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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我国有着保护与利用档案的传统，但是在历史上由于特定社会背景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中国档案也曾多次蒙受劫难，留下令人心痛的记录。现辑述几例，以证中国档案之殇。
一、秦始皇下令焚烧“六国”档案典籍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在剪灭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之后，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并始称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为了巩固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不惜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焚书坑儒”的残暴政策。实际上，当时所焚之“书”，多数是已经灭亡的“六国”遗存并流落民间的档案典籍。
秦灭“六国”之后，被兼并的各诸侯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还保留着原有的制度，那些记载着相关诸侯国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档案的书籍依然在民间收藏，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都详细记载着秦国对其攻伐的史实，其中不乏对秦国的指斥和讥讽。秦朝统治者认为，这些档案典籍如果继续保存并流传下去，对秦王朝巩固专制主义统治必将产生巨大的潜在压力，很可能引发被灭诸侯国区域的人民的怀旧念故，进而群起反抗秦政，给本来就政权不稳的秦王朝造成安全隐患和威胁。在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秦始皇按照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下令全国：“烧灭经书，涤除旧典”。此令一下，除了秦朝史官和博士所收藏的秦国（朝）档案典籍外，其他收藏于民间的原“六国”档案典籍一律烧毁，这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非秦记皆烧之”。尽管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维护秦政，巩固统一，但是如此大肆焚烧档案典籍，却给中国档案典籍的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晚清时期外国侵略者对中国档案典籍的肆意劫掠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升级，中国半殖民化进程逐步加快，外国侵略者不仅疯狂掠夺中国的物质财富，而且对中国的文化财富垂涎三尺，巧取豪夺，其中难以数计的中国珍贵的档案典籍被外国侵略者劫掠而去，中国档案典籍蒙受了巨大损失。
清朝末年，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档案文献范围很广，从殷商甲骨、汉代竹简、唐代经卷到近代清朝各机关衙门的档案，从原始调查资料、统计图表到各种技术图纸等等，无所不劫，一时掠走不了，便丧心病狂地予以焚毁。如1900年（清光绪25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侵略者仅在京城（今北京）一地，就捣毁清政府多个中央级机关，其中档案文献也未能幸免。据光绪年间续编的清代编年体史料《东华录》一书记载，“京师迭遭兵燹，各衙门文卷册籍荡然无存。”
晚清时期，外国侵略者除了在侵略战争中直接劫掠中国档案典籍外，还借传教、考察、探险、考古之名，骗取中国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物。如1903年（清光绪28年）美国长老会驻山东青州传教士合伙从当地搜罗和窃取的大批殷商甲骨档案，给我国对此类档案的保存以及殷商史研究造成很大损失。而英国号称“学者”的斯坦因，则是清末从中国骗取档案典籍最多的外国人之一。他以“考察”为名，多次潜入我国新疆、甘肃等地，在文物古迹集中的地方，以欺骗、利诱等手段，将中国大量的珍贵文物和档案据为己有。斯坦因把他在甘肃敦煌莫高窟骗取和盗走的珍贵档案文献整整装了29个大箱子，搬运了七夜之久，共掠走完整无缺的经卷典籍3000余卷，还有文件和文献残片7000余件，其中大部分是用汉文、梵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书写的为世间所罕见的写本佛经。斯坦因堪称是外国侵略者到中国敦煌“盗宝”第一人，他也是在敦煌“盗宝”最多的一个外国人。此外，斯坦因还从中国搜掠走不少西藏地方文书。斯坦因把他在中国盗取的大量珍贵档案、文物都运往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据称，英国人整理、修复斯坦因运回英国的中国档案文献材料，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才完成编目工作。可见，外国侵略者之贪婪，以及在中国“盗宝”之猖狂。晚清和民国时期百余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档案的劫掠和摧毁，使中国档案蒙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三、袁世凯两次下令烧毁档案
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掩饰其劣迹恶行，竟也像秦始皇那样，通过烧毁档案的方式来销毁罪证。袁世凯在他统治四年多的时间里（1912—1916年），曾经先后两次下令烧毁档案，尤其是有关他复辟帝制的档案。
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凭借其军阀势力，推进恢复帝制。为了达到尽快当皇帝的目的，他一方面指使各省区的心腹爪牙上“推戴书”，一方面鼓动御用文人写吹捧帝制的文章，为谋取皇帝宝座创造条件。而这些应景的“推戴书”和鼓吹性文章，无疑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证据，也是很重要的档案。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为了掩盖自己复辟帝制的丑行，不给人留口实，他下令烧毁相关档案材料，仅1916年3月29日一天，就烧毁涉及复辟帝制的档案840余件。然而，倒行逆施的罪证，是用“火”销毁不了的。但他对罪证“一烧了之”的拙劣做法，却使大量的档案资料从世间消失，无疑给民国初年相关档案资料的留存造成重大损失。至于当时各地方军阀对档案的破坏，也是难以尽述的。
