽快好起来,人们尽快富起来。我希望我再次来的时候,不是以这种身份,而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来观光。
记者:回来以后,你还会回忆起海地吗?
刘向阳:我们一直在关注,而且永远在关注,因为那是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作为救援队员,我们的身份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去执行人道主义事业。大爱无疆。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