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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在江苏省盐东县，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一群日伪军荷枪实弹，押着一个遍体鳞伤、双脚拖着铮铮作响铁镣的人走向伍佑镇东荒郊金家坝，一直走到一个事先挖好的深坑边。这个被押的人，40岁左右，神色镇定，毫无惧色。站在坑前，他先正了正脸上的眼镜，理了理自己的头发，然后，怒视着敌人，放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口号声划破了夜空，传得很远，很远……
敌人惊恐万分，连忙将他推下坑，埋上土……
噩耗传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都痛心疾首，万分惋惜。
这位牺牲的人是谁？周恩来、郭沫若为什么都对他的遇害心痛不已呢？
一
原来，这位坚强的抗日志士就是新四军派到苏北盐东县任人民政府县长的方强。
方强，原名袁文彬，1901年8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长溇村。幼年时家庭经济困难，后在亲友的帮助下，才勉强读了几年书，后来又去上海求学。为了维持生活，他先在上海宝隆医院（现为上海长征医院）当勤杂工，不久，升为看护（即护士）。由于他工作负责，又勤奋好学，态度谦和，受到许多病人的欢迎。医院中有个病人被他的刻苦好学的精神所感动，主动资助他读书。不久，他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医科。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后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方强义愤填膺，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参加了同济大学学生举行的罢课和游行示威。“五卅”运动以后，虽然还有两年就要大学毕业，但他毅然放弃学业，离开同济大学，投奔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
1926年，方强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这时，他积极向中共组织靠拢，接受党交给的任务。他随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又到了上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方强在党的掩护下化装离开上海到武汉工作。不久，汪精卫又公开叛变。因为方强精通德文，于是化名袁持中重新回到上海，以商务印书馆翻译身份作掩护，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与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士交往，曾翻译《战争》、《苏联妇女和儿童》等著作，为介绍苏联人民的革命情况，传播马列主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方强在上海四处奔走呼吁，宣传抗日救亡。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淞沪，郭沫若组织战地服务团，方强担任了战地服务团第一团团长，率领全体团员在淞沪一线大力开展战地抗日宣传、募捐和救护等服务工作。
由于中国军队正面抵抗激烈，日本侵略军改变了进攻路线，他们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因此淞沪前线部队被迫后撤。于是，方强带领全团人员，从昆山辗转到镇江、南京、安庆一直到武汉。到武汉后，他任武汉卫戍区司令部宣传大队副大队长，想方设法把服务团中的共产党员、爱国青年输送到延安。
193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促进下，国民党恢复了军委政治部，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方强应邀参加三厅的工作，他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指示下，率领战地宣传队到浙江、皖南一带进行宣传活动。1938年冬，他带领一批青年，冲破重重障碍到达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翻译局工作。
1939年冬，他随周恩来离开延安到重庆工作。1940年夏，又随袁国平等人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三
1940年冬，考虑到方强的岳父周善培在苏北盐阜地区创办了太和垦植公司，方强被新四军政治部派到这一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他化名方强，被任命为新四军民运队长，与副队长寇友信一起，带领新四军民运队从皖南新四军军部跋山涉水来到了苏北盐阜地区。
