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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府之国”愿景的萌芽起步
成都和成都平原在秦汉时期正式发展形成为“天府之国”，具有极为久远的渊源和深厚基础。
成都平原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作为四川盆地核心区域的成都平原，加上邻近和周边丘陵低山区，幅员广袤，生存回旋空间大；平原、平坝土地平旷肥沃，河流湖泽密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多样，很早以来就宜人宜居宜业。因此，这一带不仅是我国文化和文明起源最早的地方之一，而且历来是长江上游、大西南地区的文化和文明中心。
关于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历史，现存记录分属于两个文献系统：中原文献系统和蜀地本土文献系统。前者以传世文献中最早的《尚书·虞夏书》为首，记载较早而零散。后者成书年代较晚，现存最早的相传是西汉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明确记载了先秦蜀地经历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这些记载，过去多认为仅仅是传说，无法验证。随着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长足进展，人们认识到，即使是传说，仍然包含了大量珍稀真实的历史信息。如《尚书》讲大禹治水时，曾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继而“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反映大禹时代先民治水之迹广及长江上游。《史记》也记载黄帝与蜀地土著西陵氏之女嫘祖联姻之事，而《华阳国志》则称古蜀“肇于人皇”。这几条关于成都平原和四川的传说记载反映的历史非常古老，发生在四五千年前。
这些古老的传说并非古人虚构，而是包含了真实的历史素地。成都平原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与上述传说内容大致同期的宝墩文化的开端已经距今四五千年，其古城群中最大的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规模在当时东亚大陆名列前茅。不仅如此，它周边的成都平原上还分布着三星堆遗址（一期）和都江堰芒城、郫都古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等古城遗址，以及晚些发现的大邑高山、盐店二古城。这些古城面积分别在十万至三四十万平方米之间，规模都相当可观。由此可见，成都平原上至少距今4500年的时候，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分层的聚落网络，说明当时成都平原的人气已相当旺，文化相当繁荣发达。如果说宝墩文化大体上可以印证五帝时期，那么岷江上游考古发现的营盘山遗址，距今五六千年，则可以延伸到传说中的三皇时代。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亦即后世“天府之国”的范围内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
传说中的大禹时代之后，蜀地进入了相当于中原夏商周三代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诸朝，属于文明时代早期。与之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著名的三星堆、十二桥-金沙文化等一系列遗址，这是成都平原上古代文化第一个辉煌时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代表的文明，是那个时候地球上最发达的文明之一。三星堆遗址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是当时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聚落之一。三星堆文明最令人瞩目的发现之一，是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人（神）像，其发式服饰的多种多样，生动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史籍中古代西南地区族群众多、支系纷繁、杂居聚居的复杂情形。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精美器物可知，这些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连同大量精美的玉石器和金杖等黄金制品，反映出古蜀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宗教信仰的发达。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巴蜀地区首次在政治上正式与华夏融为一体。
秦举巴蜀前，《战国策》记载了秦国君臣对统一天下战略的一次激烈讨论。大臣司马错指出，蜀地富饶，如先兼并之，“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认为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秦兼并富饶的巴蜀地区，几乎使秦国的经济基础扩大了一倍，大大增强了秦的实力，最终在战国末年的统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金沙文化等时期的长期发展，“成都”作为区域性中心都邑之名也大致在秦举巴蜀之际出现。凡此种种，均标志着以成都为核心的这片广袤的区域已经形成了东亚大陆最灿烂的早期文明之一。不过，从十二桥遗址的严重水灾遗迹、文献中望丛之际曾持续存在过“若尧时之洪水”的记载可知，其时的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尚未达到“水旱从人，不知饑馑”的“天府”标准，但是，“天府之国”的愿景已经萌芽、起步。
