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您到中国之前对中国有哪些了解?来中国后，原来的印象和现实反差大吗?每天的主要工作有哪些?
　　吉姆·雅德利：我2003年8月来到中国，之前来过一次。这个国家地理的广阔、密集的人口以及普通民众身上所散发出的活力都让我惊叹。我慢慢知道中国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的国家。我每天的工作主要是到中国各个地方去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就一些重大问题采访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随同有关官员出席新闻发布会、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采访。
　　《对外传播》：您的报道主要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
　　吉姆·雅德利：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进行报道，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变化、环境、司法体系等等。我曾经与同事合作写过有关中国的一系列报道，内容涉及政治、司法体系(1egalsystem)、环境以及城乡收入差别。(注：大家可以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样的标题：《从深圳大芬村看中国无法拯救美国》、《中国不会充当美国经济的救世主》、《中国财政刺激方案能驾驭经济困难》等。)在一篇描写中国年轻一代的文章中，我更多地是从一个清华大学学生对美国大选的关注反映中国年轻一代思想的变化。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再像是20年前的年轻人”，他们更加理性，更加具有国际视野。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都强调“客观性”，您是怎样客观报道中国的?
　　吉姆·雅德利：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我们有6名记者。我们一直在尽力争取报道这个复杂国家的各个方面。有些报道是你们所认为的“积极报道”(positive reporting)，有些则是批评性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批评中国，相反我们报道的目的在于审视官方的政策和行为以及评估这种政策和行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中国的发展非常令人瞩目，我们一直试图从各个方面报道这种举世瞩目的发展。比如现在的金融危机，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努力感到高兴，当然也会在新闻报道中(例如《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面对全球性衰退》)分析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面临的困难，这些都是在积极反映中国政府的大国责任。
　　《对外传播》：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从年初的冰冻雨雪灾害、拉萨“3-14”事件、奥运圣火传递、汶川地震到北京奥运会。在您看来，中国媒体在报道风格和报道语言方面发生变化了吗?
　　吉姆·雅德利：2008年是中国发生新闻事件最多的一年，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么努力工作过。我很难提供一个中国媒体在报道以上事件时风格和语言变化的描述，但是我在中国期间，认识了很多的中国记者，我敬佩那些能不畏困难去做真实报道的记者。西方记者肯定与中国记者的报道视角不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不同和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我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所感兴趣的新闻话题是一样的。西方记者在报道政治话题方面有一定的偏好，但是中国的记者也时常报道一些有关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
　　《对外传播》：您会常看一些中国的书或杂志吗?有留下过深刻印象的吗?为什么留下这样的印象?
　　吉姆·雅德利：我一直在读有关中国的书。每个月我都会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学术报道、报纸、杂志等。任何一个以中国为话题的作者都会沉迷于这个主题。对中国的报道或是描述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因此我有必要多读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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