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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仍由东段、中段、西段组成。从长安起始，经过陇右、河西、玉门关、阳关的路段为东段，从玉门关、阳关至葱岭为中段，越过葱岭向西各条路线为西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东段有洛阳、长安、平城、邺城等多个起点，从每个起点出发行至凉州，形成了不同的路线。其中，陇右道是主干线。陇右道最大的变化是南道与北道间尚有中道，此道从长安至陇县，而后西行经陇关或大震关越陇山，西北经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平襄（甘肃至渭西）到金城（兰州），过黄河至河西走廊。丝路东段南道和北道仍利用最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丝绸之路要道的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形势动荡，但诸政权对河西通道的经营和治理没有中断，河西走廊干线变化不大，仍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除河西走廊的主干线之外，还有吐谷浑路、居延路和草原路。
丝绸之路中段即所谓西域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西交通和交流的发展，西域道继续被利用，但此时西域道从两汉时期的两道增加为三道或四道，多出了“北新道”和“新道”，即从敦煌至车师（今吐鲁番西交河城）的一条支线和从车师后王庭（新疆吉木萨尔县南山中）西行，经天山北麓诸王国的草原路，西入乌孙、康居等的路线。公元3世纪，一条新的东西交通线“北新道”开通。“北新道”从敦煌、玉门关沿天山北麓西行，经巴里坤、古城、吉木萨尔、玛纳斯到达伊犁。由于有了“北新道”，“北新道”西域至康居段路线比之前的北道更靠北，汉代“北道”便改称为“中道”。“中道”自敦煌、玉门关西行，经楼兰道与汉代北道汇合。“中道”的变化在于更多地利用了“新道”。“新道”是指从玉门关西北行至高昌、转西与“中道”在龟兹汇合，从而连接中道的支线。伊吾路自敦煌或晋昌（今瓜州县）经伊吾（哈密）至车师（吐鲁番西北），西行与西域北道或草原路连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地区是中国与南亚、西亚和东罗马交通的中转地。越葱岭西行的道路从汉代以来就分为两条。南道从于阗出发，越葱岭西行有三条路线进入中亚、南亚;北道经疏勒越葱岭出入西域，根据不同走向分别至南亚、西亚或西北行至拜占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间陆路交通几经盛衰起伏，但丝路交通仍继续发展。魏晋时，中原政权陆路交通的西部地区没有越过中亚。经过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北魏时期，中西交通出现了新局面。北魏通过与西域各国建交，才逐渐与南亚印度、西亚波斯和地处西亚东欧的拜占庭建立起陆上联系。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中国通过陆上丝路交通的西部世界，首先是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又由近而远，扩大到南亚、西亚和东欧。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上动荡纷纭，北方长期混乱，民族迁徙频繁，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依旧。
三国时期，来自中亚西域的商贾始终活跃于丝路沿线。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等地成为西域胡商的集散地。当时西域商贾一部分赴洛阳，直接与王室宫廷贸易;另一部分在敦煌销售货物后便西返。早在4世纪初，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已经通过西域道进入河西走廊，许多粟特人定居在河西走廊，从事商贸活动。尤其是“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粟特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把罗马、波斯、中亚、西域与中原的商业贸易串联起来。粟特商人以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从事中转贸易，商队携带金银、麻制品、毛毡等纺织品，前往洛阳、金城、敦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购入丝绸、麝香、樟脑等商品。
西晋、十六国时期西域胡商不仅活跃于北方丝绸之路沿线一带，承担河西至长安、洛阳的互市业务，而且逐渐向南方扩展。南朝时期的萧齐政权、萧梁政权与西域诸国政治交往密切，贡使往来频繁，也使得西域胡商往来于吴蜀之间。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河西走廊的敦煌作为丝路要道和进入中原地区的门户，是西域商贾进入河西走廊重要的集散地。凉州亦是河西走廊另一个重要的商贸中转地。粟特商人不仅活跃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金城等地，而且足迹远至南阳、邺城等地。粟特人主要向中国内地销售麻纺织品、毛毡、胡粉、胡椒等，在中国购买麝香、丝绸等物品。
北魏与西域的贸易主要采取贡使和互市两种形式。北魏与西域诸国的贡使贸易十分频繁，从北魏立国始至迁都洛阳止，河西诸政权和西域诸国先后100多次遣使到平城（山西大同）朝贡。迁都洛阳之后，西域诸国及波斯、大秦等又先后遣使至洛阳，西域使者进贡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和奇物，如大马、名驼、珍宝，还有汗血马、象、牦牛、宝剑等。北魏则回赐“缯帛锦罽”。
北魏与西域诸族的贸易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和陇西的丝路沿线商业都市，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陇西等。凉州州治姑臧是北魏与西域诸国互通有无的互市镇。西域商贾把西方的珠宝、织物、服饰、乐器等带来交换，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突厥控制了漠北与西域后，大批西域胡商通过“朝贡”的形式与北周、北齐贸易。
除了商业贸易活动，粟特人因政治原因东来，通过陇右东去关中，西通河西、青海，南下蜀中，北达宁夏，他们在天水、陇西、兰州、河州、成州、西平、廓州等地形成聚落。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也形成了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凉州一带粟特人比较集中，不少粟特人還参与前凉、后凉的政治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大量中亚僧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内地，在洛阳、长安、凉州、敦煌翻译佛经，他们的译经活动推动了大小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化。此外，祆教随着粟特人的东来传入西域、河西走廊、内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逐渐本土化。粟特的音乐、舞蹈如胡旋舞、胡腾舞以及柘枝舞随着粟特人的东来也传入内地。
总之，3—6世纪，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因分裂的格局而停滞。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均有路线的开拓就是这一时期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的反映。
