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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使基地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其高层领导纷纷落网。然而，在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基地残余恐怖分子却化整为零、悄悄地转移阵地，渗透到安全措施相对宽松的东南亚，积极支持当地的恐怖组织进行活动。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东南亚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祈祷团”也积极跟进，相继发动了巴厘岛爆炸案、万豪大酒店爆炸案、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馆前爆炸案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爆炸事件，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使原先不太被人知晓的“伊斯兰祈祷团”逐渐浮出了水面。
“伊斯兰祈祷团”的由来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一直被认为是温和而宽容的，而且，由于东南亚社会的多元性，众多穆斯林已深深地接受了和平相处的多元主义。“伊斯兰祈祷团”涉嫌制造的多起恐怖事件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也为重新估量该组织在东南亚的发展趋势敲响了警钟。
“伊斯兰祈祷团”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创始人为已故的阿卜杜拉·桑卡尔。他与现被印尼警方拘禁的阿布·巴卡·巴希尔均为印尼人。早在70年代他们两人曾共同在印尼中爪哇的梭罗建立秘密电台，设立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宣扬“圣战”。为此，两人被捕入狱。获释后两人又因诋毁印尼宪法的核心精神“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原则)而再度获罪。1985年他们逃往马来西亚。1993-1994年间，他们纠合了大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建立了“伊斯兰祈祷团”，巴希尔又把它称为“古兰经研读会”。“伊斯兰祈祷团”由于它的中心曾一度设在马来西亚，因而传播的范围远不止仅印尼一国。
“伊斯兰祈祷团”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等极端手段，建立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以及泰国、菲律宾南部的跨地区的统一泛伊斯兰教神权国家，为达到此目的，“伊斯兰祈祷团”积极宣扬进行“圣战”。目前，约有260名“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在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捕，其中包括其精神领袖巴希尔和重要头目汉巴利。66岁的巴希尔因涉嫌领导制造了巴厘岛爆炸案，参与万豪大酒店爆炸案，现已被印检察机关起诉。汉巴利则在2003年8月被泰国警方逮捕并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尽管，其重要头目被捕，但是“伊斯兰祈祷团”自身的再生更新能力值得让人警惕，而且还有部分重要成员仍藏匿在逃，其攻击能力不容忽视，2004年9月澳大利亚使馆前的爆炸正说明了这一点。
基地组织的亲密“伙伴”
“伊斯兰祈祷团”并非是仅局限于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而是一个跨地区的庞大的恐怖组织。该组织与地区外的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等都过从甚密，俨然已成为某些极端组织的，甚至就是它们在东南亚的代理。比如，“伊斯兰祈祷团”涉嫌发动的几次重大爆炸案发生的时间选择很有寓意，基本上都处于“9·11”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前后，显然选择这样的时间是为了示威，表示对基地组织的支持。
“伊斯兰祈祷团”的很多重要成员都曾赴阿富汗参加过对苏联的“圣战”，很多人回到家乡后开始发展当地的极端组织。这些人中很多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基地组织成员，同时也是“伊斯兰祈祷团”的成员。汉巴利就是其中的一例，据美国情报机构的透露，汉巴利本身是基地组织在东亚的重要负责人，同时他又是“伊斯兰祈祷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整个东南亚地区曾经有1000多人到阿富汗参加过“圣战”，尽管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回到东南亚后产生的影响却极具破坏性。其中很多人回到各自的国家后，积极宣扬基地式的圣战思想，组织人马在暗地里搞恐怖阴谋。这些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人，很多人与基地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来往极为频繁。这种彼此间广泛联系的存在，为“伊斯兰祈祷团”发展成跨地区极端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基地组织不仅在思想意识上指导着“伊斯兰祈祷团”，而且还在人力、财力上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基地组织在过去的几年内向“伊斯兰祈祷团”提供了1．35亿印尼盾的经费，支持“伊斯兰祈祷团”实施“亚洲圣战行动”。东南亚国家为发展旅游业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签证手续无疑为恐怖分子的渗入提供了便利条件。
