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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许多关节点，例如求学、就职、婚姻等等，在这些关节点上有时会受到他人施加的重大影响。李华兴教授就是曾经对我有过这样影响的人，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尤其是在他谢世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真切了！
李华兴老师原籍湖北武汉，1933年2月3日生于上海，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他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系任教，并师从蔡尚思教授攻读在职研究生，以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李老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于“民主在近代中国”和“民国教育史”专题钻研尤深！1986年9月，他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常务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直至1994年，1997年初退休。
知遇之恩
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是在1992年的三四月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四年本科即将毕业。那时读大学是包分配的，有一天指导员张济顺老师通知我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应聘试一试。我遂于次日骑自行车从复旦出发，横穿整个市区来到西南隅的田林路。当时的历史所处于“流离”之中，暂居田林路2号三楼，即联华超市的上面。李华兴老师是常务副所长，他在所长室接待了我。初见之下，李老师身材笔直，暗黄的脸庞刻上了岁月的印痕。他显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年轻，因为在前一天的电话预约中，他的声音不太像一个近60岁的人。李老师很客气地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我则递上了应聘材料。首次谈话很简短，随后我便回校等消息。大概一个星期以后，从指导员那里得知：历史所已决定录用我了。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我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成为历史所的一员——如今即便是海归博士也未必能如愿，大概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我向李老师坦陈了自己的背景，即我自幼就喜欢历史，并立志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其二，我在本科阶段发表过几篇文章，虽然稚嫩，但还算是笔头比较勤快的学生之列。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的社会受商业大潮猛烈冲击，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成了暂时被遗忘的“角落”，由于收入低，少人问津，以致不才的我或许就成了“不选之选”。无论李华兴老师当时究竟是如何考虑的，但显然正是他的决断，使我有机会沿着历史学的道路继续前行，去实现幼时的理想。我得说，自己的确非常幸运，此后的二十余年中，我在历史所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从23岁到45岁，不仅对我，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同年8月某日，我到历史所正式报到。当日，李华兴老师即召集我和另两位新人——马学强、甘慧杰谈话，记得在座的还有当时负责人事的李志武老师。李华兴老师的讲话，我今天仍然记得很清楚，他说：“历史所是很自由的，因而是个培养人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个耽误人的地方。科研人员不必坐班，会有许多自我支配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所里不会来干涉你在单位以外的时间，除非你犯了事，公安局、派出所找上门来。总的来说，到底走哪条路，关键看你自己的选择。”他最后的一句话，我一直印象至深，他说：“想要升官发财，不要来历史所，想好好做学问，这里是正当其地。”
言传身教
按照历史所当时的制度，新进人员必须先到行政部门服务一年，于是我被分配到学术秘书室担任秘书，主要负责撰写和发行《历史所简报》。学秘室正巧在所长室隔壁，所以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李老师有了较多的接触，再加我家和他家相对较近，所以常常充当他的信使。这一时期，李华兴老师给我留下了以下几方面的印象：其一，他工作非常繁忙，星期二和星期五一大早就来所主持各种会议，常常要开至中午12点乃至1点，有时还嘱我到街上买一些包子给他充饥。其二，他的身体不怎么好，血压收缩压经常达到200mmHg，以致屡屡感叹“伤脑筋”，而且胃、胆、眼睛也动过手术。其三，李老师爱好文艺，在全院举办的多次合唱比赛中，他都担当了历史所的指挥，动作中规中矩，令人叹服。其四，他对年轻同仁特别关心，当时有不少青年学者生活局促，有的甚至不得不寄居所内一角。我曾亲眼看到李老师为周武等人的住房问题写过呼吁信，并嘱我送至院内的有关部门，后来这些人也都有了安身之所。由于见面较多，李老师对我也时常有所指点。在学术上，他鼓励我要放宽视野，不要局限在一个专题、一个领域；要甘心坐冷板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他曾向我预言，当前学术界待遇较低的状况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变。
