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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罗夫斯基深爱中国文化，曾以俄文著作《习近平，正圆中国梦》引起关注，新作《大国之翼：“一带一路”西行漫记》在俄中同时出版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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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是今年北京入春以来最热的一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掀起的热潮也在不断升温。位于中共中央党校校园的大有书局里，一场领导干部读书会正在进行，主角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老塔”教授的塔夫罗夫斯基已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一年前，他在此介绍了其俄文著作《习近平，正圆中国梦》。那是第一部由外国学者撰写的全面介绍习近平主席生平和治国理政思想的著作，由俄罗斯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俄引起轰动，《学习时报》选载了此书部分内容。如今，他带着新著《大国之翼：“一带一路”西行漫记》来了。他历时一年半，考察了东起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的漫长路线，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古今变迁，也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在俄中两国同时推出，中文版出版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圣彼得堡就像连云港一样，是个海港城市。”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塔夫罗夫斯基，如今聊起俄罗斯的情况时会不知不觉融入 “中国概念”。他告诉读者们，“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中，向未来开放，沟通了中国和世界。
花两年翻译了《四十二章经》
和老塔教授聊天很愉快，不仅因为他能用汉语沟通，也因为他随处流露出对中国的真诚喜爱。
塔夫罗夫斯基常收到中国朋友的中文书信。他的书房里有数百本中文书，最喜欢喝的酒是黄酒，“绍兴的黄酒很好。写书的时候，我独自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晚上温一壶中国朋友带给我的黄酒，喝着喝着灵感就来了。对了，绍兴也是鲁迅的故乡。”他直言：“我喜欢中国的一切。我的一些俄罗斯朋友也研究中国，但他们总是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有问题。我告诉我的学生，要研究一个国家，最好是喜欢那个国家，这样会看得更全面。”
塔夫罗夫斯基的“中国情结”源自父母。“我是在苏联远东的堪察加半岛出生的。父亲瓦西姆是海军潜艇工程师，当年驻扎在堪察加半岛的彼得勒巴夫罗斯克海军基地。上世纪50年代，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物品。我母亲娜塔莉娅在图书馆工作，她不会汉语，但是1958年到过中国，去过北京、南京、杭州等很多地方，非常喜欢。后来他被调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海军基地，我也在当地读完了中小学。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母亲对我说，你最好读东方系，研究中国。”
1966年，塔夫罗夫斯基进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习。“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的是传统的东方学，我们除了现代汉语，还学文言、戏曲、中国地理等等。”东方系的老师里，有不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白俄。“他们的中文都很地道，水平很高。”东方系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他入学时书店里也能买到中文书。“那时苏联有很多俄语版的中国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都有，都是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不过，因为苏中两国关系紧张，过了三四年，在苏联就很难买到中国书了。1970年，他被派往新加坡短期留学，真正接触到中国人。他在新加坡的大学老师来自中国台湾。“我那時才知道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
塔夫罗夫斯基后来在东方研究所研究佛教，“老师是很有名的敦煌专家”。1971年，塔夫罗夫斯基将《四十二章经》从中文译为俄文，作为毕业作品。老师告诉他，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佛教。这件事花了他近两年时间。30多年后，他来到甘肃武威的雷台寺，见到佛教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塑像，颇为激动，称自己钦佩鸠摩罗什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塔夫罗夫斯基的妻子奥列加也是一位汉学家，汉语说得比他还好。“她是研究回族方言的。当我在写作中遇到相关问题时，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也许是爱屋及乌，塔夫罗夫斯基说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
塔夫罗夫斯基的儿子费德勒也精通中文，1991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一年。让老塔感到遗憾的是，费德勒没有接下他的中国研究衣钵，而是去了电视台工作。“我现在重点培养我的孙子，教他学汉语。我母亲当年从中国带回来的筷子、碟子、碗等等，都被我‘传’给了孙子，他很喜欢。”
