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熟悉的前辈走了一个又一个，时常有人在梦中出现。十多天前，梦中忽然见到了郁风，还是那副快乐高兴的样子，还是爱对周边的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醒来，我自己也笑了。
　　生活中的郁风，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城府，没有遮掩，想到就说，不管别人感受。十年前，2007年4月郁风去世后，京城的友人们都觉得少了她，就少了快乐。黄永玉先生在《收获》发表《我的世纪大姐》，开篇就这样写道：
　　郁风死了。
　　听来噩耗，我一点没有动容。她已经病了很久，死前不久，我还接她和苗子兄到凤凰住了一星期，下决心不顶撞她，细心体贴她，要什么给什么，她说：“画一张丈二给我。”好！丈二就丈二。画完了，她说：“回北京，我要在这张画上补画一些东西。”我马上说：“好！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她说：“过春节我还到这里来！”我心里难受，惟愿此事成真……
　　“说这个人充满童心可一点都不假。连辩论都搞意识流……她的一生全沉浸在花非花雾非雾、胎儿思维之中。”黄永玉用这段话概括郁风，实在再妙不过。
　　郁风是浙江富阳人。父亲郁华曾去日本留学，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的大法官。去日本时，郁华带去了弟弟郁达夫，一个未来的杰出作家由此成长起来。
　　郁风后来成为画家和作家，与郁华和郁达夫的影响相关。郁华擅长绘画，笔下的山水，常常吸引郁风。他还喜欢吟诗，是南社诗人之一，与文人墨客唱和，俨然一位寄情山水的文人，而非令人敬畏的法官。
　　1939年，郁華在上海“孤岛”时期被日本特务暗杀，震惊全国。郁达夫在《悼胞兄曼陀》中说：“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
　　谁又能想到，在郁华被暗杀几年后，郁达夫竟然也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抓走，从此杳无音信。直到喜爱郁达夫作品的日本汉学家铃木正夫，历经多年寻访，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凶犯，才证实郁达夫于1945年8月29日夜被杀害。
　　在抗战胜利50周年时，郁风特意写下一篇短文《以诗开始，以诗告终——殉国诗人郁达夫》，缅怀三叔。如今，富阳鹳山上有一座双烈亭，便是为纪念郁华和郁达夫所建，由茅盾先生题词。
　　我去过富阳多次。第一次是在1981年大学毕业前夕。从杭州乘船沿富春江而上，过富阳，进桐庐，到梅城；再沿新安江上行，从白沙入新安江水库——今天的千岛湖，最后抵达黄山。在富阳，船过鹳山，不能不让人回味郁达夫笔下的富春江景致，遥想他当年伫立江边的身影。那时不会想到，几年之后我在北京认识了郁风，再过一些年，我与郁风和黄苗子夫妇相熟，成为他们的传记作者。
　　这些日子，“见字如面”电视节目火爆，其中朗诵了一封郁达夫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这个文学青年是沈从文。我曾从郁风那里听到这个故事，而她是从沈从文那里听来的。
　　沈从文告诉郁风，那是一个下雪的上午。他在桌旁裹着被子写作，一个人推门进来，正是郁达夫。郁达夫说接到沈从文来信，专门来看看他的情况。看到沈从文果然如同信中所言，在一种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文学梦想。房间没有火炉，沈从文冻得发抖，见到郁达夫，他几乎一时说不出话来。郁达夫见状，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抖掉雪花，给沈从文披上。接着，郁达夫拿出当时并不算少的5块钱，请沈从文到饭馆吃饭，并把所找的零钱都送给了沈从文。郁达夫回到郁华家中，脑海里一直无法抹去所看到的景况。他不把这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而认为是现实社会悲剧的一角，当即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抨击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为生活艰难的青年鸣不平。这个故事让我对郁达夫的性情，对沈从文和郁家之间的情感关联、文学关联，有了更深的理解。