盐阜地区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海匪出没地。新四军来到这里后，国民党顽固派便利用土顽、匪特、封建会道门武装纷起作乱。他们相互勾结，攻击抗日政府，残害群众，杀害革命干部，无恶不作。方强来到盐阜地区后，被分配在盐城县二区伍佑东斗龙港北岸引水沟（今大丰市方强、三龙等乡镇一带）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时值灾荒年景，加上日伪洗劫，乡村十室九空，一些不法地主、粮商借机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剥削人民，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不堪。方强组织民运工作队到城镇乡村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发动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粮，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群众拿到了粮食，揭开了锅，吃上了热腾腾的饭，家家欢天喜地，他们从内心感谢抗日民主政府，感谢新四军民运工作队。民运工作队同时公布减租减息法令，决定实行“二五”减租，取消押租，借债月利不得超过一分五厘。他们还组织成立了农救会、青抗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不少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方强的培养和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加入了党组织，参加了革命。
方强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身穿布衣，脚踏草鞋，钻草堆，吃粗粮，没有一点官架子。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盐阜地区成为华中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中心。
7月，为消灭苏北新四军军部及新四军主力，1.7万余日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盐阜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方强率领地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积极配合大部队作战，与日伪军巧妙周旋，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期间，方强几次遇险。有一次，敌人追上来，他灵机一动，钻进了老乡的厨房，藏起了枪，把眼镜摘了，脸上抹上锅灰，装成烧锅的伙夫而免于被抓。
反“扫荡”之后，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了阜宁停翅港。盐阜军分区成立了盐东行政公署（一说东南十乡办事处，简称东乡办事处），方强任行署主任。他颁布了政府工作纲要和施政纲领，发动群众惩处和撤换了一些反动乡保长，提出反贪污口号，揭发斗争了那些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有贪污劣迹的旧机关人员，团结地方开明绅士及旧政人员，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由此改变了基层政权由少数豪绅、地主等封建势力把持的局面，稳定了人心和地方秩序。
在阜宁以南主要交通线被日伪军占据，根据地遭分割、不便管理的形势下，9月，盐阜区党委、行政公署决定将原盐城县境一分为三，分别成立盐城、盐东、建阳三县。串场河以东、黄沙港以南、大丰垦区以北地区为盐东县范围，下辖6个区。孙海光任新四军盐阜军分区盐东县县委书记兼盐东县总队政治委员，方强任盐东县县长兼县总队队长。方强一方面组织力量配合全区粉碎日伪军“扫荡”，另一方面积极着手筹备成立盐东县人民政府。
1941年10月间，在盐东县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为动员各界出钱出枪组织抗日武装，方强带领税务主任陶谷，妇女主任、指导员张琼英和通信员王锦亮来到盐东县大佑公司（今亭湖区盐东镇东南村附近）召开会议，动员公司出钱出枪，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这天夜晚，驻华川港的日伪军悄悄下乡扫荡，他们发现大佑公司亮着灯，便摸了过来，迅速把公司包围了起来。这时，在外面放风的人慌慌张张地进来报告：方主任，不好了，日伪军来了。方强神情镇定，让大家不要慌乱，他一口吹灭了油灯，拔出枪，组织大家突围。这时，四周响起密集的枪声，强烈的手电光在密密的芦苇荡里扫来扫去。突围中，张琼英不幸被捕。方强在跨越壕沟时不慎落水，他把枪扔进了水里。这时，日伪军端着枪、打着手电吆喝着围了上来，方强也被捕了。他听到日伪军在说“他妈的，跑了两个”，知道陶谷和王锦亮安全脱险，才松了口气。
敌人抓获了一男一女，不认识他们，自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除了方强身上那只不值钱的怀表，从他们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敌人盘问时，方强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赵群行。”
“哪里人？”
“上海大陆洋行木材商的管账先生。”
“到这里干什么？”
“收账。”
“看到我们跑什么？”
“我们以为是打劫的。”
