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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和俄罗斯曾经同为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都曾长时间实行计划经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俄罗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渐进式改革。对此，学界、政界等社会各界都有过对两者转型路径与绩效的多方位评价，本文以人均国民收入的对比为切入点（2012年世界银行统计的中俄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5720美元和12700美元），重新审视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优劣，期望能对已有文献做一有益补充。
关键词：俄罗斯；国民收入；中俄经济转型
中俄原来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又都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对中俄转型进行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可谓丰硕。
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大致有以下几种研究思路：一，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最主流的观点是转型路径的比较研究，即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争论，激进式改革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为代表，渐进式改革以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为代表，许多经济学者从这个角度给出了他们的观点，一派赞成渐进式改革，比如林毅夫等（1993）、樊纲（1993，1994）、周冰（2001），一派力挺激进式改革，比如萨克斯（1996）、科尔奈（1980）；第二种思路着重研究中俄转型的起点，即转型的初始条件，认为转型起点的不同导致转型路径不同甚至转型的成败，比如刘鸿（2007），这种观点把人们将转型争论的焦点——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转移到转型开始前的初始条件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又认为转型起点的不同决定了转型的成败，未免过了，因为它忽略了转型过程的分析，带有一种宿命论的印记；第三种思路呼吁要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认为转型经济学自身要完成“转型”：遵循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例如王丹莉（2005）。实际上，这种观点没有真正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最终还是落入了“渐进式”阵营，因为渐进式改革派的主张正是遵循了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第四种思路着眼于中俄转型绩效的不同，提出国家能力在一国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比如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11）、黄秋菊等（2010）及周瑞明等（2009），这种观点对于纠正“华盛顿共识”产生的“市场万能论”有很好的帮助，重新强调了国家在转型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它不能回答：中俄同处于社会主义时期时，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转型，而是到了社会主义快要走不下去时才进行转型。其实，这种观点还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转型中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华盛顿共识”犯了忽视政府作用的错误，而这种观点犯了忽视市场作用的错误。
对于中俄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外学者大体是遵从上述几种思路展开，研究成果也是异常丰富，但是，系统地、整体地沿着转型起点、转型路径的选择以及转型绩效评估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常见，本文试着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中俄经济转型进行粗略阐述。
首先，关于转型起点，中俄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方面，恰恰是不同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俄后续转型路径及转型绩效的不同。相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一，两国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意识形态上都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二，两国在所有制关系上都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在分配制度上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三，两国在转型前夕，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结构都极不合理，三次产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不同的方面相对来说更多一些，主要有：一，工农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转型前夕，俄罗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农业方面，1985年，前苏联的农业劳动力只占总劳动人口的14%，工业劳动人口则占32%。中国则相反，1978年，農业人口占71%，工业人口占15%，高达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二，计划经济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相对而言，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弹性更大一点。三，前苏联全体公民都享受着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又与工作岗位直接挂钩，从而阻碍了企业间的人才流动。在中国，只有城市职工享有全面的保障，乡镇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民则没有。四，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经营时间更长，范围更广，问题暴漏的更多、更早，但是，苏联最后几届领导人却接连失去宝贵的机会，错过了改革的时间窗口，进而直接导致了后续转型路径与中国完全不同。五，转型前夕，前苏联政府与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慢慢丧失，而在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在人民心中还是有很高的威望。这一差异直接导致转型中中俄两国国家能力的巨大差别，进而两国走上了不同的转型路径。
其次，关于转型路径或转型模式，众所周知，中俄分别采取了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这里也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与共识最多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分成了两大阵营：赞成前者的渐进改革派和拥护后者的激进改革派。转型模式分析的逻辑起点无疑应该是转型模式选择由哪些因素决定。笼统地讲，转型模式或路径是由转型的初始条件以及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策略所决定的。下面，我们分别看中俄两国具体的转型路径及其与转型起点和策略的关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的执政依然稳如泰山，民众对政府总体上还是非常信任的，社会整体上处于稳定状态，转型就可以在一种平稳的环境下进行。再加上计划经济下遗留下来的超强的国家能力，政府可以把转型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在转型策略上，中国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具体而言，是从外围至核心，由易到难，逐步推进。首先，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在城市。为了给城市的改革创造条件，赢得机会，中国采取的方法是先打外围战，后攻坚，即以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后向城市推进。农村改革主要是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改革搞活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繁荣了农村经济，为城市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市场，促进了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自1984年，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在价格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直到90年代税收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的也是先易后难、由点到面的渐进策略。