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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先后出现过三方四个特工组织,他们分别是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中共的特科。前三个特工组织虽然从事着秘密工作,但它们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都在政府的机密档案里有据可查,而中共中央特科则与它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之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失败,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中共特工组织就更加隐蔽,甚至连组织档案都可能没有,因为党的秘密机关时刻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所以,像中共特科这样的秘密组织,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组成,都是极为秘密的,并且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纪律,每个工作人员各自的活动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自己的亲属。
中共的早期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中共中央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并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25年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学员20多人。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1926年春,傅烈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遣,领导情报小组在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搜集情报,使区委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1926年9月25日,党中央派顾顺章、陈赓和陆留前往苏联学习特工工作。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记载:“陈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以后,陈独秀接待了陈赓,并和陈赓谈了话,告诉了他去苏联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经验。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顾顺章,一个是陆留……陈赓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到达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为了党的事业,陈赓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相当优异,他没有辜负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成为了中国的‘契卡’。”
“契卡”是“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它是前苏联著名情报机关“克格勃”的前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3天之内,有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反动派的枪口下,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激进群众被关进监狱,有5000多人失踪。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中共中央机关便从上海迁往武汉。
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布了《密字第一号令》:“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
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穆欣著《陈赓大将军》)。
就在1927年5月间,为了不使中央重蹈在上海的覆辙,由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工作处处长。
特务工作处下设4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是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是李剑如;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是李强,成员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都成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是胡步三。
特务工作处成立之初,相当的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后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蒋介石和冯玉祥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特务工作处都事先拿到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后,特务工作处又在疏散转移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创建中共中央特科
1927年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6月,刚刚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在上海被陈延年的交通员出卖,被捕入狱。韩步先叛变,并指认了陈延年和郭伯和的身份。7月2日傍晚,韩步先又带领密探,抓捕了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赵世炎被捕两天后,陈延年、郭伯和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公然提出在国民党内“清共”的主张。他说:“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至此,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武汉三镇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7月19日,赵世炎在枫林桥畔被杀害。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建立了人民军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在这次会议上,顾顺章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是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讨论了中央驻地迁移的问题。9月21日,中央派戴琨赴上海布置住房,着手建立机关,中共中央开始由武汉迁往上海。
10月1日,瞿秋白与中共中央出版局负责人郑超麟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轮,于10月5日抵达上海。李维汉在武汉安排了善后工作后,也于10月9日抵达上海。不久,曾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的顾顺章、李强等人也陆续抵达上海。
此后,由于“两湖暴动”没有能够建立起红色堡垒,中央机关便决定秘密建立在上海。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在租界区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种“国中之国”的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和罗亦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中央组织科”、“中央军事科”、“中央宣传科”、“中央军事科”、“中央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3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
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一说为“中共中央特别工作科”),简称“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
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领导中央特科的斗争工作,特委是决策机构,中央特科是执行机构。特委由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政治局常务委员、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领导和指挥特科工作,顾顺章担任特科负责人。
特科先后设立了4个科,总务科(一科)成立最早,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伊始,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周恩来建立特科时,首先在这个“总部”的基础上,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科长为洪扬生。
情报科(二科)应该是在“红队”之后建立的。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说:“‘红队’建立起来以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几个公开的叛徒,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再不敢那样猖狂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红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此时特科属于草创时期,也可能先利用“红队”进行了一些镇压叛徒的活动,日后才在组织上进行整顿成为行动科。至于情报科成立的原因,据文献记载:“对于隐蔽的叛徒奸细,由于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无法对付。这些敌人大多是被国民党侦察机关收买以后,秘密加以利用,对党的同志进行暗害,或者打进来做奸细。为了清除这种隐蔽的敌人,党中央提出建立反间谍机构,加强建立新的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的工作,中央特科在一九二八年四月设立了情报科。”情报科建立之初,周恩来便将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调进来,担任了情报科的科长。
行动科(三科)又称“红队”、“打狗队”。早在1923年9月,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就在上海奉命组织了一个秘密支部,每人配备一枝手枪和一把小斧头,专门惩治工贼、走狗和叛徒。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区委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打狗队”。最初由李剑如、姜维新、刘怀青、陶议和、王三、王四、谢德金7人组成,后来杨福林又参加进来。
