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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到宋元时期，“文气”说有了显著进展，突出地表现在作家修养论方面的“外游”、“内游”两派相对立的观点上。“外游”说以北宋苏辙、马存为代表，偏于强调“江山之助”；而“内游”说以蒙元初期的郝经为代表，偏于强调读经明理。两派观点均有偏颇之处，但也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具有调和色彩、观点更加稳妥全面的折中派，元末明初宋濂集其大成，从而使“文气”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宋元；文气；外游；内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72－06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当它被引入中国古代美学、艺术理论领域后，成为“使用最广的范畴之一，也是意义最为含混的范畴之一”。
曹丕最早提出“文气”说，建立起了一种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学主体论。因其本原于人的生命无质——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亦具有本体论的色彩。但曹丕认为作家的秉气与生俱来，“不可力强而致”，太过强调先天因素的决定性，而忽视了后天因素(社会实践、艺术修养等)的作用。这决定了其所论着重于作家的风格，而非修养。
刘勰虽注意到了后天因素的作用，但他认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先天的才情气质对于作家的创作和风格起主要作用。《体性》篇讲到作家个性对于作品风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时，说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这里的“气”指的是先天的气秉，而且据其下文所言是很难有所改变的。而今天的研究表明，血气决定着才性，是中古士人比较普遍的认识。可见，在古代文论范围内，魏晋南北朝时期“气”范畴所探讨的主要是作家先天禀赋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个性乃至作品风格的问题。
到了唐代，韩愈吸收孟子“养气”说的养分，强调道德修养之于文的重要性，提出“气盛言宜”的观点。一篇《答李翊书》，讲的实际上就是后来郝经所讲的“内游”之事，所读之书由“三代、两汉之书”缩小为“正”书，而所谓“伪”和“虽正而不至”者则加以摒弃。然后又进一步观察自己所得是否醇而不杂，然后才挥洒成篇。即使这样，依然要注意继续涵养终身。在这里，韩愈所说的“气”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学与行不断地进行人格修养而形成的充足的精神能量。这种“文气”观对后世的作家修养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重视作家修养的共同前提下，在“文气”说上，宋元以来形成了两条相对立的道路：或是偏于强调“江山之助”的“外游”，或是偏于强调读经明理的“内游”。此外，又有具有调和色彩的第三条道路。至于作家气禀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这一“文气”说的旧有内容，宋元时期虽然也有不少文士涉及，但并无特别值得重视的进展，在此略过不谈。
一、偏重“外游”之说
“外游”说常体现在“江山之助”
(或称“江山助奇”)说之中。所谓“江山之助”，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的是“物色之有助于文思”(骆鸿凯语)，即自然环境对于作家创作的激发作用。其后，文论家们时常加以运用，其中既有沿袭刘勰之意者，亦有结合孟子“养气”说以拓宽其内涵者。后者重视自然、人文景观乃至社会生活对于作家修养的作用，从而成为作家修养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北宋时期，苏辙(1039—1112)、马存等人在“江山之助”说上很有代表性。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
苏辙既肯定孟子“养气”之说，又肯定游历四方、广交博览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读书不足以激发志气。此文虽是少作，但以苏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依然很有影响。现今的学者们谈北宋文论，特别是谈到作家修养论时，几乎都要引用这篇文章。
马存也有类似看法。然而，由于马存的影响远远不如苏辙，所以他很少引起今天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更为直接地激发出金元时期“内游”说的，却是马存《子长游赠盖邦式序》一文：
予谓子长之文章不在书，学者每以书求之，则终身不知其奇。……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予谓欲学子长之为文，先学其游可也。不知学游以采奇，而欲操笔弄举，纽缀腐然者，乃其常常耳。……今天下之绝踪诡观，何以异于昔?子果能为我游者乎?吾欲观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子畏子长乎?子长畏子乎?不然，断编败册，朝吟而暮诵之，吾不知所得矣。
马存此文实际上颇有一些影响，后来时不时还有人提及该文，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类书皆全文抄录，明方以智《通雅》亦予摘抄。南宋王霆震《古文集成》、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等总集皆予选入。马存提出：仅就《史记》而学司马迁之为文，实际上是难以达到那种水平的，应该学习司马迁通过亲身经历以开阔眼界并广泛获取素材的做法。这种观点大体上倒是没有什么错，只是有些过于强调游历的作用，而忽视了作家自身的禀赋和过于贬低读书的作用，所以招致金元时期一些文论家的批评。
苏辙等人为何强调“外游”?曾枣庄、杨隽等先生认为是针对当时文气衰弱、浮巧侈丽的西昆体和刻意为文、险怪奇涩的太学体而发。”这是有道理的。苏辙在《进策·民政上·第二道》中批评“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则是在将矛头指向朝廷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对士人们埋首故纸堆中以所谓“文”“学”追逐功名利禄的行为及其庸琐萎靡的人格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于此大略可知，北宋时期的“外游”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的。马存与苏辙同处一个时代，形成相似的认识，可谓不足为奇。
其后，自南宋至清，总有不少人以“江山助奇”为说，从而形成了一派较为偏于提倡“外游”的作家修养论。
二、偏重“内游”之说——以郝经为中心
金元之际，王若虚(1174—1243)对司马迁本就多所讥贬，见到马存《子长游赠盖邦式序》，更是予以严厉的 批评。他反对马存所谓“欲学子长之为文，先学其游”的观点，尖锐地批评道：
马子才《子长游》一篇，驰骋放肆。……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为不少矣，岂必有观览之助，始尽其妙?而迁之变态，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说，则世之作者其劳亦甚矣。
与王若虚相呼应的，则有同时的著名诗人杨弘道(1189—1272之后)。他在《送赵仁甫序》中说：
隋唐而下，更以诗文相尚，狂放于裘马歌酒间，故文有侠气、诗杂俳语而不自知也。方且信怪奇夸大之说，谓登会稽、探禹穴，豁其胸次，得江山之助，清其心神，则诗情文思可以挟日月、薄云霄也。于戏!吟咏情性，止乎礼义，斯诗也，江山何助焉?有德者必有言，辞达而已矣，斯文也，禹穴何与焉?
