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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2日，为庆祝周有光老茶寿的“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但因为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交流时间冲突，我错失这一盛会。
看会议记录稿，那么多学者与会恭贺，发言那样精彩，陡然想到了赵朴初恭贺日本高僧大西良庆茶寿的诗句：“茶话又欣同，深感多情百八翁，一席坐春风。”想必参与这次盛会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了。
作为周老孙子辈的人，我有幸和周老有过一次谈话，此后数次见过、也聆听过他的讲话。他的著作《拾贝集》等也赠送给我，读他的作品也算比较多。既然错失老人家的茶寿，撰写本文为老人家庆寿，就理所应当。
据记录稿，在“百八”华诞上，周有光因为下楼不便而“缺席”。公子小平先生带来了周老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他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用一句玩笑话来解释自己的长寿。
按照孔夫子的话来解释是：“仁者寿”——“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周老年过百八，除了腿有小疾、耳朵有点聋之外，仍然心神健旺，说周老是“仁者”，当无异议。
不过，从夫子的话还可以看出另一层意思。夫子讨论的问题是“知者”（智者）和“仁者”的表象特征。他显然认为，智者的寿命不如仁者。在据说也是夫子语录的《孔子家语》中，夫子也谈到过这一问题。面对着哀公“智者寿，仁者寿”短短的发问，一向惜字如金的夫子竟然回答了那么一大段，且答非所问，只讲“病杀、刑杀、兵杀”三种死于非命的情形，却回避了答案。为何回避？窃以为夫子仍然坚持“仁者”要“寿”于“智者”的观点。
周老签字，仍笔笔着力。
如此说来，夫子对仁者和智者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何为“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何为“智”，夫子没有成文的解释，只有“动”和“乐”两个字描述。“动”者，“乐”者，是发乎心的举动，自然与“克己”相悖。又显然，夫子是重“仁者”而轻“智者”也。
由夫子的“仁者”和“智者”的划分，我自然就想到了周老。
周有光是百八翁，生命历程长长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到国家的大历史，小到个人的小历史，总喜欢分出个阶段来。周老这百年的历史如何分？周老在百岁之后有说法。他在《拾贝集》里说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老也说：“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做‘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瓦解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
周老这样说，就有学者对此附和，譬如，闵良臣在《我们有周有光》文中就如此说；在周老百八寿诞上，刘志琴也提到这一点。
何为“两头真”？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我的同事杨继绳。他说：“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很显然，百岁后的周老，也接受了这种说法，评论周老的学者也接受了这种说法。
杨继绳这个概念的发明，是受李普一生的经历启发的。所谓“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就大致给“一头”框定了范围：即青年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且盲从于中共领导的人。而周老这“一头”的历史，显然不在这个框定范围之内。读周老的《百岁口述》，我们看不到周老当年对中共是像现今被称之为“两头真”的人物，譬如李普、胡绳、李慎之等人的“一头”。当然，后“一头”——“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周老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是缺了前“一头”，就不能称之为“两头真”，周老用这个概念来论及自己，显然就不那么合适；论者随声附和，更是对这个概念的误读。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周老的历史；也不是说，周老后“一头”真，前“一头”就不真。他前一头也是真的，虽然他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不能说他活的就不真。只是这个真和“两头真”那个“真”的含义不同而已。
其实，在历史上，有周老这样人生经历的人很多，像沈从文、钱端升、茅以升、冯友兰、陈寅恪、盛振为、朱光潜等。 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是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以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他们所相信的一点是，不管是哪个党执政，他们的学识对祖国来说都有用。1949年时，陈寅恪、盛振为等选择留在大陆是这样的考虑；同样，像周有光等人选择从海外回到大陆，也是这样的考虑。他们的爱国是真诚的，这毋庸置疑，但你说他们是为爱党或者说是盲从于中共而回来，基本上是“后设叙事”，不符合当年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有别于像李普、李锐、胡绳、李慎之等那一个群体。