“伊斯兰祈祷团”与当地其他的极端组织也多有联系，其成员除了到阿富汗受训外，还到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的训练营地受训。菲律宾的机密情报称，“伊斯兰祈祷团”已故创始人桑卡尔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已故主席哈希姆曾于1995年达成协议，同意建立一个训练基地，训练从1997-98年开始。据美联社报道，2004年1月就有19名“伊斯兰祈祷团”新成员在菲南部恐怖训练营地顺利结业。
更有甚者，据新加坡“国际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古纳拉特南透露，“伊斯兰祈祷团”与车臣分离主义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令人担忧的是“伊斯兰祈祷团”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很有可能从车臣恐怖分子那里学到更为残暴的恐怖袭击手段，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组织严密的运行机制
在人员的组织上，“伊斯兰祈祷团”有一套组织严密的运行机制。该组织有1800名核心成员，除部分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外，还有多个人员的来源渠道。印尼各地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学生是其中的重要来源，比如，巴希尔在中爪哇梭罗设立的那加鲁基伊斯兰寄宿学校的很多学生在精神领巴希尔“圣战”思想的感召下，被极端组织所俘虏，成了“伊斯兰祈祷团”的中坚分子。
另外，据“国际危机团”（ICG)印尼项目负责执行人桑蒂妮·琼斯(SidneyJones)的研究，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网是“伊斯兰祈祷团”成员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联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妇女在“伊斯兰祈祷团”这一组织中成为强大的黏合剂，很多“伊斯兰祈祷团”的高层领导人往往将自己的姐妹或亲戚安排给下属为妻子，这种层层缔结的婚姻关系使“伊斯兰祈祷团”更像一个巨大的家庭，更增加了其内部的稳定与安全，也成为东南亚各国不易铲除它的障碍。
在资金来源上，“伊斯兰祈祷团”也有几个鲜为人知的渠道。第一，它的大部分恐怖资金来自基地组织的支持。基地组织渗透到东南亚后，开办了许多大小不等的隐秘企业，收入的很大部分就作为对“伊斯兰祈祷团”的资金支持。“9·11”后国际上的反恐形势对基地组织极为不利，因此把很多资金通过以个人直接携带的方式转移到东南亚，这成了“伊斯兰祈祷团”强大的经济后盾。第二，各方面的捐赠，包括国内的捐赠，清真寺的捐赠以及国外的捐赠。在伊斯兰文化中，有实施捐赠是穆斯林必要的功课之一。每个穆斯林每年大约把自己纯收入的2．5％作为捐赠，被称为扎卡提(Zakat)。由于这些捐赠的使用去处不可能达到非常透明的程度，因而易落人恐怖分子之手。被恐怖分子所控制的清真寺往往成为恐怖组织的小金库。国外的捐赠多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捐赠团体与个人捐赠。第三，“伊斯兰祈 祷团”也通过敲诈勒索、抢劫、走私武器、绑架等手段获取资金。
在管理方面，“伊斯兰祈祷团”有一套正规的准军事运行机制。其最高领导称为“埃米尔” (领袖之意)，作为精神领袖由巴希尔和桑卡尔担任。下辖行政、宗教、法提瓦(fatwa)和训练委员会，并组成一个有五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称为“舒拉”，由汉巴利担任主席。行政委员会由核心成员掌管，并把具体权力赋予被称为“曼提齐”(分区，mantiqi)的领导。第一“曼提齐”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南部；第二“曼提齐”包括爪畦和苏门达腊；第三“曼提齐”包括菲律宾、文莱、东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第四“曼提齐”拟在澳大利亚和西巴布亚建立机构。每个“曼提齐”下辖多个次辖区“卡瓦拉”，组成分支机构，而每一个“卡瓦拉”下面又有多个“菲阿哈”(fiah)。每一个分支都分管具体的任务，比如，马来西亚分支负责保证组织的资金来源与疏散来自阿富汗的“战友”，菲律宾分支负责武器的来源和爆炸事项，同时负责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的联系事项；印尼分支负责人员的招募以及在苏拉威西和马鲁古地区实施圣战的任务。从分工来看，俨然已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斯兰祈祷团”外受到沉重打击，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采用爆炸等这些极端手段的争执上。很显然，万豪大酒店与澳大利亚使馆前的爆炸造成的伤亡多为穆斯林，因此引起众多穆斯林的不满。出于此原因，“伊斯兰祈祷团”很有可能在今后选择暗杀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在东南亚的重要人员，袭击西方的油气公司等方式，尽量避免伤及无辜的穆斯林。不过，要想在短期内消除“伊斯兰祈祷团”的影响也决非易事，毕竟“伊斯兰祈祷团”的产生根源并非仅仅是政治原因，它更多的还是由于社会问题所引起。