二、秦代奠定“天府之国”基础
秦举巴蜀后，立即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成都平原建设成为统一天下的战略基地。为此，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首先是政治上把蜀王贬为侯，“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守。”正式在蜀地确立了秦制。其次，针对“戎伯尚强”的局面，“乃移秦民万家实之”，逐步改变了蜀地的人口结构，巩固了秦的统治。
与此同时，秦在以成都为核心的巴蜀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最早的大规模建设工程，就是筑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筑城之举始于公元前311年，史载张仪和张若按照秦都咸阳的模式和规制来建筑成都，城垣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由此建成了秦在蜀地以至长江上游的政治军事中心，并且两千多年以来城址不变、城名不改。建成都城垣的同时，又在其周边兴筑郫城和临邛城，规格虽低于成都，但分别管控成都通向西北和大西南的门户，战略上非常重要。成都的城墙规划建筑史称“造作下仓，上皆有屋”，有库房囤积粮食等物资的设施，又“门置观楼”，还有“射兰”等军事设施。不仅如此，成都还利用筑城取土之机，变废为利，精心规划和改善了城乡水利和生态环境。
秦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大力发展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经济，为此“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盐、铁、市官的设置，说明成都不仅已经成为一方商业大都会，还广泛发展起了其时天下已有的各种重要手工业。如成都城市一名，最早就见于战国后期成都制造的两件青铜矛的铭文，分别发现于成都和雅安，揭示除冶铁外，成都的青铜等其它金属冶铸业也很发达，由此带动了其它各业的发展。
秦人大规模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交通。秦人在起源甚早、历史悠久的蜀道基础上，大修从关中通往巴蜀地区的道路系统。为了穿越秦巴山地，先民有一个伟大的发明，这就是栈道。秦人成功地利用和发展了这一工程技术，大规模构建起新的蜀道交通系统，“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甚至达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盛况！蜀道是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体系，主要包括陕西甘肃境内的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四川境内的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等，此外还有阴平道、西山道等线路。 在整个蜀道网络体系中，成都往北直接的交通线是链接成都和关中的金牛道——故道（有时候是褒斜道）一线，是物流、信息流和人员流动的主线，也是最古老的交通线路。其余各线，也都最终以成都为目的地或始发地。所以，成都与秦都咸阳是当时南北交通的两大枢纽，二者也是当时秦国版图内规划“同制”的两大中心城市，也是秦统一天下后的两大都市。
秦廷兴建的成都往南的交通建设则以著名的五尺道为代表，是秦人对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开展的重大工程。从成都往南的线路我们统归为南方丝绸之路，大体上分为西线、东线两大系统，古人称为西夷道和南夷道。西线从成都出发，通过临邛，往南历经雅安、西昌、攀枝花、大理，再往南过保山、腾冲出境，可以继续通往缅甸、印度以至中亚、西亚、欧洲。东线从成都出发，沿着岷江或者沱江往南走，沿岷江的线路经过彭山、眉山、乐山，然后从宜宾进入五尺道，经昭通、曲靖、昆明西至大理，就与西线连通，这条路线也可以叫做南丝路中线；而沿沱江至泸州入贵州，进而顺西江水系广西广东抵达南海和东南亚一线，则可称东线。
成都在这一持续的开发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大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强大整合和辐射作用。蜀道、五尺道等把长江上游以至大西南地区和黄河流域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使之从古老的“西南夷”转化成为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从成都出发的蜀道，作为枢纽性的大型交通网络，直接连通了南北丝绸之路，在更大的范围内，有力地促进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秦举巴蜀后大规模建设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水利建设，建成了运转至今的人类大型水利工程杰作——都江堰，并直接催生了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都江堰工程包括渠首工程以及在成都平原甚至周边丘陵地区大规模展开的树谱状航运灌溉渠系，二者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都江堰大型水利体系。都江堰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一是科学的设计，二是长期坚持的岁修制度。岁修工程一代代沿袭下来，形成制度，以至成为灌区民众的民俗，保证了都江堰工程体系恒久的生命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水利工程设计，不仅仅考虑到生产，而且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城乡生活甚至生态、景观。当时有相当多水流直接流淌于城里，形成与街道相伴的河渠水系和众多桥梁，有的河道还可以行船，所以成都非常美，宜人宜居宜业。
