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不行”，爱说“不行”，是邓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点。翻开他的著作，“不行”一词用得非常多。如《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处用了“不行”。该卷中最短的文稿《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全篇只有370多字，用了4个“不行”。“不行”二字看似简单，却不是轻易能说出口的。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
　　而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热衷于圆滑融通、曲意逢迎的做人做事原则：有的办事拖泥带水，说话拐弯抹角，不敢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能委婉地说，让人有时摸不着头脑，如坠云里雾里；有的生怕因不同意见得罪于人，不敢也不愿说“不行”，一味附和他人的意见，于是渐渐地磨去了自己的棱角，逐渐变得油滑起来；更有甚者以八面玲珑作为自己的处事方法，变得是非不分，毫无原则，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越过了法律的红线。
　　说“不行”是一种态度。邓小平曾经说过：“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对事情直截了当说“不行”，明确表明自己的態度，这是一种工作风格，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如果连自己的态度都不敢表明，何谈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更何谈工作实绩和工作效果。
　　说“不行”是一种勇气。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敢说“不行”，更多的是缺乏一种勇气。敢说“不行”，敢于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敢于表明态度，这需要我们摈弃很多陈规陋习，以求实的态度、无畏的勇气坚持科学，坚持真理，敢于向权威挑战。邓小平就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不行”，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不行”。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复出，就针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说法，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说“不行”是一种原则。1977年9月10日，针对台湾问题，邓小平会见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1978年11月28日，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说“不行”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态度，更体现出一个人的原则。有些事情是可以回旋可以商量的，但有些原则问题是不能商量不能动摇的，在这时敢于说“不行”，就体现出了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分明的原则立场。
　　只有敢于说“不行”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直面现实，勇于进取，让我们更好地坚持原则和真理，才能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越走越远。让我们勇于说“不行”！
　　（来源：中国共产新闻网，作者：指点江山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