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导致4死1伤特大交通事故后，在刑事判决宣布前，极度冷漠地对待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刑事判决以“死刑立即执行”发布后，孙伟铭及亲属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这种刑事死刑判决对于民事赔偿的挤压效果，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却不能构成孙伟铭的“悔罪积极”。对于最高法院倡导的“宽严相济”，作者认为孙伟铭案件在本质上，不宜适用。
(关键词]孙伟铭案；民事赔偿；死刑判决；挤压功能；积极悔罪
[中图分类号]DF613；DF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1－0016－05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重”车“轻”人，以路权划分公共道路交通权利的理论、制度和规范，诱发了严重的人车对立。其中，城市各种基础设施中，交通设施不以行人、非机动车为本而是以车为本，导致了交通效率、出行安全和公共交通秩序的严重滞后、错位和矛盾。于是，各种各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发生，而酒后驾驶作为中国酒文化的负产品，每年以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的方式，彰显着公民民事权利和利益严重受损的现状。
在大量的交通肇事事件中，孙伟铭案件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说它典型，是因为孙伟铭非法驾驶行为由4个行为——无驾驶证驾车(非法驾驶)、酒后驾驶(深度醉酒驾驶)、肇事逃逸(追尾后快速逃逸)和越线超速驾驶(逃逸中冲过双实线撞上对向行驶的机动车)构成。但是，孙伟铭的特大交通肇事行为，竟然被法学家们认为没有间接故意，因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成都中院”)的死刑判决被认为不“理性”，进一步被斥责为“感情用事”，云云。
同时，在成都中院死刑判决宣布前的两个月时间里，孙伟铭及亲属对于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采取了完全冷漠的态度，不理不睬。而成都中院死刑判决一经发布，此后的20多天时间里，100万元的民事赔偿已经到了受害人的手中，其效率之高，孙伟铭及其亲属态度之积极，全因为有一个死刑判决。成都中院这个死刑判决，对于孙伟铭及亲属民事赔偿的“神奇”的“挤压效应”，是民刑责任承担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需要认真地研究。只有这样，最高法院的“宽严相济”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主义法治导向意义。
一、孙伟铭案件的定性与死刑挤压效用
2009年5月22日，孙伟铭重大交通事故案被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简称“成都检察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成都检察院认为，孙伟铭无驾驶证且醉酒后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其行为已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在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后，其仍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继续驾车高速逃逸，后冲向相向行驶的多辆汽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及5万元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孙伟铭无驾驶证、醉酒和追尾后超速逃逸，并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事实，充分证明，孙伟铭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明知必须取得驾驶执照后才能驾驶机动车辆，却无视公共安全，长期无证驾驶机动车辆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反映出其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轻视，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因此，应当追究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责任。经开庭审理，2009年7月23日，成都中院依法宣判，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一经宣布，在孙伟铭及其亲属、受害人亲属以及社会各界，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成都商报》第一时间采访笔者时，笔者的表态是“定性非常准确，量刑非常适当”。但是，孙伟铭本人及其亲属，在死刑宣判之前，对待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态度，判若两人或者“天上地下”。其中，媒体的失当报道，以及法学家们讲究所谓的“理性”，指责孙伟铭被判处死刑是“感情用事”，认为最高法院的“宽严相济”的“尽力赔偿”等于“悔罪积极”，因此，作为一种现象，孙伟铭案的死刑判决，初步带来了民事赔偿的挤压效应，即其父孙林为了保住儿子孙伟铭的性命，积极赔偿受害人民事损失的效应。
事实上，在成都中院死刑判决的重压之下，孙林通过不懈的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也确实筹集到了接近100万元的赔偿金。接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四川高院”)又将孙伟铭二审案件延期审理，实际上都是在为孙林筹集赔偿金延展时间。于是，20多天以后，孙林终于筹集到了100万元的赔偿款。应该说，从成都中院到四川高院，再到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简称“锦江法院”)的三级法院，似乎都对孙伟铭案在开庭审判、判决和二审以及民事调解等方面，形成了很强的默契和配合，似乎可以保证孙伟铭二审不被判决死刑和执行死刑了。这样的死刑挤压民事赔偿的事实，不知法学家们是否同样理解为不“理性”或者“感情用事”呢?