秦代在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的大规模建设，成就巨大。可以说，秦在巴蜀地区的一系列奋发作为，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也奠定了成都城市的大都市基础。
三、两汉之际“天府之国”全面形成
汉代正是在秦的基础上，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中又进行了大量开发建设，到两汉之际，“天府之国”应该说就全面形成了，成都亦备列天下五都之首。
表面上看，两汉时期的文献并没有直接留下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名。在传世文献中，成都和成都平原的“天府”美名见载比较晚。明确称之为“天府”的记载，始见于《三国志》中著名的《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东汉前期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在其著名的《两都赋》内已称关中之地“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换言之，早在东汉前期，人们就公认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的富饶已经全面超越了天府之国关中。这就是说，在秦人奠基的基础上，到两汉时期，蜀中“天府之国”已经全面形成。
两汉之时，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同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历史新阶段，普遍正式开启了农业精耕细作的时期。成都平原由于土地平旷肥沃，随着铁器牛耕的推广，自流灌溉加精耕细作更使得蜀地农业文明处于天下领先的地位。
首先是成都平原及其周邻浅丘地区水利的进一步开拓，使灌溉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首推武阳六水门大堰，又称蒲江大堰。该堰规模宏大，是都江堰为代表的蜀地农田水利工程向成都平原以南的犍为郡地区大力延伸的史例。水利充分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故秦汉以来，“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郫繁绵洛等地号称“膏腴”“浸沃”。“天府之国”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
农业的长足发展，促进了人口繁庶。人口是衡量古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据史料数据推算，当时成都人口大约是38万，超过了首都长安。农业发达和人口繁庶，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时候的成都，是天下著名五都之一。史载汉朝“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汉代成都城市经济的长足发展，集中反映在工商业繁荣上。成都手工业非常出名，最有名的是蜀锦，其次是漆器、铁器、铜器等金属器。此外还有金银器，也非常有名。蜀锦、盐和铁这些行业，都设置了官府机构专门经营管理。成都是丝绸纺织业中锦的发源地，近年在成都老官山出土了四部西汉织机模型，据研究是现今所见天下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也是蜀锦采用提花纺织技术的见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织锦技术，是古代诞生于成都的伟大发明创造。漢代南北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丝绸商品多为成都平原所产，如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精品之一。
到蜀汉时期，诸葛亮设置锦官，建锦官城，统一经营管理蜀锦的生产和销售，成都成为了天下最大的织锦产销中心，蜀锦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支柱性产业和财政来源，以至于诸葛亮直称“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盐、铁亦是古代战略物资，国计民生所需。成都的产品非常有名，如东汉铸有“成都”“蜀郡”等字样的铁农具，就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四川西昌、昭觉、德昌以及云南昭通等多地出土，与文献中成都铁器远销四方的记载形成互证。
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成都文化繁荣，全面奠定了成都和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也是继先秦之后成都和蜀中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汉赋“四大家”或“五大家”之说，其中至少有三家出自蜀地，即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而司马相如和扬雄就是成都人。由于文化学术空前昌明，《汉书》盛赞蜀地“文章冠天下”。
汉代成都为核心的蜀中文化学术繁荣，之所以能雄踞天下领先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千多年来传为美谈的“文翁化蜀”。文翁，西汉景帝、武帝时期的蜀郡太守。史载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由此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翁更重要的创举是，“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翁化蜀”。