东南亚各国的态度
东南亚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并非是恐怖主义的“免疫区”，据新加坡“国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03年仅亚太地区就发生了400多起恐怖事件。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打击跨国犯罪、确保地区安全，已成为了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共识。东盟各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也日益深化。“东南亚反恐中心”于2003年7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正式运转，各国加强了反恐信息和情报的交流，但因国情相异，各国对“伊斯兰祈祷团”的态度及对反恐的认识也有差异。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历来对“伊斯兰祈祷团”的活动较为关注，早在巴厘岛爆炸案之前，新马两国的情报机构就曾向印尼提供有关“伊斯兰祈祷团”的情报，并希望印尼采取行动逮捕其领导人。但印尼对此未能采取断然措施。比如，在2000年圣诞节，“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就曾在马鲁古等地袭击教堂，几乎在同一时间，在6个省份发生了30多起爆炸案，但印尼却未能深入调查。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这一国情也严重阻滞了印尼采取彻底的反恐行动，在反恐问题上不可能与美国走得太近，而且认为不能随便把“恐怖主义”的标签随意贴到一些极端组织身上，这容易引起广大穆斯林的质疑和反感。不容否认，由于印尼处于政治转型期，在一定程度上而导致了恐怖主义活动的盛行。有“印尼情报沙皇”之称的印尼反恐专家阿卜杜拉·默罕穆德·亨德鲁普里约诺就认为苏哈托倒台后，哈比比总统敕免所有政治犯，包括伊斯兰极端分子，是造成当前印尼恐怖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巴希尔正是在苏哈托下台后回到印尼的。
总的看来，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亚洲金融危机等“弱化”了一些国家的政权，加之贫富悬殊等诸多因素，成为恐怖主义滋生与凸显的社会土壤。要想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恐怖主义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问题。东南亚各国所需要做的就是认清形势，深入开展各国间的反恐合作，同时努力消除国内那些容易产生恐怖主义的各种不利因素。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伊斯兰祈祷团”的由来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一直被认为是温和而宽容的，而且，由于东南亚社会的多元性，众多穆斯林已深深地接受了和平相处的多元主义。“伊斯兰祈祷团”涉嫌制造的多起恐怖事件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也为重新估量该组织在东南亚的发展趋势敲响了警钟。
“伊斯兰祈祷团”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创始人为已故的阿卜杜拉·桑卡尔。他与现被印尼警方拘禁的阿布·巴卡·巴希尔均为印尼人。早在70年代他们两人曾共同在印尼中爪哇的梭罗建立秘密电台，设立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宣扬“圣战”。为此，两人被捕入狱。获释后两人又因诋毁印尼宪法的核心精神“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原则)而再度获罪。1985年他们逃往马来西亚。1993-1994年间，他们纠合了大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建立了“伊斯兰祈祷团”，巴希尔又把它称为“古兰经研读会”。“伊斯兰祈祷团”由于它的中心曾一度设在马来西亚，因而传播的范围远不止仅印尼一国。
“伊斯兰祈祷团”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等极端手段，建立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以及泰国、菲律宾南部的跨地区的统一泛伊斯兰教神权国家，为达到此目的，“伊斯兰祈祷团”积极宣扬进行“圣战”。目前，约有260名“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在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捕，其中包括其精神领袖巴希尔和重要头目汉巴利。66岁的巴希尔因涉嫌领导制造了巴厘岛爆炸案，参与万豪大酒店爆炸案，现已被印检察机关起诉。汉巴利则在2003年8月被泰国警方逮捕并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尽管，其重要头目被捕，但是“伊斯兰祈祷团”自身的再生更新能力值得让人警惕，而且还有部分重要成员仍藏匿在逃，其攻击能力不容忽视，2004年9月澳大利亚使馆前的爆炸正说明了这一点。