对于后一个群体，杨继绳用的是“两头真”来概括，后来又有人用“延安一代”（“一·二九”后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不包括经历长征的红军和此前到延安的老共产党员、左翼人士）和“红岩一代”（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指导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那一代知识青年，因重庆红岩村是其驻地而得名）来细分，不管是概括还是细分，显然与周有光等这个知识分子的群体的选择不同。如果硬要给这一群体在1949年前的作为做个总结的话，我倒是觉得用“技术性知识分子”这个词来概括他们的前“一头”，倒更符合历史实际一些。当然，在1949年后，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个群体的人的政治选择不同，命运也各有不同，但仍然一部分人还是“技术性知识分子”，譬如沈从文、譬如朱光潜。 相比之下，周有光更典型一些。在《百岁口述》中，周老对自己的历程有过总结：“1988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那就是说，周老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两节。前一节，周老是在经济和文字改革专业领域耕耘，属于典型的“技术性知识分子”；后一节呢，周老说：“1988年以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滴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基本上脱离了“技术性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成为有真知灼见的“人文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萨义德曾对知识分子有个划分：一种是敢于对权势说真理的人；一种是从专业的围墙漂流出来的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业余人”。周老应该属于后一种。
1988年，周老82岁，离休。按照夫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生寿限和夫子的观点来说，当然也是“仁者寿”了；而若以此后20年他散发着智慧之光的精辟见解而言，相对应的可以用“智者光”来概括。
因此，以敝人愚见，从他82岁那一年开始，周老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仁者的阶段，一个是智者的阶段。简单地概括就是：一仁一智周有光。
说周有光是“仁者”，“寿”当然是一个标准。“仁者”何以“寿”？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认为仁人没有贪欲，内心清净平和而中正，因而多寿。宋儒邢的《论语注疏》在注释“仁者寿”时说：“仁者寿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考也。”认为仁者无忧无虑、清心寡欲、性情平静，所以长寿。
读周有光的《百岁口述》，可以印证这一点。
周有光生于1906年，百八的生命历程，亲历了国家百年间多灾多难的历史。身处这百年之间，晚年的周老在回忆时，摘掉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历史背景的幕布，成为一部简约生动的个人历史。个人的历史，无非是厄运和幸运所交织的人生。但一个人的一生如何对待“运”，则是一种人生态度。百年的人生经历，周老娓娓道来，读时水波不兴，掩卷后再琢磨，书中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芒。
谈到厄运经历，周老框定了20年、两个阶段。一是八年抗战那一段，周老全家搬往四川，八年中颠沛流离，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只活到5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五个孔。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有时还遭强盗抢劫。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能重新开始。但他一点不沮丧，乐观地面对生活，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
二是“文革”十年那一段，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齐聚了，但原来那点称不上富裕的“家产”己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文革”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局面还惨。但他毫不气绥，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八年抗战和“文革”十年，是全民族的灾难，但像周老那样在历经灾难后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又能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跨学科研究事业上崭露头角的百岁老人并不多。周老说：“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他的心总是灿烂的，对未来社会满怀乐观情绪，心态之好，常人难以企求。
论者王志强总结说，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周老大学毕业时，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者“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存”的古训，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错位”后的幸运或不幸运。幸运的是，对周老来说，这种“错位”是幸运的。
周老没有选择做外交官，得益于夫人张允和的阻拦——“张允和对政治不是不感兴趣，可是不赞成我参加政治工作，主张我搞学术工作。”这一阻拦，不但免却了周老在日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的“身份审查”——国民党政府的任职人员在1949年后无一幸免于这种审查，而且使周老进入了前面所言的“技术性知识分子”群体。
周老选择学经济未果，另辟蹊径于语言的世界化，收集了不少语言方面的书，为后来研究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选择看似不经意，实则是周老对于那时世界现代化困境的一种群体意识的感悟：语言不通，如何与世界沟通？这种感悟，使他觉得搞语言研究可能更甚于经济研究。于是，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即被留下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担任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现今依然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 在周老茶寿寿诞上，曾得益于周老教诲的学者苏培成总结周老在这一领域内的贡献时说，除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外，周老还是汉语拼音证词法基本规则的主要起草人，汉字信息化处理（拼音输入电脑软件自动转化成汉字）的研制者——这是今天人们较为普遍运用的输入法。“这个贡献是特别特别巨大的，使我们汉语汉字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苏先生评价说。