二、孙伟铭案民事赔偿的死刑挤压理由
2009年6月，成都中院一审判决前1个月，孙林希望通过赔偿的形式达成谅解，3家受害人通过商量，要求赔偿每家15万元，但孙家一直未答复。开庭前半个月，锦江法院法官还打电话给受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询问庭外调解相关事项。但是，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孙家态度的消极与不予答复。
宣判前1周，受害人子女张志字、金宇航忍无可忍，联名写了一封“严惩凶手”的信件，交到成都中院，受害人韩常进一家人则没有签名。鉴于民事诉讼的庭外调解可能影响最终量刑，韩常进马上给孙林打电话，说“法院给了我们3天时间，我们也给你3天时间”，但是，3天之后依然没有结果，孙伟铭及其亲属的这种极端消极态度，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2009年7月22日，孙伟铭被成都中院判处死刑，一审宣判后第二天，孙林便主动找受害人亲属协商赔偿事宜。在媒体的善意帮助和“洗脱”死刑的报道与节目里，加上20天艰难奔波，孙林终于凑足100万元。2009年8月27日，3家受害人家属正式签订《谅解书》，2009年9月2日，3家受害人家属又与孙伟铭代理人在锦江法院达成《调解协议》，拿到了先期赔偿的60万元。但是，受害人亲属没有对孙伟铭律师事先起草好的“请求贵院对孙伟铭从轻判处”予以同意，而是坚持改为“贵院对孙伟铭量刑时对此情节予以考虑”。金宇航说，孙伟铭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他永远都不可能原谅害死自己父母的人，签下《谅解书》，“我们不让法院对他从轻判处，只能让法院对孙家支付赔偿款这个情节予以考虑。”
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未判死刑前态度冷漠，判死刑后态度却“好”得感人，在2008年12月14日交通事故发生后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受害人亲属主动提出民事调解，这本来可以成为减刑的因素，而孙林一直拒绝接触。孙伟铭死刑判决一下，又说愿意赔偿了，这是为什么?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在死刑判决前，孙伟铭及其亲属都预期交通肇事罪会判得很轻，所以，不想赔太 多的钱，及至死刑判决一下，才慌了神，愿意赔了。实际上，孙伟铭在知道了撞死人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死者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这是令人发指的，孙伟铭在伤害这么多人命之后，首先关心的不是认罪，而是要赔多少钱。孙林也是一样，不论他的家庭、职业和个人境遇如何，与孙伟铭一样，冷漠对待孙伟铭特大交通事故中的死伤者及其亲属，这是不能让人原谅的。
虽然，孙林竭尽全力，为死伤者及其亲属赔偿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我们不应被孙伟铭、孙林这种“好”态度所感动，以至于忘记孙林是被孙伟铭的死刑给“逼出来”赔偿受害人及亲属的。同时，对孙伟铭判处死刑绝对可以强有力地震慑罪犯，至少可以立刻使其态度快速变“好”。在这一点上，笔者也不忍心“挤压”孙林这样生活中的弱者，更何况他与孙伟铭的特大交通事故案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孙林和孙伟铭的特大交通事故案的发生、处理，还是有关的。理由是：(1)孙伟铭大量饮酒，孙林就在现场，作为父亲孙林却没有劝阻儿子孙伟铭酒后不要驾车，而是让儿子开车送自己到火车站，这是非常错误的；(2)2008年12月14日是星期日，孙林对已经开车的孙伟铭应该问问有没有驾驶执照，如果没有，应当告诫他不要非法驾驶，然而，孙林也没有；(3)孙伟铭被提起公诉，刑事案件于2009年5月22日公开审理，2009年7月23日公开宣判的这段时间里，孙林没有积极督促孙伟铭赔偿死伤者及其亲属的经济损失，态度消极，表现出一种对受害人利益的极度蔑视和冷漠态度。可见，孙伟铭深度醉酒驾驶案件的发生，以及后来孙伟铭死刑挤压民事赔偿现象的出现，与孙林是有密切关系的。
有人认为，在我国，形形色色的交通肇事案件判罚畸轻，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危害，确实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对孙伟铭之流恶性交通肇事案件，就应该像美国那样，按谋杀罪定罪量刑，方能起到杀一做百的作用。可见，死刑判决的作出，对于孙伟铭而言，为了活命被动去赔偿，改变对待死伤者及亲属的冷漠态度，确实起到了民事赔偿挤压成功即强力校正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成功”或者“强力校正”不值得欢欣鼓舞，理由是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成功的前提，是孙林为了让儿子孙伟铭活命，把民事赔偿当作一种保命的手段和工具来使用，并不是真正想替孙伟铭悔罪，或者表现悔罪的积极态度。
