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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星河的开国将帅中，有一位敢说敢做、认理不认人的犟脾气将军，他就是大将黄克诚。黄克诚一生中曾多次直言进谏，甚至不惜战场唱“反调”，与上级发生激烈争执，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一、赣州战役，与彭德怀唱“反调”
1930年10月至1932年6月，为剿灭红军，蒋介石集中强大兵力，先后三次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干净、利落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色政权得到巩固，苏区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队伍空前壮大。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红军力量的壮大，使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错误判断，滋长了“左”的倾向。1933年1月王明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更加广泛地在根据地泛滥开来。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共中央给红三军团发出了攻打赣州的指示。
接到中央指示后，彭德怀迅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攻打赣州的行动计划。彭德怀当时是赞成打赣州的，他在会上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赣州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也是赣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打下赣州就能巩固后方，使党中央和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最大威胁得以解除。同时，我军就可以向北发展，威胁南昌，造成政治上的影响。打赢就是我军的光荣，因此，我军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拿下赣州。”
彭德怀的讲话，大大激发了指战员们的战斗热情。但是，时任红三军团一师政委的黄克诚，却站起来给热情高涨的指战员们浇了一头冷水，他坚决反对攻打赣州。在这之前，黄克诚就因反对进攻长沙而被撤职，这次他又唱起了反调：
“我军形势虽有所好转，部队也得到壮大，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况且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又缺乏重武器，靠我们现有力量去攻取赣州，很可能会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
但是，黄克诚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二月底，红三军团在彭德怀领导下，集中兵力，浩浩荡荡开赴赣州。当部队到达赣州城下时，城内敌军凭借优势兵力和坚固的城墙工事负隅顽抗。彭德怀命令部队强攻。敌军强大的火力，使得红军多次进攻均受挫，伤亡逐渐增大。第一次攻城受挫，黄克诚觉得这样强攻不行，只会造成无谓的伤亡，便向彭德怀提出撤围的建议，但未被采纳。
彭德怀集中部队，再次发动强攻。这次红军采取定点爆破的攻城战术，计划轰坍赣州城墙，然后攻入城内。但由于缺乏爆破经验，红军200余人的突击队伍尚未出师便被敌军倾泻而下的砖石淹没，突破口也被调整了防御部署的敌人所堵死，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为减少伤亡，黄克诚再次向彭德怀建议组织撤围。彭德怀认为撤围会对红军的士气产生不利的影响，拒绝了黄克诚的建议。
红军第二次攻击失利后，伤亡日渐增多，敌人的援兵也已经突破红军的阻击，直奔赣州而来，另一路敌军也趁机向红三军团侧后进击。红军攻取赣州的希望已经彻底落空，并且自身也有被围歼的危险。黄克诚心急如焚，为避免陷入被包围的严峻处境，他第三次向彭德怀提出撤围的建议，又被拒绝。
赣州敌军闻讯增援部队即将到来，士气更加高涨，便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反击。红军措手不及，一时间危机重重，黄克诚的师部也险遭围歼。鉴于此，黄克诚第四次向彭德怀建议撤围，但又一次被彭德怀拒绝。彭德怀的拒绝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的年代，撤退便是“右”倾，便是“反革命”。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已经脱离彭德怀的控制，敌人的援兵已经和红三军团交上了手。红军在敌军的强大反击下，建制被打乱，被迫各自为战。在这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在和军团司令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为保存红军实力，黄克诚果断下令部队后撤，才使红军摆脱了被围歼的险境。
后来的事实证明，攻打赣州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决定。此役赣州不仅未能攻下，红军反遭受重大伤亡。黄克诚在战役中先后五次提出不同意见，后又未经上级同意，下令撤退，虽然与上级的意图相左，但事实证明确实是明智的选择。
稍后黄克诚因赣州战役的反对意见遭受不正当的批判，但他据理力争的性格却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二、曹甸之战，与陈毅唱“反调”
1940年10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与新四军会合，共产党在苏北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这使得盘踞在苏北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深感不安，他调集部队10万余人，对陈毅、粟裕部发动进攻，企图一举荡平苏北共军。
面对韩部的军事摩擦，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在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配合下，在黄桥附近与韩部进行决战，并取得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反共摩擦。新四军在苏北的地位得到巩固。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决定乘胜攻击逃到曹甸的顽敌韩德勤残部，以彻底消灭韩德勤，清除苏北战场上反动势力的威胁。
不料，当踌躇满志的陈毅把计划刚提交到军事会议上讨论时，便遭到了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的坚决反对：
“曹甸迟早是要打的，但目前情况打是不妥的。首先，在政治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破裂，日军进攻日益猛烈。黄桥决战是我军被动还击的，而现在主动进攻顽军，则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危及到统一战线的维持；其次，我军的当务之急是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搞好军民团结；再次，曹甸是韩德勤的老巢，经过长时间的苦心经营，已构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我们一下子还没把握吃掉他。因此贸然攻打曹甸，于政治上、军事上皆不利，还会给日军造成有利进攻条件，我建议暂时不打为上策。”
黄克诚的反调引来了陈毅的当面批评。陈毅认为黄克诚犯了“右”倾保守错误，驳斥了他的建议。