四、北洋军阀政府变卖档案“八千麻袋”
清末民初，时局变乱，中国档案存放和管理也已陷入混乱。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由于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库藏大部分档案只得迁出，交由学部管理，临时放置国子监和学部大堂等两处。谁能想到，这竟为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大肆变卖档案埋下了伏笔。
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将此前清政府转移、存放在原国子监和学部大堂的大批档案又迁至午门门洞中。1916年，又转移至端门门洞中存放，其中一些较为完整的档案被挑选出来，放置于午门门楼上。在这几次转移中，档案损失不少。昏聩、暴戾的北洋军阀政府官僚不仅不注意这些珍贵档案的保护，反而把这些前清档案视为“累赘”。到了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经费困难，官僚们便打起了这批档案的主意，决定变卖这些档案，以补充教育经费。于是，他们找来民工，将放置在端门门洞里的重约15万斤的档案装了8000余麻袋，并以银元4000元的价钱卖给了位于北京西单的同懋增纸店。按此价算起来，每麻袋档案仅仅卖了“半块银元”。显然是以“废纸”的价格卖给纸店的。这家纸店收购了这些“废纸”后，脱去了麻袋，将“废纸”浸入水中，然后用芦席捆裹成包，用马车分送到定兴、唐山，作重新造纸的原料。同时，这家纸店还以“废纸”价，零散转卖了不少档案。这一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变卖大批前清档案的事件，在中国档案史上被称为“八千麻袋事件”。而这一用“废纸”价野蛮变卖国家珍贵档案的“奇闻”（当然也是丑闻）在当时被公开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对这种为图一时之利，肆意破坏“国宝档案”的卑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八千麻袋事件”堪称是中国档案史上的“奇耻大辱”，它给中国档案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再次印证了“国乱，则档案危”的道理。
五、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档案的劫掠与破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破坏是全方位的，中国档案自然未能幸免。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其侵占的中国东北建立了以“满洲”为名义的傀儡政权。为了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档案文献，他们进行了拉网式搜掠，并将搜掠来的档案大部分存放在沈阳原张作霖的大帅府的12个库房里，其他档案则存放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室里。由于库房、棚室潮湿，保护条件很差，很多档案书卷发霉粘结成“砖块”，尤其是清朝初年用满文、蒙文书写的档案损失更为严重，这是中国档案蒙受的又一次蹂躏。
如此“档案之殇”，让我们感到无比痛惜，当然也让我们愤慨于心。这些惨痛的事实，警醒我们：不忘耻辱和教训，要更加珍视档案、保护档案，让档案完好无损，让中国档案事业永续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新闻中心
一、秦始皇下令焚烧“六国”档案典籍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在剪灭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之后，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并始称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为了巩固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不惜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焚书坑儒”的残暴政策。实际上，当时所焚之“书”，多数是已经灭亡的“六国”遗存并流落民间的档案典籍。
秦灭“六国”之后，被兼并的各诸侯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还保留着原有的制度，那些记载着相关诸侯国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档案的书籍依然在民间收藏，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都详细记载着秦国对其攻伐的史实，其中不乏对秦国的指斥和讥讽。秦朝统治者认为，这些档案典籍如果继续保存并流传下去，对秦王朝巩固专制主义统治必将产生巨大的潜在压力，很可能引发被灭诸侯国区域的人民的怀旧念故，进而群起反抗秦政，给本来就政权不稳的秦王朝造成安全隐患和威胁。在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秦始皇按照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下令全国：“烧灭经书，涤除旧典”。此令一下，除了秦朝史官和博士所收藏的秦国（朝）档案典籍外，其他收藏于民间的原“六国”档案典籍一律烧毁，这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非秦记皆烧之”。尽管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维护秦政，巩固统一，但是如此大肆焚烧档案典籍，却给中国档案典籍的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晚清时期外国侵略者对中国档案典籍的肆意劫掠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升级，中国半殖民化进程逐步加快，外国侵略者不仅疯狂掠夺中国的物质财富，而且对中国的文化财富垂涎三尺，巧取豪夺，其中难以数计的中国珍贵的档案典籍被外国侵略者劫掠而去，中国档案典籍蒙受了巨大损失。
清朝末年，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档案文献范围很广，从殷商甲骨、汉代竹简、唐代经卷到近代清朝各机关衙门的档案，从原始调查资料、统计图表到各种技术图纸等等，无所不劫，一时掠走不了，便丧心病狂地予以焚毁。如1900年（清光绪25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侵略者仅在京城（今北京）一地，就捣毁清政府多个中央级机关，其中档案文献也未能幸免。据光绪年间续编的清代编年体史料《东华录》一书记载，“京师迭遭兵燹，各衙门文卷册籍荡然无存。”
