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一边对我丈夫说，一边用手指着地板上的核桃仁巧克力饼的黏稠糊糊、我手上的小水泡，以及指向晚上10点的时钟，“就是我为什么不嫁给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原因。”
　　我的弟弟从香港到南非来看望我们。他们到达的第二天，他的10岁大的女儿索菲娅和我的11岁的女儿雷尔就签订了一笔交易。
　　我真不应该把两个女孩子单独留在客厅里。她们俩在一起交谈了没有几分钟，就把话题转到了储蓄、投资以及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能让她们俩挣多少钱的话题上。
　　雷尔来到厨房，笑嘻嘻地走到我的面前：“索菲娅认为我们应该烘焙一大炉饼干，坐在咱家大门外，将饼干出售给过路人。”
　　我看着雷尔。“我也觉得这个计划不可行，”她微笑着说。雷尔返回与索菲娅商量去了。过了一小会儿，她和索菲娅一起回来了。
　　“如果我们将长沙发椅搬到花园里，邀请过路人来我们家的客厅里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饼干和自制的柠檬汁招待他们。”雷尔说。
　　我又看着雷尔。这肯定不行。看来，生意是非做不可了，那么，我要么选择减轻损坏，要么选择卷入一场激战。
　　“好吧，”我说。“我们到你姑姑家烘焙一炉饼干，然后将它们卖给她的邻居们，好吧？”两个女孩子一个劲儿地点头。
　　“不过，”我又飞快地补充说，“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比如饼干不好吃或是邻居们不买，你们也不要烦恼。”雷尔耐心地对我点头。索菲娅则茫然地注视着我，不明所以。好像她的商业计划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样；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警告。这也难怪，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女儿嘛。
　　第二天，我们就烘焙了饼干。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将所有的饼干卖给了邻居们。利润分配完了之后，她们每人分得了7兰特，折合66美分。
　　“我以前每次挣得比这个多一点儿，”索菲娅向她的父亲透露道。
　　“那好，”我的弟弟向大家宣布，“我要为你们在农贸市场上找一个摊位。”
　　女孩子们大声欢呼。我则小声咕哝道：“如果不行的话你们可不要失望。摆一个货摊不像只是在市场上站一站那么简单，没有多少人会在早晨先买甜点的。今天的天气预报有雨，市场上不会有多少人。”
　　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在黄金时段烘焙饼干——这一次，我们烘焙的是核桃仁巧克力饼。然后，我又花了大把的时间将核桃仁巧克力饼切成片、打好包和清理厨房。
　　星期六早上6点，两个女孩子就随她们的爸爸出发了。早上7： 30，他们就回来了。外面又冷又下着雨，我早就知道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卖光啦！”我的女儿从汽车里欢呼道，“我们的饼干全都卖光啦！”
　　“首先，你们是怎么弄到摊位的？”我问。
　　“你的弟弟跟人家说话有说有笑，”我丈夫回答， “两个女孩子也是这样，说话笑嘻嘻的，不知不觉，我们就和人家混熟了，很快就把饼干卖光了。”
　　我看着丈夫。他的声音里有点儿什么与平常不一样。他的脸上容光焕发。
　　他 一直是一个性格内敛的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他让我坐下来听阿兰牧师关于悲观主义的布道的。是他说西方的问题在于我们这种“能做到”的态度，而当我们 “不能做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失望。是他同意我爸爸的观点，认为“悲观主义者是沉稳持重的，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失望”。
　　他不会改变观点了吧，他会吗？当然不会。他的观点绝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一次微小的成功能改变得了的。
　　没过多一会儿，我听到从远处某个地方传来他的声音，像一个正在报时的自鸣钟：“雷尔，我们以后每个星期六都去卖饼干，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