攻打曹甸的军事计划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批准。在新四军领导人包括刘少奇等的支持下，陈毅决定集中部队尽快攻打曹甸。黄克诚虽对攻打曹甸持有不同意见，但仍遵守党和人民军队的纪律，在部队做曹甸战役的战前动员，积极为攻打曹甸做准备。
曹甸战役开始后，我军便遭到了顽军的激烈抵抗。经过几日轮番强攻，我军并未取得较大战果，双方逐渐进入对峙状态。形势并没有向陈毅期待的方向发展。黄克诚细细沉思后认为，曹甸系水网地带，打攻坚战于我军十分不利，况且韩军顽敌已经没有退路，一定会凭借坚固的城墙工事拼死抵抗，这就会造成我军不必要的伤亡；如果再强攻下去，只会徒增无谓的伤亡。于是，他给华中局发了一封紧急电报：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攻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均如此），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较多，如继续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电报送至华中局后，陈毅等人认为这是黄克诚有意夸大敌军，而自己过于保守，对黄克诚予以严厉斥责，下令继续对曹甸实施强攻。
结果，此战最终没能完成预定的作战目的。由于敌军的顽强抵抗，曹甸之战持续18天，曹甸未被攻克，敌人虽有较大伤亡，但八路军、新四军也有2000余人长眠在苏北大地上。华中局考虑再三，决定撤除战斗，曹甸之站以我军失利而告终。
战后的军事检讨会上，陈毅十分恼怒曹甸之战的失利，认为这是给新四军脸上抹了黑。他在总结教训时，提到了黄克诚。由于黄克诚曾先后两次建议缓攻曹甸，因此陈毅认为战斗之所以失利是因为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不力所致，撤掉了黄克诚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第五纵队司令员由陈毅兼任。但实际上，陈毅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由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华中局于阜宁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陈毅又专门批评了黄克诚，黄克诚再次与陈毅发生了激烈争执。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严肃，刘少奇也在场。陈毅要黄克诚对曹甸战役的失败做出检讨。黄克诚一直认为自己当时的建议是对的，没有必要做检讨，他据理力争：
“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是推卸责任！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
会上吵，会后黄克诚专程找到陈毅，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回答道:“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但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最终在会上做了一个检讨。
1942年，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在总结曹甸战役时心情沉重地说道:“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历史还了黄克诚一个说法。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敢说敢做，有错就改。黄克诚与陈毅的争执，再次彰显了他敢于直言进谏、认理不认人的犟脾气。
三、四平保卫战，与毛泽东唱“反调”
1945年11月25日，黄克诚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率领新四军第三师35000余人到达东北锦西地区，着手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攻占东北做长期准备。
1946年3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3月12日，苏军由沈阳一撤出，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立即把活动在彰武地区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调整到四平附近待命。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即乘机拿下四平，俘虏数千名伪军。4月中下旬，苏军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第三师部队在东满部队的配合下，在4月18日攻下长春，俘伪军1万多人，同时第三师部队一个团在4月24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哈尔滨也为山东部队第七师和三五九旅一部所解放。在这种形势下，黄克诚开始着手建立根据地。
然而，4月中旬马歇尔由美国返回中国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逐渐明朗化。不久，国民党军队开始自沈阳北进，于开原一度受阻，但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时为我军东北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林彪征求黄克诚意见，商讨这一仗该怎么打。黄克诚建议择敌三路中最弱的一路，在西面打敌左翼，可以歼灭其一部分有生力量。林彪接受了他的建议，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很快把陈明仁的第二十一军第八十七师歼灭，敌军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击退。
但是，敌人很快倾其全力再度猛攻四平，有8个军的兵力与我军作战。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四平打一场保卫战，以争取到苏联的军事装备援助。在战役指挥者的人选上，他选择了林彪来指挥这场保卫战。
四平是东北一座较大的城市，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四平保卫战开始时，黄克诚并没有参加。因此，当他得知林彪指挥10万人即将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鏖战后，大吃一惊：共产党刚刚进入东北，兵力不过10万人，而且根据地尚未建立巩固，武器装备也相对落后，面对数量、装备都占尽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固守四平无异于自取灭亡，共产党的这点微薄的家底可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战的。
这时，中共西满分局已由郑家屯移到白城子。黄克诚心情焦虑，连续在白城子打了几份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
在电报中，黄克诚说：敌人一开始进攻时，打它一下子以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是全力以赴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又不具备进行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根据地，积蓄力量，在敌人背上沉重包袱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个消灭它，那时我们就主动多了。
