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音容宛在

　　刘以鬯先生6月8日仙逝，我收到香港作家联会的通知，说20日下午五时起设灵堂。认识刘公三十多年，一向敬重这位前辈，钦佩他在小说创作和文学编辑方面的成就。是日五时许就到了殡仪馆鞠躬行礼，并在吊唁册上写下一副挽联。到灵堂的道路遥远，挽联酝酿于胸，抵达时才定稿。
　　灵堂布置清雅，我坐下，阅读一页派发的单张，知道原来七时半开始有一个“纪念仪式”。仪式的内容包括放映纪录片和“发言”（发言人有数位）；单张还列出翌日出殡时的扶灵人士。名单包括梅子、东瑞和小思等几位。我想起不在名单里的著名小说家西西。刘以鬯和西西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汉语小说里，较为前卫，较为富“实验性”，可纳入现代主义的（m odernist）范畴。刘先生数十年任编辑，编过多份报纸的副刊，西西在其所编的《快报》等副刊上发表小说，且是持续颇久的连载；刘先生还为西西出版过小说集《交河》。据知西西极少参加公开活动，因此在名单上“缺席”，不足为奇。像意识流一样，对刘公的辞世，我“自由联想”。很想听文友怎样怀念他，却因为是日晚上已安排了聚会，所以在灵堂稍留片刻，就与遗像里手执书卷的刘公告别。

　　刘公音容宛在。我与刘先生见面最多的场合，是香港作家联会开会时和宴会时。开会时他总是彬彬斯文，讲的普通话偶尔夹杂粤语，有上海口音，但不浓重；他曾任作联会长，给我“无为而治”的感觉。饮宴时，名著《酒徒》的作者刘以鬯，滴酒不沾。我想刘伶不可能是刘先生的祖先。没有看过他抽烟，倒是常常看到他抽掉鸡肉的皮，然后才把肉夹入口中；入口的是鸡胸肉，分量之轻，近乎肉片以至肉丝了。刘公享一百岁高寿，我猜想与其健康饮食有关。可能在饮食方面“气管炎”（妻管严）也是重要因素。不过，应酬时如刘太太不在场，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刘公大概内外如一，律己以严。在外不受君命的人我认识不少。亲眼见过斯坦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手捧一碟牛油蜜糖兼之的多块西多士，准备大动食指；见过佛光大学的马森教授，与一桌师生谈笑间，大嚼肥甘的红烧蹄髈。刘公伉俪的恩爱亲密，友朋早有称道。对编辑文学报刊的刘公，其扶掖后辈、广纳作者，文坛有很多赞美。以下略道个人的经验。