其实，杨弘道身上理学气味不浓，但毕竟是受到过理学影响的人物。这番议论表明，郝经的“内游”说并非横空出世，杨弘道的议论早已成为其先声。特别是杨弘道身经金、宋、蒙古三国，游历极广，对此问题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他所送的赵复(字仁甫)本是南宋理学家，被俘北上，转徙道路，其经历亦十分契合相关议论的发挥。
虽然王若虚、杨弘道都批评“外游”说，但真正明确提出“内游”说并进行认真探讨的是郝经(1223—1275)。针对盛行的“江山之助”说，郝经提出“内游”说，强调外在的游历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创作水平。《内游》一文云：
昔人谓汉太史迁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绝、超丽疏越者，非区区于文字之间而已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南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过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还于河洛，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然后吐而为辞，笔而为书。故尔欲学迁之文，先学其游可也。
余谓不然。果如是，则迁之为迁亦下矣。勤于足迹之馀，会于观览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气，仅发于文辞，而不能成事业，则其游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游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记》一书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其于书法也，则《记》繁而《志》寡。项籍，一夫也，而述《本纪》，与尧舜并；陈涉，役徒也，作《世家》，与孔子同。其失岂浅浅哉?
故欲学迁之游而求助于外者，曷亦内游乎?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馀、观览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常止而行，常动而静，常诚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众止不能易；如明镜，众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权，轻重在我。无偏元倚，无汗无滞，无桡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
既游矣，既得矣，而后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视当其可者，时时而出之。可以动则动，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蕴而为德行，行而为事业，固不以文辞而已也。如是，则吾之卓尔之道，浩然之气，嶡乎与天地一，固不待于山川之助也。彼嶞山乔岳，高则高矣，于吾道何有?长江大河，盛则盛矣，于吾气何有?故日：欲游乎外者，必游乎内。噫!以史迁之才，果未游于内邪?盖亦称之者过矣。
郝经的议论也是主要针对马存《子长游赠盖邦式序》而发的。在肯定司马迁和《史记》的前提下，郝经指出《史记》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提出应该“游”于经史，并要求那些想要“外游”者，一定要先进行“内游”。
在郝经之前，人们所讲的“内游”多从佛道二家而言，如宋黄裳《含清院佛殿记》：“化现色相，不可以为畔岸，自非内游之士，安得而见哉?”宋李光《不出》：“老氏不出牖，庄生务内游。”偶尔也有人将其用于指学习和探索儒家之道，如宋华镇《上发运蒋龙图书》。不过，华镇所说的“内游”，在目的上与作家修养无关，也不是与寻求“江山之助”的“外游”对举而言。若单就“内游”概念本身而言，郝经所说与华镇所说确有相似之处，但内容更为丰富和明确。与谈佛论道者不同，郝经所说的“内游”并非一种恍兮惚兮的冥想，而是指通过认真研习儒家经典著作，在扎实的学问基础上，沿着正确的思想道路，在内心澄明平和的状态中，进行丰蔚灵妙的体验和精审专注的思考。
但是，郝经主张和偏重“内游”，并不排斥“外游”，二者只是有内外、主次之分而已。他要求“内游”和“外游”相互印证、相互促进，这样可以“常止而行”(由内及外)，“常动而静”(由外返内)，最终通过修持、存养，在德与识两方面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常诚而不妄，常和而不悖”，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和谐融通的境界，一种真理呈露无隐的境界。这种境界可以比喻为“如止水”、“如明镜”、“如平衡之权”，静、明、正，然后可以“无偏无倚，无汗无滞，无桡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因而，郝经的“内游”说就不仅仅是一种修养论而已，而且兼具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从内在理路而言，这正是郝经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认识。因为，理学要重点解决的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问题，而不是对于客观自然界的认识。
作为一位理学家，郝经对于“气”的认识明显属于程朱一派，兼具物质、精神双重属性，这从他的《一贯图》中可以看出。而他从气禀之说出发，所强调的“天地有刚大挺特之气”，则显然是蕴理之气：
其在于人，则精淑纯备，溥博渊深，刚而不挠，大而不局，挺特而不流，卓荦而不倚，纽而不睽，结而不离。宜夫养之而不害，振之而不挫，扩而充之而不弊，瀹而疏之而不滞，以尽其用也。而乃冒没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狭其大而自小，削其刚而自弱，峨大冠，襜大裾，骈风云，偶月露，执笔缀辞而已，未闻有以刚大之气，正大之学，振末俗而障颓波者。一有长材伟人出于其间，则猬起而疾视，哗而攻之，默而穿之，必使之颠踣坏乱而后已。悲夫!刚大挺特之气，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之所以不明，士气之所以味没而不振也。