苏先生是专业学者，专业学者对周老在文字改革的贡献有专业的认知。他特别提到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周老“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贡献，并认为是“对于启蒙教育，对于国家的启蒙运动同样是有重大的发展”的贡献：“语言文字的研究对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各位知道在西欧，在文艺复兴之前是由语文改革开始引导西欧的进步，引导到西欧的产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也是由于语言文字的改革，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作为启蒙时期是由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首先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就是语文改革。五四时期，接着就是文字改革，让我们的文字简易化，这些历史事实证明语文的研究跟国家的发展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非常密切。
我体会周老致力于语文现代化的研究。他从这个角度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周先生研究了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语文的发展，他把它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除了周先生之外没有人到现在为止概括得这么好，简单地说他认为百年来我们的语文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点就是推广共同语，克服方言的隔阂。第二点使我们的文体由口语、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这不但是文体的改革，而且是思想的解放和思想的改革。第三点是汉字的简易化，古老的汉字要适应新时代，要往前走，要适当地变成简易，减少学习的困难。第四点是标音的进化，中国古代没有标音的符号，现在有了汉语拼音，使汉语汉字得到非常有效的辅助。这四个大的方面，如果再加上汉语拼音进入电脑，我们可以叫做信息处理的电脑化。这五个方面是我们今天语文生活的主流，我们有了普通话、白话文、简化字、汉语拼音，我们每个人都是语文改革的受益者。”
因为周老成为“技术性知识分子”，而且这个“技术性”还是那样“少众”——惠及绝大多数人的研究往往只有“少众”的研究者，周老只在书斋里“知识”着，也因此躲过了“右派”等多次政治运动——当然，在“文革”全民族的灾难中他也未能幸免。他在平淡的前半生做着让“我们每个人都是语文改革的受益者”的不平淡的贡献。这一切，正如论者所言，实际上都是他矢志报国却无意于政治的人生理想、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和淡泊宽广的胸怀成就的。
儒家徐干在所著《中论》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或问孔子称仁者寿，而颜渊早夭……岂圣人之言不信，而欺后人耶？”他解答说：“孔子曰，仁者寿。此行仁之寿也。孔子云尔者，以仁者寿利养万物，万物亦受利矣，故必寿也。”在这里，“仁者寿”指的是品德高尚者精神不朽的“寿”，是从思想的角度诠释“仁者寿”。
周老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生命之寿已超过夫子所云的“仁者寿”标准；他惠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字研究贡献，也为徐干“行仁之寿”做了最好的注解。故此，周老生命的第一阶段是当之无愧的“仁者”。
八十过后，周老说，自己的人生一切从“八○后”开始。“两岁”时，周老说现在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这一句看似轻飘飘的话，实际上是他开始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清醒认知并发出声音的开始。从“八○后”开始，周老“追本开新”，他人生的后一段就与“两头真”那个群体中的后“一头”融汇在一起。
在周老茶寿寿诞上，资中筠说，她知道周老比较晚，并说自己“孤陋寡闻”云云。其实，“周有光”这个名字走进公众视野，或者说走进“人文知识分子”视野，还是在他的《百岁新稿》（2005年版）出版以后的事情。至少，我在读到他的这本书之前，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可敬的百岁老人在历史的更深处徘徊并真正地“以史为鉴”来解剖中国当代制度的问题。
这本书的文章都很短，有一些还是报刊札记。但是，有时候，短文章的震撼力超过长篇大论。读罢这本书，我觉得是一本“追本开新”、闪耀着智慧、思想之光的著作。“追本开新”，有“追本”才能“开新”。周老80年的生命历程所见证的那一切，尤其是1949年以来他所看到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一切，就是他思考问题的“本”。而这个“本”如何来的？周老的视角放在中外历史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比较上：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为何却有当今世界所流行的普世价值的底本？苏联的极权统治曾强盛一时，何以最终成为自我的掘墓人？中国“本”自苏联，在苏共垮台后，如何调整自我融入世界？这些充满着睿智的思考，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百岁老人。
周老在接受《独立阅读》采访时，谈到“政治方面的发展”这个话题时说：“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比如伊朗；有君权国家，就是专制制度，比如……有民权国家，像欧美。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从政治发展来看，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由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而从“特色”到民权又要走多少年？这样言简意赅的语言，在牵引你思考的同时，你不由得却要打一个激灵。