基地组织的亲密“伙伴”
“伊斯兰祈祷团”并非是仅局限于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而是一个跨地区的庞大的恐怖组织。该组织与地区外的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等都过从甚密，俨然已成为某些极端组织的，甚至就是它们在东南亚的代理。比如，“伊斯兰祈祷团”涉嫌发动的几次重大爆炸案发生的时间选择很有寓意，基本上都处于“9·11”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前后，显然选择这样的时间是为了示威，表示对基地组织的支持。
“伊斯兰祈祷团”的很多重要成员都曾赴阿富汗参加过对苏联的“圣战”，很多人回到家乡后开始发展当地的极端组织。这些人中很多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基地组织成员，同时也是“伊斯兰祈祷团”的成员。汉巴利就是其中的一例，据美国情报机构的透露，汉巴利本身是基地组织在东亚的重要负责人，同时他又是“伊斯兰祈祷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整个东南亚地区曾经有1000多人到阿富汗参加过“圣战”，尽管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回到东南亚后产生的影响却极具破坏性。其中很多人回到各自的国家后，积极宣扬基地式的圣战思想，组织人马在暗地里搞恐怖阴谋。这些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人，很多人与基地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来往极为频繁。这种彼此间广泛联系的存在，为“伊斯兰祈祷团”发展成跨地区极端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基地组织不仅在思想意识上指导着“伊斯兰祈祷团”，而且还在人力、财力上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基地组织在过去的几年内向“伊斯兰祈祷团”提供了1．35亿印尼盾的经费，支持“伊斯兰祈祷团”实施“亚洲圣战行动”。东南亚国家为发展旅游业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签证手续无疑为恐怖分子的渗入提供了便利条件。
“伊斯兰祈祷团”与当地其他的极端组织也多有联系，其成员除了到阿富汗受训外，还到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的训练营地受训。菲律宾的机密情报称，“伊斯兰祈祷团”已故创始人桑卡尔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已故主席哈希姆曾于1995年达成协议，同意建立一个训练基地，训练从1997-98年开始。据美联社报道，2004年1月就有19名“伊斯兰祈祷团”新成员在菲南部恐怖训练营地顺利结业。
更有甚者，据新加坡“国际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古纳拉特南透露，“伊斯兰祈祷团”与车臣分离主义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令人担忧的是“伊斯兰祈祷团”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很有可能从车臣恐怖分子那里学到更为残暴的恐怖袭击手段，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组织严密的运行机制
在人员的组织上，“伊斯兰祈祷团”有一套组织严密的运行机制。该组织有1800名核心成员，除部分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外，还有多个人员的来源渠道。印尼各地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学生是其中的重要来源，比如，巴希尔在中爪哇梭罗设立的那加鲁基伊斯兰寄宿学校的很多学生在精神领巴希尔“圣战”思想的感召下，被极端组织所俘虏，成了“伊斯兰祈祷团”的中坚分子。
另外，据“国际危机团”（ICG)印尼项目负责执行人桑蒂妮·琼斯(SidneyJones)的研究，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网是“伊斯兰祈祷团”成员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联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妇女在“伊斯兰祈祷团”这一组织中成为强大的黏合剂，很多“伊斯兰祈祷团”的高层领导人往往将自己的姐妹或亲戚安排给下属为妻子，这种层层缔结的婚姻关系使“伊斯兰祈祷团”更像一个巨大的家庭，更增加了其内部的稳定与安全，也成为东南亚各国不易铲除它的障碍。