有一次，李老师让我负责校对他的一篇论文，我校了三次，自以为不会再有什么纰漏，就交差了。但第二天，李老师微笑着对我说，“小马，我回去看了，里面还是有四个错字你没看出来，再改一改吧。”他并没有多少责备的意思，但我却很是汗颜，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更为仔细。不久，李老师又让我校对一份本所与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的合作协议书，我知道事关重大，便格外小心，总算没有再出问题。我得说，今天我和许多人相比，在文字上还算比较严谨的话，那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呵护学脉
李老师主政的八年，正逢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最猖獗的年代，也是历史学科的瓶颈期，作为一所之长，面对经费短缺、人才流失、人心思动的状况，其措置之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老师上调下护，引领着历史所共度时艰，并竭力呵护全所的学脉。这一时期，历史所同人仍然贡献出不少优秀之作，我记得的就有唐振常的《上海史》、汤志钧的《乘桴新获》、沈以行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王守稼的《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刘修明的《从崩溃到中兴》、周永祥的《瞿秋白年谱新编》、杨善群的《孙子评传》、罗义俊的《汉武帝评传》、罗苏文的《石库门：寻常人家》，等等。据我猜想，李老师所长任内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也许是1993年春夏间的“精兵简政”。按照市里的指示，当年社科院要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转岗或下岗。换言之，历史所必须有十几个人离开。此事当然非同小可，处理不当可能还会引起不小的纠纷！但李老师在刘运承、熊月之老师及整个领导班子的协助下，对各方面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反复斟酌、调配，力争将消极因素降至最低点，最后终于顺利、平稳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当然，此事能圆满解决，还与历史所特有的人际氛围有关，那是看不到，摸不着，道不明，但每一个人却又能切实感知的东西，是历史所多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我想应该是公正、敬畏、内敛、与人为善、顾全大局…… 评聘职称，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学术界一个敏感的问题。作为行政主管，李老师是非常重视的。记得在1993年，所里的罗义俊老师和杨善群老师都具有了竞聘正研究员的资格，且两人的学术素养和成果难分伯仲，但现实的问题是当年的名额却只有一个。我曾亲眼看见，李老师特地请杨善群老师到所长室单独谈话，谈话之后，杨便默默地退出了竞聘。当年，罗义俊评上了研究员，次年杨善群也顺利评上了研究员。我虽然不知内中的详情，但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确有统筹之功，从而避免了“撞车”。
说到评职称，记得刚入所时，李华兴老师有一次曾对我这样说：“小马，我替你算了算，只要你好好努力，14年后你也能当上研究员。”当14年以后，即2006年我真的被评上研究员时，我曾打电话给他，重述了他当年的讲话，他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几天以后，他出席了我为各位老师举办的答谢晚宴，那天他显得特别快慰。
时间进入了1994年，李老师即将从常务副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满含笑容地向大家表示“自己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想来，这句话颇有寓意，一是表示自己不贪恋权位，要尽好最后的责任，二是对历史所的未来充满期望。李老师退休后，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逢碰头，他总要询问我的学术和生活状况，有时也会向我问问叶斌和甘慧杰的近况。我有了新著，就会趁此奉赠一本请他指正。前年，我听说他动了大手术，曾上门探访。他很愉快地接待了我，我发现他身体康复得不错，但记忆力已大不如前，谈到一些同事时，他只能记得住姓，却怎么也想不起名，需要提醒才能回想起来。据说，这是手术时出血过多影响脑部所致。稍后，叶斌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归来，我曾和叶约定要共同前往拜访李老师，但因故一拖再拖。最后，出乎意料的是，竟在所里听闻了他的噩耗——2011年3月13日，李华兴老师在寓所的楼梯意外跌倒，因脑部受重创而离世！
前一段时间，李老师的家人将其生前的许多书籍捐赠给本所资料室，工作人员运来以后暂时放在了资料室的走廊里，准备整理以后上架。我目睹这些书不禁感慨良多，人去书留，难道李老师留给历史所的全部遗产就是这些吗？当然不是！正是他第一个向我灌输了“十年磨一剑”的思想，今天我能够一个条目、一个条目地潜心编纂有关海外汉学的大目录，并立志用20年的时间加以完成，追根溯源显然有着来自他的影响。随着阅历的增加，今天我愈来愈深信，真正的学术是“出世”的，岂能为俗世的名利所左右；真正的学者不是让学术来为自己的人生服务，而是奉献自己的人生来去为学术服务！