　　郁风爱美。每次出门，衣服、围巾都不一样。有的衣服如果不满意，她还会自己剪裁。她为舞剧设计服装，为电影《祝福》绘制宣传画。我颇喜欢郁风的《又到江南赶上春》《白屋人家》等画作，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在他们夫妇旅居澳大利亚期间，我不时写信去，谈传记写作进展。郁风爱写信，一写就很长，她写给我的几十封信，叙述历史，抒发感受，有的简直就是优美的散文。1996年，郁风从澳大利亚写来一封长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美比历史更真实。”读到这句话，我怦然心动，为之震撼。显然，在她眼里，美，远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她写道：
　　谢谢你写一篇赞我那幅画《又到江南赶上春》，又提到我在肥皂盒里养青苔当草原，我也不知怎的就是喜欢。信不信由你，直到现在，这一刻，在我桌上稿纸前面，就有个高脚的小玻璃碗，放了几块小石头和水，就养着我们从外面花盆里拔的小草。奇怪的是隔着几千里的大海，这种同样的草，和二十多年前秦城（监狱）放风的小院墙根底下长的小草一模一样！就是这种：三片心形叶子合成一根，就这样的连成一串一丛。你可以问应红，在你们家周围，或阳台上花盆里，她一定见过这种草。自生自灭到处繁衍的小草，也许全世界的土地上都有。
　　……
　　由此我就想到，我这个人算不算有点特别，从小到老，现在80岁还是这样，看着窗外一棵树，路边一种花，天上一块云，远远一幢房子，或是什么别的，上帝或人工的操作，只要觉得美，都能使我着迷。这和画画有关，但也不完全是，哪怕是关在牢里的岁月，看着那肥皂盒里的绿绒绒的青苔就舒服，美滋滋的享受，哪怕是片刻，也能完全忘记一切。至今坐飞机坐车我都愿靠窗，只要不是黑夜，我总不想闭眼不看。
　　在什么书上看过，亚里士多德说：“美比历史更真实。”也许是的。
　　再读这封信，她的心境，她对美的倾心，还是让我醉了。
　　后来我还去过几次富阳。一次，特地去达夫弄1号郁家老宅，与郁家后人漫谈。正赶上城区改造，达夫弄的墙上赫然写着“拆”字。我拍摄下苍老的墙和上面大大的“拆”字，总算没有白走一趟。再过几年走进富阳，达夫弄消失了，故居整体移建，孤零零地立在空旷的新广场上，看上去像一座庙，颇觉得尴尬。鹳山周边，找不到书摊和书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却没有一本郁达夫的书。画家丁聪是郁风的老朋友，一次他和夫人特地去富阳寻访友人旧踪，在街上问了好几个人，居然都说不出郁达夫故居所在。他们只好扫兴而返。
　　2005年10月，郁风出版《故人、故乡、故事》一书，在扉页上为我特地题赠这段话：“刚出炉的书，赠李辉——故人，故事，都是你们熟悉的，而‘故乡’却使仰慕它的朋友们失望……”同月中旬，我们一行人，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邵燕祥谢文秀夫妇，前往杭州。只有半天空闲时间，郁风提出要去富阳。大家怕她劳累，劝她不要去，她却执意一个人回去：“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去？我要去给父亲扫墓。”话说得伤感，也动人。郁达夫的孙女前来接她，她带上几本自己的新书，去了故乡。
　　是的，牵动她的是故乡的一切。这本书上有一段题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敬献给——在战争中牺牲的祖母陆太夫人、父亲郁曼陀烈士、三叔郁达夫烈士……”她怎能不回到故乡，为牺牲的亲人献上一束花，献上这本书？然而谁能想到，她在杭州说的话，一年半后成了残酷的现实。
　　2007年2月4日，京城的朋友聚会，郁风来参加了，这是她与大家的最后一次聚会。半个月后，腊月二十九，怕春节期间人多，我和妻子应红提前去她家拜年。一进门，苗子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郁风在卧室里吸氧。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一边说你们来啦，一边走过来突然和我们两人拥抱。她的声音已经嘶哑，气力不足。过去她从来不这样。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她已经有了预感，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果然，这真的成了我们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
　　正月初三，2月22日，忽然得到消息，郁风住进医院，状态极为不好，我们颇为担心。两天后，她缓了过来，与我和应红通了一次电话。应红记得非常清楚，她第一句话就说，应红啊，我又死不了了！然后是熟悉的笑声，不过声音很弱。应红说，你要记得你答应过，请我们去香格里拉酒店吃自助餐，我们可都等着呢！她听了哈哈笑，说没问题，等我出院了马上请，请丁聪沈峻，还有你们俩。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郁风的声音。4月15日，她远行了，享年91岁。
　　清明将至，谨以此文向郁风、苗子夫妇，献上心香一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