人们所禀之气，虽有清浊之分，但其中不同程度均有至理存在，均应好好存养并加以振扩。上述文字出自其《送道士申正之序》(1251)一文，该文虽然赞美道士们“能全其气而用之”，着眼点却是在于希望儒士们能够“自振”。这就涉及到了郝经提出“内游”说的外部因素。
在元代的“文气”说中，郝经的“内游”说特别引人注目，迄今为止已有数位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基本上都集中于“内游”说的内涵上，都在阐释郝经此说对于作家修养的强调。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郝经为何提出“内游”说，学界却对此明显缺乏关注。我认为，这很有探讨的必要。
在郝经看来，当时道弊俗坏，所以他深为忧虑。对比当时道教的兴盛局面，郝经特别希望儒士们能够“自振”，以便也能像当时的道教那样：“众一而气集，气集而用大，故离者可合，而弱者可强。”也就是团结一心、奋发图强之意。其实，不仅仅是道教，佛教的兴盛也给儒士们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可以说，这正是郝经“内游” 说的时代因素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更为重要的时代因素，就是疆域限制的不断被打破。《内游》作年不详，这给我们确切判断郝经提出“内游”说的具体背景造成了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蒙古依次攻灭西辽、西夏、金、大理等国，在战时和战后，不少文士足迹所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较早就投靠了蒙古的文士，如耶律楚材曾随军西征，远达今天的中亚地区，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留驻数年；刘秉忠随被召北上的海云禅师到达漠北地区。后来，姚枢曾随军到达大理；郝经也曾率军南抵长江；等等。而许多金亡入蒙的文士也发现，原先的疆域限制被解除了，他们不再局限在贞祐南渡(1214)以来的狭小空间里，不仅可以回到黄河以北的旧金属地，而且可以踏进原本不属金朝的、更广阔得多的地域。虽然不同程度上仍怀着亡国之痛，但身心上却有一定程度上的解放感。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在灭宋统一后的文士们身上看到(其时，郝经刚去世不久)——他们终于可以不受局限，而身历大江南北的广袤大地，为有机会探访古时的众多圣迹而激动，或是热情鼓励他人远游。显然，警惕于“江山之助”说的泛起，是郝经提出“内游”说的又一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时代因素，是在科举未能恢复的情况下，游士大量涌现。充任吏员是蒙元时期儒士的主要出路，而蒙元政府规定，各级地方政府有权自主选用吏员，被选对象不限地域。于是，儒士们习吏成风，并游历各地(特别是京师)，以寻求人吏机会。那么，郝经提出“内游”说，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包含了提醒儒士在追逐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要放弃精神上的充实。
在后来的元代文士中，有不少人持与郝经相似的论调。下面略举几例。胡祗通《语录》说：
立言写字，全在命意作气。命意高远，作气正大刚直，则辞翰必不凡下。意气复从器识中出。器宏大，识高明。不读《语》、《孟》、六经，不学圣人，恶能充塞天地、明并日月?又比如，姚燧在《卢威仲文集序》中说：
予尝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体根于气，气根于识，识正而气正，气正而体正，故劲特而伟健，明白而洞达，激烈而恳到，望而知其为威仲之文，盖君子之文也。
这里所讲的“君子之文”是以“识”为根本的。而且，从其全文来看，此“识”既是自然之知，更是德性之知。结合其学以养气的观点，可见姚燧在“文气”论上是趋近于郝经“内游”说的。还有南士张伯淳颂扬周子英学有渊源，“不待周览山川而文气始壮”；吴澄批评持“江山之助”论者中了马存的圈套等等。这些论调显然也属于郝经“内游”一路。可见，在作家修养论上也存在着较为偏于提倡“内游”的一派。
不过，郝经此说并未取得压倒性的影响，除上述诸人之外，依然有一些元代作家以“江山之助”为说，比如王恽《题兰府君望海寺二诗后》、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许有壬《张雄飞诗集序》等等。之后，明清文人也颇多持“江山之助”说者。
三、折中之说
在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之外，宋元时期还存在一些属于折中派的认识。
(一)在肯定，“江山之助”的同时，强调天赋的重要性。比如，北宋宋祁《江上宴集序》讲：“江山之助，本出楚人之多才。”这种说法糅合刘勰之语，强调了诗人自身创作天赋的重要性，因而与一味鼓吹“江山之助”的观点有所区别。南宋王洋《与孙仲益尚书启》“才负江山之助，坐愧贤规”是自谦的话，但同样说明了天赋的重要性。还有，宋元之际的王义山《送彭华国北游序》说：“士生天地间，惟奇故游，惟游故奇。”更是将天赋与游历并举了。
此外，关于“外游”的功效，南宋张嵲在《王氏重建环胜阁记》一文中有个耐人寻味的说法。他认为：
天下之尤物，足以移人。人不为物尤，亦足以移物。一拳之石，一泓之泉，尚能膏肓长往，况环群峰，注大川，奇态伟状，朝睇夕览?知景象之为胜而不知所以自克者多矣，此移于物故也。若夫申伯挹乔崧之灵，燕公得江山之助，登崆峒、探禹穴以资史豪，浮沅湘、游云梦以赋骚雅，是皆移天下之尤物而聚于胸中。
张嵲希望“外游”者不要“移于物”，而要“移天下之尤物而聚于胸中”。但他认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为，要想通过“外游”获得丰富的感受，并将其成功内化，进而创作出优秀作品，这需要很好的天赋、修养和适当的理性状态(“自克”)。否则，“外游”也可能劳而无功。这无疑对“江山之助”说有警示作用。