至于成都中院是否在孙伟铭死刑判决宣布前，以及四川高院在孙伟铭二审延期开庭审理前，有一种期待孙伟铭及其亲属积极进行民事赔偿，以从轻处罚或者从轻惩处的打算与想法，并不重要。这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的态度、行为尤其是对待受害人民事赔偿的态度、行为，本身就构成刑事案件中的“认罪态度”好坏的考量依据，是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选择的结果。因而，孙伟铭死刑判决的民事赔偿挤压，在本质上是属于孙伟铭特大交通事故后果的消除范畴，把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等，作为一个整体考量时，此消彼长是一种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律。所以，刑事责任尤其是死刑判决可以挤压民事赔偿的理由，是法律责任承担上的特殊现象。最高法院的“宽严相济”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在“刑事和解”思路下，鼓励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及亲属，通过和解——以积极赔偿民事损失获得谅解，从而，可以适当改变刑事处理即量刑结果这一理念的产物。
三、孙林在死刑挤压下全力赔偿不等于孙伟铭悔罪积极
应当说，最高法院“宽严相济”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孙伟铭的从轻判处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够以赔偿的数额多少来论断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态度“是否积极”，比如，一个家产上亿的人拿了10万元赔偿，与一个只有1万元赔偿能力的人拿了8000元赔偿，两者的态度是不同的。特别像孙伟铭这类特大交通事故案中，在死刑判决宣判前后，孙伟铭及其亲属态度判若两人的情形，更谈不上“积极赔偿”。
也就是说，孙伟铭及其亲属的100万元民事赔偿，是被死刑判决挤压的结果。对于这种背景下的民事赔偿，能否构成“积极赔偿”中的“积极”，还需要认真分析。“积极赔偿”不是花钱买刑，不是为了保命的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必须是为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积极”必须是真正的“积极”——积极为了消除对受害人造成的人身死亡、人身致残或者受伤的损害后果，而不是像孙伟铭案那样，被死刑判决逼迫着，为了自己活命而进行的不情愿的民事赔偿。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在某些犯罪构成中，把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等，当成是否犯罪和认罪的关键因素，是有科学道理的。孙伟铭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在死刑判决后才和亲属密切配合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其客观效果确实减轻、安抚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失和痛苦，但是，这种赔偿的工具意义，大于、多于或者高于后果补偿意义。因此，这种被迫的、不情愿的，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是为了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赔偿，即使全额赔偿也是有动机瑕疵的。这种动机与目的的瑕疵，是在媒体过度“善良化”、“美化”和“弱者化”孙伟铭、孙林等人的背景下，在社会个别机构和个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带有非常浓厚的对抗司法，否定死刑判决积极意义的不良色彩。
虽然，孙伟铭并不是社会中“一般意义的恶人”。但是，他在购车后长期不去正规的驾校学习，而是跟请来的代驾者学习驾驶，这种“偷工减料”的态度和投机取巧的做法，是其法律意识极其淡薄的表现。在孙伟铭的心目中，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人观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公共利益、他人权利和社会观念，并不是第一位的。否则，他就不会长期不取得驾驶证而非法驾驶，更为关键的是，他非法驾驶，有了数次违法记录之后，依然大量饮用白酒，直到深度醉酒还驾驶机动车，这种放纵行为或者纵酒行为，本质上就是其蔑视公共利益、他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延续，在导致特大交通事故后，第一时间询问死伤者的居民身份，然后不积极赔偿死伤者经济损失，都是他的法律观念偏差或者蔑视法制的必然行为。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媒体竟然不是积极督促孙伟铭及亲属赔偿死伤者的损失，以争取量刑上的减轻或者酌情从轻处罚，丧失了最起码的媒体社会责任意识。