1926年12月中旬,顾顺章从苏联学习回国,由他负责联系,将“打狗队”改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并改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1927年1月12日,顾顺章命令李剑如、姜维新等人处决了英商电车公司走狗倪天生。2月下旬,李剑如、杨福林、姜维新、谢德金等人又处决了沪南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的走狗杨家模和沪西的大流氓刘金荣。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红队”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红队”镇压那些罪恶较大的走狗。他说:“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要打大的。”这就及时纠正了“红队”带有恐怖倾向的行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迁往武汉,“红队”改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周恩来组建特科时,将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股和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的“红队”合并,后又从原上海工人纠察队和根据地调入一些人,组成了行动科,由顾顺章兼任行动科科长。
在特科的4个科中,通讯科(四科)建立得最晚,它是1928年11月成立的。1928年6月,周恩来利用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机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同共产国际商定了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电讯人员的问题,并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周恩来等人向共产国际推荐了10名“劳大”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经考试录取了6位。他们是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便设立了无线电通讯科,任命李强为通讯科科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原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康生)、原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等3人被挑选担任了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
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主持。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陈绍禹)、康生的来信,将上海中央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1935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再次被破坏,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特科组织从上海消失了。
中共中央特科的职责和任务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
为了牢牢把握好政治斗争的方向,防止中央特科走上恐怖活动的歧路,周恩来从中央特科成立之日起,便为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纪律。他给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在具体的工作中,特科的4个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央机关找房子,为中央领导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的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简单点说,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
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3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即是情报科“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优秀情报人员。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对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人员,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拢,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除了上述搜集情报的几种主要方式外,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实际是灵活多样的,一切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结交社会贤达,从中获取机密,也是情报科所重视的一种方法。
行动科的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
通讯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员组成
中央特科成立时,由周恩来(化名伍豪、周少山)直接领导,顾顺章(化名黎明)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化名王庸)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总务科长洪扬生、情报科长陈赓(兼)、行动科长顾顺章(兼)、通讯科长李强。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进行改组重建。陈云、康生、潘汉年成为中央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潘汉年兼任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通讯科科长仍由李强担任(1932年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相继主持,1935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特科撤销。
总务科首任科长是洪扬生(在长征时叛变,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顾顺章叛变后,由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1932年12月陈云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总务科主要成员:
阚思颖(女,又名甘棠,1927年至1930年任特科交通员,建国后曾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邹志淑(宋再生的妻子,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张阿桃(顾顺章岳父)、张陆氏(顾顺章岳母)、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吴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吴克昌之妻(姓名不详,做掩护工作)、朱胜(化名,湖南人,古玩店老板)、戴荣鑫(浙江余姚人,木器店店员)、阿四(化名,广东人,总务科司机)、张克诚(化名,北方人,木器店老板)、松江阿姨(名字不详,在木器店烧饭)、周青(四川人)。
从上面的这个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顾顺章在特科成立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众多亲戚都安排进了特科,这是严重违背秘密工作纪律的。几年之后,由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了他的众多亲属被杀。
情报科首任科长是陈赓,顾顺章叛变后,由潘汉年接任情报科科长。1933年5月14日,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丁玲被捕,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危,上海中央局决定把潘汉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同时,指定王世英代理情报科工作,直到1935年8月特科撤销。
情报科的主要成员有: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安徽巢县人,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壮飞(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陈养山、陈寿昌(1928年初奉调到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转任交通科科长)、柯麟(化名柯达文,医生)、贺诚(化名贺雨生)、宋再生(原名宋启华,浙江诸暨人,人称“老宋”)、宋荣华(宋再生胞弟,人称“小宋”)、欧阳新、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四川彭县人,建国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后改名赵一曼,四川宜宾人)、赵一敏、陈彭年(苏北人)、陈立年(陈彭年胞弟)、项与年、刘大汉(外号“大块头”)、董健吾(牧师)、吴先清(刘鼎的夫人)、安娥(张红惠,田汉夫人)、连德生(1928年6月从苏联学习特工回国后进入特科二科)、王强等。
行动科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1933年7月康生偕妻子曹轶欧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接任行动科负责人。1934年11月,龚昌荣被捕,由王世英担任行动科负责人,直到1935年8月特科解散。
行动科主要成员有:谭忠余(据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蔡飞(又名余德富,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铜匠,据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王世德(代号“老先生”)、邵达夫(邵扶民,绰号“张麻子”)、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李士英(康生担任行动科科长后从北方局调入特科,任行动科第一小组组长,曾在闹市区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王云、张嵩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