不过，上述诸人的认识主要是对于过分偏重“外游”的修正，而并非对于“外游”说和“内游”说的调和。这种修正得到后来许多人的赞同，江山与文才相须相待、互为增色之论屡见，如明李东阳《蜀山苏公祠堂记》、清汪琬《愿息斋集序》等名家皆持类似观点。
(二)“外游”、“内游”并重。持这种观点的人，宋元皆有。比如，宋黄彻《碧溪诗话》云：“书史蓄胸中，而气味入于冠裾；山川历目前，而英灵助于文字。”叫这样的说法是“书史”、“山川”不偏废。元戴良《密庵文集序》说“文主于气，而气之所充，非本乎学不可也”，似乎完全强调“内游”，但该文的后半部分却大谈谢肃“跆江渡河，北走齐鲁，登泰山，临淄水，而文气益壮”，可见他也相当肯定“江山之助”，态度上亦有所折中。不过，宋元时期持“外游”、“内游”并重观点者，以刘因、陈绎曾较为值得注意，而宋濂则尤为值得注意。
元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家刘因(1249—1293)以形象生动的笔触揭示作家修养的理论问题。其《鹤庵记》云：
大经之机警高亮，游心闲远，发为文章，清雄婉丽，可以鸣一时而传后世，此非同于鹤者乎?
鹤是可以高飞远举的动物，似乎可以与“外游”之人相比。但此文中的鹤是被蓄养于庭中的，刘因讲鹤庵主人大经同于鹤，实质上是指其在精神上同于鹤。他“游心闲远”的精神气质，既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有后天修养的成分。在下文中，刘因还说到：
予观古人之教，凡接于耳目心思之间者，莫不因观感以比德，托兴喻以示戒，是以能收万物而涵其理以独灵。
然后他以孔子读《绵蛮》诗章和苏轼见鹤(《鹤叹》)的感悟为例，将“内游”与“外游”并举，说明可以通过居家读书、游历观察而使自己的心智灵明。那么，大经的“机警高亮，游心闲远”应该有部分是后天修养的结果。
到元代后期，著名文论家陈绎曾《文说》探讨为文之法，首先谈到的就是“养气”。他提出：内容不同的各类文章应该具备不同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肃”、“壮”、“清”、“和”、“奇”、“丽”、“古”、“远”八种风格，但要想创作出符合相应要求的作品，需要讲求养气之法：
澄心静虑，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则此气油然自生，当有乐处。文思自然流动充满而不可遏矣。
这是在讲通过息虑存想而获得精神滋养，进而激发创作灵感。但所利用的资源，按陈绎曾在具体描述各类文章风格时所透露的信息，无疑是包括了通过“外游”、“内游”所获得的养分。因此，陈绎曾实际上也是折中派的 一员。
然而，关于“外游”与“内游”，所议最为全面、精到者，莫过于元末明初的宋濂(1310—1381)。先看其《刘兵部诗集序》：
诗缘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师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验其所至之浅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矣。
宋濂认为，只有超逸之才、稽古之功、师友之良、吟咏之勤、江山之助五者具备，才能创作出好诗。这种看法将“稽古之功”、“江山之助”均视为创作的五个必要条件之一，既予以重视，又不过分突出其作用，可谓眼光独具。在这里，
“江山之助”无疑指的就是“外游”；但“稽古之功”却似乎只是着眼于学习前人的创作技巧，与前述郝经的“内游”说在内涵上显然存在一些距离。然而，作为金华朱学的传人，宋濂对于德识涵养的强调只恐太多而绝不会太少。体现在作家修养论上，他一再谈到养气问题，如“为文必在养气”、“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等等。更何况，宋濂又明显受到陆学的影响，重视向内的冥求。可想而知，对宋濂而言，“内游”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因此，宋濂的上述观点，对于“外游”说和“内游”说的矛盾来说，它不仅起到了调和的作用，甚至算得上是一种消解，可以视为替宋元时期“文气”论中的内外游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到宋元时期，“文气”论在作家修养理论方面有新的发展，以苏辙、马存、王若虚、郝经等人为代表，形成了偏重“外游”和偏重“内游”的两派。这是本阶段“文气”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过，由于这两派意见的代表人物不处于同一朝代，时间上有距离，所以并不形成直接的交锋，而主要表现为“内游”派对于“外游”派的缺席批判。应该说，这两派观点均有其偏颇之处，但却都有值得重视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然而，在这两派之外，同时还一直存在着虽不大引人注目但看法更加全面稳妥的折中意见。这些意见最终由元末明初的宋濂集其大成，从而消解了之前的内外游之争，使“文气”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明清两代，虽然也有不少人分别称道过“外游”或“内游”之功，但已经构不成宋元时期的那种对立，折中派的观点始终占据了主流位置。
(责任编辑：尹富)
[关键词]宋元；文气；外游；内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72－06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当它被引入中国古代美学、艺术理论领域后，成为“使用最广的范畴之一，也是意义最为含混的范畴之一”。
曹丕最早提出“文气”说，建立起了一种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学主体论。因其本原于人的生命无质——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亦具有本体论的色彩。但曹丕认为作家的秉气与生俱来，“不可力强而致”，太过强调先天因素的决定性，而忽视了后天因素(社会实践、艺术修养等)的作用。这决定了其所论着重于作家的风格，而非修养。