应当说，在孙伟铭及其家人冷漠对待死伤者及其亲属赔偿利益时，媒体应当先于成都中院、锦江法院充当民事赔偿的“挤压者”，对孙伟铭及其家人实施舆论监督。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媒体仿佛不喜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孙伟铭及亲属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一样，从2009年5月22日到2009年7月22日两个月的时间里，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一方面，表明媒体从业者的法律素养太差，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为死伤者的利益鼓与呼，以舆论监督的力量，矫正孙伟铭及其家人冷漠态度，争取积极赔偿以便为孙伟铭案的从轻处理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媒体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媒体的社会责任里，有维 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神圣职责在内。对于特大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在有能力赔偿而竟然冷漠对待死伤者时，媒体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沉默和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一种监督失职和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尤其是孙伟铭的死刑判决宣布后，加上四川高院宣布孙伟铭案二审延期审理之后，媒体的宣传报道，不是以全方位分析讨论案情本身为使命，而是很快选准了新闻点——孙林代子赔偿，进行炒作和过度“善良化”、“美化”和“弱者化”孙伟铭、孙林等人的报道，将孙伟铭案死刑判决带来的积极意义，完全淡化净尽。所以，孙林竭尽全力的民事赔偿，对于孙伟铭而言，因为死刑判决前后态度的过分悬殊和明显的动机瑕疵，显然构不成所谓的“悔罪积极”。
四、结语
成都和全国许多特大城市一样，机动车数量过于庞大，因此，孙伟铭醉驾死刑判决的发布，在成都市民中震动很大。但是，媒体却没有把这种死刑判决的警示作用，通过原因分析、教训吸取和如何防范等宣传报道，进行必要的放大、强化和正面引导，而是过度“善良化”、“美化”和“弱者化”孙伟铭、孙林在死刑判决发布后的被动民事赔偿，从而没有利用酒后驾驶肇事必然受到处罚的孙伟铭案件，昭示人们注意和关注并严格遵守“驾车不饮酒，饮酒不驾车”的规则，这是令人遗憾的!
交管部门证据显示，孙伟铭未经过正规驾驶培训，也从未办理驾驶证。事发前，这辆上户仅半年的别克轿车已被电子眼拍到包括超速、闯红灯等在内的10次违章记录，但显示均未处理。无独有偶，杭州飙车案中胡斌公然驾驶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多次超速在市区穿梭却无人过问。与此同时，造成5死4伤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的肇事司机张明宝，从2006年8月到2009年4月期间的违章记录，竟然高达80次!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及交警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和处理。但是，现实生活中，因超速50％以上被吊销驾驶证者寥寥无几，被依法拘留的更是鲜见。
于是，一些人没有意识到机动车驾驶违法的严肃性和责任严重性，将违法视为家常便饭，甚至个别人错误地认为：开车肇事没什么，不过就是找人交点钱了事。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失环境的驾车文化，是一种陋习和恶俗并存的不良文化氛围。
孙伟铭案在死刑判决宣布前，孙伟铭及亲属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即民事赔偿，给予了极度的轻蔑和漠视，而成都中院死刑判决宣布后，孙伟铭及亲属态度大变，积极想方设法赔偿受害人的损失，金额高达100万元之巨，固然开创了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成功的先河。但是，鉴于四川高院、锦江法院的积极配合，3家受害人的高风亮节，以及受害人子女金宇航、张志宇对孙伟铭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导致双亲死亡、以及死刑判决前的民事赔偿态度极其冷漠而不予谅解，构不成孙伟铭的悔罪态度积极。对于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效果，媒体是要承担不当引导的职业责任的。
(责任编辑：何进平)
(关键词]孙伟铭案；民事赔偿；死刑判决；挤压功能；积极悔罪
[中图分类号]DF613；DF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1－0016－05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重”车“轻”人，以路权划分公共道路交通权利的理论、制度和规范，诱发了严重的人车对立。其中，城市各种基础设施中，交通设施不以行人、非机动车为本而是以车为本，导致了交通效率、出行安全和公共交通秩序的严重滞后、错位和矛盾。于是，各种各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发生，而酒后驾驶作为中国酒文化的负产品，每年以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的方式，彰显着公民民事权利和利益严重受损的现状。