黄克诚此时虽未参加四平保卫战，但他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提出从四平撤退的建议，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林彪却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当战场形势逐渐发展到于我方不利时，黄克诚又一连给林彪去了几封电报，建议立即从四平撤军。林彪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也十分矛盾。他当然知道坚守下去的后果，但是毛泽东从以军事手段配合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从4月6日到5月19日先后给他发过十多份电报，中心内容都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现在没有接到毛泽东的撤退命令，林彪当然不敢擅自撤退，因此，林彪还是没有回复黄克诚的电报。
四平战场上敌我两军进入胶着状态后，黄克诚心里更加着急，但他并不知道坚守四平是毛泽东的亲自指示。党性特强的他，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对四平保卫战和东北战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全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未给黄克诚回电。5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毛泽东又在以军委名义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很明显，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四平保卫站从1946年4月18日起到5月18日结束，持续了一个月，以林彪的说法是，国民党取得惨胜。这次战役，共产党军队伤亡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则伤亡约10000余人。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要黄克诚到他那里吃饭，当谈起当年保卫四平的情况时，毛泽东问黄克诚：“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毛泽东又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黄克诚答道：“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一时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像是对黄克诚，也像是自言自语：“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毛泽东不肯承认过失，黄克诚亦不认输。这就是黄克诚的犟脾气，直言进谏，认理不认人，敢与上级领导相争执。
不久，由于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支持彭德怀，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撤消了党内一切职务，遭到了批判。他的犟脾气，又一次为他带来了祸端。
但历史是公正的，并不因人而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的冤案很快得以平反。黄克诚担任了中共中央纪检委常务书记，继续用自己的犟脾气为党，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孜孜奉献着，直至1986年12月28日逝世。
敢于坚持真理，甚至战场唱“反调”，一切着眼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就是我党优秀党员、我军优秀将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黄克诚将军的真实写照，也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正因为有着无数黄克诚这样的唱“反调”，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才增添了许多亮丽的色彩，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也因此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一、赣州战役，与彭德怀唱“反调”
1930年10月至1932年6月，为剿灭红军，蒋介石集中强大兵力，先后三次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干净、利落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色政权得到巩固，苏区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队伍空前壮大。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红军力量的壮大，使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错误判断，滋长了“左”的倾向。1933年1月王明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更加广泛地在根据地泛滥开来。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共中央给红三军团发出了攻打赣州的指示。
接到中央指示后，彭德怀迅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攻打赣州的行动计划。彭德怀当时是赞成打赣州的，他在会上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赣州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也是赣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打下赣州就能巩固后方，使党中央和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最大威胁得以解除。同时，我军就可以向北发展，威胁南昌，造成政治上的影响。打赢就是我军的光荣，因此，我军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拿下赣州。”
彭德怀的讲话，大大激发了指战员们的战斗热情。但是，时任红三军团一师政委的黄克诚，却站起来给热情高涨的指战员们浇了一头冷水，他坚决反对攻打赣州。在这之前，黄克诚就因反对进攻长沙而被撤职，这次他又唱起了反调：
“我军形势虽有所好转，部队也得到壮大，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况且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又缺乏重武器，靠我们现有力量去攻取赣州，很可能会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
但是，黄克诚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二月底，红三军团在彭德怀领导下，集中兵力，浩浩荡荡开赴赣州。当部队到达赣州城下时，城内敌军凭借优势兵力和坚固的城墙工事负隅顽抗。彭德怀命令部队强攻。敌军强大的火力，使得红军多次进攻均受挫，伤亡逐渐增大。第一次攻城受挫，黄克诚觉得这样强攻不行，只会造成无谓的伤亡，便向彭德怀提出撤围的建议，但未被采纳。
彭德怀集中部队，再次发动强攻。这次红军采取定点爆破的攻城战术，计划轰坍赣州城墙，然后攻入城内。但由于缺乏爆破经验，红军200余人的突击队伍尚未出师便被敌军倾泻而下的砖石淹没，突破口也被调整了防御部署的敌人所堵死，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为减少伤亡，黄克诚再次向彭德怀建议组织撤围。彭德怀认为撤围会对红军的士气产生不利的影响，拒绝了黄克诚的建议。
红军第二次攻击失利后，伤亡日渐增多，敌人的援兵也已经突破红军的阻击，直奔赣州而来，另一路敌军也趁机向红三军团侧后进击。红军攻取赣州的希望已经彻底落空，并且自身也有被围歼的危险。黄克诚心急如焚，为避免陷入被包围的严峻处境，他第三次向彭德怀提出撤围的建议，又被拒绝。