谈到马克思，周老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就错了。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玻璃墙后面都是自动化作业。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在夏威夷，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都是机械运作。这是马克思不能预料到的。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剥削又是剥削人的，事情就复杂了。”“俄罗斯的学者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一战’以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到‘二战’是中级阶段，‘二战’之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去世太早（注：1883年去世），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否定，从实践上也被否定了。”马克思学说应该是科学还是信仰？读到这段话，这个“疑问”自然就涌上心头。 在谈到“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时，周老说：“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老了要死，一样的道理。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3000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们跑在后面，好处是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外国的研究说我们进入民主社会，最快需要30年，最慢是150年。为什么是150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到现在就是150年。可是假设我们能走得快，30年也行。”淡淡浅浅的话语，耳边飘来的却是那句“同志仍须努力”的庄严。
我一向认为，当今社会不缺乏“开药方”的人，但是“蒙古大夫”还是“大夫”就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区别是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是喧嚣的高度，一种是思想的高度。前一种高度无需思考，无需理性，对着社会的弊病——每个社会都会存在种种弊病——高声呐喊，也能获得围观；后一种高度如同良医解决“病灶”，不是喧嚣得来的。正因为如此，周老的高度你得慢慢地看，然后才能体会“仰之弥高”的快乐！
2009年12月，我和周老约想去拜访。周老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谈，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谈话的地点在9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室，话题当然是从《百岁新稿》开始的。周老说，《百岁新稿》是我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20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2000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100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
周老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历史的动乱不是很简单的道路。它有弯弯曲曲的，可是方向是一样的。我说我现在年纪老了，研究问题力不从心了，我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面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得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此后，周老不仅成了我刊的作者，而且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小平先生说：“父亲现在只参加《炎黄春秋》的会议。”周老的新书《朝闻道集》《拾贝集》也寄送给我。加上他前面出版的《百岁新稿》，慢慢地，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阅读周有光、仰慕周有光的溪流。有很多人认识到周老是当代中国的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家，而且是思想前沿的独立发光体。用资中筠的话来说，周老“散发着智慧之光”。
周老108岁了，身体仍然很好。对于这样仁者和智者兼具的老人，我们应当敬仰他，善待他。
周老是“技术性知识分子”，没什么官衔，在中国这个按照官衔享受医疗待遇的体制下，老人家的医疗待遇乏善可陈。一些人对此颇有感慨，并通过各种渠道为周老争取医疗待遇，李锐和蒋彦永就是这样的热心人。在他们的争取下，有关部门同意，周老以一个“离休教授”的待遇勉强可以在301医院的西院高干病房得到治疗。这其中的曲折，我听李锐讲过，也听蒋彦永和周小平讲过。
今年春节过后，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总理也曾到医院去探望老人家，显示了政府对这位老人家的尊重。据在场的人描述，温总理和周老寒暄后说：“这些年来我讲了不少真话。”周老说：“这些年来我讲了不少假话。”老人是幽默，也是一种智慧。
在我的印象中，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过季羡林老，倡导对知识分子的尊重；2004年，陈翰笙老人茶寿时，他也曾去祝贺过。这些都由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过。周老茶寿，温家宝总理也来看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见到媒体报道。
