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作为反映交换这个“最纯粹、最原始的人类社会化形式之一”的场所，几千年来都是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焦点。已经辞世的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约翰·麦克米兰所著的《重新发现市场》，给出认识市场的一个新视角。

　　人们围绕市场和政府从未停止过激烈的争辩。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市场逐渐成熟了。麦克米兰勾画了两条比较清晰的线路。一是市场靠自身的优势发育。商人通过市场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通过市场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好处。
　　市场的规模无限扩大，市场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1620年日本大米商人长左卫门听说北方大米收成比较糟，预付10%的货款买下名古屋地区的大米收成，由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期货交易所。1792年华尔街开张了世界第一个有价证券交易所，随后，股票上市，期权交易等金融市场的创新接踵而至，把世界的资本交易搞得五彩缤纷。
　　信息在市场发育中显然不可或缺，人类学家格尔茨感慨：“寻找信息是市场生活的核心，它才是市场上的高级艺术，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因它而改变。”信息对称及其有效的传播是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人们把它称为“市场失灵”。
　　这条线路上的另一主角是政府，对于近现代而言，这场争端始于1776年的亚当·斯密和1936年的凯恩斯，他们分别坚持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重要性。
　　早在自然市场时代，就有市场规则。但即便是在越来越严厉的规则之下，市场运行中仍然会出现“失灵”。比如市场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指在一项交易活动之外产生的其他成本（或收益）。几乎可以认定在任何市场，都会出现“外部性”，诸如腐败、诚信等等。
　　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把眼光指向了政府，尤其是在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凯恩斯理性地认识到了市场运行中必须的政府行为，称为“国家必须进行调节”。但很快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就声称，市场经济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将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如果仅以非典型性案例是很难判定他们的对错。互联网的运转机制却给了我们另一启示，互联网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一个控制整个网络的主体，网络的各个部分自我运转，通过之间的相互协作构成了网络的网络——互联网。但是互联网运转还有重要两点：互联网是中央集权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军方引入了组件式的网络结构，并同时做出了采用互联网传输的“IP协议”作为标准，如果缺少了这点集中管理，互联网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另一点是互联网的域名服务器带有集权色彩，这些服务器管理着每一个带有后缀的网络地址，起着电话号码簿的作用，以确保通信的准确性。这里分权与集权，自治与管理都是必须。
　　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交易需要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参与，而产生的却是长期收益。“市场失灵”要求我们有完善的架构，同时还要求政府的参与，两者缺一不可。
　　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毫无疑问是通向美好未来的最好形式，但它绝对不能离开政府。无论是前苏联的“休克疗法”猛然转向市场经济的惨痛教训，还是中国渐进式的进入自己国情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都说明我们未来的路就是寻求市场运转和政府管制的科学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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