刘勰虽注意到了后天因素的作用，但他认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先天的才情气质对于作家的创作和风格起主要作用。《体性》篇讲到作家个性对于作品风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时，说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这里的“气”指的是先天的气秉，而且据其下文所言是很难有所改变的。而今天的研究表明，血气决定着才性，是中古士人比较普遍的认识。可见，在古代文论范围内，魏晋南北朝时期“气”范畴所探讨的主要是作家先天禀赋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个性乃至作品风格的问题。
到了唐代，韩愈吸收孟子“养气”说的养分，强调道德修养之于文的重要性，提出“气盛言宜”的观点。一篇《答李翊书》，讲的实际上就是后来郝经所讲的“内游”之事，所读之书由“三代、两汉之书”缩小为“正”书，而所谓“伪”和“虽正而不至”者则加以摒弃。然后又进一步观察自己所得是否醇而不杂，然后才挥洒成篇。即使这样，依然要注意继续涵养终身。在这里，韩愈所说的“气”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学与行不断地进行人格修养而形成的充足的精神能量。这种“文气”观对后世的作家修养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重视作家修养的共同前提下，在“文气”说上，宋元以来形成了两条相对立的道路：或是偏于强调“江山之助”的“外游”，或是偏于强调读经明理的“内游”。此外，又有具有调和色彩的第三条道路。至于作家气禀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这一“文气”说的旧有内容，宋元时期虽然也有不少文士涉及，但并无特别值得重视的进展，在此略过不谈。
一、偏重“外游”之说
“外游”说常体现在“江山之助”
(或称“江山助奇”)说之中。所谓“江山之助”，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的是“物色之有助于文思”(骆鸿凯语)，即自然环境对于作家创作的激发作用。其后，文论家们时常加以运用，其中既有沿袭刘勰之意者，亦有结合孟子“养气”说以拓宽其内涵者。后者重视自然、人文景观乃至社会生活对于作家修养的作用，从而成为作家修养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北宋时期，苏辙(1039—1112)、马存等人在“江山之助”说上很有代表性。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
苏辙既肯定孟子“养气”之说，又肯定游历四方、广交博览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读书不足以激发志气。此文虽是少作，但以苏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依然很有影响。现今的学者们谈北宋文论，特别是谈到作家修养论时，几乎都要引用这篇文章。
马存也有类似看法。然而，由于马存的影响远远不如苏辙，所以他很少引起今天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更为直接地激发出金元时期“内游”说的，却是马存《子长游赠盖邦式序》一文：
予谓子长之文章不在书，学者每以书求之，则终身不知其奇。……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予谓欲学子长之为文，先学其游可也。不知学游以采奇，而欲操笔弄举，纽缀腐然者，乃其常常耳。……今天下之绝踪诡观，何以异于昔?子果能为我游者乎?吾欲观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子畏子长乎?子长畏子乎?不然，断编败册，朝吟而暮诵之，吾不知所得矣。
马存此文实际上颇有一些影响，后来时不时还有人提及该文，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类书皆全文抄录，明方以智《通雅》亦予摘抄。南宋王霆震《古文集成》、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等总集皆予选入。马存提出：仅就《史记》而学司马迁之为文，实际上是难以达到那种水平的，应该学习司马迁通过亲身经历以开阔眼界并广泛获取素材的做法。这种观点大体上倒是没有什么错，只是有些过于强调游历的作用，而忽视了作家自身的禀赋和过于贬低读书的作用，所以招致金元时期一些文论家的批评。
苏辙等人为何强调“外游”?曾枣庄、杨隽等先生认为是针对当时文气衰弱、浮巧侈丽的西昆体和刻意为文、险怪奇涩的太学体而发。”这是有道理的。苏辙在《进策·民政上·第二道》中批评“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则是在将矛头指向朝廷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对士人们埋首故纸堆中以所谓“文”“学”追逐功名利禄的行为及其庸琐萎靡的人格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于此大略可知，北宋时期的“外游”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的。马存与苏辙同处一个时代，形成相似的认识，可谓不足为奇。
其后，自南宋至清，总有不少人以“江山助奇”为说，从而形成了一派较为偏于提倡“外游”的作家修养论。
二、偏重“内游”之说——以郝经为中心
金元之际，王若虚(1174—1243)对司马迁本就多所讥贬，见到马存《子长游赠盖邦式序》，更是予以严厉的 批评。他反对马存所谓“欲学子长之为文，先学其游”的观点，尖锐地批评道：
马子才《子长游》一篇，驰骋放肆。……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为不少矣，岂必有观览之助，始尽其妙?而迁之变态，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说，则世之作者其劳亦甚矣。
与王若虚相呼应的，则有同时的著名诗人杨弘道(1189—1272之后)。他在《送赵仁甫序》中说：
隋唐而下，更以诗文相尚，狂放于裘马歌酒间，故文有侠气、诗杂俳语而不自知也。方且信怪奇夸大之说，谓登会稽、探禹穴，豁其胸次，得江山之助，清其心神，则诗情文思可以挟日月、薄云霄也。于戏!吟咏情性，止乎礼义，斯诗也，江山何助焉?有德者必有言，辞达而已矣，斯文也，禹穴何与焉?