赣州敌军闻讯增援部队即将到来，士气更加高涨，便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反击。红军措手不及，一时间危机重重，黄克诚的师部也险遭围歼。鉴于此，黄克诚第四次向彭德怀建议撤围，但又一次被彭德怀拒绝。彭德怀的拒绝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的年代，撤退便是“右”倾，便是“反革命”。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已经脱离彭德怀的控制，敌人的援兵已经和红三军团交上了手。红军在敌军的强大反击下，建制被打乱，被迫各自为战。在这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在和军团司令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为保存红军实力，黄克诚果断下令部队后撤，才使红军摆脱了被围歼的险境。
后来的事实证明，攻打赣州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决定。此役赣州不仅未能攻下，红军反遭受重大伤亡。黄克诚在战役中先后五次提出不同意见，后又未经上级同意，下令撤退，虽然与上级的意图相左，但事实证明确实是明智的选择。
稍后黄克诚因赣州战役的反对意见遭受不正当的批判，但他据理力争的性格却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二、曹甸之战，与陈毅唱“反调”
1940年10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与新四军会合，共产党在苏北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这使得盘踞在苏北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深感不安，他调集部队10万余人，对陈毅、粟裕部发动进攻，企图一举荡平苏北共军。
面对韩部的军事摩擦，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在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配合下，在黄桥附近与韩部进行决战，并取得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反共摩擦。新四军在苏北的地位得到巩固。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决定乘胜攻击逃到曹甸的顽敌韩德勤残部，以彻底消灭韩德勤，清除苏北战场上反动势力的威胁。
不料，当踌躇满志的陈毅把计划刚提交到军事会议上讨论时，便遭到了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的坚决反对：
“曹甸迟早是要打的，但目前情况打是不妥的。首先，在政治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破裂，日军进攻日益猛烈。黄桥决战是我军被动还击的，而现在主动进攻顽军，则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危及到统一战线的维持；其次，我军的当务之急是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搞好军民团结；再次，曹甸是韩德勤的老巢，经过长时间的苦心经营，已构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我们一下子还没把握吃掉他。因此贸然攻打曹甸，于政治上、军事上皆不利，还会给日军造成有利进攻条件，我建议暂时不打为上策。”
黄克诚的反调引来了陈毅的当面批评。陈毅认为黄克诚犯了“右”倾保守错误，驳斥了他的建议。
攻打曹甸的军事计划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批准。在新四军领导人包括刘少奇等的支持下，陈毅决定集中部队尽快攻打曹甸。黄克诚虽对攻打曹甸持有不同意见，但仍遵守党和人民军队的纪律，在部队做曹甸战役的战前动员，积极为攻打曹甸做准备。
曹甸战役开始后，我军便遭到了顽军的激烈抵抗。经过几日轮番强攻，我军并未取得较大战果，双方逐渐进入对峙状态。形势并没有向陈毅期待的方向发展。黄克诚细细沉思后认为，曹甸系水网地带，打攻坚战于我军十分不利，况且韩军顽敌已经没有退路，一定会凭借坚固的城墙工事拼死抵抗，这就会造成我军不必要的伤亡；如果再强攻下去，只会徒增无谓的伤亡。于是，他给华中局发了一封紧急电报：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攻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均如此），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较多，如继续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电报送至华中局后，陈毅等人认为这是黄克诚有意夸大敌军，而自己过于保守，对黄克诚予以严厉斥责，下令继续对曹甸实施强攻。
结果，此战最终没能完成预定的作战目的。由于敌军的顽强抵抗，曹甸之战持续18天，曹甸未被攻克，敌人虽有较大伤亡，但八路军、新四军也有2000余人长眠在苏北大地上。华中局考虑再三，决定撤除战斗，曹甸之站以我军失利而告终。
战后的军事检讨会上，陈毅十分恼怒曹甸之战的失利，认为这是给新四军脸上抹了黑。他在总结教训时，提到了黄克诚。由于黄克诚曾先后两次建议缓攻曹甸，因此陈毅认为战斗之所以失利是因为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不力所致，撤掉了黄克诚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第五纵队司令员由陈毅兼任。但实际上，陈毅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由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华中局于阜宁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陈毅又专门批评了黄克诚，黄克诚再次与陈毅发生了激烈争执。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严肃，刘少奇也在场。陈毅要黄克诚对曹甸战役的失败做出检讨。黄克诚一直认为自己当时的建议是对的，没有必要做检讨，他据理力争：
“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是推卸责任！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
会上吵，会后黄克诚专程找到陈毅，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回答道:“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但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最终在会上做了一个检讨。
1942年，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在总结曹甸战役时心情沉重地说道:“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历史还了黄克诚一个说法。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敢说敢做，有错就改。黄克诚与陈毅的争执，再次彰显了他敢于直言进谏、认理不认人的犟脾气。
三、四平保卫战，与毛泽东唱“反调”
1945年11月25日，黄克诚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率领新四军第三师35000余人到达东北锦西地区，着手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攻占东北做长期准备。