（选自《学习时报》2021年10月18日）
丝绸之路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东段有洛阳、长安、平城、邺城等多个起点，从每个起点出发行至凉州，形成了不同的路线。其中，陇右道是主干线。陇右道最大的变化是南道与北道间尚有中道，此道从长安至陇县，而后西行经陇关或大震关越陇山，西北经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平襄（甘肃至渭西）到金城（兰州），过黄河至河西走廊。丝路东段南道和北道仍利用最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丝绸之路要道的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形势动荡，但诸政权对河西通道的经营和治理没有中断，河西走廊干线变化不大，仍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除河西走廊的主干线之外，还有吐谷浑路、居延路和草原路。
丝绸之路中段即所谓西域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西交通和交流的发展，西域道继续被利用，但此时西域道从两汉时期的两道增加为三道或四道，多出了“北新道”和“新道”，即从敦煌至车师（今吐鲁番西交河城）的一条支线和从车师后王庭（新疆吉木萨尔县南山中）西行，经天山北麓诸王国的草原路，西入乌孙、康居等的路线。公元3世纪，一条新的东西交通线“北新道”开通。“北新道”从敦煌、玉门关沿天山北麓西行，经巴里坤、古城、吉木萨尔、玛纳斯到达伊犁。由于有了“北新道”，“北新道”西域至康居段路线比之前的北道更靠北，汉代“北道”便改称为“中道”。“中道”自敦煌、玉门关西行，经楼兰道与汉代北道汇合。“中道”的变化在于更多地利用了“新道”。“新道”是指从玉门关西北行至高昌、转西与“中道”在龟兹汇合，从而连接中道的支线。伊吾路自敦煌或晋昌（今瓜州县）经伊吾（哈密）至车师（吐鲁番西北），西行与西域北道或草原路连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地区是中国与南亚、西亚和东罗马交通的中转地。越葱岭西行的道路从汉代以来就分为两条。南道从于阗出发，越葱岭西行有三条路线进入中亚、南亚;北道经疏勒越葱岭出入西域，根据不同走向分别至南亚、西亚或西北行至拜占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间陆路交通几经盛衰起伏，但丝路交通仍继续发展。魏晋时，中原政权陆路交通的西部地区没有越过中亚。经过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北魏时期，中西交通出现了新局面。北魏通过与西域各国建交，才逐渐与南亚印度、西亚波斯和地处西亚东欧的拜占庭建立起陆上联系。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中国通过陆上丝路交通的西部世界，首先是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又由近而远，扩大到南亚、西亚和东欧。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上动荡纷纭，北方长期混乱，民族迁徙频繁，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依旧。
三国时期，来自中亚西域的商贾始终活跃于丝路沿线。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等地成为西域胡商的集散地。当时西域商贾一部分赴洛阳，直接与王室宫廷贸易;另一部分在敦煌销售货物后便西返。早在4世纪初，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已经通过西域道进入河西走廊，许多粟特人定居在河西走廊，从事商贸活动。尤其是“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粟特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把罗马、波斯、中亚、西域与中原的商业贸易串联起来。粟特商人以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从事中转贸易，商队携带金银、麻制品、毛毡等纺织品，前往洛阳、金城、敦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购入丝绸、麝香、樟脑等商品。
西晋、十六国时期西域胡商不仅活跃于北方丝绸之路沿线一带，承担河西至长安、洛阳的互市业务，而且逐渐向南方扩展。南朝时期的萧齐政权、萧梁政权与西域诸国政治交往密切，贡使往来频繁，也使得西域胡商往来于吴蜀之间。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河西走廊的敦煌作为丝路要道和进入中原地区的门户，是西域商贾进入河西走廊重要的集散地。凉州亦是河西走廊另一个重要的商贸中转地。粟特商人不仅活跃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金城等地，而且足迹远至南阳、邺城等地。粟特人主要向中国内地销售麻纺织品、毛毡、胡粉、胡椒等，在中国购买麝香、丝绸等物品。
北魏与西域的贸易主要采取贡使和互市两种形式。北魏与西域诸国的贡使贸易十分频繁，从北魏立国始至迁都洛阳止，河西诸政权和西域诸国先后100多次遣使到平城（山西大同）朝贡。迁都洛阳之后，西域诸国及波斯、大秦等又先后遣使至洛阳，西域使者进贡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和奇物，如大马、名驼、珍宝，还有汗血马、象、牦牛、宝剑等。北魏则回赐“缯帛锦罽”。
北魏与西域诸族的贸易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和陇西的丝路沿线商业都市，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陇西等。凉州州治姑臧是北魏与西域诸国互通有无的互市镇。西域商贾把西方的珠宝、织物、服饰、乐器等带来交换，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突厥控制了漠北与西域后，大批西域胡商通过“朝贡”的形式与北周、北齐贸易。
除了商业贸易活动，粟特人因政治原因东来，通过陇右东去关中，西通河西、青海，南下蜀中，北达宁夏，他们在天水、陇西、兰州、河州、成州、西平、廓州等地形成聚落。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也形成了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凉州一带粟特人比较集中，不少粟特人還参与前凉、后凉的政治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大量中亚僧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内地，在洛阳、长安、凉州、敦煌翻译佛经，他们的译经活动推动了大小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化。此外，祆教随着粟特人的东来传入西域、河西走廊、内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逐渐本土化。粟特的音乐、舞蹈如胡旋舞、胡腾舞以及柘枝舞随着粟特人的东来也传入内地。
总之，3—6世纪，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因分裂的格局而停滞。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均有路线的开拓就是这一时期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的反映。
（选自《学习时报》202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