其实，杨弘道身上理学气味不浓，但毕竟是受到过理学影响的人物。这番议论表明，郝经的“内游”说并非横空出世，杨弘道的议论早已成为其先声。特别是杨弘道身经金、宋、蒙古三国，游历极广，对此问题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他所送的赵复(字仁甫)本是南宋理学家，被俘北上，转徙道路，其经历亦十分契合相关议论的发挥。
虽然王若虚、杨弘道都批评“外游”说，但真正明确提出“内游”说并进行认真探讨的是郝经(1223—1275)。针对盛行的“江山之助”说，郝经提出“内游”说，强调外在的游历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创作水平。《内游》一文云：
昔人谓汉太史迁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绝、超丽疏越者，非区区于文字之间而已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南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过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还于河洛，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然后吐而为辞，笔而为书。故尔欲学迁之文，先学其游可也。
余谓不然。果如是，则迁之为迁亦下矣。勤于足迹之馀，会于观览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气，仅发于文辞，而不能成事业，则其游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游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记》一书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其于书法也，则《记》繁而《志》寡。项籍，一夫也，而述《本纪》，与尧舜并；陈涉，役徒也，作《世家》，与孔子同。其失岂浅浅哉?
故欲学迁之游而求助于外者，曷亦内游乎?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馀、观览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常止而行，常动而静，常诚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众止不能易；如明镜，众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权，轻重在我。无偏元倚，无汗无滞，无桡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
既游矣，既得矣，而后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视当其可者，时时而出之。可以动则动，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蕴而为德行，行而为事业，固不以文辞而已也。如是，则吾之卓尔之道，浩然之气，嶡乎与天地一，固不待于山川之助也。彼嶞山乔岳，高则高矣，于吾道何有?长江大河，盛则盛矣，于吾气何有?故日：欲游乎外者，必游乎内。噫!以史迁之才，果未游于内邪?盖亦称之者过矣。
郝经的议论也是主要针对马存《子长游赠盖邦式序》而发的。在肯定司马迁和《史记》的前提下，郝经指出《史记》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提出应该“游”于经史，并要求那些想要“外游”者，一定要先进行“内游”。
在郝经之前，人们所讲的“内游”多从佛道二家而言，如宋黄裳《含清院佛殿记》：“化现色相，不可以为畔岸，自非内游之士，安得而见哉?”宋李光《不出》：“老氏不出牖，庄生务内游。”偶尔也有人将其用于指学习和探索儒家之道，如宋华镇《上发运蒋龙图书》。不过，华镇所说的“内游”，在目的上与作家修养无关，也不是与寻求“江山之助”的“外游”对举而言。若单就“内游”概念本身而言，郝经所说与华镇所说确有相似之处，但内容更为丰富和明确。与谈佛论道者不同，郝经所说的“内游”并非一种恍兮惚兮的冥想，而是指通过认真研习儒家经典著作，在扎实的学问基础上，沿着正确的思想道路，在内心澄明平和的状态中，进行丰蔚灵妙的体验和精审专注的思考。
但是，郝经主张和偏重“内游”，并不排斥“外游”，二者只是有内外、主次之分而已。他要求“内游”和“外游”相互印证、相互促进，这样可以“常止而行”(由内及外)，“常动而静”(由外返内)，最终通过修持、存养，在德与识两方面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常诚而不妄，常和而不悖”，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和谐融通的境界，一种真理呈露无隐的境界。这种境界可以比喻为“如止水”、“如明镜”、“如平衡之权”，静、明、正，然后可以“无偏无倚，无汗无滞，无桡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因而，郝经的“内游”说就不仅仅是一种修养论而已，而且兼具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从内在理路而言，这正是郝经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认识。因为，理学要重点解决的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问题，而不是对于客观自然界的认识。
作为一位理学家，郝经对于“气”的认识明显属于程朱一派，兼具物质、精神双重属性，这从他的《一贯图》中可以看出。而他从气禀之说出发，所强调的“天地有刚大挺特之气”，则显然是蕴理之气：