在大量的交通肇事事件中，孙伟铭案件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说它典型，是因为孙伟铭非法驾驶行为由4个行为——无驾驶证驾车(非法驾驶)、酒后驾驶(深度醉酒驾驶)、肇事逃逸(追尾后快速逃逸)和越线超速驾驶(逃逸中冲过双实线撞上对向行驶的机动车)构成。但是，孙伟铭的特大交通肇事行为，竟然被法学家们认为没有间接故意，因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成都中院”)的死刑判决被认为不“理性”，进一步被斥责为“感情用事”，云云。
同时，在成都中院死刑判决宣布前的两个月时间里，孙伟铭及亲属对于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采取了完全冷漠的态度，不理不睬。而成都中院死刑判决一经发布，此后的20多天时间里，100万元的民事赔偿已经到了受害人的手中，其效率之高，孙伟铭及其亲属态度之积极，全因为有一个死刑判决。成都中院这个死刑判决，对于孙伟铭及亲属民事赔偿的“神奇”的“挤压效应”，是民刑责任承担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需要认真地研究。只有这样，最高法院的“宽严相济”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主义法治导向意义。
一、孙伟铭案件的定性与死刑挤压效用
2009年5月22日，孙伟铭重大交通事故案被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简称“成都检察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成都检察院认为，孙伟铭无驾驶证且醉酒后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其行为已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在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后，其仍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继续驾车高速逃逸，后冲向相向行驶的多辆汽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及5万元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孙伟铭无驾驶证、醉酒和追尾后超速逃逸，并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事实，充分证明，孙伟铭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明知必须取得驾驶执照后才能驾驶机动车辆，却无视公共安全，长期无证驾驶机动车辆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反映出其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轻视，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因此，应当追究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责任。经开庭审理，2009年7月23日，成都中院依法宣判，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一经宣布，在孙伟铭及其亲属、受害人亲属以及社会各界，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成都商报》第一时间采访笔者时，笔者的表态是“定性非常准确，量刑非常适当”。但是，孙伟铭本人及其亲属，在死刑宣判之前，对待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态度，判若两人或者“天上地下”。其中，媒体的失当报道，以及法学家们讲究所谓的“理性”，指责孙伟铭被判处死刑是“感情用事”，认为最高法院的“宽严相济”的“尽力赔偿”等于“悔罪积极”，因此，作为一种现象，孙伟铭案的死刑判决，初步带来了民事赔偿的挤压效应，即其父孙林为了保住儿子孙伟铭的性命，积极赔偿受害人民事损失的效应。
事实上，在成都中院死刑判决的重压之下，孙林通过不懈的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也确实筹集到了接近100万元的赔偿金。接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四川高院”)又将孙伟铭二审案件延期审理，实际上都是在为孙林筹集赔偿金延展时间。于是，20多天以后，孙林终于筹集到了100万元的赔偿款。应该说，从成都中院到四川高院，再到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简称“锦江法院”)的三级法院，似乎都对孙伟铭案在开庭审判、判决和二审以及民事调解等方面，形成了很强的默契和配合，似乎可以保证孙伟铭二审不被判决死刑和执行死刑了。这样的死刑挤压民事赔偿的事实，不知法学家们是否同样理解为不“理性”或者“感情用事”呢?