编辑事业的全盛时期

　　刘先生编《星岛晚报》的文学副刊《大会堂》，我的感觉是他真的尽量厅堂大开，让老中青以至各种风格的作者，其文字书写会于其内。我当年在中大教书，科目包括现代文学，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列为参考书。司马长风主要靠写作维生，曾在一专上学院任职，一边教书一边編写其中国新文学史。我参考其书，发现硬伤和软伤都有，而且伤痕处处。向学生略为提醒之余，就文论文写了书评，1978年初把稿件寄给《明报月刊》。主编胡先生把稿子搁了一段时间，告诉我他与司马长风有交谊，如刊登，会坏了友谊。我只得把它寄到台湾，在《书评书目》上发表。后来想到《中国新文学史》在香港出版发行，我应该让香港的读者知道此书的缺失，免让它“误人子弟”，于是把稿件投给刘先生主持的《大会堂》，他收到大概半个月后就予以发表（在1982年12月1日）。司马长风有浓厚的国家情怀，其《明天的中国》一书，描绘中华民族发展的蓝图，尤其情理动人。不过，学术上的错误，不能不加以匡正。
　　上世纪80和90年代是我和刘先生“文字之交”密度最高的时期。他主编《快报》的副刊《快趣》，邀我与几位文友合写专栏“有余篇”；1985年他主编的《香港文学》创刊，嘱我在首期发表谈论香港新诗的文章，以后仍多嘱稿。据梅子编辑的《刘以鬯卷》记载，刘先生1963年至1988年主编《快报》的副刊，1981年至1991年主编《大会堂》（周刊），1985年至2000年主编《香港文学》（月刊）；1985年起的十余年间，可说是刘公编辑事业的全盛时期，其文学江湖地位，和台湾的痖弦或可相提（痖弦当年主编的报刊包括《联合报》副刊，该报高峰时期日销一百万份，影响自然特别深远）。近日的悼念文章里，有人说刘先生是香港文坛的“教父”；如果此称道适切，则其教父地位的建立，就在这个年代。
　　刘公主编《香港文学》十五年，这本月刊在港内外成为一个文化标志。内地来港访问的作家和香港文学研究者，多会到编辑部拜访刘公。拜访毕，在编辑室门口拍照留念，成为“例牌”的行动。来访者斜斜站在“香港文学”的四字招牌旁边，字是台湾大学台静农教授的书法。照片显示三个元素：香港的刊物、大陆的人物、台湾的书法；两岸三地翕然一家。照片所见的“香港文学”招牌都是倾斜的，可见所在地空间狭小，拍不成“正面”而大气的留影。香港土地金贵，这或许是个暗示。编辑室我去过一两次，刘公坐在堆堆叠叠书刊文稿的中央，是文字“围城”的主人。
　　刘公辞世后一个星期，另一位作家林燕妮往生。一位女性，一位男性；一位有所谓“通俗”作家之称，一位则属于所谓“严肃”作家。有此分别，而香港的电视新闻和纸媒对两位逝者的报道和追念，都相当隆重，篇幅不相上下。更早几个月，饶宗颐仙逝，像这样的媒体“盛况”，似乎更有以过之。饶跟林、刘又是不同，他虽有诗文创作，而基本上是位学者。去年十二月以来，还有两位知名作家先后去世——余光中和李敖。他们的文学“主场”是台湾（余光中也在香港工作过十年），因为两位在香港都有很多读者，本港媒体呈现的“死后哀荣”，与前面的饶、林、刘相若。上述五位，文类与文风不同，知音或“粉丝”各异，将来文学史的评价也会参差，而媒体都郑重报道之，这正显示香港整体文学文化界对纷繁多元的兼爱包容。刘公一向以“严肃”文学作家自许，常有不满“通俗”的言论（虽然他为谋稻粱写过大量“娱人”的“通俗”小说）；他主编过《大会堂》，这样的纷繁多元现象，正彰显“大会堂”的本色。

刘以鬯向现代主义文学取经

　　纪念作家，最重要是阅读或重读其心血凝聚的作品。刘以鬯的名著《酒徒》中，主角酒徒醉心于前卫文学（或称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文学）；为了生活，迫不得已撰写武侠小说，边写边骂这种神怪物语，且不断自责。《酒徒》有汉语文学中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之誉，由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构成的意识流，是刘以鬯写作“严肃”、“娱己”小说的重要手法。他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现实性、新闻性都强，实地实名实物以至时事新闻，都在作品中出现。《酒徒》和其他名篇如《对倒》如《打错了》，莫不如此。论者认为刘以鬯的实验性小说，是“现代主义跟现实主义结合”之作（见梅子的《刘以鬯卷》导读），洵为知言。西方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多半晦涩难读。我读刘氏作品，不觉得如此。出版过刘著多种的东瑞，引述刘以鬯的话，说明刘氏“简明”的用心：“有些人为了使作品独具一格，喜欢用晦涩难懂的文字写小说，我在学习写小说时，喜欢用简明易懂的文字探索不同的表现方式。”东瑞补充说：“刘先生和许多中外名家一样，最后采取了‘深入浅出’的路子。”（见6月22《大公报》的《大公园》版）
　　在《酒徒》里，刘以鬯言志与载道合一。他常常提及欧美现代主义大师如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认为中华的小说作者应该向他们取经。香港有笔会，有一年笔会成员到外国开会，人家提到这些欧美大师的名字，因孤陋而无闻，被刘以鬯在小说中大大修理了一番。《酒徒》载的是西方的道，言的是自己创作理论的志。刘先生早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阅读英文原著的小说，应该应付裕如。后来卖文维生，曾有日写一万多字的超高产时期；矢志向西看的作者，忙于谋生之余，我想会尽量抽空阅读乔伊斯等人的现代名著。6月20日灵堂所见的挽联，上联有“《酒徒》喻世”、下联有“《对倒》开新”之语。这两个名篇，析论者颇多，我手边资料零散，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者拿此二篇与西方名著如乔伊斯的旷世之作《尤利西斯》加以比较。

西方经典《尤利西斯》有“深层结构”