敌人看方强穿一身旧布袍，戴圆边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不像新四军，便又指着他身旁的张琼英问：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报告皇军，她是贱内。”
敌人觉得这个“赵群行”赵总管既然是木材行的管账先生，一定很有钱，便在途中将他的“贱内”张琼英放了，让她回去筹钱赎人。
张琼英不忍舍下方强一人离去，还在犹豫。
方强看出了她的心思，故意瞪了她一眼：“愣着干什么，快回去拿钱呀！”
敌人把方强押到南洋岸，又转移到盐城，最后把他押到伍佑区，当作一般商人交给驻守伍佑的伪军三十三师孙建言部关押。敌人对方强进行了审讯拷打，方强一口咬定他是木材行的管账先生。敌人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收押起来。
脱险的陶谷、王锦亮向上级报告方强不幸被捕的消息后，盐东县委立即多方组织营救。
盐东县派人找到了伍佑区开明绅士、商会会长苏瘦鹤老先生，请他出面，与伪军师长孙建言交涉。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孙建言同意以15担皮棉的价钱赎出“赵群行”。
苏瘦鹤立即派茶房王世连送信给伍佑区区长唐小什要求筹款。由于当时根据地极端困难，钱款一时无法凑足，孙建言便说什么时候筹足钱什么时候放人。伪军把方强关押在伍佑观音庙内一座阁楼上。组织上也派人送信给方强，让他耐心等待，正筹款赎人。
方强在苏北盐城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妻子周淑贞急得团团转，她找到父亲周善培，求他设法把方强营救出来。
周善培为营救自己的女婿也在四处奔走。最后，周善培找到了方强的同学、避居淞江的高尔柏，由他出面请陈陶遗老先生找到伪军长杨仲华的弟弟，再转请杨仲华写信给伍佑的伪三十三师长孙建言，请他放人。
方强的表弟李庆连怀揣杨仲华的亲笔信从镇江乘船过江来到泰州。由于此时盐城情况复杂，十分危险，加上他突患急性痢疾，无法继续北上盐城，只得返回上海。后来，李庆连听说朋友季明要去海安，因季明在新四军后勤部有熟人，就托季明把信送到伍佑。当季明辗转来到伍佑后，找到一个姓秦的熟人打听，那人悲痛地告诉他：“你来迟了，方强早已牺牲了。”
李庆连闻讯后悔不迭，捶胸顿足。他觉得对不起表哥，更对不起表嫂。
原来，就在伍佑区筹足款项、孙建言准备释放方强的时候，伪军蔡国栋、卞兆仁（一说柏存香）出卖了方强。他们俩听说观音庙阁楼上关着一个上海来的木材商，就想去敲点钱喝老酒。他们兴冲冲地上了小阁楼，发现木材商人蒙着被子在睡觉。他们掀开被子，方强腾地坐起来大喝：“干什么？”
蔡国栋、卞兆仁定睛一看，居然是熟悉的方强，不由吃了一惊：“啊？方主任……”
方强扶了扶眼镜，锐利的目光直刺蔡国栋、卞兆仁：“是你们！”
蔡国栋、卞兆仁吓得后退了一步：“方主任，我们不知道是你。”
这两个汉奸原来在地方武装队伍中干过，后来被方强收编过来。日军占领盐城后，他们又参加了伪军。当他们发现床上躺着的是新四军民运队长、盐东行署主任方强后，忙不迭地跑下楼梯，慌乱中还栽了跟头。他们兴奋地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941年11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北风吹在身上已有了寒意。苏北盐阜区盐东县伍佑区东荒郊金家坝（今盐城市亭湖区伍佑中学境内）附近，狗凄凉地叫了几声，芦叶在风中喀嚓喀嚓地响，发出金属般的声音。
这时，传来严厉的呵斥声、怒骂声和铁镣的当啷声。
身穿血迹斑斑的灰布袍、拖着沉重脚镣的方强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过来。他昂首挺立在敌人早已挖好的深坑前，目光如炬，怒视着敌人，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慌忙将方强推入坑中……
一个姓金的老太太恰好路过这里，听到呵斥声、呼喊口号声，便吓得躲进了草丛，目睹了方强英勇就义的经过。
那一年，方强40岁。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方强生前战友、原空军政治部的陆友，问他是何时参加革命工作、怎样离开上海的。陆友告诉周恩来，他是1937年跟袁文彬（方强）一起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团离开上海的。此时，周恩来突然想到了袁文彬，伤感地说：“啊，袁文彬这个同志牺牲了。”
郭沫若和方强交情极深，每逢遇到其夫人周淑贞总是说：文彬和我是好朋友。
南社巨子、大诗人柳亚子听说方强在苏北壮烈牺牲，沉痛地挥毫写下了《青浦袁文彬挽词》，“诗以悼之”。
周淑贞在得知丈夫英勇就义后，多次要求地方党组织协助寻找烈士遗骸。由于方强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所以很长时间烈士遗骸都没有找到。
1953年，伍佑中学破土兴建。这时，那位金姓老太太找到当地政府干部说，12年前，她曾看到一位新四军大干部被敌人活埋在这儿。这样，烈士的遗骸才被发现：一副圆边金丝眼镜，胫骨上仍锁着早已生锈的脚镣。
长眠异乡12年的方强烈士终于魂归故里。烈士的遗骨先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今静安公园），后经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批准，迁入江湾烈士墓。周善培亲自为女婿题写了碑文。