二、孙伟铭案民事赔偿的死刑挤压理由
2009年6月，成都中院一审判决前1个月，孙林希望通过赔偿的形式达成谅解，3家受害人通过商量，要求赔偿每家15万元，但孙家一直未答复。开庭前半个月，锦江法院法官还打电话给受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询问庭外调解相关事项。但是，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孙家态度的消极与不予答复。
宣判前1周，受害人子女张志字、金宇航忍无可忍，联名写了一封“严惩凶手”的信件，交到成都中院，受害人韩常进一家人则没有签名。鉴于民事诉讼的庭外调解可能影响最终量刑，韩常进马上给孙林打电话，说“法院给了我们3天时间，我们也给你3天时间”，但是，3天之后依然没有结果，孙伟铭及其亲属的这种极端消极态度，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2009年7月22日，孙伟铭被成都中院判处死刑，一审宣判后第二天，孙林便主动找受害人亲属协商赔偿事宜。在媒体的善意帮助和“洗脱”死刑的报道与节目里，加上20天艰难奔波，孙林终于凑足100万元。2009年8月27日，3家受害人家属正式签订《谅解书》，2009年9月2日，3家受害人家属又与孙伟铭代理人在锦江法院达成《调解协议》，拿到了先期赔偿的60万元。但是，受害人亲属没有对孙伟铭律师事先起草好的“请求贵院对孙伟铭从轻判处”予以同意，而是坚持改为“贵院对孙伟铭量刑时对此情节予以考虑”。金宇航说，孙伟铭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他永远都不可能原谅害死自己父母的人，签下《谅解书》，“我们不让法院对他从轻判处，只能让法院对孙家支付赔偿款这个情节予以考虑。”
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未判死刑前态度冷漠，判死刑后态度却“好”得感人，在2008年12月14日交通事故发生后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受害人亲属主动提出民事调解，这本来可以成为减刑的因素，而孙林一直拒绝接触。孙伟铭死刑判决一下，又说愿意赔偿了，这是为什么?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在死刑判决前，孙伟铭及其亲属都预期交通肇事罪会判得很轻，所以，不想赔太 多的钱，及至死刑判决一下，才慌了神，愿意赔了。实际上，孙伟铭在知道了撞死人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死者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这是令人发指的，孙伟铭在伤害这么多人命之后，首先关心的不是认罪，而是要赔多少钱。孙林也是一样，不论他的家庭、职业和个人境遇如何，与孙伟铭一样，冷漠对待孙伟铭特大交通事故中的死伤者及其亲属，这是不能让人原谅的。
虽然，孙林竭尽全力，为死伤者及其亲属赔偿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我们不应被孙伟铭、孙林这种“好”态度所感动，以至于忘记孙林是被孙伟铭的死刑给“逼出来”赔偿受害人及亲属的。同时，对孙伟铭判处死刑绝对可以强有力地震慑罪犯，至少可以立刻使其态度快速变“好”。在这一点上，笔者也不忍心“挤压”孙林这样生活中的弱者，更何况他与孙伟铭的特大交通事故案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孙林和孙伟铭的特大交通事故案的发生、处理，还是有关的。理由是：(1)孙伟铭大量饮酒，孙林就在现场，作为父亲孙林却没有劝阻儿子孙伟铭酒后不要驾车，而是让儿子开车送自己到火车站，这是非常错误的；(2)2008年12月14日是星期日，孙林对已经开车的孙伟铭应该问问有没有驾驶执照，如果没有，应当告诫他不要非法驾驶，然而，孙林也没有；(3)孙伟铭被提起公诉，刑事案件于2009年5月22日公开审理，2009年7月23日公开宣判的这段时间里，孙林没有积极督促孙伟铭赔偿死伤者及其亲属的经济损失，态度消极，表现出一种对受害人利益的极度蔑视和冷漠态度。可见，孙伟铭深度醉酒驾驶案件的发生，以及后来孙伟铭死刑挤压民事赔偿现象的出现，与孙林是有密切关系的。
有人认为，在我国，形形色色的交通肇事案件判罚畸轻，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危害，确实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对孙伟铭之流恶性交通肇事案件，就应该像美国那样，按谋杀罪定罪量刑，方能起到杀一做百的作用。可见，死刑判决的作出，对于孙伟铭而言，为了活命被动去赔偿，改变对待死伤者及亲属的冷漠态度，确实起到了民事赔偿挤压成功即强力校正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成功”或者“强力校正”不值得欢欣鼓舞，理由是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成功的前提，是孙林为了让儿子孙伟铭活命，把民事赔偿当作一种保命的手段和工具来使用，并不是真正想替孙伟铭悔罪，或者表现悔罪的积极态度。