这些转型策略之所以能推行，也离不开以下两个初始条件的支持，一是中国当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都比较低，二是中国当时有非常多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得中国具有某种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 再看苏联（及以后的俄罗斯），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最后四届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不但对经济毫无帮助，还渐渐地把苏共执政的合法性给改没了，结果便是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是没有继承苏联过去强大的国家能力，共产党也丧失了执政地位，这直接导致政府丧失了对转型主导权的控制。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转型要想在最初几年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方面，从1992年1月起，俄罗斯开始实行“休克疗法”，即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紧缩银根，提高税收，实行“无赤字”的财政倾向政策，对国营和地方企业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以上措施同时启动，试图一步到位，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最后，对于转型绩效的评估，大体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来进行。这里有三个问题要考虑：首先，到底多短是短期，多长是长期呢，在本文中，我们把十年作為短期，把二十年至三十年作为长期，它们分别对应经济周期里的短周期和中周期；其次，关于转型起点的选择，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俄罗斯的转型起点定在1992年1月，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中国改革的起点是1978年12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第三，绩效评估的指标选择。本文中，短期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为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能表示经济的活力，通货膨胀率能概括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长期指标我们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具体来讲，该指数包括三个指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分别反映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
短期指标方面，2000以前，俄罗斯整体经济基本处于剧烈波动状态，仅有个别年份例外，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两个指标上可以说惨不忍睹，这也印证了本文前面所说，即政治体制剧烈变动进而打破社会稳定后想要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几乎不可能。对于中国，改革最初二十年经历了经济特区的设立、整个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行、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通货膨胀率的担忧几乎贯穿这二十年，直到金融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之后，这方面的担忧才慢慢消散。经济增长方面，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主要在于中国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如果把1978-2000的中国和1992-2000的俄罗斯相比，无疑是中国做得更出色。再来看2000至2012年的中俄比较：根据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3），在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方面，中俄的对比如下表格1和2：
俄罗斯好。总之，从短期指标来看，中国更加出色一些。
接着看长期指标，根据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各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表，俄罗斯排名第55位，比前一年上升了11位，HDI指数为0788，一年中增加了0006，中国排名第101位，与前一年持平，HDI指数为0699，一年中增加了001。从这里看出，中国比俄罗斯要落后。当然，这样的对比可能有失公允，因为这里没有考虑起点的状态，如果我们要更客观地比较中俄转型绩效，那最好是比较中俄在各自的转型期内对于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量，即HDI增量，比较遗憾，我没能找到这样的数据，只能寄希望将来的工作来完成。
最后要说明的是，虽然很多人对中俄转型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但是这不意味着中俄转型已经结束，相关得失可以盖棺论定，也不意味着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争论已见分晓，事实上，中俄目前依然走在各自的转型道路上，可以说，两国的任务都还很艰巨，让我们拭目以待。（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
关键词：俄罗斯；国民收入；中俄经济转型
中俄原来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又都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对中俄转型进行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可谓丰硕。
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大致有以下几种研究思路：一，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最主流的观点是转型路径的比较研究，即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争论，激进式改革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为代表，渐进式改革以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为代表，许多经济学者从这个角度给出了他们的观点，一派赞成渐进式改革，比如林毅夫等（1993）、樊纲（1993，1994）、周冰（2001），一派力挺激进式改革，比如萨克斯（1996）、科尔奈（1980）；第二种思路着重研究中俄转型的起点，即转型的初始条件，认为转型起点的不同导致转型路径不同甚至转型的成败，比如刘鸿（2007），这种观点把人们将转型争论的焦点——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转移到转型开始前的初始条件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又认为转型起点的不同决定了转型的成败，未免过了，因为它忽略了转型过程的分析，带有一种宿命论的印记；第三种思路呼吁要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认为转型经济学自身要完成“转型”：遵循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例如王丹莉（2005）。实际上，这种观点没有真正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最终还是落入了“渐进式”阵营，因为渐进式改革派的主张正是遵循了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第四种思路着眼于中俄转型绩效的不同，提出国家能力在一国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比如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11）、黄秋菊等（2010）及周瑞明等（2009），这种观点对于纠正“华盛顿共识”产生的“市场万能论”有很好的帮助，重新强调了国家在转型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它不能回答：中俄同处于社会主义时期时，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转型，而是到了社会主义快要走不下去时才进行转型。其实，这种观点还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转型中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华盛顿共识”犯了忽视政府作用的错误，而这种观点犯了忽视市场作用的错误。
对于中俄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外学者大体是遵从上述几种思路展开，研究成果也是异常丰富，但是，系统地、整体地沿着转型起点、转型路径的选择以及转型绩效评估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常见，本文试着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中俄经济转型进行粗略阐述。
