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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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家庭杠杆率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家庭杠杆率的上升直接影响家庭消费和生育等经济行为。通过构建家庭生育的扩展OLG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家庭杠杆率对城乡居民家庭生育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家庭杠杆率存在生育效应:(1)家庭杠杆率降低了城乡家庭的分孩次生育水平,其中住房负债杠杆率的影响更大;(2)家庭杠杆率对城乡家庭生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对城镇家庭和只有一套住房家庭的生育水平影响更为显著;(3)家庭杠杆率推迟了城乡妇女初育年龄,导致城乡家庭生育孩子数量进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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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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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辽英才计划”项目“辽宁省养老保险制度参数协同调整机制研究”(XLYC1804013);辽宁省教育厅重点攻关项目“基于AI的养老金制度参数协同调整及政策效应研究”(LZD201908)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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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家庭杠杆率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家庭杠杆率的上升直接影响家庭消费和生育等经济行为。通过构建家庭生育的扩展OLG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家庭杠杆率对城乡居民家庭生育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家庭杠杆率存在生育效应:(1)家庭杠杆率降低了城乡家庭的分孩次生育水平,其中住房负债杠杆率的影响更大;(2)家庭杠杆率对城乡家庭生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对城镇家庭和只有一套住房家庭的生育水平影响更为显著;(3)家庭杠杆率推迟了城乡妇女初育年龄,导致城乡家庭生育孩子数量进一步减少。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对合理防控家庭杠杆率的过快增长以及降低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公共政策选择进行了讨论。
其他文献
<正> 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世界人口出生率将会明显地继续下降。据联合国估计,世界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率将会从60年代中期的2％左右下降到80年代初期的1.8％左右,到本世纪末,将下降到1.6％左右。因为到八十年代末,欠发达国家每年人口增长率将继续超过百分之二,所以这点并没有减少“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在本世纪剩下的二十年的时间里,现在的世界人口将会增加近二十亿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950年到1980
<正> 研究人口,不但要抓人口数量的控制,还必须抓人口质量,采取有效的办法,保证人口优生,生一个,壮一个,防止有遗传病和先天畸形的孩子生下来,而从人口优生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质量是受染色体控制的。因为人的生长、繁殖是受遗传规律支配的,染色体就是主宰遗传的物质结构。由于细胞学的兴起,人们揭示了人类染色体的数目,产生了人类细胞遗传学。所以,了解它的基本知识,弄清人类染色体的秘密,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必须抓好产前诊断这一个措施,来提高人口质量,以及进一步研究性别控制,促进计划生育。
<正> 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美国城市规模的分布,在其形态上一直是稳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整个时期,每个特定的城市规模始终都是维持原状。比如,有些城市的规模位次原居第五、第十、第一百位,后来都发生了变化。但总的来说,城市规模的位次还是大体上保持着直线关系。
<正> 控制我国人口是一项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笔者认为人口控制实质上是要通过一系列社会措施,调节有生育能力的社会成员的生育动机,并改变他们的生育态度,形成一股节制生育的社会风气,实现社会所需要的人口目标。而这些问题都是与社会学紧密相联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湖北省人口控制的先进典型——咸宁县大桥公社为例,对生育动机,生育态度以及控制生育的社会措施进行一些社会学分析。
<正> 劳畜矛盾和草畜矛盾是我国西北牧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劳畜矛盾表现为每个劳动力所负担的牲畜头数过多,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这主要是在手工劳动条件下,牲畜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而造成的。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牧区,平均每个劳动力所负担的牲畜头数已达60头左右。一些地区,如该州玛曲县已超过80头,是每个劳动力合理负担平均30头的两倍多。有的劳动力放牧的牲畜,少则一百多头,多则二百多头以上。妇女的劳动量更大,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天要挤三、四十头牲畜的奶,每日挤3～4次。在产奶季节,每天四、五点钟就得
<正> 人口学是对人口的数量研究。它的基本资料来自人口普查、生命统计,且越来越多地来自抽样调查。人口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计量与发现在人口的出生、死亡、人口迁移及人口增长的基本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性,并从社会经济和生物学两个方面研究这些现象。人口学所用的方法为经验的、统计的方法,并像其它社会科学一样,采用高等教学的方法。人口学和人类学、心理学一样,也是一门介于社会科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科学。 人口学一词显然是由艾基利·吉雅尔在其1855年出版的《人口统计的基本原理或比较人口统计学》一书中第一次使用。它来源
<正> 有关都市化过程产生的历史与社会范围的问题是最重大的科学问题之一。许多作者,尤其是西方的许多作者们,总愿意把都市化与文明混为一谈,并把古代文明,即公元前4000—3000年前,甚至更早些的第一批城市的出现作为都市化的开端。这一观点在资产阶级的哲学中是以把社会的发展解释为社会从某一初级阶段的“农村”状况转变为“城市”状况为根据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Г·斯宾塞、M·韦伯,З·迪尔凯姆、P·派克,П·索罗金和许多其他人在以上述原则来对抗辩证唯物论时,都曾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中运用过,并至今仍然运
<正> 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在五十年代初期,印度就开展了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工作,但只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通过选派基层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并增设计划生育联络机构,计划生育工作才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中国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但在大跃进时期并没有正式贯彻执行,只是在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之后,才在农村地区广泛而系统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从那时起(中国文化革命的灾难性时期和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印度次紧急状态时期除外),两国才对计划生育工作给予高度的
婚姻状况与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关系紧密,但迄今关于老年人婚姻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利用2014、2016和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分析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对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有偶可能性,且这一影响无论对混合截面数据还是对不同时期数据,都显著存在;教育对老年人婚姻状况的综合影响呈现为外显的和隐含的两个部分,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Zmediation统计量法和KHB效应分解法发现,收入
生育的机会成本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中国低生育率趋势以及两孩政策下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重要因素。生育代价,即因生育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及收入损失,是生育机会成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回归模型和生命表方法,对中国城镇女性生育代价进行了估计。中国城镇女性生育1个孩子,将导致其一生的工作时间损失6~7年,折算的收入损失接近30万元;对于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将近50万元;生活在北京、上海特大一线城市的女性,生育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