方强壮烈牺牲后，盐阜区党委、行政公署将他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盐东县斗龙区命名为“方强区”。新中国成立后，又以烈士名字命名了“大丰县方强公社”（今大丰市方强镇）和“国营方强农场”（今江苏省方强农场）。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方强为革命烈士。
方强在牺牲40年后，他的原名“袁文彬”才被人熟知。
（责任编辑：吴 玫）
口号声划破了夜空，传得很远，很远……
敌人惊恐万分，连忙将他推下坑，埋上土……
噩耗传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都痛心疾首，万分惋惜。
这位牺牲的人是谁？周恩来、郭沫若为什么都对他的遇害心痛不已呢？
一
原来，这位坚强的抗日志士就是新四军派到苏北盐东县任人民政府县长的方强。
方强，原名袁文彬，1901年8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长溇村。幼年时家庭经济困难，后在亲友的帮助下，才勉强读了几年书，后来又去上海求学。为了维持生活，他先在上海宝隆医院（现为上海长征医院）当勤杂工，不久，升为看护（即护士）。由于他工作负责，又勤奋好学，态度谦和，受到许多病人的欢迎。医院中有个病人被他的刻苦好学的精神所感动，主动资助他读书。不久，他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医科。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后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方强义愤填膺，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参加了同济大学学生举行的罢课和游行示威。“五卅”运动以后，虽然还有两年就要大学毕业，但他毅然放弃学业，离开同济大学，投奔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
1926年，方强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这时，他积极向中共组织靠拢，接受党交给的任务。他随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又到了上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方强在党的掩护下化装离开上海到武汉工作。不久，汪精卫又公开叛变。因为方强精通德文，于是化名袁持中重新回到上海，以商务印书馆翻译身份作掩护，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与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士交往，曾翻译《战争》、《苏联妇女和儿童》等著作，为介绍苏联人民的革命情况，传播马列主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方强在上海四处奔走呼吁，宣传抗日救亡。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淞沪，郭沫若组织战地服务团，方强担任了战地服务团第一团团长，率领全体团员在淞沪一线大力开展战地抗日宣传、募捐和救护等服务工作。
由于中国军队正面抵抗激烈，日本侵略军改变了进攻路线，他们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因此淞沪前线部队被迫后撤。于是，方强带领全团人员，从昆山辗转到镇江、南京、安庆一直到武汉。到武汉后，他任武汉卫戍区司令部宣传大队副大队长，想方设法把服务团中的共产党员、爱国青年输送到延安。
193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促进下，国民党恢复了军委政治部，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方强应邀参加三厅的工作，他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指示下，率领战地宣传队到浙江、皖南一带进行宣传活动。1938年冬，他带领一批青年，冲破重重障碍到达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翻译局工作。
1939年冬，他随周恩来离开延安到重庆工作。1940年夏，又随袁国平等人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三
1940年冬，考虑到方强的岳父周善培在苏北盐阜地区创办了太和垦植公司，方强被新四军政治部派到这一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他化名方强，被任命为新四军民运队长，与副队长寇友信一起，带领新四军民运队从皖南新四军军部跋山涉水来到了苏北盐阜地区。
