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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五四，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出席和会的列强竟明目张胆地决议把德国人在中国的利益全部转让给日本。当时国人得悉，无不气愤。消息传来，当年的5月4日，大学生的情绪爆发，演变成一场激昂的学生示威游行，学生们可贵而无私的爱国运动，唤醒无数中国人，从学生运动扩展为民族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又从爱国、希望中国新生而反封建、反传统、反旧礼教，同时迎入西方文化以求自我改造，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以洗涮国耻。这是中国自西方巨炮轰开大门后的历史主题，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背负，历史的回响不断。
“五四”的示威、游行、演说，在事件结束之后过去，但五四运动并未过去，反而因为这些事件而深化，走向更高的文化反思的层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官僚？出现军阀？出现帝制？为什么中国不能行使民主？不能尊重人权？不能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中国的生产落后？没有科学？没有技术？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为什么一蹶不振，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在此情况下，“五四”青年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已衰，成为进步的障碍？从洋务运动我们学习西方的生产工具，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政制，结果都未能改变中国的固有面貌，这是不是表示中国的腐朽力量仍在，因此要进一步彻底予以打垮呢？“五四”以前，这些问题已被提出，民主和科学通过《新青年》已传入中国，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仍未改变。“五四”以后，西方思潮大量涌进，白话文学运动兴起，妇女地位提高，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期刊如雨后春笋出现，新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团体也被组织起来。整个社会面貌都在改变，“五四”已由一个民族运动提升，转化为文化运动。其中，基本有两条主线：第一，反传统文化，不是反个别封建礼教，而是全面否定、全面清算。第二，服膺西方文化，引进西方思想，尤其是民主和科学被认为是改造中国的良方。因而，“五四”精神显示出打倒传统，破坏传统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文明的开放或开创精神。“五四”时代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破坏性的攻击，但对新文化的建立，却未能有同等的功勋，未能“凤凰涅磐”获得新生。
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能否共存？中国文化有没有时代的活力？
首先，民主和礼教并非完全属于同一层次，两者关系并非二分又穷尽。礼教属人的修养，民主则是政治的体制与运作，二者原可并存。由此，我认为“五四”时代的文化反思有些肤浅，对传统的了解不够深刻，“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从现实的催迫中激起强烈的爱国使命感，他们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一个印象，就是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的进步，或阻碍对西方文化的摄取过程，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全盘否定。但对传统文化的印象不过是一些僵化了的文化形式，例如“五四”知识分子不断攻击“吃人”的礼教之类，便只是停留在文化表象，并只注意到一种僵化了的文化形式对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不了解作为一种文化修养的另一方面的礼教的意义。五四运动不错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但这种新文化并非一味要模仿西方，而是中国文化在遭遇忧患时，化解其忧患，吸收异质文化，以辩证地完成其自己的发展过程。所以主根在我，经发在我，这样才能饱经忧患而长存于世界。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文化不经历外来文化的挑战，不遭逢忧患，但有挑战便有响应，有忧患便有消解。所以文化的创造是因忧患而生，但不应是自怨自艾，而是担当，在危机中转出使命感，在绝望中涌现出创造力，以转弱为强，转危为安。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五四”青年面对民族危机，不忍见国家之亡，而自觉负有伟大的使命，这是担当，动力完全来自内心。这种精神就是儒家理想主义人格教育的精粹。中国历史就由儒家所教育的担当精神披荆斩棘，开创道路以前进。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都勉励人在危难时肩任艰巨。“五四”口号虽然反传统，但它的精神动力却从传统的文化中来，尤其是那种不顾个人安危，以整个民族和整个文化前途为己任的弘道精神，更是中国文化的胸襟气度。“五四”青年把这些精神弘扬出来，正是他们令人景仰之处。因此，他们其实并未背弃传统。其实，不同文化担任不同角色，发挥不同功能，一个社会往往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中国文化要发展，但不可连根拔起，我们应在尊重西方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保留中国文化永存于世界的历史意识，悠久意识，保有中国民族生命的源头活水。
其实，思索“五四”，实际上只是反传统中僵化的东西，当反掉僵化的东西以后，反而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儒家的思想，客观了解儒家。传统与现代并非互相对立，只需转化；传统也可以成为现代的资源。爱国与传统也不能两立，若为了强大而抛弃传统等于精神上先做亡国奴，自我迷失。中国文化是长养中国人的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表达很多对生命的启迪，让人看到生命更真实的东西，中国文化世代相传，如有一颗中国心，唯有保有这颗中国心，中国才能走向新生。