至于成都中院是否在孙伟铭死刑判决宣布前，以及四川高院在孙伟铭二审延期开庭审理前，有一种期待孙伟铭及其亲属积极进行民事赔偿，以从轻处罚或者从轻惩处的打算与想法，并不重要。这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的态度、行为尤其是对待受害人民事赔偿的态度、行为，本身就构成刑事案件中的“认罪态度”好坏的考量依据，是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选择的结果。因而，孙伟铭死刑判决的民事赔偿挤压，在本质上是属于孙伟铭特大交通事故后果的消除范畴，把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等，作为一个整体考量时，此消彼长是一种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律。所以，刑事责任尤其是死刑判决可以挤压民事赔偿的理由，是法律责任承担上的特殊现象。最高法院的“宽严相济”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在“刑事和解”思路下，鼓励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及亲属，通过和解——以积极赔偿民事损失获得谅解，从而，可以适当改变刑事处理即量刑结果这一理念的产物。
三、孙林在死刑挤压下全力赔偿不等于孙伟铭悔罪积极
应当说，最高法院“宽严相济”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孙伟铭的从轻判处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够以赔偿的数额多少来论断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态度“是否积极”，比如，一个家产上亿的人拿了10万元赔偿，与一个只有1万元赔偿能力的人拿了8000元赔偿，两者的态度是不同的。特别像孙伟铭这类特大交通事故案中，在死刑判决宣判前后，孙伟铭及其亲属态度判若两人的情形，更谈不上“积极赔偿”。
也就是说，孙伟铭及其亲属的100万元民事赔偿，是被死刑判决挤压的结果。对于这种背景下的民事赔偿，能否构成“积极赔偿”中的“积极”，还需要认真分析。“积极赔偿”不是花钱买刑，不是为了保命的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必须是为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积极”必须是真正的“积极”——积极为了消除对受害人造成的人身死亡、人身致残或者受伤的损害后果，而不是像孙伟铭案那样，被死刑判决逼迫着，为了自己活命而进行的不情愿的民事赔偿。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在某些犯罪构成中，把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等，当成是否犯罪和认罪的关键因素，是有科学道理的。孙伟铭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在死刑判决后才和亲属密切配合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其客观效果确实减轻、安抚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失和痛苦，但是，这种赔偿的工具意义，大于、多于或者高于后果补偿意义。因此，这种被迫的、不情愿的，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是为了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赔偿，即使全额赔偿也是有动机瑕疵的。这种动机与目的的瑕疵，是在媒体过度“善良化”、“美化”和“弱者化”孙伟铭、孙林等人的背景下，在社会个别机构和个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带有非常浓厚的对抗司法，否定死刑判决积极意义的不良色彩。
虽然，孙伟铭并不是社会中“一般意义的恶人”。但是，他在购车后长期不去正规的驾校学习，而是跟请来的代驾者学习驾驶，这种“偷工减料”的态度和投机取巧的做法，是其法律意识极其淡薄的表现。在孙伟铭的心目中，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人观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公共利益、他人权利和社会观念，并不是第一位的。否则，他就不会长期不取得驾驶证而非法驾驶，更为关键的是，他非法驾驶，有了数次违法记录之后，依然大量饮用白酒，直到深度醉酒还驾驶机动车，这种放纵行为或者纵酒行为，本质上就是其蔑视公共利益、他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延续，在导致特大交通事故后，第一时间询问死伤者的居民身份，然后不积极赔偿死伤者经济损失，都是他的法律观念偏差或者蔑视法制的必然行为。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媒体竟然不是积极督促孙伟铭及亲属赔偿死伤者的损失，以争取量刑上的减轻或者酌情从轻处罚，丧失了最起码的媒体社会责任意识。