我想，受过李华兴老师影响的后辈绝不仅仅是我一个，如果他的教诲能使许多人的学术人生受益，那么他就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活在我们中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李华兴老师原籍湖北武汉，1933年2月3日生于上海，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他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系任教，并师从蔡尚思教授攻读在职研究生，以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李老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于“民主在近代中国”和“民国教育史”专题钻研尤深！1986年9月，他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常务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直至1994年，1997年初退休。
知遇之恩
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是在1992年的三四月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四年本科即将毕业。那时读大学是包分配的，有一天指导员张济顺老师通知我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应聘试一试。我遂于次日骑自行车从复旦出发，横穿整个市区来到西南隅的田林路。当时的历史所处于“流离”之中，暂居田林路2号三楼，即联华超市的上面。李华兴老师是常务副所长，他在所长室接待了我。初见之下，李老师身材笔直，暗黄的脸庞刻上了岁月的印痕。他显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年轻，因为在前一天的电话预约中，他的声音不太像一个近60岁的人。李老师很客气地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我则递上了应聘材料。首次谈话很简短，随后我便回校等消息。大概一个星期以后，从指导员那里得知：历史所已决定录用我了。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我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成为历史所的一员——如今即便是海归博士也未必能如愿，大概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我向李老师坦陈了自己的背景，即我自幼就喜欢历史，并立志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其二，我在本科阶段发表过几篇文章，虽然稚嫩，但还算是笔头比较勤快的学生之列。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的社会受商业大潮猛烈冲击，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成了暂时被遗忘的“角落”，由于收入低，少人问津，以致不才的我或许就成了“不选之选”。无论李华兴老师当时究竟是如何考虑的，但显然正是他的决断，使我有机会沿着历史学的道路继续前行，去实现幼时的理想。我得说，自己的确非常幸运，此后的二十余年中，我在历史所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从23岁到45岁，不仅对我，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同年8月某日，我到历史所正式报到。当日，李华兴老师即召集我和另两位新人——马学强、甘慧杰谈话，记得在座的还有当时负责人事的李志武老师。李华兴老师的讲话，我今天仍然记得很清楚，他说：“历史所是很自由的，因而是个培养人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个耽误人的地方。科研人员不必坐班，会有许多自我支配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所里不会来干涉你在单位以外的时间，除非你犯了事，公安局、派出所找上门来。总的来说，到底走哪条路，关键看你自己的选择。”他最后的一句话，我一直印象至深，他说：“想要升官发财，不要来历史所，想好好做学问，这里是正当其地。”
言传身教
按照历史所当时的制度，新进人员必须先到行政部门服务一年，于是我被分配到学术秘书室担任秘书，主要负责撰写和发行《历史所简报》。学秘室正巧在所长室隔壁，所以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李老师有了较多的接触，再加我家和他家相对较近，所以常常充当他的信使。这一时期，李华兴老师给我留下了以下几方面的印象：其一，他工作非常繁忙，星期二和星期五一大早就来所主持各种会议，常常要开至中午12点乃至1点，有时还嘱我到街上买一些包子给他充饥。其二，他的身体不怎么好，血压收缩压经常达到200mmHg，以致屡屡感叹“伤脑筋”，而且胃、胆、眼睛也动过手术。其三，李老师爱好文艺，在全院举办的多次合唱比赛中，他都担当了历史所的指挥，动作中规中矩，令人叹服。其四，他对年轻同仁特别关心，当时有不少青年学者生活局促，有的甚至不得不寄居所内一角。我曾亲眼看到李老师为周武等人的住房问题写过呼吁信，并嘱我送至院内的有关部门，后来这些人也都有了安身之所。由于见面较多，李老师对我也时常有所指点。在学术上，他鼓励我要放宽视野，不要局限在一个专题、一个领域；要甘心坐冷板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他曾向我预言，当前学术界待遇较低的状况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变。