首先，关于转型起点，中俄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方面，恰恰是不同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俄后续转型路径及转型绩效的不同。相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一，两国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意识形态上都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二，两国在所有制关系上都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在分配制度上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三，两国在转型前夕，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结构都极不合理，三次产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不同的方面相对来说更多一些，主要有：一，工农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转型前夕，俄罗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农业方面，1985年，前苏联的农业劳动力只占总劳动人口的14%，工业劳动人口则占32%。中国则相反，1978年，農业人口占71%，工业人口占15%，高达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二，计划经济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相对而言，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弹性更大一点。三，前苏联全体公民都享受着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又与工作岗位直接挂钩，从而阻碍了企业间的人才流动。在中国，只有城市职工享有全面的保障，乡镇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民则没有。四，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经营时间更长，范围更广，问题暴漏的更多、更早，但是，苏联最后几届领导人却接连失去宝贵的机会，错过了改革的时间窗口，进而直接导致了后续转型路径与中国完全不同。五，转型前夕，前苏联政府与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慢慢丧失，而在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在人民心中还是有很高的威望。这一差异直接导致转型中中俄两国国家能力的巨大差别，进而两国走上了不同的转型路径。
其次，关于转型路径或转型模式，众所周知，中俄分别采取了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这里也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与共识最多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分成了两大阵营：赞成前者的渐进改革派和拥护后者的激进改革派。转型模式分析的逻辑起点无疑应该是转型模式选择由哪些因素决定。笼统地讲，转型模式或路径是由转型的初始条件以及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策略所决定的。下面，我们分别看中俄两国具体的转型路径及其与转型起点和策略的关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的执政依然稳如泰山，民众对政府总体上还是非常信任的，社会整体上处于稳定状态，转型就可以在一种平稳的环境下进行。再加上计划经济下遗留下来的超强的国家能力，政府可以把转型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在转型策略上，中国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具体而言，是从外围至核心，由易到难，逐步推进。首先，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在城市。为了给城市的改革创造条件，赢得机会，中国采取的方法是先打外围战，后攻坚，即以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后向城市推进。农村改革主要是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改革搞活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繁荣了农村经济，为城市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市场，促进了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自1984年，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在价格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直到90年代税收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的也是先易后难、由点到面的渐进策略。这些转型策略之所以能推行，也离不开以下两个初始条件的支持，一是中国当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都比较低，二是中国当时有非常多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得中国具有某种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 再看苏联（及以后的俄罗斯），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最后四届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不但对经济毫无帮助，还渐渐地把苏共执政的合法性给改没了，结果便是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是没有继承苏联过去强大的国家能力，共产党也丧失了执政地位，这直接导致政府丧失了对转型主导权的控制。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转型要想在最初几年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方面，从1992年1月起，俄罗斯开始实行“休克疗法”，即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紧缩银根，提高税收，实行“无赤字”的财政倾向政策，对国营和地方企业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以上措施同时启动，试图一步到位，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最后，对于转型绩效的评估，大体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来进行。这里有三个问题要考虑：首先，到底多短是短期，多长是长期呢，在本文中，我们把十年作為短期，把二十年至三十年作为长期，它们分别对应经济周期里的短周期和中周期；其次，关于转型起点的选择，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俄罗斯的转型起点定在1992年1月，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中国改革的起点是1978年12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第三，绩效评估的指标选择。本文中，短期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为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能表示经济的活力，通货膨胀率能概括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长期指标我们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具体来讲，该指数包括三个指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分别反映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
短期指标方面，2000以前，俄罗斯整体经济基本处于剧烈波动状态，仅有个别年份例外，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两个指标上可以说惨不忍睹，这也印证了本文前面所说，即政治体制剧烈变动进而打破社会稳定后想要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几乎不可能。对于中国，改革最初二十年经历了经济特区的设立、整个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行、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通货膨胀率的担忧几乎贯穿这二十年，直到金融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之后，这方面的担忧才慢慢消散。经济增长方面，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主要在于中国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如果把1978-2000的中国和1992-2000的俄罗斯相比，无疑是中国做得更出色。再来看2000至2012年的中俄比较：根据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3），在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方面，中俄的对比如下表格1和2：
俄罗斯好。总之，从短期指标来看，中国更加出色一些。
接着看长期指标，根据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各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表，俄罗斯排名第55位，比前一年上升了11位，HDI指数为0788，一年中增加了0006，中国排名第101位，与前一年持平，HDI指数为0699，一年中增加了001。从这里看出，中国比俄罗斯要落后。当然，这样的对比可能有失公允，因为这里没有考虑起点的状态，如果我们要更客观地比较中俄转型绩效，那最好是比较中俄在各自的转型期内对于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量，即HDI增量，比较遗憾，我没能找到这样的数据，只能寄希望将来的工作来完成。
最后要说明的是，虽然很多人对中俄转型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但是这不意味着中俄转型已经结束，相关得失可以盖棺论定，也不意味着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争论已见分晓，事实上，中俄目前依然走在各自的转型道路上，可以说，两国的任务都还很艰巨，让我们拭目以待。（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