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并散发着智慧之光的老人，善待他，也是善待我们的历史；同时，也给人一种希望。
看会议记录稿，那么多学者与会恭贺，发言那样精彩，陡然想到了赵朴初恭贺日本高僧大西良庆茶寿的诗句：“茶话又欣同，深感多情百八翁，一席坐春风。”想必参与这次盛会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了。
作为周老孙子辈的人，我有幸和周老有过一次谈话，此后数次见过、也聆听过他的讲话。他的著作《拾贝集》等也赠送给我，读他的作品也算比较多。既然错失老人家的茶寿，撰写本文为老人家庆寿，就理所应当。
一生“两头”
据记录稿，在“百八”华诞上，周有光因为下楼不便而“缺席”。公子小平先生带来了周老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他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用一句玩笑话来解释自己的长寿。
按照孔夫子的话来解释是：“仁者寿”——“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周老年过百八，除了腿有小疾、耳朵有点聋之外，仍然心神健旺，说周老是“仁者”，当无异议。
不过，从夫子的话还可以看出另一层意思。夫子讨论的问题是“知者”（智者）和“仁者”的表象特征。他显然认为，智者的寿命不如仁者。在据说也是夫子语录的《孔子家语》中，夫子也谈到过这一问题。面对着哀公“智者寿，仁者寿”短短的发问，一向惜字如金的夫子竟然回答了那么一大段，且答非所问，只讲“病杀、刑杀、兵杀”三种死于非命的情形，却回避了答案。为何回避？窃以为夫子仍然坚持“仁者”要“寿”于“智者”的观点。
如此说来，夫子对仁者和智者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何为“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何为“智”，夫子没有成文的解释，只有“动”和“乐”两个字描述。“动”者，“乐”者，是发乎心的举动，自然与“克己”相悖。又显然，夫子是重“仁者”而轻“智者”也。
由夫子的“仁者”和“智者”的划分，我自然就想到了周老。
周有光是百八翁，生命历程长长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到国家的大历史，小到个人的小历史，总喜欢分出个阶段来。周老这百年的历史如何分？周老在百岁之后有说法。他在《拾贝集》里说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老也说：“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做‘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瓦解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
周老这样说，就有学者对此附和，譬如，闵良臣在《我们有周有光》文中就如此说；在周老百八寿诞上，刘志琴也提到这一点。
何为“两头真”？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我的同事杨继绳。他说：“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很显然，百岁后的周老，也接受了这种说法，评论周老的学者也接受了这种说法。
杨继绳这个概念的发明，是受李普一生的经历启发的。所谓“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就大致给“一头”框定了范围：即青年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且盲从于中共领导的人。而周老这“一头”的历史，显然不在这个框定范围之内。读周老的《百岁口述》，我们看不到周老当年对中共是像现今被称之为“两头真”的人物，譬如李普、胡绳、李慎之等人的“一头”。当然，后“一头”——“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周老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是缺了前“一头”，就不能称之为“两头真”，周老用这个概念来论及自己，显然就不那么合适；论者随声附和，更是对这个概念的误读。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周老的历史；也不是说，周老后“一头”真，前“一头”就不真。他前一头也是真的，虽然他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不能说他活的就不真。只是这个真和“两头真”那个“真”的含义不同而已。
其实，在历史上，有周老这样人生经历的人很多，像沈从文、钱端升、茅以升、冯友兰、陈寅恪、盛振为、朱光潜等。 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是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以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他们所相信的一点是，不管是哪个党执政，他们的学识对祖国来说都有用。1949年时，陈寅恪、盛振为等选择留在大陆是这样的考虑；同样，像周有光等人选择从海外回到大陆，也是这样的考虑。他们的爱国是真诚的，这毋庸置疑，但你说他们是为爱党或者说是盲从于中共而回来，基本上是“后设叙事”，不符合当年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有别于像李普、李锐、胡绳、李慎之等那一个群体。
对于后一个群体，杨继绳用的是“两头真”来概括，后来又有人用“延安一代”（“一·二九”后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不包括经历长征的红军和此前到延安的老共产党员、左翼人士）和“红岩一代”（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指导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那一代知识青年，因重庆红岩村是其驻地而得名）来细分，不管是概括还是细分，显然与周有光等这个知识分子的群体的选择不同。如果硬要给这一群体在1949年前的作为做个总结的话，我倒是觉得用“技术性知识分子”这个词来概括他们的前“一头”，倒更符合历史实际一些。当然，在1949年后，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个群体的人的政治选择不同，命运也各有不同，但仍然一部分人还是“技术性知识分子”，譬如沈从文、譬如朱光潜。 相比之下，周有光更典型一些。