有一次，李老师让我负责校对他的一篇论文，我校了三次，自以为不会再有什么纰漏，就交差了。但第二天，李老师微笑着对我说，“小马，我回去看了，里面还是有四个错字你没看出来，再改一改吧。”他并没有多少责备的意思，但我却很是汗颜，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更为仔细。不久，李老师又让我校对一份本所与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的合作协议书，我知道事关重大，便格外小心，总算没有再出问题。我得说，今天我和许多人相比，在文字上还算比较严谨的话，那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呵护学脉
李老师主政的八年，正逢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最猖獗的年代，也是历史学科的瓶颈期，作为一所之长，面对经费短缺、人才流失、人心思动的状况，其措置之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老师上调下护，引领着历史所共度时艰，并竭力呵护全所的学脉。这一时期，历史所同人仍然贡献出不少优秀之作，我记得的就有唐振常的《上海史》、汤志钧的《乘桴新获》、沈以行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王守稼的《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刘修明的《从崩溃到中兴》、周永祥的《瞿秋白年谱新编》、杨善群的《孙子评传》、罗义俊的《汉武帝评传》、罗苏文的《石库门：寻常人家》，等等。据我猜想，李老师所长任内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也许是1993年春夏间的“精兵简政”。按照市里的指示，当年社科院要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转岗或下岗。换言之，历史所必须有十几个人离开。此事当然非同小可，处理不当可能还会引起不小的纠纷！但李老师在刘运承、熊月之老师及整个领导班子的协助下，对各方面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反复斟酌、调配，力争将消极因素降至最低点，最后终于顺利、平稳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当然，此事能圆满解决，还与历史所特有的人际氛围有关，那是看不到，摸不着，道不明，但每一个人却又能切实感知的东西，是历史所多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我想应该是公正、敬畏、内敛、与人为善、顾全大局…… 评聘职称，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学术界一个敏感的问题。作为行政主管，李老师是非常重视的。记得在1993年，所里的罗义俊老师和杨善群老师都具有了竞聘正研究员的资格，且两人的学术素养和成果难分伯仲，但现实的问题是当年的名额却只有一个。我曾亲眼看见，李老师特地请杨善群老师到所长室单独谈话，谈话之后，杨便默默地退出了竞聘。当年，罗义俊评上了研究员，次年杨善群也顺利评上了研究员。我虽然不知内中的详情，但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确有统筹之功，从而避免了“撞车”。
说到评职称，记得刚入所时，李华兴老师有一次曾对我这样说：“小马，我替你算了算，只要你好好努力，14年后你也能当上研究员。”当14年以后，即2006年我真的被评上研究员时，我曾打电话给他，重述了他当年的讲话，他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几天以后，他出席了我为各位老师举办的答谢晚宴，那天他显得特别快慰。
时间进入了1994年，李老师即将从常务副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满含笑容地向大家表示“自己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想来，这句话颇有寓意，一是表示自己不贪恋权位，要尽好最后的责任，二是对历史所的未来充满期望。李老师退休后，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逢碰头，他总要询问我的学术和生活状况，有时也会向我问问叶斌和甘慧杰的近况。我有了新著，就会趁此奉赠一本请他指正。前年，我听说他动了大手术，曾上门探访。他很愉快地接待了我，我发现他身体康复得不错，但记忆力已大不如前，谈到一些同事时，他只能记得住姓，却怎么也想不起名，需要提醒才能回想起来。据说，这是手术时出血过多影响脑部所致。稍后，叶斌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归来，我曾和叶约定要共同前往拜访李老师，但因故一拖再拖。最后，出乎意料的是，竟在所里听闻了他的噩耗——2011年3月13日，李华兴老师在寓所的楼梯意外跌倒，因脑部受重创而离世！
前一段时间，李老师的家人将其生前的许多书籍捐赠给本所资料室，工作人员运来以后暂时放在了资料室的走廊里，准备整理以后上架。我目睹这些书不禁感慨良多，人去书留，难道李老师留给历史所的全部遗产就是这些吗？当然不是！正是他第一个向我灌输了“十年磨一剑”的思想，今天我能够一个条目、一个条目地潜心编纂有关海外汉学的大目录，并立志用20年的时间加以完成，追根溯源显然有着来自他的影响。随着阅历的增加，今天我愈来愈深信，真正的学术是“出世”的，岂能为俗世的名利所左右；真正的学者不是让学术来为自己的人生服务，而是奉献自己的人生来去为学术服务！
我想，受过李华兴老师影响的后辈绝不仅仅是我一个，如果他的教诲能使许多人的学术人生受益，那么他就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活在我们中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