通讯科(交通科)科长李强、陈寿昌。主要成员有:张沈川、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蔡叔厚、黄尚英、王子纲(建国后曾任邮电部部长)、伍云甫(又名吴晋生,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克坚、程祖怡、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于昆、喻杰生、陈寿昌(浙江镇海人,与陈赓、陈养山一起被人们称为“特科三陈”)、王有才、邱德、宋濂、乐少华、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李云(电台报务员)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面的特科工作人员名单很不全面,甚至还有错误,还有待于进一步搜集补充和考证。在那个风云变换、大浪淘沙的年代,特科中的人,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坚持下来并成为建国栋梁,有的叛变革命成为无耻的叛徒,但是更多的是在历史中“失踪”,无迹可寻,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之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失败,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中共特工组织就更加隐蔽,甚至连组织档案都可能没有,因为党的秘密机关时刻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所以,像中共特科这样的秘密组织,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组成,都是极为秘密的,并且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纪律,每个工作人员各自的活动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自己的亲属。
中共的早期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中共中央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并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25年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学员20多人。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1926年春,傅烈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遣,领导情报小组在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搜集情报,使区委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1926年9月25日,党中央派顾顺章、陈赓和陆留前往苏联学习特工工作。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记载:“陈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以后,陈独秀接待了陈赓,并和陈赓谈了话,告诉了他去苏联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经验。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顾顺章,一个是陆留……陈赓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到达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为了党的事业,陈赓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相当优异,他没有辜负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成为了中国的‘契卡’。”
“契卡”是“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它是前苏联著名情报机关“克格勃”的前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3天之内,有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反动派的枪口下,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激进群众被关进监狱,有5000多人失踪。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中共中央机关便从上海迁往武汉。
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布了《密字第一号令》:“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
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穆欣著《陈赓大将军》)。
就在1927年5月间,为了不使中央重蹈在上海的覆辙,由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工作处处长。
特务工作处下设4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是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是李剑如;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是李强,成员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都成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是胡步三。
特务工作处成立之初,相当的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后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蒋介石和冯玉祥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特务工作处都事先拿到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后,特务工作处又在疏散转移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创建中共中央特科
1927年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6月,刚刚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在上海被陈延年的交通员出卖,被捕入狱。韩步先叛变,并指认了陈延年和郭伯和的身份。7月2日傍晚,韩步先又带领密探,抓捕了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赵世炎被捕两天后,陈延年、郭伯和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公然提出在国民党内“清共”的主张。他说:“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至此,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武汉三镇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7月19日,赵世炎在枫林桥畔被杀害。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建立了人民军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在这次会议上,顾顺章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是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讨论了中央驻地迁移的问题。9月21日,中央派戴琨赴上海布置住房,着手建立机关,中共中央开始由武汉迁往上海。
10月1日,瞿秋白与中共中央出版局负责人郑超麟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轮,于10月5日抵达上海。李维汉在武汉安排了善后工作后,也于10月9日抵达上海。不久,曾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的顾顺章、李强等人也陆续抵达上海。
此后,由于“两湖暴动”没有能够建立起红色堡垒,中央机关便决定秘密建立在上海。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在租界区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种“国中之国”的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和罗亦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中央组织科”、“中央军事科”、“中央宣传科”、“中央军事科”、“中央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3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
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一说为“中共中央特别工作科”),简称“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
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领导中央特科的斗争工作,特委是决策机构,中央特科是执行机构。特委由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政治局常务委员、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领导和指挥特科工作,顾顺章担任特科负责人。
特科先后设立了4个科,总务科(一科)成立最早,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伊始,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周恩来建立特科时,首先在这个“总部”的基础上,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科长为洪扬生。
情报科(二科)应该是在“红队”之后建立的。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说:“‘红队’建立起来以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几个公开的叛徒,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再不敢那样猖狂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红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此时特科属于草创时期,也可能先利用“红队”进行了一些镇压叛徒的活动,日后才在组织上进行整顿成为行动科。至于情报科成立的原因,据文献记载:“对于隐蔽的叛徒奸细,由于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无法对付。这些敌人大多是被国民党侦察机关收买以后,秘密加以利用,对党的同志进行暗害,或者打进来做奸细。为了清除这种隐蔽的敌人,党中央提出建立反间谍机构,加强建立新的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的工作,中央特科在一九二八年四月设立了情报科。”情报科建立之初,周恩来便将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调进来,担任了情报科的科长。
行动科(三科)又称“红队”、“打狗队”。早在1923年9月,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就在上海奉命组织了一个秘密支部,每人配备一枝手枪和一把小斧头,专门惩治工贼、走狗和叛徒。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区委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打狗队”。最初由李剑如、姜维新、刘怀青、陶议和、王三、王四、谢德金7人组成,后来杨福林又参加进来。