在《百岁口述》中，周老对自己的历程有过总结：“1988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那就是说，周老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两节。前一节，周老是在经济和文字改革专业领域耕耘，属于典型的“技术性知识分子”；后一节呢，周老说：“1988年以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滴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基本上脱离了“技术性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成为有真知灼见的“人文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萨义德曾对知识分子有个划分：一种是敢于对权势说真理的人；一种是从专业的围墙漂流出来的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业余人”。周老应该属于后一种。
1988年，周老82岁，离休。按照夫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生寿限和夫子的观点来说，当然也是“仁者寿”了；而若以此后20年他散发着智慧之光的精辟见解而言，相对应的可以用“智者光”来概括。
因此，以敝人愚见，从他82岁那一年开始，周老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仁者的阶段，一个是智者的阶段。简单地概括就是：一仁一智周有光。
仁者周有光
说周有光是“仁者”，“寿”当然是一个标准。“仁者”何以“寿”？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认为仁人没有贪欲，内心清净平和而中正，因而多寿。宋儒邢的《论语注疏》在注释“仁者寿”时说：“仁者寿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考也。”认为仁者无忧无虑、清心寡欲、性情平静，所以长寿。
读周有光的《百岁口述》，可以印证这一点。
周有光生于1906年，百八的生命历程，亲历了国家百年间多灾多难的历史。身处这百年之间，晚年的周老在回忆时，摘掉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历史背景的幕布，成为一部简约生动的个人历史。个人的历史，无非是厄运和幸运所交织的人生。但一个人的一生如何对待“运”，则是一种人生态度。百年的人生经历，周老娓娓道来，读时水波不兴，掩卷后再琢磨，书中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芒。
谈到厄运经历，周老框定了20年、两个阶段。一是八年抗战那一段，周老全家搬往四川，八年中颠沛流离，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只活到5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五个孔。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有时还遭强盗抢劫。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能重新开始。但他一点不沮丧，乐观地面对生活，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
二是“文革”十年那一段，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齐聚了，但原来那点称不上富裕的“家产”己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文革”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局面还惨。但他毫不气绥，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八年抗战和“文革”十年，是全民族的灾难，但像周老那样在历经灾难后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又能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跨学科研究事业上崭露头角的百岁老人并不多。周老说：“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他的心总是灿烂的，对未来社会满怀乐观情绪，心态之好，常人难以企求。
论者王志强总结说，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周老大学毕业时，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者“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存”的古训，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错位”后的幸运或不幸运。幸运的是，对周老来说，这种“错位”是幸运的。
周老没有选择做外交官，得益于夫人张允和的阻拦——“张允和对政治不是不感兴趣，可是不赞成我参加政治工作，主张我搞学术工作。”这一阻拦，不但免却了周老在日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的“身份审查”——国民党政府的任职人员在1949年后无一幸免于这种审查，而且使周老进入了前面所言的“技术性知识分子”群体。
周老选择学经济未果，另辟蹊径于语言的世界化，收集了不少语言方面的书，为后来研究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选择看似不经意，实则是周老对于那时世界现代化困境的一种群体意识的感悟：语言不通，如何与世界沟通？这种感悟，使他觉得搞语言研究可能更甚于经济研究。于是，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即被留下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担任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现今依然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 在周老茶寿寿诞上，曾得益于周老教诲的学者苏培成总结周老在这一领域内的贡献时说，除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外，周老还是汉语拼音证词法基本规则的主要起草人，汉字信息化处理（拼音输入电脑软件自动转化成汉字）的研制者——这是今天人们较为普遍运用的输入法。“这个贡献是特别特别巨大的，使我们汉语汉字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苏先生评价说。
