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伊拉克爆发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该国政局随之动荡，总统萨利赫10月底宣布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已同意辞职（伊拉克为议会制国家，总理掌握实权，总统为虚位国家元首），当局将在通过新选举法后提前举行大选。但阿卜杜勒-迈赫迪随即表示，为了避免权力真空、确保顺利过渡，他只会在各方就其继任者达成一致后才会辞职。伊拉克的动荡起自街头，波及庙堂，与2019年以来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等国领导人因抗议而被迫辞职情况类似，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阿拉伯之春2.0”。从1.0的结果看，这种归类对伊拉克绝非祝福，而是诅咒。“阿拉伯之春”对国家治理与地区格局的一些长期影响，也能从2019年的伊拉克抗议中得到展示。

老问题与新现象

　　2003年后，伊拉克的治理始终受制于族群冲突、政治腐败、失业高企和公共服务缺失等痼疾，既助长了“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兴起，又导致了抗议的周期性爆发：2012～2013年，安巴尔省等地的逊尼派示威者曾举行静坐示威，抗议什叶派主导政府的歧视性政策，之后遭军警暴力清场，造成200余人死亡。2015年7～8月，伊拉克多地出现50度以上高温，频繁停电将民众逼上街头，时任总理阿巴迪承诺将进行政治改革后，抗议逐渐平息。2018年7月，巴士拉省等中南部地区停水停电频发，就业形势严峻，引发民众抗议。在政府宣布紧急拨款30亿美元投资基础设施、扩大公共部门招聘后，形势一度平静，但9月巴士拉省发生严重饮用水污染事件，造成1.7万人染病，数千人送医，抗议随之再度爆发并出现暴力升级，在阿巴迪放弃连任且军警积极逮捕活跃示威者后，抗议才逐步消退。
　　本轮抗议是近七年来该国的第四轮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抗议的导火索是战功累累、声望日隆的反恐部队副司令萨阿迪被以违规出入外国使馆为名而解职，但舆论认为他是因不愿与亲伊朗和腐败势力同流合污而遭到报复。抗议随后很快扩散、升级，席卷了首都巴格达与中南部十余个省份。抗议依旧以青年失业者为主体，以经社改善和政治改革为诉求，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并带有浓厚的反伊朗色彩——为了抗议伊朗干预伊拉克内政，不少示威者焚烧伊朗国旗、污损最高領袖哈梅内伊画像，还纵火焚烧了伊朗驻卡尔巴拉领馆。
　　在似曾相识的背景和进程之外，这次抗议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冲突升级迅速，伤亡十分惨重。从抗议初期起，示威者便如同2018年一般，开始冲击政府机构、政党和媒体办公室、外国领馆和企业，封锁道路和港口，但遭到了军警空前强硬的回击。截至11月10月，近一个月的抗议（10月因什叶派宗教纪念日，抗议曾暂停两周）已造成319人死亡，近1.5万人受伤，成为该国2003年后伤亡最严重的抗议运动。相比之下，同期的黎巴嫩抗议相当平静，死伤未超两位数。一般而言，像伊拉克这样有相对公平选举的国家，政客一般不愿强硬镇压抗议示威，以免影响未来选情。此次事态升级，一定程度上是官民互动的意外结果。一方面，伊拉克政府有赌徒心态，寄望于借强力手段尽快平息事态，实施宵禁、断网，要求军警尽快驱散人群。抗议中的多数死伤都是来自中枪，但该国军警坚称从未瞄准示威者进行实弹射击，指责有人向军警和示威者两头“开黑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称，有亲伊朗的民兵出动了狙击手。当“谁在开枪”或成悬案，真相缺席将令追责困难时，武力的使用就变得更不谨慎了。另一方面，2013年后民众较少遭到军警强力镇压（例如2016年示威者冲击巴格达绿区时，曾直接被军警放行），对抗议中的暴力活动日益“脱敏”。此次，示威者对政府和军警的强力回应从意外到愤怒，对抗情绪反而更加强烈。
　　二是抗议者对政府极度不信任，要求对整个政治体制实行根本性变革。2003年后，历任伊拉克政府的施政表现恐怕都够不上用差强人意形容。该国坐拥全球第五大原油储备，是欧佩克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但腐败指数高居全球第十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2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5%青年失业，足以令民众质疑石油财富去哪了。雪上加霜的是政府在历次抗议中均许下改革诺言，但风头一过便一切照旧，最终陷入“塔西佗陷阱”，再也无法取信于民。以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为代表的宗教势力，除了呼吁避免暴力外，一般都会支持抗议者诉求，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客观上也削弱了政府权威。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上台还不满一年，按理说还应被给予更多时间，但示威者不仅要求总理和政府马上辞职，还要尽快举行新大选。为了避免由同一群精英继续胜选掌权，大选前应制定新的选举法，甚至要修改宪法，把2003年后的政治体制彻底推倒重来。这一过程，可能远比街头抗议者所能想象的要困难和微妙。依据伊拉克现行法律，如果总理辞职，总统就会暂代其职权直至新政府产生，这部分可以解释总统萨利赫在“倒阁”上的积极姿态。但萨利赫是库尔德人，纵使他本人并不支持库尔德独立，什叶派和逊尼派只怕一刻也不愿将大权交到他手里。而且以伊拉克政坛的一贯效率，各类法案从起草、通过到落实只怕会旷日持久，只是不知道街头的示威者在耐心耗尽后是选择回家抑或其他了。