文翁在天下首创郡国开办高等级学堂之举，一扫蜀地原先的“辟陋蛮夷风”，“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亦即成都地区学术文化很快就比肩孔孟故里。以至于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今天的成都四中，即古代著名的“文翁石室”，因而该中学又名石室中学。文翁兴学蜀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蜀地影响深远。
综上所论，以成都为核心的“天府之国”，经历了先秦时期萌生起步，秦时奠定基础，汉代全面形成的历程。其中成都城市于秦汉时期的崛起、尤其汉代的高度繁荣，更是成为“天府之国”辐射广袤的核心和熠熠生辉的首善都邑，赢得了天下大都会的美誉。自此而后近两千载的历史中，虽然也有过曲折，但“天府之国”的桂冠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自然条件优越、人杰地灵、物产丰盈、经济文化繁荣的土地。
成都和成都平原在秦汉时期正式发展形成为“天府之国”，具有极为久远的渊源和深厚基础。
成都平原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作为四川盆地核心区域的成都平原，加上邻近和周边丘陵低山区，幅员广袤，生存回旋空间大；平原、平坝土地平旷肥沃，河流湖泽密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多样，很早以来就宜人宜居宜业。因此，这一带不仅是我国文化和文明起源最早的地方之一，而且历来是长江上游、大西南地区的文化和文明中心。
关于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历史，现存记录分属于两个文献系统：中原文献系统和蜀地本土文献系统。前者以传世文献中最早的《尚书·虞夏书》为首，记载较早而零散。后者成书年代较晚，现存最早的相传是西汉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明确记载了先秦蜀地经历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这些记载，过去多认为仅仅是传说，无法验证。随着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长足进展，人们认识到，即使是传说，仍然包含了大量珍稀真实的历史信息。如《尚书》讲大禹治水时，曾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继而“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反映大禹时代先民治水之迹广及长江上游。《史记》也记载黄帝与蜀地土著西陵氏之女嫘祖联姻之事，而《华阳国志》则称古蜀“肇于人皇”。这几条关于成都平原和四川的传说记载反映的历史非常古老，发生在四五千年前。
这些古老的传说并非古人虚构，而是包含了真实的历史素地。成都平原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与上述传说内容大致同期的宝墩文化的开端已经距今四五千年，其古城群中最大的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规模在当时东亚大陆名列前茅。不仅如此，它周边的成都平原上还分布着三星堆遗址（一期）和都江堰芒城、郫都古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等古城遗址，以及晚些发现的大邑高山、盐店二古城。这些古城面积分别在十万至三四十万平方米之间，规模都相当可观。由此可见，成都平原上至少距今4500年的时候，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分层的聚落网络，说明当时成都平原的人气已相当旺，文化相当繁荣发达。如果说宝墩文化大体上可以印证五帝时期，那么岷江上游考古发现的营盘山遗址，距今五六千年，则可以延伸到传说中的三皇时代。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亦即后世“天府之国”的范围内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
传说中的大禹时代之后，蜀地进入了相当于中原夏商周三代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诸朝，属于文明时代早期。与之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著名的三星堆、十二桥-金沙文化等一系列遗址，这是成都平原上古代文化第一个辉煌时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代表的文明，是那个时候地球上最发达的文明之一。三星堆遗址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是当时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聚落之一。三星堆文明最令人瞩目的发现之一，是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人（神）像，其发式服饰的多种多样，生动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史籍中古代西南地区族群众多、支系纷繁、杂居聚居的复杂情形。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精美器物可知，这些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连同大量精美的玉石器和金杖等黄金制品，反映出古蜀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宗教信仰的发达。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巴蜀地区首次在政治上正式与华夏融为一体。