为戈尔巴乔夫感到遗憾
塔夫罗夫斯基走出校园时，正值苏中关系紧绷的年代。他的半世纪中国故事，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毕业时，他曾以为佛教将是自己的终身事业。然而，苏联政府要求他参加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汉语广播。“那时候，我们两国在打宣传战，国家安排我参加宣传战。我负责的领域是中国外交。当时中国在搞‘文革’，我不赞成。”他笑说。
在莫斯科，塔夫罗夫斯基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人。在电台，负责翻译和播音的是中国人。“那时候在莫斯科买不到中国菜，我们想方设法搞来中国酒，中国同事包饺子，我们就一块儿吃，好像一家人一样。”25岁的他，和电台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中国同事关系很好，两家经常串门。但他在电台工作7年，没有机会到中国。
当时的苏联人，对中国普遍了解甚少。“离开电台后，我到一份外交杂志莫斯科办公室工作了3年。我们的总编辑是个美国通。有一天他问我：‘听说在日本也用中国字，是吗？’‘是的。’‘那你认识中国字吗？’‘我认识。’‘你去日本吧。’” 塔夫罗夫斯基说到这里，哈哈大笑。“在他眼里，中文和日文是一回事，我就这样在日本工作了6年，写了3本书，都是关于日本的。”
再度回到莫斯科，塔夫罗夫斯基被调到了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负责对中国、日本、韩国的宣传，一干就是3年半。“以后，党中央没有了，苏联也没有了。”但他这3年多完成了一件向往已久的事情：访问中国。
那是1989年5月，他作为苏共中央工作人员随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我住在国际饭店，离天安门不远”。“那时候，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遭遇很大困难，他身边的专家告诉他，也许应该学邓小平搞改革，把经济改革放在第一。”他同意了。可是当他到了北京后却改变了想法。塔夫罗夫斯基说到这里，显然有些遗憾。“很可惜。那时候（苏联）还有机会。”他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及时转向经济改革，“也许苏联还在”。 “我是普京‘顾问的顾问’”
在俄罗斯联邦，塔夫罗夫斯基任外交部主办的《外交官》杂志总编辑。1993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停留了两个星期，为准备叶利钦总统访华拍摄一部电视片。那时的中国，在他眼里还比较落后，“我在哈尔滨看到了农业生产的情况。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水平比较高。”谈到叶利钦，他坦言：“我觉得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太明白，也没太大兴趣。他比较喜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但是他明白，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俄罗斯要跟中国做好朋友。”
塔夫罗夫斯基是俄罗斯智囊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个爱国保守团体，赞成爱国主义、东正教，赞成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我们亲普京，也亲中国。”在他眼里，普京是个“很复杂的人”，“我喜欢他。但是，他不太喜欢改革。而我们现在需要大胆的经济改革。”
塔夫罗夫斯基写关于中国的书，也是希望普京更多地看到改革的好处。他幽默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俱乐部负责人普罗汉诺夫是普京的顾问，不时与普京讨论各种问题，而自己是普京“顾问的顾问”。“我向普罗汉诺夫介绍中国的情况，中国梦是什么，经济新常态是什么，‘一带一路’是什么，等等。据说，他曾向普京提议，中国有中国梦，俄罗斯也可以有俄罗斯梦啊。”
中国梦是塔夫罗夫斯基着力研究的。从2013年到2015年，他每年来中国四五次，并在俄罗斯主要报刊上撰文介绍中国。“那时我写了两本书，一本谈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本谈中国的外交。”然后，就是《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习主席当之无愧地跻身主导国际格局的领袖行列，有必要用这样一部书向俄罗斯介绍习主席，让俄民众更好地感知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创作过程中，他参考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等大量著述。“俱乐部的成员对《习近平，正圆中国梦》这本书很感兴趣，他们阅读、讨论、研究。俱乐部副主席格拉兹耶夫院士是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他特别认真地研究了其中的两章，一是习近平传，二是经济改革。” 此书的封面上还写着普京的一段话：“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的‘经济之帆’乘上‘中国之风’的机会”。
从历史的深度和地域的广度讲述中国故事