苏先生是专业学者，专业学者对周老在文字改革的贡献有专业的认知。他特别提到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周老“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贡献，并认为是“对于启蒙教育，对于国家的启蒙运动同样是有重大的发展”的贡献：“语言文字的研究对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各位知道在西欧，在文艺复兴之前是由语文改革开始引导西欧的进步，引导到西欧的产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也是由于语言文字的改革，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作为启蒙时期是由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首先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就是语文改革。五四时期，接着就是文字改革，让我们的文字简易化，这些历史事实证明语文的研究跟国家的发展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非常密切。
我体会周老致力于语文现代化的研究。他从这个角度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周先生研究了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语文的发展，他把它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除了周先生之外没有人到现在为止概括得这么好，简单地说他认为百年来我们的语文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点就是推广共同语，克服方言的隔阂。第二点使我们的文体由口语、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这不但是文体的改革，而且是思想的解放和思想的改革。第三点是汉字的简易化，古老的汉字要适应新时代，要往前走，要适当地变成简易，减少学习的困难。第四点是标音的进化，中国古代没有标音的符号，现在有了汉语拼音，使汉语汉字得到非常有效的辅助。这四个大的方面，如果再加上汉语拼音进入电脑，我们可以叫做信息处理的电脑化。这五个方面是我们今天语文生活的主流，我们有了普通话、白话文、简化字、汉语拼音，我们每个人都是语文改革的受益者。”
因为周老成为“技术性知识分子”，而且这个“技术性”还是那样“少众”——惠及绝大多数人的研究往往只有“少众”的研究者，周老只在书斋里“知识”着，也因此躲过了“右派”等多次政治运动——当然，在“文革”全民族的灾难中他也未能幸免。他在平淡的前半生做着让“我们每个人都是语文改革的受益者”的不平淡的贡献。这一切，正如论者所言，实际上都是他矢志报国却无意于政治的人生理想、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和淡泊宽广的胸怀成就的。
儒家徐干在所著《中论》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或问孔子称仁者寿，而颜渊早夭……岂圣人之言不信，而欺后人耶？”他解答说：“孔子曰，仁者寿。此行仁之寿也。孔子云尔者，以仁者寿利养万物，万物亦受利矣，故必寿也。”在这里，“仁者寿”指的是品德高尚者精神不朽的“寿”，是从思想的角度诠释“仁者寿”。
周老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生命之寿已超过夫子所云的“仁者寿”标准；他惠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字研究贡献，也为徐干“行仁之寿”做了最好的注解。故此，周老生命的第一阶段是当之无愧的“仁者”。
智者周有光
八十过后，周老说，自己的人生一切从“八○后”开始。“两岁”时，周老说现在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这一句看似轻飘飘的话，实际上是他开始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清醒认知并发出声音的开始。从“八○后”开始，周老“追本开新”，他人生的后一段就与“两头真”那个群体中的后“一头”融汇在一起。
在周老茶寿寿诞上，资中筠说，她知道周老比较晚，并说自己“孤陋寡闻”云云。其实，“周有光”这个名字走进公众视野，或者说走进“人文知识分子”视野，还是在他的《百岁新稿》（2005年版）出版以后的事情。至少，我在读到他的这本书之前，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可敬的百岁老人在历史的更深处徘徊并真正地“以史为鉴”来解剖中国当代制度的问题。
这本书的文章都很短，有一些还是报刊札记。但是，有时候，短文章的震撼力超过长篇大论。读罢这本书，我觉得是一本“追本开新”、闪耀着智慧、思想之光的著作。“追本开新”，有“追本”才能“开新”。周老80年的生命历程所见证的那一切，尤其是1949年以来他所看到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一切，就是他思考问题的“本”。而这个“本”如何来的？周老的视角放在中外历史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比较上：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为何却有当今世界所流行的普世价值的底本？苏联的极权统治曾强盛一时，何以最终成为自我的掘墓人？中国“本”自苏联，在苏共垮台后，如何调整自我融入世界？这些充满着睿智的思考，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百岁老人。
周老在接受《独立阅读》采访时，谈到“政治方面的发展”这个话题时说：“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比如伊朗；有君权国家，就是专制制度，比如……有民权国家，像欧美。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从政治发展来看，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由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而从“特色”到民权又要走多少年？这样言简意赅的语言，在牵引你思考的同时，你不由得却要打一个激灵。