对“阿拉伯之春”的再思考

　　伊拉克抗议的现状与走向，实际上也折射了“阿拉伯之春”的几个突出特征。一方面，单凭选举解决不了问题。伊拉克2005年以后已实现了一人一票、公平选举。无论是2011年出现政权更迭的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四国，还是2019年的阿尔及利亚和苏丹，这种选举都是抗议者的普遍诉求。可是组织选举简单，但谋出路、寻发展却很难。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宗派政治与选举结合的后果是政府职位按出身而非能力划分，腐败、裙带与低效之风盛行，少数精英总能借操纵选举和密室分肥来主导政局。每次大选后的组阁往往沦为“换椅子游戏”，同一群大老或其代理人只是交换职位，实际掌舵的始终还是那几个人。例如阿卜杜勒-迈赫迪尽管2018年10月才登顶总理职位，但早在2005年就被《纽约时报》视为总理职位的热门人选，此前还曾担任财政部长、副总统和石油部长等要职。这种“选来选去都是你”，加剧了伊拉克人对整个议会民主制的幻灭，选举投票率日益走低，要求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的呼声正日益强烈。美国“中东观察”网站称，一些伊拉克人期待萨阿迪将军能接替阿卜杜勒-迈赫迪的职位。在“阿拉伯之春”中被厌弃、打倒的强人政治，却日益被伊拉克人视为出路和救赎，不知是否算是历史的循环与讽刺。
　　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沉沦，倒逼了阿拉伯民众的国族主义情绪。“阿拉伯之春”的一大后果就是埃及淡出地区舞台，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陷入长期战乱，沙特试图举起阿拉伯大旗却又难以服众。阿拉伯板块在中东格局中塌陷，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则趁势扩张。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则可能是唯一被伊、土、以三国都“欺负”过的一个：伊朗曾在反恐战争中支援伊拉克，但伊拉克示威者指责伊朗政治上干涉内政、扶持什叶派民兵，经济上倾销商品、打击了伊拉克本土制造业，还曾在夏季切断电力供应;土耳其在未经伊拉克中央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越境至伊境内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势力，其战机和地面部队日常进出伊领土领空;以色列于2019年7月空袭了伊拉克境内四个什叶派民兵的军事据点（据传储存有伊朗导弹），并以无人机击杀了一名民兵领导人。然而，伊拉克政府对三国除了口头抗议外，基本上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这对曾作为阿拉伯旗手和中东大国国民的伊拉克人而言，滋味绝不好受。三国中对伊拉克介入最深的伊朗首当其冲，承接了伊拉克人最多的怒火。这种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的泛起，将会遏制伊朗影响力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