晚清时期，外国侵略者除了在侵略战争中直接劫掠中国档案典籍外，还借传教、考察、探险、考古之名，骗取中国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物。如1903年（清光绪28年）美国长老会驻山东青州传教士合伙从当地搜罗和窃取的大批殷商甲骨档案，给我国对此类档案的保存以及殷商史研究造成很大损失。而英国号称“学者”的斯坦因，则是清末从中国骗取档案典籍最多的外国人之一。他以“考察”为名，多次潜入我国新疆、甘肃等地，在文物古迹集中的地方，以欺骗、利诱等手段，将中国大量的珍贵文物和档案据为己有。斯坦因把他在甘肃敦煌莫高窟骗取和盗走的珍贵档案文献整整装了29个大箱子，搬运了七夜之久，共掠走完整无缺的经卷典籍3000余卷，还有文件和文献残片7000余件，其中大部分是用汉文、梵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书写的为世间所罕见的写本佛经。斯坦因堪称是外国侵略者到中国敦煌“盗宝”第一人，他也是在敦煌“盗宝”最多的一个外国人。此外，斯坦因还从中国搜掠走不少西藏地方文书。斯坦因把他在中国盗取的大量珍贵档案、文物都运往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据称，英国人整理、修复斯坦因运回英国的中国档案文献材料，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才完成编目工作。可见，外国侵略者之贪婪，以及在中国“盗宝”之猖狂。晚清和民国时期百余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档案的劫掠和摧毁，使中国档案蒙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三、袁世凯两次下令烧毁档案
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掩饰其劣迹恶行，竟也像秦始皇那样，通过烧毁档案的方式来销毁罪证。袁世凯在他统治四年多的时间里（1912—1916年），曾经先后两次下令烧毁档案，尤其是有关他复辟帝制的档案。
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凭借其军阀势力，推进恢复帝制。为了达到尽快当皇帝的目的，他一方面指使各省区的心腹爪牙上“推戴书”，一方面鼓动御用文人写吹捧帝制的文章，为谋取皇帝宝座创造条件。而这些应景的“推戴书”和鼓吹性文章，无疑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证据，也是很重要的档案。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为了掩盖自己复辟帝制的丑行，不给人留口实，他下令烧毁相关档案材料，仅1916年3月29日一天，就烧毁涉及复辟帝制的档案840余件。然而，倒行逆施的罪证，是用“火”销毁不了的。但他对罪证“一烧了之”的拙劣做法，却使大量的档案资料从世间消失，无疑给民国初年相关档案资料的留存造成重大损失。至于当时各地方军阀对档案的破坏，也是难以尽述的。
四、北洋军阀政府变卖档案“八千麻袋”
清末民初，时局变乱，中国档案存放和管理也已陷入混乱。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由于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库藏大部分档案只得迁出，交由学部管理，临时放置国子监和学部大堂等两处。谁能想到，这竟为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大肆变卖档案埋下了伏笔。
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将此前清政府转移、存放在原国子监和学部大堂的大批档案又迁至午门门洞中。1916年，又转移至端门门洞中存放，其中一些较为完整的档案被挑选出来，放置于午门门楼上。在这几次转移中，档案损失不少。昏聩、暴戾的北洋军阀政府官僚不仅不注意这些珍贵档案的保护，反而把这些前清档案视为“累赘”。到了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经费困难，官僚们便打起了这批档案的主意，决定变卖这些档案，以补充教育经费。于是，他们找来民工，将放置在端门门洞里的重约15万斤的档案装了8000余麻袋，并以银元4000元的价钱卖给了位于北京西单的同懋增纸店。按此价算起来，每麻袋档案仅仅卖了“半块银元”。显然是以“废纸”的价格卖给纸店的。这家纸店收购了这些“废纸”后，脱去了麻袋，将“废纸”浸入水中，然后用芦席捆裹成包，用马车分送到定兴、唐山，作重新造纸的原料。同时，这家纸店还以“废纸”价，零散转卖了不少档案。这一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变卖大批前清档案的事件，在中国档案史上被称为“八千麻袋事件”。而这一用“废纸”价野蛮变卖国家珍贵档案的“奇闻”（当然也是丑闻）在当时被公开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对这种为图一时之利，肆意破坏“国宝档案”的卑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八千麻袋事件”堪称是中国档案史上的“奇耻大辱”，它给中国档案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再次印证了“国乱，则档案危”的道理。
五、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档案的劫掠与破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破坏是全方位的，中国档案自然未能幸免。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其侵占的中国东北建立了以“满洲”为名义的傀儡政权。为了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档案文献，他们进行了拉网式搜掠，并将搜掠来的档案大部分存放在沈阳原张作霖的大帅府的12个库房里，其他档案则存放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室里。由于库房、棚室潮湿，保护条件很差，很多档案书卷发霉粘结成“砖块”，尤其是清朝初年用满文、蒙文书写的档案损失更为严重，这是中国档案蒙受的又一次蹂躏。
如此“档案之殇”，让我们感到无比痛惜，当然也让我们愤慨于心。这些惨痛的事实，警醒我们：不忘耻辱和教训，要更加珍视档案、保护档案，让档案完好无损，让中国档案事业永续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