　　我感到兴趣的是意识流作品——借用语言学术用语来说——有没有析而可睹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以《尤利西斯》为例。此书原著由Vintage Books出版的版本近800页，写的是三个都柏林人Stephen、M r. Bloom 和 M rs. Bloom一天里18个小时的生活，非常日常又家常的。因为时空交错的意识流手法运用，典故的“加密”增添，而使大多数读者，包括上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班的师生，阅读讲解时如临大敌（可参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夏志清与其兄长夏济安的往来书信集）。认为此书是现代经典而黑首、皓首“穷”之的学者，经过辛勤探索，像科学家霍金之深探宇宙的黑洞理论一样，大有发现。
　　《尤利西斯》中表面繁杂欠条理的平常人事物，原来有其深层脉络，其人其事其物都与古代希腊史诗《奥德赛》（O dyssey）或平行或对比，而透露深刻丰富的意义。乔伊斯的这本书，是个800页的超大谜面。提示只有一个字，就是书名“尤利西斯”（Ulysses），此乃《奧德赛》主角的名字。学者猜谜，猜出《尤利西斯》与《奥德赛》人物的对应关系：Stephen对应Telem achus；M rs. Bloom（即M olly）对应Penelope；M r. Bloom对应Ulysses。西方没有像中国一样有元宵节猜灯谜的雅事，如果有，田威廉（W illiam Y. Tindall）教授有如谜底详解的大著A Reader’s Guide to J am es J oyce（《乔伊斯导读》）一定要选在西方的一个节日隆重举行发布会——也许可选在6月16日；《尤利西斯》的主角M r. Bloom在都柏林市活动那天是1904年6月16日，此日后来称为Bloom’s Day，即“布鲁姆日”。田威廉所解之谜，其“底”包括这部小说的母题（m otif）是“追寻”（quest），其主题是表扬道德上的爱心（charity，这是最可贵的德性）、人道（hum anity）和共聚（togetherness）。《尤利西斯》1922年在巴黎出版，因为内容涉及淫猥事物而被列为禁书；1933年美国的蓝灯出版社打官司，胜诉了，才解禁。

刘以鬯《对倒》简说

　　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经的刘以鬯，作品自有其个人独造之处。我读其《酒徒》和《对倒》，不觉得艰深隐晦；作者“深入浅出”的路子走得怎样，其表面的“简明”，有怎样的“深入”或者说“深层解构”，则值得研究者用心探寻。这里只说《对倒》。这篇小说作于1972年，在报纸上连载；1981年2月24日校改；收在《刘以鬯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4年出版）中，占41页，全篇分为42节，属于篇幅稍长的短篇小说。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基本上单数节即第1、3、5……节写四十多岁的男子淳于白，双数节即第2、4、6……节则写“少女”亚杏。某日，淳于白乘坐102号隧道巴士从港岛过海，沿弥敦道到了旺角，下车，在餐厅喝咖啡，到电影院买票看电影，看完了，乘坐巴士到北角吃晚饭，回家，看“国语长片”，睡了，做梦，翌日醒来。亚杏的家在旺角一栋旧楼里，同一日，她下楼独自逛街，在服装店和金铺流连，回家，冲凉，躺在床上想东想西，决定看一场五点半的电影，下楼，在一间唱片公司徘徊，抵达电影院，购票入场观看，散场后步行回家，吃饭，饭后观看电视机播映的“国语长片”，上床，做梦。
　　1972年至1981年这篇小说写作至校改期间，有5年时间（1976起）我人在香港。《对倒》对香港市井民生种种叙述的“现实性”，我有资格发言，评语是：它写实。就此而言，《对倒》有类于《清明上河图》那种风俗画；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可把它视为民俗史料。小说中，淳于白是个南来人士，有很多过去在上海、在重庆、在新加坡生活的回忆；亚杏大概是土生港人，住在脏乱的环境里，身份较为草根。淳于白在内地经历过内战时期的动乱，在新加坡做过编辑；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了，回忆起从前认识的一些女人，中年况味，颇有沧桑之感。亚杏则崇拜明星、歌星，梦想自己一日摇身一变。看到海报和观看电影时，怀春思春的情意绵绵以至蠢蠢。《对倒》分述二人的身体行动和心理活动，双轨进行；到了第24节，二人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并排而坐”，二人心里都有对异性的渴望以至于冲动，但彼此并不认识，没有任何交流；到了第31节，散场后二人朝不同方向各自行走（真如徐志摩《偶然》一诗写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建议研究者钻研《对倒》的“深层意义”