1926年12月中旬,顾顺章从苏联学习回国,由他负责联系,将“打狗队”改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并改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1927年1月12日,顾顺章命令李剑如、姜维新等人处决了英商电车公司走狗倪天生。2月下旬,李剑如、杨福林、姜维新、谢德金等人又处决了沪南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的走狗杨家模和沪西的大流氓刘金荣。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红队”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红队”镇压那些罪恶较大的走狗。他说:“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要打大的。”这就及时纠正了“红队”带有恐怖倾向的行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迁往武汉,“红队”改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周恩来组建特科时,将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股和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的“红队”合并,后又从原上海工人纠察队和根据地调入一些人,组成了行动科,由顾顺章兼任行动科科长。
在特科的4个科中,通讯科(四科)建立得最晚,它是1928年11月成立的。1928年6月,周恩来利用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机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同共产国际商定了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电讯人员的问题,并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周恩来等人向共产国际推荐了10名“劳大”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经考试录取了6位。他们是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便设立了无线电通讯科,任命李强为通讯科科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原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康生)、原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等3人被挑选担任了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
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主持。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陈绍禹)、康生的来信,将上海中央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1935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再次被破坏,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特科组织从上海消失了。
中共中央特科的职责和任务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
为了牢牢把握好政治斗争的方向,防止中央特科走上恐怖活动的歧路,周恩来从中央特科成立之日起,便为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纪律。他给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在具体的工作中,特科的4个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央机关找房子,为中央领导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的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简单点说,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
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3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即是情报科“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优秀情报人员。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对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人员,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拢,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除了上述搜集情报的几种主要方式外,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实际是灵活多样的,一切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结交社会贤达,从中获取机密,也是情报科所重视的一种方法。
行动科的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
通讯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员组成
中央特科成立时,由周恩来(化名伍豪、周少山)直接领导,顾顺章(化名黎明)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化名王庸)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总务科长洪扬生、情报科长陈赓(兼)、行动科长顾顺章(兼)、通讯科长李强。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进行改组重建。陈云、康生、潘汉年成为中央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潘汉年兼任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通讯科科长仍由李强担任(1932年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相继主持,1935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特科撤销。
总务科首任科长是洪扬生(在长征时叛变,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顾顺章叛变后,由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1932年12月陈云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总务科主要成员:
阚思颖(女,又名甘棠,1927年至1930年任特科交通员,建国后曾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邹志淑(宋再生的妻子,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张阿桃(顾顺章岳父)、张陆氏(顾顺章岳母)、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吴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吴克昌之妻(姓名不详,做掩护工作)、朱胜(化名,湖南人,古玩店老板)、戴荣鑫(浙江余姚人,木器店店员)、阿四(化名,广东人,总务科司机)、张克诚(化名,北方人,木器店老板)、松江阿姨(名字不详,在木器店烧饭)、周青(四川人)。
从上面的这个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顾顺章在特科成立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众多亲戚都安排进了特科,这是严重违背秘密工作纪律的。几年之后,由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了他的众多亲属被杀。
情报科首任科长是陈赓,顾顺章叛变后,由潘汉年接任情报科科长。1933年5月14日,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丁玲被捕,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危,上海中央局决定把潘汉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同时,指定王世英代理情报科工作,直到1935年8月特科撤销。
情报科的主要成员有: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安徽巢县人,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壮飞(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陈养山、陈寿昌(1928年初奉调到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转任交通科科长)、柯麟(化名柯达文,医生)、贺诚(化名贺雨生)、宋再生(原名宋启华,浙江诸暨人,人称“老宋”)、宋荣华(宋再生胞弟,人称“小宋”)、欧阳新、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四川彭县人,建国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后改名赵一曼,四川宜宾人)、赵一敏、陈彭年(苏北人)、陈立年(陈彭年胞弟)、项与年、刘大汉(外号“大块头”)、董健吾(牧师)、吴先清(刘鼎的夫人)、安娥(张红惠,田汉夫人)、连德生(1928年6月从苏联学习特工回国后进入特科二科)、王强等。
行动科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1933年7月康生偕妻子曹轶欧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接任行动科负责人。1934年11月,龚昌荣被捕,由王世英担任行动科负责人,直到1935年8月特科解散。
行动科主要成员有:谭忠余(据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蔡飞(又名余德富,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铜匠,据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王世德(代号“老先生”)、邵达夫(邵扶民,绰号“张麻子”)、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李士英(康生担任行动科科长后从北方局调入特科,任行动科第一小组组长,曾在闹市区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王云、张嵩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
通讯科(交通科)科长李强、陈寿昌。主要成员有:张沈川、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蔡叔厚、黄尚英、王子纲(建国后曾任邮电部部长)、伍云甫(又名吴晋生,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克坚、程祖怡、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于昆、喻杰生、陈寿昌(浙江镇海人,与陈赓、陈养山一起被人们称为“特科三陈”)、王有才、邱德、宋濂、乐少华、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李云(电台报务员)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面的特科工作人员名单很不全面,甚至还有错误,还有待于进一步搜集补充和考证。在那个风云变换、大浪淘沙的年代,特科中的人,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坚持下来并成为建国栋梁,有的叛变革命成为无耻的叛徒,但是更多的是在历史中“失踪”,无迹可寻,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