其在于人，则精淑纯备，溥博渊深，刚而不挠，大而不局，挺特而不流，卓荦而不倚，纽而不睽，结而不离。宜夫养之而不害，振之而不挫，扩而充之而不弊，瀹而疏之而不滞，以尽其用也。而乃冒没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狭其大而自小，削其刚而自弱，峨大冠，襜大裾，骈风云，偶月露，执笔缀辞而已，未闻有以刚大之气，正大之学，振末俗而障颓波者。一有长材伟人出于其间，则猬起而疾视，哗而攻之，默而穿之，必使之颠踣坏乱而后已。悲夫!刚大挺特之气，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之所以不明，士气之所以味没而不振也。
人们所禀之气，虽有清浊之分，但其中不同程度均有至理存在，均应好好存养并加以振扩。上述文字出自其《送道士申正之序》(1251)一文，该文虽然赞美道士们“能全其气而用之”，着眼点却是在于希望儒士们能够“自振”。这就涉及到了郝经提出“内游”说的外部因素。
在元代的“文气”说中，郝经的“内游”说特别引人注目，迄今为止已有数位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基本上都集中于“内游”说的内涵上，都在阐释郝经此说对于作家修养的强调。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郝经为何提出“内游”说，学界却对此明显缺乏关注。我认为，这很有探讨的必要。
在郝经看来，当时道弊俗坏，所以他深为忧虑。对比当时道教的兴盛局面，郝经特别希望儒士们能够“自振”，以便也能像当时的道教那样：“众一而气集，气集而用大，故离者可合，而弱者可强。”也就是团结一心、奋发图强之意。其实，不仅仅是道教，佛教的兴盛也给儒士们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可以说，这正是郝经“内游” 说的时代因素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更为重要的时代因素，就是疆域限制的不断被打破。《内游》作年不详，这给我们确切判断郝经提出“内游”说的具体背景造成了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蒙古依次攻灭西辽、西夏、金、大理等国，在战时和战后，不少文士足迹所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较早就投靠了蒙古的文士，如耶律楚材曾随军西征，远达今天的中亚地区，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留驻数年；刘秉忠随被召北上的海云禅师到达漠北地区。后来，姚枢曾随军到达大理；郝经也曾率军南抵长江；等等。而许多金亡入蒙的文士也发现，原先的疆域限制被解除了，他们不再局限在贞祐南渡(1214)以来的狭小空间里，不仅可以回到黄河以北的旧金属地，而且可以踏进原本不属金朝的、更广阔得多的地域。虽然不同程度上仍怀着亡国之痛，但身心上却有一定程度上的解放感。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在灭宋统一后的文士们身上看到(其时，郝经刚去世不久)——他们终于可以不受局限，而身历大江南北的广袤大地，为有机会探访古时的众多圣迹而激动，或是热情鼓励他人远游。显然，警惕于“江山之助”说的泛起，是郝经提出“内游”说的又一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时代因素，是在科举未能恢复的情况下，游士大量涌现。充任吏员是蒙元时期儒士的主要出路，而蒙元政府规定，各级地方政府有权自主选用吏员，被选对象不限地域。于是，儒士们习吏成风，并游历各地(特别是京师)，以寻求人吏机会。那么，郝经提出“内游”说，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包含了提醒儒士在追逐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要放弃精神上的充实。
在后来的元代文士中，有不少人持与郝经相似的论调。下面略举几例。胡祗通《语录》说：
立言写字，全在命意作气。命意高远，作气正大刚直，则辞翰必不凡下。意气复从器识中出。器宏大，识高明。不读《语》、《孟》、六经，不学圣人，恶能充塞天地、明并日月?又比如，姚燧在《卢威仲文集序》中说：
予尝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体根于气，气根于识，识正而气正，气正而体正，故劲特而伟健，明白而洞达，激烈而恳到，望而知其为威仲之文，盖君子之文也。
这里所讲的“君子之文”是以“识”为根本的。而且，从其全文来看，此“识”既是自然之知，更是德性之知。结合其学以养气的观点，可见姚燧在“文气”论上是趋近于郝经“内游”说的。还有南士张伯淳颂扬周子英学有渊源，“不待周览山川而文气始壮”；吴澄批评持“江山之助”论者中了马存的圈套等等。这些论调显然也属于郝经“内游”一路。可见，在作家修养论上也存在着较为偏于提倡“内游”的一派。
不过，郝经此说并未取得压倒性的影响，除上述诸人之外，依然有一些元代作家以“江山之助”为说，比如王恽《题兰府君望海寺二诗后》、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许有壬《张雄飞诗集序》等等。之后，明清文人也颇多持“江山之助”说者。
三、折中之说
在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之外，宋元时期还存在一些属于折中派的认识。
(一)在肯定，“江山之助”的同时，强调天赋的重要性。比如，北宋宋祁《江上宴集序》讲：“江山之助，本出楚人之多才。”这种说法糅合刘勰之语，强调了诗人自身创作天赋的重要性，因而与一味鼓吹“江山之助”的观点有所区别。南宋王洋《与孙仲益尚书启》“才负江山之助，坐愧贤规”是自谦的话，但同样说明了天赋的重要性。还有，宋元之际的王义山《送彭华国北游序》说：“士生天地间，惟奇故游，惟游故奇。”更是将天赋与游历并举了。
此外，关于“外游”的功效，南宋张嵲在《王氏重建环胜阁记》一文中有个耐人寻味的说法。他认为：