回眸五四，更深切地感受传统文化的可贵，在今日人们追求财富享受而迷失时，更要深刻反省，呼唤传统回归。我们要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古，贡献于今，这一古老文化仍有生命力，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只要把它开发出来，那就是坚忍的力量，对我们的人生有莫大的支持。
“五四”的示威、游行、演说，在事件结束之后过去，但五四运动并未过去，反而因为这些事件而深化，走向更高的文化反思的层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官僚？出现军阀？出现帝制？为什么中国不能行使民主？不能尊重人权？不能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中国的生产落后？没有科学？没有技术？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为什么一蹶不振，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在此情况下，“五四”青年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已衰，成为进步的障碍？从洋务运动我们学习西方的生产工具，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政制，结果都未能改变中国的固有面貌，这是不是表示中国的腐朽力量仍在，因此要进一步彻底予以打垮呢？“五四”以前，这些问题已被提出，民主和科学通过《新青年》已传入中国，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仍未改变。“五四”以后，西方思潮大量涌进，白话文学运动兴起，妇女地位提高，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期刊如雨后春笋出现，新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团体也被组织起来。整个社会面貌都在改变，“五四”已由一个民族运动提升，转化为文化运动。其中，基本有两条主线：第一，反传统文化，不是反个别封建礼教，而是全面否定、全面清算。第二，服膺西方文化，引进西方思想，尤其是民主和科学被认为是改造中国的良方。因而，“五四”精神显示出打倒传统，破坏传统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文明的开放或开创精神。“五四”时代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破坏性的攻击，但对新文化的建立，却未能有同等的功勋，未能“凤凰涅磐”获得新生。
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能否共存？中国文化有没有时代的活力？
首先，民主和礼教并非完全属于同一层次，两者关系并非二分又穷尽。礼教属人的修养，民主则是政治的体制与运作，二者原可并存。由此，我认为“五四”时代的文化反思有些肤浅，对传统的了解不够深刻，“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从现实的催迫中激起强烈的爱国使命感，他们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一个印象，就是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的进步，或阻碍对西方文化的摄取过程，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全盘否定。但对传统文化的印象不过是一些僵化了的文化形式，例如“五四”知识分子不断攻击“吃人”的礼教之类，便只是停留在文化表象，并只注意到一种僵化了的文化形式对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不了解作为一种文化修养的另一方面的礼教的意义。五四运动不错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但这种新文化并非一味要模仿西方，而是中国文化在遭遇忧患时，化解其忧患，吸收异质文化，以辩证地完成其自己的发展过程。所以主根在我，经发在我，这样才能饱经忧患而长存于世界。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文化不经历外来文化的挑战，不遭逢忧患，但有挑战便有响应，有忧患便有消解。所以文化的创造是因忧患而生，但不应是自怨自艾，而是担当，在危机中转出使命感，在绝望中涌现出创造力，以转弱为强，转危为安。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五四”青年面对民族危机，不忍见国家之亡，而自觉负有伟大的使命，这是担当，动力完全来自内心。这种精神就是儒家理想主义人格教育的精粹。中国历史就由儒家所教育的担当精神披荆斩棘，开创道路以前进。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都勉励人在危难时肩任艰巨。“五四”口号虽然反传统，但它的精神动力却从传统的文化中来，尤其是那种不顾个人安危，以整个民族和整个文化前途为己任的弘道精神，更是中国文化的胸襟气度。“五四”青年把这些精神弘扬出来，正是他们令人景仰之处。因此，他们其实并未背弃传统。其实，不同文化担任不同角色，发挥不同功能，一个社会往往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中国文化要发展，但不可连根拔起，我们应在尊重西方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保留中国文化永存于世界的历史意识，悠久意识，保有中国民族生命的源头活水。
其实，思索“五四”，实际上只是反传统中僵化的东西，当反掉僵化的东西以后，反而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儒家的思想，客观了解儒家。传统与现代并非互相对立，只需转化；传统也可以成为现代的资源。爱国与传统也不能两立，若为了强大而抛弃传统等于精神上先做亡国奴，自我迷失。中国文化是长养中国人的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表达很多对生命的启迪，让人看到生命更真实的东西，中国文化世代相传，如有一颗中国心，唯有保有这颗中国心，中国才能走向新生。
回眸五四，更深切地感受传统文化的可贵，在今日人们追求财富享受而迷失时，更要深刻反省，呼唤传统回归。我们要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古，贡献于今，这一古老文化仍有生命力，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只要把它开发出来，那就是坚忍的力量，对我们的人生有莫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