在资金来源上，“伊斯兰祈祷团”也有几个鲜为人知的渠道。第一，它的大部分恐怖资金来自基地组织的支持。基地组织渗透到东南亚后，开办了许多大小不等的隐秘企业，收入的很大部分就作为对“伊斯兰祈祷团”的资金支持。“9·11”后国际上的反恐形势对基地组织极为不利，因此把很多资金通过以个人直接携带的方式转移到东南亚，这成了“伊斯兰祈祷团”强大的经济后盾。第二，各方面的捐赠，包括国内的捐赠，清真寺的捐赠以及国外的捐赠。在伊斯兰文化中，有实施捐赠是穆斯林必要的功课之一。每个穆斯林每年大约把自己纯收入的2．5％作为捐赠，被称为扎卡提(Zakat)。由于这些捐赠的使用去处不可能达到非常透明的程度，因而易落人恐怖分子之手。被恐怖分子所控制的清真寺往往成为恐怖组织的小金库。国外的捐赠多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捐赠团体与个人捐赠。第三，“伊斯兰祈 祷团”也通过敲诈勒索、抢劫、走私武器、绑架等手段获取资金。
在管理方面，“伊斯兰祈祷团”有一套正规的准军事运行机制。其最高领导称为“埃米尔” (领袖之意)，作为精神领袖由巴希尔和桑卡尔担任。下辖行政、宗教、法提瓦(fatwa)和训练委员会，并组成一个有五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称为“舒拉”，由汉巴利担任主席。行政委员会由核心成员掌管，并把具体权力赋予被称为“曼提齐”(分区，mantiqi)的领导。第一“曼提齐”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南部；第二“曼提齐”包括爪畦和苏门达腊；第三“曼提齐”包括菲律宾、文莱、东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第四“曼提齐”拟在澳大利亚和西巴布亚建立机构。每个“曼提齐”下辖多个次辖区“卡瓦拉”，组成分支机构，而每一个“卡瓦拉”下面又有多个“菲阿哈”(fiah)。每一个分支都分管具体的任务，比如，马来西亚分支负责保证组织的资金来源与疏散来自阿富汗的“战友”，菲律宾分支负责武器的来源和爆炸事项，同时负责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的联系事项；印尼分支负责人员的招募以及在苏拉威西和马鲁古地区实施圣战的任务。从分工来看，俨然已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斯兰祈祷团”外受到沉重打击，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采用爆炸等这些极端手段的争执上。很显然，万豪大酒店与澳大利亚使馆前的爆炸造成的伤亡多为穆斯林，因此引起众多穆斯林的不满。出于此原因，“伊斯兰祈祷团”很有可能在今后选择暗杀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在东南亚的重要人员，袭击西方的油气公司等方式，尽量避免伤及无辜的穆斯林。不过，要想在短期内消除“伊斯兰祈祷团”的影响也决非易事，毕竟“伊斯兰祈祷团”的产生根源并非仅仅是政治原因，它更多的还是由于社会问题所引起。
东南亚各国的态度
东南亚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并非是恐怖主义的“免疫区”，据新加坡“国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03年仅亚太地区就发生了400多起恐怖事件。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打击跨国犯罪、确保地区安全，已成为了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共识。东盟各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也日益深化。“东南亚反恐中心”于2003年7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正式运转，各国加强了反恐信息和情报的交流，但因国情相异，各国对“伊斯兰祈祷团”的态度及对反恐的认识也有差异。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历来对“伊斯兰祈祷团”的活动较为关注，早在巴厘岛爆炸案之前，新马两国的情报机构就曾向印尼提供有关“伊斯兰祈祷团”的情报，并希望印尼采取行动逮捕其领导人。但印尼对此未能采取断然措施。比如，在2000年圣诞节，“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就曾在马鲁古等地袭击教堂，几乎在同一时间，在6个省份发生了30多起爆炸案，但印尼却未能深入调查。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这一国情也严重阻滞了印尼采取彻底的反恐行动，在反恐问题上不可能与美国走得太近，而且认为不能随便把“恐怖主义”的标签随意贴到一些极端组织身上，这容易引起广大穆斯林的质疑和反感。不容否认，由于印尼处于政治转型期，在一定程度上而导致了恐怖主义活动的盛行。有“印尼情报沙皇”之称的印尼反恐专家阿卜杜拉·默罕穆德·亨德鲁普里约诺就认为苏哈托倒台后，哈比比总统敕免所有政治犯，包括伊斯兰极端分子，是造成当前印尼恐怖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巴希尔正是在苏哈托下台后回到印尼的。
总的看来，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亚洲金融危机等“弱化”了一些国家的政权，加之贫富悬殊等诸多因素，成为恐怖主义滋生与凸显的社会土壤。要想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恐怖主义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问题。东南亚各国所需要做的就是认清形势，深入开展各国间的反恐合作，同时努力消除国内那些容易产生恐怖主义的各种不利因素。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