天下之尤物，足以移人。人不为物尤，亦足以移物。一拳之石，一泓之泉，尚能膏肓长往，况环群峰，注大川，奇态伟状，朝睇夕览?知景象之为胜而不知所以自克者多矣，此移于物故也。若夫申伯挹乔崧之灵，燕公得江山之助，登崆峒、探禹穴以资史豪，浮沅湘、游云梦以赋骚雅，是皆移天下之尤物而聚于胸中。
张嵲希望“外游”者不要“移于物”，而要“移天下之尤物而聚于胸中”。但他认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为，要想通过“外游”获得丰富的感受，并将其成功内化，进而创作出优秀作品，这需要很好的天赋、修养和适当的理性状态(“自克”)。否则，“外游”也可能劳而无功。这无疑对“江山之助”说有警示作用。
不过，上述诸人的认识主要是对于过分偏重“外游”的修正，而并非对于“外游”说和“内游”说的调和。这种修正得到后来许多人的赞同，江山与文才相须相待、互为增色之论屡见，如明李东阳《蜀山苏公祠堂记》、清汪琬《愿息斋集序》等名家皆持类似观点。
(二)“外游”、“内游”并重。持这种观点的人，宋元皆有。比如，宋黄彻《碧溪诗话》云：“书史蓄胸中，而气味入于冠裾；山川历目前，而英灵助于文字。”叫这样的说法是“书史”、“山川”不偏废。元戴良《密庵文集序》说“文主于气，而气之所充，非本乎学不可也”，似乎完全强调“内游”，但该文的后半部分却大谈谢肃“跆江渡河，北走齐鲁，登泰山，临淄水，而文气益壮”，可见他也相当肯定“江山之助”，态度上亦有所折中。不过，宋元时期持“外游”、“内游”并重观点者，以刘因、陈绎曾较为值得注意，而宋濂则尤为值得注意。
元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家刘因(1249—1293)以形象生动的笔触揭示作家修养的理论问题。其《鹤庵记》云：
大经之机警高亮，游心闲远，发为文章，清雄婉丽，可以鸣一时而传后世，此非同于鹤者乎?
鹤是可以高飞远举的动物，似乎可以与“外游”之人相比。但此文中的鹤是被蓄养于庭中的，刘因讲鹤庵主人大经同于鹤，实质上是指其在精神上同于鹤。他“游心闲远”的精神气质，既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有后天修养的成分。在下文中，刘因还说到：
予观古人之教，凡接于耳目心思之间者，莫不因观感以比德，托兴喻以示戒，是以能收万物而涵其理以独灵。
然后他以孔子读《绵蛮》诗章和苏轼见鹤(《鹤叹》)的感悟为例，将“内游”与“外游”并举，说明可以通过居家读书、游历观察而使自己的心智灵明。那么，大经的“机警高亮，游心闲远”应该有部分是后天修养的结果。
到元代后期，著名文论家陈绎曾《文说》探讨为文之法，首先谈到的就是“养气”。他提出：内容不同的各类文章应该具备不同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肃”、“壮”、“清”、“和”、“奇”、“丽”、“古”、“远”八种风格，但要想创作出符合相应要求的作品，需要讲求养气之法：
澄心静虑，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则此气油然自生，当有乐处。文思自然流动充满而不可遏矣。
这是在讲通过息虑存想而获得精神滋养，进而激发创作灵感。但所利用的资源，按陈绎曾在具体描述各类文章风格时所透露的信息，无疑是包括了通过“外游”、“内游”所获得的养分。因此，陈绎曾实际上也是折中派的 一员。
然而，关于“外游”与“内游”，所议最为全面、精到者，莫过于元末明初的宋濂(1310—1381)。先看其《刘兵部诗集序》：
诗缘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师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验其所至之浅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矣。
宋濂认为，只有超逸之才、稽古之功、师友之良、吟咏之勤、江山之助五者具备，才能创作出好诗。这种看法将“稽古之功”、“江山之助”均视为创作的五个必要条件之一，既予以重视，又不过分突出其作用，可谓眼光独具。在这里，
“江山之助”无疑指的就是“外游”；但“稽古之功”却似乎只是着眼于学习前人的创作技巧，与前述郝经的“内游”说在内涵上显然存在一些距离。然而，作为金华朱学的传人，宋濂对于德识涵养的强调只恐太多而绝不会太少。体现在作家修养论上，他一再谈到养气问题，如“为文必在养气”、“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等等。更何况，宋濂又明显受到陆学的影响，重视向内的冥求。可想而知，对宋濂而言，“内游”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因此，宋濂的上述观点，对于“外游”说和“内游”说的矛盾来说，它不仅起到了调和的作用，甚至算得上是一种消解，可以视为替宋元时期“文气”论中的内外游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到宋元时期，“文气”论在作家修养理论方面有新的发展，以苏辙、马存、王若虚、郝经等人为代表，形成了偏重“外游”和偏重“内游”的两派。这是本阶段“文气”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过，由于这两派意见的代表人物不处于同一朝代，时间上有距离，所以并不形成直接的交锋，而主要表现为“内游”派对于“外游”派的缺席批判。应该说，这两派观点均有其偏颇之处，但却都有值得重视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然而，在这两派之外，同时还一直存在着虽不大引人注目但看法更加全面稳妥的折中意见。这些意见最终由元末明初的宋濂集其大成，从而消解了之前的内外游之争，使“文气”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明清两代，虽然也有不少人分别称道过“外游”或“内游”之功，但已经构不成宋元时期的那种对立，折中派的观点始终占据了主流位置。
(责任编辑：尹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