谈到马克思，周老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就错了。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玻璃墙后面都是自动化作业。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在夏威夷，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都是机械运作。这是马克思不能预料到的。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剥削又是剥削人的，事情就复杂了。”“俄罗斯的学者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一战’以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到‘二战’是中级阶段，‘二战’之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去世太早（注：1883年去世），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否定，从实践上也被否定了。”马克思学说应该是科学还是信仰？读到这段话，这个“疑问”自然就涌上心头。 在谈到“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时，周老说：“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老了要死，一样的道理。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3000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们跑在后面，好处是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外国的研究说我们进入民主社会，最快需要30年，最慢是150年。为什么是150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到现在就是150年。可是假设我们能走得快，30年也行。”淡淡浅浅的话语，耳边飘来的却是那句“同志仍须努力”的庄严。
我一向认为，当今社会不缺乏“开药方”的人，但是“蒙古大夫”还是“大夫”就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区别是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是喧嚣的高度，一种是思想的高度。前一种高度无需思考，无需理性，对着社会的弊病——每个社会都会存在种种弊病——高声呐喊，也能获得围观；后一种高度如同良医解决“病灶”，不是喧嚣得来的。正因为如此，周老的高度你得慢慢地看，然后才能体会“仰之弥高”的快乐！
2009年12月，我和周老约想去拜访。周老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谈，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谈话的地点在9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室，话题当然是从《百岁新稿》开始的。周老说，《百岁新稿》是我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20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2000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100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
周老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历史的动乱不是很简单的道路。它有弯弯曲曲的，可是方向是一样的。我说我现在年纪老了，研究问题力不从心了，我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面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得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此后，周老不仅成了我刊的作者，而且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小平先生说：“父亲现在只参加《炎黄春秋》的会议。”周老的新书《朝闻道集》《拾贝集》也寄送给我。加上他前面出版的《百岁新稿》，慢慢地，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阅读周有光、仰慕周有光的溪流。有很多人认识到周老是当代中国的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家，而且是思想前沿的独立发光体。用资中筠的话来说，周老“散发着智慧之光”。
善待周老 善待历史
周老108岁了，身体仍然很好。对于这样仁者和智者兼具的老人，我们应当敬仰他，善待他。
周老是“技术性知识分子”，没什么官衔，在中国这个按照官衔享受医疗待遇的体制下，老人家的医疗待遇乏善可陈。一些人对此颇有感慨，并通过各种渠道为周老争取医疗待遇，李锐和蒋彦永就是这样的热心人。在他们的争取下，有关部门同意，周老以一个“离休教授”的待遇勉强可以在301医院的西院高干病房得到治疗。这其中的曲折，我听李锐讲过，也听蒋彦永和周小平讲过。
今年春节过后，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总理也曾到医院去探望老人家，显示了政府对这位老人家的尊重。据在场的人描述，温总理和周老寒暄后说：“这些年来我讲了不少真话。”周老说：“这些年来我讲了不少假话。”老人是幽默，也是一种智慧。
在我的印象中，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过季羡林老，倡导对知识分子的尊重；2004年，陈翰笙老人茶寿时，他也曾去祝贺过。这些都由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过。周老茶寿，温家宝总理也来看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见到媒体报道。
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并散发着智慧之光的老人，善待他，也是善待我们的历史；同时，也给人一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