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进入隔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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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迈克尔·皮奇(Michael Pietsch)当上出版公司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的编辑后,头一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2001年,他被任命为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的出版人,第一次坐进了角落办公室(处于公司最佳位置的高级办公室)。
  11年后,他成为利特尔&布朗母公司阿谢特图书集团(Hachette Book Group)的首席执行官,搬进了一间更大的角落办公室—这里有宽敞的起居空间。
  虽然如今皮奇还经营着阿谢特图书集团,但从今年10月开始,他却在一间仅有4平方米大的隔间里工作起来。房间里只点缀着几张家庭照片,这与公司位于曼哈顿新总部的其余519间小隔间没什么区别。
  “我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带窗的隔间办公室。”皮奇近期带来访者参观公司的新面貌时说。
  开放式办公室的设计理念最初始于1950年代的德国,随后便风靡全球,从技术创业公司到广告机构再到建筑公司,甚至连政府部门都对其青睐有加。如今它也抵达了前所未及的新行业:图书出版业。
  极少有产业像图书出版那样与这一理念格格不入。图书的收购、编辑和出版无不需要私密时刻,让人得以静心思考。此外与经纪人进行敏感话题洽谈、笼络潜在作家,以及仔细研读手稿等都需要私密的环境。
  除这些实际考虑,还有氛围因素。典型的编辑办公往往堆满书籍,有一两个舒适座椅可供阅读,也许还铺有一块东方风情的地毯。图书编辑的生活通常天马行空,不断上升的开支是为了迎合办公室不断扩张的需求。
  但随着亚马逊等电子图书不断挤压利润,出版商正面临严酷现实,就连私人办公室都变成一种奢侈,令人消费不起。几年前,隔间办公室的风潮开始从伦敦兴起,当地理想社区黄金地段的办公费用甚至比曼哈顿还要高。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U.K.)与英国利特尔&布朗出版社都在近期引入了开放式办公的概念。
  今年,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搬到曼哈顿一处大型开放式空间(执行主编及该级别以上人员仍拥有私人办公室,但是他们多数都无奈地割舍了带窗的办公室)。阿谢特是首个全部抛弃私人办公室的大型美国出版社。
  皮奇说:“想想未来,赚钱会越来越容易还是越来越难呢?我认为会越来越难。我们得想办法攒点钱,同时还要有间不错的办公室。”
  作为阿谢特的首席执行官,皮奇肩负着与亚马逊协商的重任。若他需要同某位高管展开一场艰难的谈话,他会使用专门为高管准备的会议室,或任何一间专供私人谈话的小房间。
  当他需要处理稿件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皮奇说:“还是老样子—我会趁晚上和周末在家的时候改稿子。”


  皮奇编辑了唐娜·塔特(Donna Tartt)长达775页、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金翅雀》(The Goldfinch),他现在正在修改由彼得·格罗尼克(Peter Guralnick)为“太阳工作室”(Sun Studios)创始人山姆·菲利普斯(Sam Phillips)撰写的传记,文章长达1000页。
  如果说开放式办公室这一决定最初是出于经济的考虑,皮奇看起来对原先的私人办公室也没有太多留恋。他说:“我讨厌那个角落办公室,它简直完全与世隔 绝。”
  皮奇在两年前得知阿谢特之前的房东想在租期满时提高租金,于是他做出了搬家的决定,但他们不能离开曼哈顿。皮奇还是想离那些跟他和编辑们做生意的各类文学经纪人近一些,也想离那些他们赖以生存、靠其进行图书出版的媒体近一些。
  他原本的计划是搬到小一点的区域,仅削减私人办公室数量即可。
  但是经过多方探访,皮奇还是被开放式办公区域的理念吸引了。
  他说:“我去看过那些地方,那种集体工作产生的活跃、热闹的感觉真的令人感到振奋。”
  皮奇认为,让高管与公司员工一起工作会让公司受益匪浅。而且,如果人人都能有一间小隔间的话,也避免了同事之间矛盾的产生。
  但员工却不像皮奇那么激动,至少最初并非如此。
  他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虽然美国工作场合中的高墙正被逐步瓦解,近期一些研究表明,隔间工作的效率和幸福感并未因此而有所提升。
  千篇一律的隔间办公室让那些自认为是特殊文字工作者的编辑深恶痛绝,他们不愿成为商务人士。
  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社社长兼出版商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极力反对开放式办公室,他认为:“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文字世界,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血汗工厂。”
  里根·亚瑟(Reagan Arthur)在Twitter上记录了自己最初几天的隔间生活:“起初我对这种想法并不感冒,直到有一天参观了一家建筑公司的开放式空间设计,观念才有所转变。
  她说:“我走的时候在想,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期末复习时的大学图书馆。大家都在自己的小阅读室里各得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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