在熟读中国古代典籍的塔夫罗夫斯基眼里，习近平主席是一位君子，一位高尚的人。“高尚的人把报效祖国视为天职，无论遇到什么诱惑和风险，都毫不动摇。”他说，习主席“不仅懂得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俄罗斯，塔夫罗夫斯基也常被称为“爱国者”。当《环球人物》记者问他如何理解中俄友好与俄罗斯利益之间的关系时，这位熟悉两国关系历史的老人说：“俄中两国利益没有冲突，可以说是一致的。要用好目前這个机会，在各方面加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也许是因为塔夫罗夫斯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他对中国梦、“一带一路”等宏大主题的叙述极为生动，对领导人的描述也富有文学魅力。在《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他是这样描写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情况的：“在厦门，他于1987年9月与业已成名的歌唱家彭丽媛结婚。他们没有去度‘蜜月’，而是只在一起度过了短短4天的‘蜜日’。”考察宁德山村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习近平背疼得连下车都困难”。他写道，习近平任福建省省长后立刻着手组建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领导小组”。“它摆脱了官僚的束缚，可全权处理具体问题。‘头脑风暴’的结果是在第一年内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40%。”
撰写《大国之翼》时，塔夫罗夫斯基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见闻。在郑州，他看到“大量来自俄罗斯的伏特加和巧克力”。在连云港，他发现港口管理人员“俄语说得很流利”。在西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城墙”“深谙中世纪城墙的历史价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他写道，通过西安有一条洲际交通大动脉，起于连云港，终点应该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俄罗斯部分计划将在2020年建成。他引述连云港当地官员的话说，跨欧亚大陆铁路桥和“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以及正在研究建设中的空中丝绸之路“会给俄罗斯带来很多机会”，“最主要的是不要错过这趟‘列车’。”这其实也是塔夫罗夫斯基最想对俄罗斯人说的。“普京总统支持‘一带一路’，但我希望他更有力地推动俄罗斯政府落实相关项目。”
在《大国之翼》中，塔夫罗夫斯基称赞习近平主席“深谙实现洲际贸易路线的巨大潜力”。同时，他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描述了习主席的父亲习仲勋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在陕西富平，塔夫罗夫斯基在习仲勋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此前，他曾经和一些政治学家同行去过毛主席纪念堂，也敬献了花圈。他在书中记述：“毛泽东很欣赏习仲勋的外交艺术，并把他比作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面的战略家诸葛亮。”习仲勋“与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都能做到相互理解，他可以理解非常不同的人。这只能用一点来解释，他是丝绸之路上的人。”塔夫罗夫斯基归纳道，出生在西安和许多跨文化交流线路上的其他城市的人，一辈又一辈积淀的是对异族文化的豁达，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在纠纷和谈判中实现“中庸之道”。
从历史的深度与地域的广度思考和讲述中国，这大概是老塔教授笔下的中国故事格外生动的缘由吧。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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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是今年北京入春以来最热的一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掀起的热潮也在不断升温。位于中共中央党校校园的大有书局里，一场领导干部读书会正在进行，主角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老塔”教授的塔夫罗夫斯基已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一年前，他在此介绍了其俄文著作《习近平，正圆中国梦》。那是第一部由外国学者撰写的全面介绍习近平主席生平和治国理政思想的著作，由俄罗斯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俄引起轰动，《学习时报》选载了此书部分内容。如今，他带着新著《大国之翼：“一带一路”西行漫记》来了。他历时一年半，考察了东起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的漫长路线，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古今变迁，也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在俄中两国同时推出，中文版出版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圣彼得堡就像连云港一样，是个海港城市。”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塔夫罗夫斯基，如今聊起俄罗斯的情况时会不知不觉融入 “中国概念”。他告诉读者们，“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中，向未来开放，沟通了中国和世界。
花两年翻译了《四十二章经》
和老塔教授聊天很愉快，不仅因为他能用汉语沟通，也因为他随处流露出对中国的真诚喜爱。
塔夫罗夫斯基常收到中国朋友的中文书信。他的书房里有数百本中文书，最喜欢喝的酒是黄酒，“绍兴的黄酒很好。写书的时候，我独自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晚上温一壶中国朋友带给我的黄酒，喝着喝着灵感就来了。对了，绍兴也是鲁迅的故乡。”他直言：“我喜欢中国的一切。我的一些俄罗斯朋友也研究中国，但他们总是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有问题。我告诉我的学生，要研究一个国家，最好是喜欢那个国家，这样会看得更全面。”