盐阜地区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海匪出没地。新四军来到这里后，国民党顽固派便利用土顽、匪特、封建会道门武装纷起作乱。他们相互勾结，攻击抗日政府，残害群众，杀害革命干部，无恶不作。方强来到盐阜地区后，被分配在盐城县二区伍佑东斗龙港北岸引水沟（今大丰市方强、三龙等乡镇一带）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时值灾荒年景，加上日伪洗劫，乡村十室九空，一些不法地主、粮商借机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剥削人民，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不堪。方强组织民运工作队到城镇乡村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发动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粮，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群众拿到了粮食，揭开了锅，吃上了热腾腾的饭，家家欢天喜地，他们从内心感谢抗日民主政府，感谢新四军民运工作队。民运工作队同时公布减租减息法令，决定实行“二五”减租，取消押租，借债月利不得超过一分五厘。他们还组织成立了农救会、青抗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不少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方强的培养和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加入了党组织，参加了革命。
方强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身穿布衣，脚踏草鞋，钻草堆，吃粗粮，没有一点官架子。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盐阜地区成为华中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中心。
7月，为消灭苏北新四军军部及新四军主力，1.7万余日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盐阜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方强率领地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积极配合大部队作战，与日伪军巧妙周旋，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期间，方强几次遇险。有一次，敌人追上来，他灵机一动，钻进了老乡的厨房，藏起了枪，把眼镜摘了，脸上抹上锅灰，装成烧锅的伙夫而免于被抓。
反“扫荡”之后，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了阜宁停翅港。盐阜军分区成立了盐东行政公署（一说东南十乡办事处，简称东乡办事处），方强任行署主任。他颁布了政府工作纲要和施政纲领，发动群众惩处和撤换了一些反动乡保长，提出反贪污口号，揭发斗争了那些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有贪污劣迹的旧机关人员，团结地方开明绅士及旧政人员，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由此改变了基层政权由少数豪绅、地主等封建势力把持的局面，稳定了人心和地方秩序。
在阜宁以南主要交通线被日伪军占据，根据地遭分割、不便管理的形势下，9月，盐阜区党委、行政公署决定将原盐城县境一分为三，分别成立盐城、盐东、建阳三县。串场河以东、黄沙港以南、大丰垦区以北地区为盐东县范围，下辖6个区。孙海光任新四军盐阜军分区盐东县县委书记兼盐东县总队政治委员，方强任盐东县县长兼县总队队长。方强一方面组织力量配合全区粉碎日伪军“扫荡”，另一方面积极着手筹备成立盐东县人民政府。
1941年10月间，在盐东县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为动员各界出钱出枪组织抗日武装，方强带领税务主任陶谷，妇女主任、指导员张琼英和通信员王锦亮来到盐东县大佑公司（今亭湖区盐东镇东南村附近）召开会议，动员公司出钱出枪，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这天夜晚，驻华川港的日伪军悄悄下乡扫荡，他们发现大佑公司亮着灯，便摸了过来，迅速把公司包围了起来。这时，在外面放风的人慌慌张张地进来报告：方主任，不好了，日伪军来了。方强神情镇定，让大家不要慌乱，他一口吹灭了油灯，拔出枪，组织大家突围。这时，四周响起密集的枪声，强烈的手电光在密密的芦苇荡里扫来扫去。突围中，张琼英不幸被捕。方强在跨越壕沟时不慎落水，他把枪扔进了水里。这时，日伪军端着枪、打着手电吆喝着围了上来，方强也被捕了。他听到日伪军在说“他妈的，跑了两个”，知道陶谷和王锦亮安全脱险，才松了口气。
敌人抓获了一男一女，不认识他们，自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除了方强身上那只不值钱的怀表，从他们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敌人盘问时，方强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赵群行。”
“哪里人？”
“上海大陆洋行木材商的管账先生。”
“到这里干什么？”
“收账。”
“看到我们跑什么？”
“我们以为是打劫的。”
敌人看方强穿一身旧布袍，戴圆边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不像新四军，便又指着他身旁的张琼英问：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报告皇军，她是贱内。”
敌人觉得这个“赵群行”赵总管既然是木材行的管账先生，一定很有钱，便在途中将他的“贱内”张琼英放了，让她回去筹钱赎人。
张琼英不忍舍下方强一人离去，还在犹豫。