　　《对倒》充满对比：男与女、中年人与少女、移居人口与本土人口、回忆过去与憧憬未来、这个方向与那个方向。这些对比说明香港社会里的人，以至全人类，本来就是如此，因此作者刘以鬯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现象？还是这些对比，以及小说叙述的种种事物细节，有表面现象之外的“深层结构”或者说“深层意义”？台湾小说家陈映真的《将军族》有男与女、年纪大与年纪轻、外省人与本省人等对比，而其主题思想是两种人的相濡以沫，是他们的融合。《对倒》的主题只在告示人的“二元对立”（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有binary opposition的说法）、人的各有方向？或只在告示存在主义式的“人的孤绝”？
　　《对倒》语言明畅，不晦涩艰难；它有“深层意义”吗？有象征意义吗？有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说的“文外之重旨”也就是诗歌理论强调的“言外之意”吗？学者剖析《尤利西斯》，发现乔伊斯用了与古典作品人事物平行、对比等手法，使得我们通过解说，知道这部小说的涵义非常丰富，非常耐读。我向来评论现代诗，主张诗能明朗而耐读，方属上乘；我论现代小说，也如此。多年前，华汉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白先勇的小说自选集，我为此书写序，序言的题目即为《写实如史，象征若诗》；序言中我指出象征性也就是“言外之意”的重要。上面所说《乔伊斯导读》的作者田威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他用解牛之刀剖析庞大的《尤利西斯》，认为“我们必须读一句停一句，读一字停一字，问为什么用这句用那字，寻得多而又多的答案……”田威廉对小说中一些微枝细节的解说，包括其象征性对比性的发现，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令人首肯、令人赞叹、令人解颐。说来话极长，这里不引述。非常出色的作品，是应该经得起这样细读详析的。
　　《对倒》写男女二人所见所思，包括的人事物极多，细节一个接一个。随便举例，第4节有这样的片段：
　　亚杏见到那只胖得像只猪的黑狗摇摇摆摆走过来，走到水果店前，跷起一条腿，将尿撒在灯柱上。她是常常见到这只黑狗的。常常见到这只黑狗排尿，常常见到这只黑狗走来走去。事实上，展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看惯了的。即使士敏土的人行道上有一串鞋印，也记得清清楚楚。
　　第9节则有：
　　他（淳于白）想起一只名叫“瑪丽”的狮子狗与一只名叫“来兴”的狮子狗。当他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家里养过一对狮子狗。后来，玛丽死了。来兴也死了，他的家里却有了五只狮子狗。他离开上海时，五只狮子狗还围在他的身边狂吠乱跳。
　　为什么描述这些黑狗、狮子狗的排尿和狂吠？只是写实而已？只是有趣而已？如此等等，可研究的问题极多。此外，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淳于白的姓“淳于”是极少人用的复姓，历史上可有人姓淳于名白？如有，此篇有什么“文本互涉”？如没有，为什么选用这个姓名？主角的命名，是随意的还是有深意？女主角亚杏的名字与“杏花春雨江南”还是“红杏出墙”还是……有关？读者诸君切勿以为我在钻牛角尖，须知道“严肃”文学极为重视艺术性，因而可说是一种精致（refined）的艺术。

以意识流成杰构·鬯心独白显新风

　　梅子的《刘以鬯卷》导读，以《悦读刘以鬯》为题。我读刘公的《酒徒》、《对倒》、《打错了》等小说，都觉得饶有趣味。刘公认为“娱已”的前卫性小说，其实很有“娱人”的作用（当然，要看是对哪一类的读者而言）。6月20日我在吊唁册里写下的挽联，《大公报》的记者朋友眼尖看到，且在其报道中引述（见翌日该报），是这样的：
　　以意识流成先锋杰构
　　鬯心独白显小说新风
　　刘先生在汉语文学界，是意识流小说的先锋，意识流小说是刘以鬯向西方取的经。上面说我们应该探究《对倒》是否和《尤利西斯》之类小说一样，处处都藏着“深层意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一切以西方为马首的嫌疑？不是的。意识流技巧是我们学自西方的，但耐读本来就是出色作品应有的品质，今昔中外的上乘文学莫不如此。就以现代汉语小说而言，如鲁迅的《药》、白先勇的《冬夜》，都非常耐读，非常讲究“微言大义”——批评家如夏志清和欧阳子为我们钻研后发掘出来的。
　　刘以鬯的写作力求创新，成就可观，香港内外有颇多研究刘氏作品的学者。如果研究者像田威廉教授一样博览经典，而且极为用心用力操刀剖析，看出如《对倒》等刘以鬯诸篇小说的微言大义或者微言微义，让我们知道刘氏作品艺术性的高超；那么，我们读其小说，趣味当更为浓郁。那晚灵堂高悬“文灯不灭”四个大字。研究者发掘出来的深层意义愈多，刘以鬯这盏文灯就会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