塔夫罗夫斯基的“中国情结”源自父母。“我是在苏联远东的堪察加半岛出生的。父亲瓦西姆是海军潜艇工程师，当年驻扎在堪察加半岛的彼得勒巴夫罗斯克海军基地。上世纪50年代，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物品。我母亲娜塔莉娅在图书馆工作，她不会汉语，但是1958年到过中国，去过北京、南京、杭州等很多地方，非常喜欢。后来他被调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海军基地，我也在当地读完了中小学。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母亲对我说，你最好读东方系，研究中国。”
1966年，塔夫罗夫斯基进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习。“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的是传统的东方学，我们除了现代汉语，还学文言、戏曲、中国地理等等。”东方系的老师里，有不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白俄。“他们的中文都很地道，水平很高。”东方系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他入学时书店里也能买到中文书。“那时苏联有很多俄语版的中国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都有，都是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不过，因为苏中两国关系紧张，过了三四年，在苏联就很难买到中国书了。1970年，他被派往新加坡短期留学，真正接触到中国人。他在新加坡的大学老师来自中国台湾。“我那時才知道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
塔夫罗夫斯基后来在东方研究所研究佛教，“老师是很有名的敦煌专家”。1971年，塔夫罗夫斯基将《四十二章经》从中文译为俄文，作为毕业作品。老师告诉他，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佛教。这件事花了他近两年时间。30多年后，他来到甘肃武威的雷台寺，见到佛教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塑像，颇为激动，称自己钦佩鸠摩罗什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塔夫罗夫斯基的妻子奥列加也是一位汉学家，汉语说得比他还好。“她是研究回族方言的。当我在写作中遇到相关问题时，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也许是爱屋及乌，塔夫罗夫斯基说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
塔夫罗夫斯基的儿子费德勒也精通中文，1991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一年。让老塔感到遗憾的是，费德勒没有接下他的中国研究衣钵，而是去了电视台工作。“我现在重点培养我的孙子，教他学汉语。我母亲当年从中国带回来的筷子、碟子、碗等等，都被我‘传’给了孙子，他很喜欢。”
为戈尔巴乔夫感到遗憾
塔夫罗夫斯基走出校园时，正值苏中关系紧绷的年代。他的半世纪中国故事，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毕业时，他曾以为佛教将是自己的终身事业。然而，苏联政府要求他参加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汉语广播。“那时候，我们两国在打宣传战，国家安排我参加宣传战。我负责的领域是中国外交。当时中国在搞‘文革’，我不赞成。”他笑说。
在莫斯科，塔夫罗夫斯基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人。在电台，负责翻译和播音的是中国人。“那时候在莫斯科买不到中国菜，我们想方设法搞来中国酒，中国同事包饺子，我们就一块儿吃，好像一家人一样。”25岁的他，和电台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中国同事关系很好，两家经常串门。但他在电台工作7年，没有机会到中国。
当时的苏联人，对中国普遍了解甚少。“离开电台后，我到一份外交杂志莫斯科办公室工作了3年。我们的总编辑是个美国通。有一天他问我：‘听说在日本也用中国字，是吗？’‘是的。’‘那你认识中国字吗？’‘我认识。’‘你去日本吧。’” 塔夫罗夫斯基说到这里，哈哈大笑。“在他眼里，中文和日文是一回事，我就这样在日本工作了6年，写了3本书，都是关于日本的。”
再度回到莫斯科，塔夫罗夫斯基被调到了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负责对中国、日本、韩国的宣传，一干就是3年半。“以后，党中央没有了，苏联也没有了。”但他这3年多完成了一件向往已久的事情：访问中国。
那是1989年5月，他作为苏共中央工作人员随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我住在国际饭店，离天安门不远”。“那时候，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遭遇很大困难，他身边的专家告诉他，也许应该学邓小平搞改革，把经济改革放在第一。”他同意了。可是当他到了北京后却改变了想法。塔夫罗夫斯基说到这里，显然有些遗憾。“很可惜。那时候（苏联）还有机会。”他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及时转向经济改革，“也许苏联还在”。 “我是普京‘顾问的顾问’”
在俄罗斯联邦，塔夫罗夫斯基任外交部主办的《外交官》杂志总编辑。1993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停留了两个星期，为准备叶利钦总统访华拍摄一部电视片。那时的中国，在他眼里还比较落后，“我在哈尔滨看到了农业生产的情况。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水平比较高。”谈到叶利钦，他坦言：“我觉得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太明白，也没太大兴趣。他比较喜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但是他明白，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俄罗斯要跟中国做好朋友。”