方强看出了她的心思，故意瞪了她一眼：“愣着干什么，快回去拿钱呀！”
敌人把方强押到南洋岸，又转移到盐城，最后把他押到伍佑区，当作一般商人交给驻守伍佑的伪军三十三师孙建言部关押。敌人对方强进行了审讯拷打，方强一口咬定他是木材行的管账先生。敌人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收押起来。
脱险的陶谷、王锦亮向上级报告方强不幸被捕的消息后，盐东县委立即多方组织营救。
盐东县派人找到了伍佑区开明绅士、商会会长苏瘦鹤老先生，请他出面，与伪军师长孙建言交涉。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孙建言同意以15担皮棉的价钱赎出“赵群行”。
苏瘦鹤立即派茶房王世连送信给伍佑区区长唐小什要求筹款。由于当时根据地极端困难，钱款一时无法凑足，孙建言便说什么时候筹足钱什么时候放人。伪军把方强关押在伍佑观音庙内一座阁楼上。组织上也派人送信给方强，让他耐心等待，正筹款赎人。
方强在苏北盐城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妻子周淑贞急得团团转，她找到父亲周善培，求他设法把方强营救出来。
周善培为营救自己的女婿也在四处奔走。最后，周善培找到了方强的同学、避居淞江的高尔柏，由他出面请陈陶遗老先生找到伪军长杨仲华的弟弟，再转请杨仲华写信给伍佑的伪三十三师长孙建言，请他放人。
方强的表弟李庆连怀揣杨仲华的亲笔信从镇江乘船过江来到泰州。由于此时盐城情况复杂，十分危险，加上他突患急性痢疾，无法继续北上盐城，只得返回上海。后来，李庆连听说朋友季明要去海安，因季明在新四军后勤部有熟人，就托季明把信送到伍佑。当季明辗转来到伍佑后，找到一个姓秦的熟人打听，那人悲痛地告诉他：“你来迟了，方强早已牺牲了。”
李庆连闻讯后悔不迭，捶胸顿足。他觉得对不起表哥，更对不起表嫂。
原来，就在伍佑区筹足款项、孙建言准备释放方强的时候，伪军蔡国栋、卞兆仁（一说柏存香）出卖了方强。他们俩听说观音庙阁楼上关着一个上海来的木材商，就想去敲点钱喝老酒。他们兴冲冲地上了小阁楼，发现木材商人蒙着被子在睡觉。他们掀开被子，方强腾地坐起来大喝：“干什么？”
蔡国栋、卞兆仁定睛一看，居然是熟悉的方强，不由吃了一惊：“啊？方主任……”
方强扶了扶眼镜，锐利的目光直刺蔡国栋、卞兆仁：“是你们！”
蔡国栋、卞兆仁吓得后退了一步：“方主任，我们不知道是你。”
这两个汉奸原来在地方武装队伍中干过，后来被方强收编过来。日军占领盐城后，他们又参加了伪军。当他们发现床上躺着的是新四军民运队长、盐东行署主任方强后，忙不迭地跑下楼梯，慌乱中还栽了跟头。他们兴奋地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941年11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北风吹在身上已有了寒意。苏北盐阜区盐东县伍佑区东荒郊金家坝（今盐城市亭湖区伍佑中学境内）附近，狗凄凉地叫了几声，芦叶在风中喀嚓喀嚓地响，发出金属般的声音。
这时，传来严厉的呵斥声、怒骂声和铁镣的当啷声。
身穿血迹斑斑的灰布袍、拖着沉重脚镣的方强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过来。他昂首挺立在敌人早已挖好的深坑前，目光如炬，怒视着敌人，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慌忙将方强推入坑中……
一个姓金的老太太恰好路过这里，听到呵斥声、呼喊口号声，便吓得躲进了草丛，目睹了方强英勇就义的经过。
那一年，方强40岁。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方强生前战友、原空军政治部的陆友，问他是何时参加革命工作、怎样离开上海的。陆友告诉周恩来，他是1937年跟袁文彬（方强）一起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团离开上海的。此时，周恩来突然想到了袁文彬，伤感地说：“啊，袁文彬这个同志牺牲了。”
郭沫若和方强交情极深，每逢遇到其夫人周淑贞总是说：文彬和我是好朋友。
南社巨子、大诗人柳亚子听说方强在苏北壮烈牺牲，沉痛地挥毫写下了《青浦袁文彬挽词》，“诗以悼之”。
周淑贞在得知丈夫英勇就义后，多次要求地方党组织协助寻找烈士遗骸。由于方强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所以很长时间烈士遗骸都没有找到。
1953年，伍佑中学破土兴建。这时，那位金姓老太太找到当地政府干部说，12年前，她曾看到一位新四军大干部被敌人活埋在这儿。这样，烈士的遗骸才被发现：一副圆边金丝眼镜，胫骨上仍锁着早已生锈的脚镣。
长眠异乡12年的方强烈士终于魂归故里。烈士的遗骨先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今静安公园），后经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批准，迁入江湾烈士墓。周善培亲自为女婿题写了碑文。
方强壮烈牺牲后，盐阜区党委、行政公署将他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盐东县斗龙区命名为“方强区”。新中国成立后，又以烈士名字命名了“大丰县方强公社”（今大丰市方强镇）和“国营方强农场”（今江苏省方强农场）。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方强为革命烈士。
方强在牺牲40年后，他的原名“袁文彬”才被人熟知。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