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女性卵子冻存与利用的分段控制及其法律边界

来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electron99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缓解生育率下降、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国家积极实施“三孩”政策、发展辅助生殖技术,以促进、优化生育.但是,现行卵子冻存禁止制度采取了“整体性”控制手段,使女性高龄孕育、通过合法捐卵生育从“可能”到“不能”.现有制度混淆了卵子“冻存”与“利用”分涉两个不同阶段,卵子冻存只是为了“备用”而非必然产生“利用”,忽视了若无对卵子进行利用就不会造成伤害,而没有伤害就不应该禁止.通过采取卵子冻存与利用的分段控制,放活“冻存”,限制“利用”.在冻存阶段,推行卵子冻存备用制度,实现精卵冻存的平等保护,满足主体生育期待的同时促使卵子正当利用成为可能.在利用阶段,通过区分卵子不同利用目的,分别设定控制范围和手段,确保卵子利用的合法性;并通过告知—同意规则的设置,保证利用程序的正当性,尊重卵子利用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而实现具体利用情境中不同法益的有效保护.
其他文献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提出,把原先关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目标的表述,即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机统一在一起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创新性贡献,它与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界上现存的文明形态都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这种创造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
作为第三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专题论坛之一,我们在此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解答好这一问题离不开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念及其践行等具体议题的系统分析和创造性阐释.结合各位专家的发言,我就如何理解这一命题中的五个相关概念或问题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希望借此推动学界对于这一议题的讨论.
期刊
主人话语和大学话语是拉康话语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清晰地阐明资本主义从帝国主义向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嬗变.在主人话语的主导下,帝国主义列强占据行动者的位置,为克服自身内在的诸多弊病和危机,其直接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掠夺落后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实行殖民统治,以达到其统治世界的目的.然而,20世纪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帝国主义的暴力统治难以继续,其主人话语也逐渐让位于更具蛊惑性的另类的“大学话语”.在此情形下,一种更加“温良”的新帝国主义统治方式形成了.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学话语将权力的“领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基础性生态文明理念与治国理政方略——尽管在不同时期采取了略微不同的表述方式或形式①,也是当代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指导性原则.
期刊
在人与动物关系问题上,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阿甘本在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层面打开了独特的思考维度:不仅讨论了人性与动物性区分的“人类学机制”,勾勒出“人类学机制”的形而上学本真图像,而且结合着对“例外状态”的分析,将“赤裸生命”视为主权权力隐含的新政治主题,揭示了人与动物区分的生命政治哲学意蕴,并试图建构终止“人类学机制”的生命本体论,探寻摆脱主权权力悖论结构的人与动物关系的新模式.应当承认,阿甘本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解读,对于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问题及其政治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当然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开展了以宣传工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内教育为主要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通过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全体人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局.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得到高度重视,开启了运用专业化力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学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专业化、制度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走上了专业
在谈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在欧洲国家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和模式.应该说,这种联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生态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 ( Martin J?nicke ) 所说,他当初提出该概念时就受到了中国“四个现代化”战略表述的启发.在他看来,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相互借鉴的根本障碍.① 生态现代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荷兰学者阿瑟·摩尔 ( Arthur Mol ) 则认为,生态现代化首先是一种欧洲方案.当将其运用到中国时就会发现,中国和
期刊
林长制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目标责任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政治推动、先期推进的河长制经验的借鉴参考、林草领域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构成了林长制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推广的制度逻辑.林长制同时遵循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位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治理逻辑.要实现“林长治”的改革目标,不仅需要构建系统高效的林长制治理体系,更要提升各级林长的“四个治理”能力,才能将林长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以往乡村旅游的研究侧重于对单一旅游资源的剖析或仅以人为行动主体进行分析,忽视了乡村旅游中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广义对称性视阈.因此,通过对陕西省乡村旅游的经验研究,在历时态变迁的对比下归纳出乡村旅游转型的总体性困境,试图在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经验建构出第三类综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村庄的自然禀赋、文化景观、历史人文记忆等内生动力结构与政府、企业等外源的资本与技术力量相结合,克服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内生与外源的非对称性取向,促
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在新发展阶段肩负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特殊使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赶超战略1.0版”升级至新发展阶段的“赶超战略2.0版”,重点解决“僵尸企业”、路径依赖、经营管理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等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力”的关键问题.其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是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