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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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人力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利用多部门核算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部门绿色生产率提升、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和要素禀赋积累,并依据地区真实产值条件分布的相似性引入异质性增长路径,从而重新估计了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源泉.基于2001-2015年省级三次产业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部存在差异化的生产函数,拒绝所有省份遵从相同增长路径的传统假定,而且增长路径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模式变迁;第二,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积累,其次是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两者增速下滑是导致2011年后中国经济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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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生态经济与管理协同创新中心,233030;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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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人力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利用多部门核算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部门绿色生产率提升、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和要素禀赋积累,并依据地区真实产值条件分布的相似性引入异质性增长路径,从而重新估计了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源泉.基于2001-2015年省级三次产业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部存在差异化的生产函数,拒绝所有省份遵从相同增长路径的传统假定,而且增长路径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模式变迁;第二,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积累,其次是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两者增速下滑是导致2011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根本原因;第三,忽略增长路径异质性会低估要素禀赋积累的贡献率,并高估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的贡献率.本文结论表明,提升资本投资效率和克服要素市场扭曲是维持中国绿色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进而对于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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