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阐述影响农村稳定的因素主要为:城乡二元治理结构、涉农职务犯罪、基层政权组织的“野蛮”执政。随之应采取的稳定农村的对策为:厘清农民的宪法地位、设立农会组织,提高县、乡、村组织在农村的执政水平。从而确保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幸福安康。
　　我国的“三农”工作,从决策层面上讲,不可谓不重视。然而透过云南孟连事件、海南东方事件等群体事件及王帅、吴保全等个体案件,我们不难看出农村不稳、农民权益受侵害的情形依然不同程序存在。究其原因可以说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要剖析其原因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中的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为指导,分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导致的利益冲突是影响农村稳定的根本原因。由于这种体制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如城市的公用事业建设,均为国家(或地方)财政支出,城市居民用不着集资、摊派。而在农村进行公用事业建设,不搞摊派、集资的极为罕见。居民的优越感与农民的失落感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积聚的失衡心态一旦遇到某一“临界点”就难免迸发出来。
　　其二,涉农职务犯罪是农村不稳定的催化剂。由于农村整体集体经济较弱,农民个体收入较差。因此,涉农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无疑给不稳定的农村火上加油。《检察日报》今年4月8日刊载的来自江西检察机关的报告称:“贪污贿赂行为己渗透到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众多领域,其中又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矿产征用开发、专项款物管理、林政管理等为当前涉及职务犯罪的高发区。这类犯罪直接侵害农村利益,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动摇和妨碍了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村经济基础和农业发展,而且损害了农村千部的诚信度,诱发群众性上访事件,成为创建和谐新农村中的不和谐因素。”
　　其三,基层政权组织及村民自治组织的“野蛮”执政是影响农村稳定的导火索。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群体及个体等事件外,s月s日《东方今报》又爆称:s月1日凌晨,河南林州陵阳镇政府组织百余名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连夜“加班”,悄悄铲掉了该镇约200亩即将成熟的麦子。这些事件表明一些基层政权组织,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置农民的合法权益于不顾,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处置涉农问题,使农民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从而酿成“民反”的恶果。
　　其四,封建残渣的余存及各种形式的犯罪是农村不稳定的载体。在一些农村宗族势力、帮派及封建迷信活动染指农村管理事务,如在全国每届村委会选举中,几乎都有宗族势力破坏选举的事件发生。又如由于在农村管理难度较大,因而假、冒、伪劣商品明显高于城市,侵财案件及侵犯留守的妇女、儿童案件也时有发生,成为危害农村稳定的新旧现象并存的状况。上述凡此种种,无疑给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增加了难度。针对这些情形,我们认为宜采取以下一些对策。一是厘清农民的宪法地位,从根本上构建农村稳定的社会体制。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内容之一是规定社会各阶级(层)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工农联盟”是国家的阶段基础。农民是仅次于工人阶级且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同盟军。可见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从根本上说城乡二元体制与宪法这些规定的精神是相悖的。因此城乡户藉制度、医疗、社保、教育等制度应当并轨,公共财政应当向农村倾斜,这既是对以前在农村投入过少的补偿,也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实际需要。另外,同一行政区域内应当城乡一体。即同一市内一体设置区、镇,而不宜区与县、乡与镇并存,形式造成城乡分隔、等级有别。二是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比照工会设立农会或在工会内专设农民权益保护机构。在我国相对弱势的群体都有专门机构保护其合法权益。如妇女、儿童、残疾人、青少年等,工会组织更是高配一级。但是,作为全国最大的弱热群众—农民,却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保护其合法权益,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群体组织构建的一大缺陷。从而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事件,要远远高于其他群团组织成员的事件,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三是加大基层公务员及村委会成员的培训力度,选拔大学生到基层组织任职,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政权的执政水平。尤其是大学生到基层任职,既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执政者的需要。此外还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以先进的文化占领农村市场,从而确保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幸福安康,形成城乡和谐一体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