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我在浏览藏书时，偶然间看到一本关于中西方哲学比较的书，其中说到一句古话：“中国人在得意时是个儒家，办事时是个法家，失意时是个道家，绝望时是个佛家。”
　　中国文化就像一座由不同世界观层层搭建起来的古代金字塔。最早是万物有灵论，相信鬼神；《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儒家讲知己中庸；道家讲看得开；法家讲斗争，拿得起；佛家讲放得下。到20世纪，中国引进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
　　人们普遍相信，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有很大不同。西方思维被认为是直线性的逻辑和科学，而中国思维则是隐晦、系统性，因而具有关联性。中国思维往往以系统和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源泉是《易经》，作为传统的辩证论，将世界看做由两极的冲突、融合与变迁而来。
　　西方科学与知识的传统，主要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它是简化和线性的，即将复杂的思想归纳为简单的理论与原理，以对未来进行推断、解释与预测。西方一直奉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直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基于事物都由矛盾组成且逐渐演变成危机的观念，提出了辩证法。马克思（1818-1883）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相结合，在实践中形成了革命理论。
　　在20世纪，物理、数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开始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逐步分离开来。由于卡尔·波普等社科哲学家不认同辩证法的模糊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线性、逻辑思维依旧成为社会科学的主导。另一方面，量子物理学、量子数学、生物学和信息理论开始向二进制世界观演变，即自然的变化通过对立两极的融合或分解而发展。这与古代中国与印度认为世界在不断进化中的观点开始接近。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缺少的，是这两个对立世界观的融合。
　　《黑天鹅》作者纳西姆·塔勒布在新书《抗脆弱》中，他引入期权理论作为连结辩证法思维与主流钟形曲线统计的一个有意思的工具。标准“钟形曲线”分布是主流社会科学广泛用于决策制定的统计工具。社会学家考察大概率下（95%）的统计显著性或钟形曲线的“稳健”区域，往往忽略了位于长尾的小概率（两端分别为2.5%）事件。
　　由于忽略了极少发生、一旦发生就有极大影响力的“长尾事件”，经济专业等主流思想，忽略了像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当然，有两个长尾，一个是“坏”黑天鹅事件，发生时会造成系统性破坏；另一个是顶端的“好”长尾事件。塔勒布称“抗脆弱行动”为好行为，它可以补偿“脆弱”的坏事件。
　　直观地说，塔勒布将中国哲学放进了具有科学解释的现代数学框架中。他将三大风险类型——脆弱、稳健和抗脆弱分别类比为中国的阴、中庸和阳思维。
　　儒家中庸思想主张避免走极端和走安全的中间道路。但塔勒布的观点表明，中庸也会遇上麻烦，因为走安全和主流的道路忽视了黑天鹅事件的不确定性，这些事件最终可能会造成对系统整体的破坏。中庸之道的审慎和保守使得实践者无法采用“抗脆弱或（好的）高风险高回报”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弥补不确定且未知的不明黑天鹅事件。
　　由于不愿冒险，中国采取中庸之道的朝代变成了封闭社会，最终在灾难来临时崩溃。而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前夕，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甚至殖民主义上勇于冒大风险赢高回报。西方社会采取了抗脆弱措施对脆弱进行补偿。
　　思考期权战略和抗脆弱策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股市投资中，假如采取保守策略，跟着市场平均走（按指数投资），如果市场突然下跌30%，投资组合也跟着跌30%，如果继续采取中庸策略就永远收不回本钱。想要赚回来甚至盈利，就必须在“抗脆弱”的高风险股票上押上小赌注。
　　抗脆弱喜爱波动性，犯小错，避大错。我们越想稳定就越不稳定。凯恩斯的学生海曼·明斯基重新发现了这一现象，称之为“越稳越乱”。
　　在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上购买非线性期权正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思路。他知道风险很高（且未知），但通过对外开放新开发区和新政策购买期权，创造了新的回报和增长点，这是批评者们意想不到的。
　　2013年，我们盼望邓小平的接班者，能够构造新的抗脆弱期权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