塔夫罗夫斯基是俄罗斯智囊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个爱国保守团体，赞成爱国主义、东正教，赞成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我们亲普京，也亲中国。”在他眼里，普京是个“很复杂的人”，“我喜欢他。但是，他不太喜欢改革。而我们现在需要大胆的经济改革。”
塔夫罗夫斯基写关于中国的书，也是希望普京更多地看到改革的好处。他幽默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俱乐部负责人普罗汉诺夫是普京的顾问，不时与普京讨论各种问题，而自己是普京“顾问的顾问”。“我向普罗汉诺夫介绍中国的情况，中国梦是什么，经济新常态是什么，‘一带一路’是什么，等等。据说，他曾向普京提议，中国有中国梦，俄罗斯也可以有俄罗斯梦啊。”
中国梦是塔夫罗夫斯基着力研究的。从2013年到2015年，他每年来中国四五次，并在俄罗斯主要报刊上撰文介绍中国。“那时我写了两本书，一本谈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本谈中国的外交。”然后，就是《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习主席当之无愧地跻身主导国际格局的领袖行列，有必要用这样一部书向俄罗斯介绍习主席，让俄民众更好地感知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创作过程中，他参考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等大量著述。“俱乐部的成员对《习近平，正圆中国梦》这本书很感兴趣，他们阅读、讨论、研究。俱乐部副主席格拉兹耶夫院士是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他特别认真地研究了其中的两章，一是习近平传，二是经济改革。” 此书的封面上还写着普京的一段话：“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的‘经济之帆’乘上‘中国之风’的机会”。
从历史的深度和地域的广度讲述中国故事
在熟读中国古代典籍的塔夫罗夫斯基眼里，习近平主席是一位君子，一位高尚的人。“高尚的人把报效祖国视为天职，无论遇到什么诱惑和风险，都毫不动摇。”他说，习主席“不仅懂得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俄罗斯，塔夫罗夫斯基也常被称为“爱国者”。当《环球人物》记者问他如何理解中俄友好与俄罗斯利益之间的关系时，这位熟悉两国关系历史的老人说：“俄中两国利益没有冲突，可以说是一致的。要用好目前這个机会，在各方面加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也许是因为塔夫罗夫斯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他对中国梦、“一带一路”等宏大主题的叙述极为生动，对领导人的描述也富有文学魅力。在《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他是这样描写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情况的：“在厦门，他于1987年9月与业已成名的歌唱家彭丽媛结婚。他们没有去度‘蜜月’，而是只在一起度过了短短4天的‘蜜日’。”考察宁德山村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习近平背疼得连下车都困难”。他写道，习近平任福建省省长后立刻着手组建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领导小组”。“它摆脱了官僚的束缚，可全权处理具体问题。‘头脑风暴’的结果是在第一年内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40%。”
撰写《大国之翼》时，塔夫罗夫斯基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见闻。在郑州，他看到“大量来自俄罗斯的伏特加和巧克力”。在连云港，他发现港口管理人员“俄语说得很流利”。在西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城墙”“深谙中世纪城墙的历史价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他写道，通过西安有一条洲际交通大动脉，起于连云港，终点应该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俄罗斯部分计划将在2020年建成。他引述连云港当地官员的话说，跨欧亚大陆铁路桥和“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以及正在研究建设中的空中丝绸之路“会给俄罗斯带来很多机会”，“最主要的是不要错过这趟‘列车’。”这其实也是塔夫罗夫斯基最想对俄罗斯人说的。“普京总统支持‘一带一路’，但我希望他更有力地推动俄罗斯政府落实相关项目。”
在《大国之翼》中，塔夫罗夫斯基称赞习近平主席“深谙实现洲际贸易路线的巨大潜力”。同时，他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描述了习主席的父亲习仲勋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在陕西富平，塔夫罗夫斯基在习仲勋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此前，他曾经和一些政治学家同行去过毛主席纪念堂，也敬献了花圈。他在书中记述：“毛泽东很欣赏习仲勋的外交艺术，并把他比作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面的战略家诸葛亮。”习仲勋“与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都能做到相互理解，他可以理解非常不同的人。这只能用一点来解释，他是丝绸之路上的人。”塔夫罗夫斯基归纳道，出生在西安和许多跨文化交流线路上的其他城市的人，一辈又一辈积淀的是对异族文化的豁达，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在纠纷和谈判中实现“中庸之道”。
从历史的深度与地域的广度思考和讲述中国，这大概是老塔教授笔下的中国故事格外生动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