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和“裸商”曾读过一位颇有名气的全国人大代表对“裸官”的解读：即配偶和子女都在海外，自己孤家寡人在国内做官。“裸官”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只缘这些官人“赤条条来回无牵挂”，在国内当官“稳坐钓鱼台”，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俟风头不对，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夫妻团聚阖家欢乐了。留下一堆乱摊子和一个个黑窟窿，让国家政府来收拾买单。对于那些跑到国外去的“裸官”，尽管司法部门也多次跨国追捕，却困难重重，收效甚微，而且就是将个别案犯绳之以法了，为此耗费的司法成本几乎是天文数字。这样的案件不乏其例，成为一些贪官既能拿手中的权力变现贪污受贿的金钱，又是逃避法律制裁屡试不爽的手段。尽管后来有明令“裸官不能当一把手”的约束，可是二把手、三把手也很难阻止他们效尤犯案逃之夭夭。前些时日曾盛传，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 4000亿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细分析，这些犯罪人也不都尽然都是“一把手”之“裸官”。
　　由“裸官”联想到“裸商”。《南方周末》用了两个版面论述“裸商”，尽管“裸商”和“裸官”都有一个“裸”字，可内涵却截然不相同。“对‘裸商’而言，把家人送走，是为了后代有更好的教育以及财富安全；自己不走，那是因为国外很难找到每年约15%利润的生意，但在中国可能。”“国内投资的不确定性，是‘裸商’产生的直接原因。他们把家人送到国外，自己则在国内继续经营企业。”简言之就是“在国内赚钱，去国外安家”。研究者认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仅是国家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经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这个数据确切与否暂且不论，但绝非空穴来风。
　　“裸官”出逃是对国家的背叛，触及法律，遗臭万年。“裸商”移民是一种不自信，丧失社会责任，似乎有情可原，毕竟回头是岸。执政者，当从信仰和制度上着手遏制“裸官”的背叛；当从反思中改变“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环境。“移民并非内心有鬼，更不代表不爱国。”一位“裸商”如是说。报载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首季，有499人正在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解除纳税义务。原因是，这些人“对新的纳税政策的预期悲观”。在商言商，“商人重利轻别离”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无违法行为，也不可生发歧义。
　　最让人鄙视的是出逃的“裸官”。信仰丧失，贪赃枉法，铤而走险，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日前读过一部“中国古今官德研究”的大部头著作，无论是《史说官德》、《大道官德》，抑或《为官史鉴》、《申论官德》，几乎没有“裸官”的概念。翻检商贾列传，一部中国通史也不见“裸商”的字样。可见“裸官”和“裸商”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干部遇到的的新问题”。
　　改革家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教育家蔡元培则认为，“朋友之交，私德也；国家之务，公德也”。姑且不从伦理学上咬文嚼字，当官遵循“行政道德”，经商坚守“职业道德”，这是起码的操守罢。共产党人执政之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个为民”宗旨，更懂得“权为民所赋”是执政的根基。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官也好，从商也罢，这是必须遵行的“底线”。
　　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干部遇到的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