应当说，在孙伟铭及其家人冷漠对待死伤者及其亲属赔偿利益时，媒体应当先于成都中院、锦江法院充当民事赔偿的“挤压者”，对孙伟铭及其家人实施舆论监督。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媒体仿佛不喜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孙伟铭及亲属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一样，从2009年5月22日到2009年7月22日两个月的时间里，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一方面，表明媒体从业者的法律素养太差，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为死伤者的利益鼓与呼，以舆论监督的力量，矫正孙伟铭及其家人冷漠态度，争取积极赔偿以便为孙伟铭案的从轻处理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媒体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媒体的社会责任里，有维 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神圣职责在内。对于特大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在有能力赔偿而竟然冷漠对待死伤者时，媒体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沉默和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一种监督失职和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尤其是孙伟铭的死刑判决宣布后，加上四川高院宣布孙伟铭案二审延期审理之后，媒体的宣传报道，不是以全方位分析讨论案情本身为使命，而是很快选准了新闻点——孙林代子赔偿，进行炒作和过度“善良化”、“美化”和“弱者化”孙伟铭、孙林等人的报道，将孙伟铭案死刑判决带来的积极意义，完全淡化净尽。所以，孙林竭尽全力的民事赔偿，对于孙伟铭而言，因为死刑判决前后态度的过分悬殊和明显的动机瑕疵，显然构不成所谓的“悔罪积极”。
四、结语
成都和全国许多特大城市一样，机动车数量过于庞大，因此，孙伟铭醉驾死刑判决的发布，在成都市民中震动很大。但是，媒体却没有把这种死刑判决的警示作用，通过原因分析、教训吸取和如何防范等宣传报道，进行必要的放大、强化和正面引导，而是过度“善良化”、“美化”和“弱者化”孙伟铭、孙林在死刑判决发布后的被动民事赔偿，从而没有利用酒后驾驶肇事必然受到处罚的孙伟铭案件，昭示人们注意和关注并严格遵守“驾车不饮酒，饮酒不驾车”的规则，这是令人遗憾的!
交管部门证据显示，孙伟铭未经过正规驾驶培训，也从未办理驾驶证。事发前，这辆上户仅半年的别克轿车已被电子眼拍到包括超速、闯红灯等在内的10次违章记录，但显示均未处理。无独有偶，杭州飙车案中胡斌公然驾驶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多次超速在市区穿梭却无人过问。与此同时，造成5死4伤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的肇事司机张明宝，从2006年8月到2009年4月期间的违章记录，竟然高达80次!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及交警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和处理。但是，现实生活中，因超速50％以上被吊销驾驶证者寥寥无几，被依法拘留的更是鲜见。
于是，一些人没有意识到机动车驾驶违法的严肃性和责任严重性，将违法视为家常便饭，甚至个别人错误地认为：开车肇事没什么，不过就是找人交点钱了事。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失环境的驾车文化，是一种陋习和恶俗并存的不良文化氛围。
孙伟铭案在死刑判决宣布前，孙伟铭及亲属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即民事赔偿，给予了极度的轻蔑和漠视，而成都中院死刑判决宣布后，孙伟铭及亲属态度大变，积极想方设法赔偿受害人的损失，金额高达100万元之巨，固然开创了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成功的先河。但是，鉴于四川高院、锦江法院的积极配合，3家受害人的高风亮节，以及受害人子女金宇航、张志宇对孙伟铭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导致双亲死亡、以及死刑判决前的民事赔偿态度极其冷漠而不予谅解，构不成孙伟铭的悔罪态度积极。对于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效果，媒体是要承担不当引导的职业责任的。
(责任编辑：何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