1946年3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3月12日，苏军由沈阳一撤出，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立即把活动在彰武地区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调整到四平附近待命。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即乘机拿下四平，俘虏数千名伪军。4月中下旬，苏军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第三师部队在东满部队的配合下，在4月18日攻下长春，俘伪军1万多人，同时第三师部队一个团在4月24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哈尔滨也为山东部队第七师和三五九旅一部所解放。在这种形势下，黄克诚开始着手建立根据地。
然而，4月中旬马歇尔由美国返回中国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逐渐明朗化。不久，国民党军队开始自沈阳北进，于开原一度受阻，但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时为我军东北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林彪征求黄克诚意见，商讨这一仗该怎么打。黄克诚建议择敌三路中最弱的一路，在西面打敌左翼，可以歼灭其一部分有生力量。林彪接受了他的建议，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很快把陈明仁的第二十一军第八十七师歼灭，敌军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击退。
但是，敌人很快倾其全力再度猛攻四平，有8个军的兵力与我军作战。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四平打一场保卫战，以争取到苏联的军事装备援助。在战役指挥者的人选上，他选择了林彪来指挥这场保卫战。
四平是东北一座较大的城市，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四平保卫战开始时，黄克诚并没有参加。因此，当他得知林彪指挥10万人即将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鏖战后，大吃一惊：共产党刚刚进入东北，兵力不过10万人，而且根据地尚未建立巩固，武器装备也相对落后，面对数量、装备都占尽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固守四平无异于自取灭亡，共产党的这点微薄的家底可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战的。
这时，中共西满分局已由郑家屯移到白城子。黄克诚心情焦虑，连续在白城子打了几份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
在电报中，黄克诚说：敌人一开始进攻时，打它一下子以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是全力以赴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又不具备进行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根据地，积蓄力量，在敌人背上沉重包袱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个消灭它，那时我们就主动多了。
黄克诚此时虽未参加四平保卫战，但他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提出从四平撤退的建议，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林彪却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当战场形势逐渐发展到于我方不利时，黄克诚又一连给林彪去了几封电报，建议立即从四平撤军。林彪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也十分矛盾。他当然知道坚守下去的后果，但是毛泽东从以军事手段配合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从4月6日到5月19日先后给他发过十多份电报，中心内容都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现在没有接到毛泽东的撤退命令，林彪当然不敢擅自撤退，因此，林彪还是没有回复黄克诚的电报。
四平战场上敌我两军进入胶着状态后，黄克诚心里更加着急，但他并不知道坚守四平是毛泽东的亲自指示。党性特强的他，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对四平保卫战和东北战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全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未给黄克诚回电。5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毛泽东又在以军委名义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很明显，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四平保卫站从1946年4月18日起到5月18日结束，持续了一个月，以林彪的说法是，国民党取得惨胜。这次战役，共产党军队伤亡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则伤亡约10000余人。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要黄克诚到他那里吃饭，当谈起当年保卫四平的情况时，毛泽东问黄克诚：“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毛泽东又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黄克诚答道：“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一时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像是对黄克诚，也像是自言自语：“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毛泽东不肯承认过失，黄克诚亦不认输。这就是黄克诚的犟脾气，直言进谏，认理不认人，敢与上级领导相争执。
不久，由于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支持彭德怀，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撤消了党内一切职务，遭到了批判。他的犟脾气，又一次为他带来了祸端。
但历史是公正的，并不因人而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的冤案很快得以平反。黄克诚担任了中共中央纪检委常务书记，继续用自己的犟脾气为党，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孜孜奉献着，直至1986年12月28日逝世。
敢于坚持真理，甚至战场唱“反调”，一切着眼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就是我党优秀党员、我军优秀将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黄克诚将军的真实写照，也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正因为有着无数黄克诚这样的唱“反调”，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才增添了许多亮丽的色彩，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也因此写下了壮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