秦举巴蜀前，《战国策》记载了秦国君臣对统一天下战略的一次激烈讨论。大臣司马错指出，蜀地富饶，如先兼并之，“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认为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秦兼并富饶的巴蜀地区，几乎使秦国的经济基础扩大了一倍，大大增强了秦的实力，最终在战国末年的统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金沙文化等时期的长期发展，“成都”作为区域性中心都邑之名也大致在秦举巴蜀之际出现。凡此种种，均标志着以成都为核心的这片广袤的区域已经形成了东亚大陆最灿烂的早期文明之一。不过，从十二桥遗址的严重水灾遗迹、文献中望丛之际曾持续存在过“若尧时之洪水”的记载可知，其时的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尚未达到“水旱从人，不知饑馑”的“天府”标准，但是，“天府之国”的愿景已经萌芽、起步。
二、秦代奠定“天府之国”基础
秦举巴蜀后，立即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成都平原建设成为统一天下的战略基地。为此，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首先是政治上把蜀王贬为侯，“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守。”正式在蜀地确立了秦制。其次，针对“戎伯尚强”的局面，“乃移秦民万家实之”，逐步改变了蜀地的人口结构，巩固了秦的统治。
与此同时，秦在以成都为核心的巴蜀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最早的大规模建设工程，就是筑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筑城之举始于公元前311年，史载张仪和张若按照秦都咸阳的模式和规制来建筑成都，城垣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由此建成了秦在蜀地以至长江上游的政治军事中心，并且两千多年以来城址不变、城名不改。建成都城垣的同时，又在其周边兴筑郫城和临邛城，规格虽低于成都，但分别管控成都通向西北和大西南的门户，战略上非常重要。成都的城墙规划建筑史称“造作下仓，上皆有屋”，有库房囤积粮食等物资的设施，又“门置观楼”，还有“射兰”等军事设施。不仅如此，成都还利用筑城取土之机，变废为利，精心规划和改善了城乡水利和生态环境。
秦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大力发展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经济，为此“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盐、铁、市官的设置，说明成都不仅已经成为一方商业大都会，还广泛发展起了其时天下已有的各种重要手工业。如成都城市一名，最早就见于战国后期成都制造的两件青铜矛的铭文，分别发现于成都和雅安，揭示除冶铁外，成都的青铜等其它金属冶铸业也很发达，由此带动了其它各业的发展。
秦人大规模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交通。秦人在起源甚早、历史悠久的蜀道基础上，大修从关中通往巴蜀地区的道路系统。为了穿越秦巴山地，先民有一个伟大的发明，这就是栈道。秦人成功地利用和发展了这一工程技术，大规模构建起新的蜀道交通系统，“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甚至达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盛况！蜀道是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体系，主要包括陕西甘肃境内的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四川境内的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等，此外还有阴平道、西山道等线路。 在整个蜀道网络体系中，成都往北直接的交通线是链接成都和关中的金牛道——故道（有时候是褒斜道）一线，是物流、信息流和人员流动的主线，也是最古老的交通线路。其余各线，也都最终以成都为目的地或始发地。所以，成都与秦都咸阳是当时南北交通的两大枢纽，二者也是当时秦国版图内规划“同制”的两大中心城市，也是秦统一天下后的两大都市。
秦廷兴建的成都往南的交通建设则以著名的五尺道为代表，是秦人对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开展的重大工程。从成都往南的线路我们统归为南方丝绸之路，大体上分为西线、东线两大系统，古人称为西夷道和南夷道。西线从成都出发，通过临邛，往南历经雅安、西昌、攀枝花、大理，再往南过保山、腾冲出境，可以继续通往缅甸、印度以至中亚、西亚、欧洲。东线从成都出发，沿着岷江或者沱江往南走，沿岷江的线路经过彭山、眉山、乐山，然后从宜宾进入五尺道，经昭通、曲靖、昆明西至大理，就与西线连通，这条路线也可以叫做南丝路中线；而沿沱江至泸州入贵州，进而顺西江水系广西广东抵达南海和东南亚一线，则可称东线。
成都在这一持续的开发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大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强大整合和辐射作用。蜀道、五尺道等把长江上游以至大西南地区和黄河流域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使之从古老的“西南夷”转化成为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从成都出发的蜀道，作为枢纽性的大型交通网络，直接连通了南北丝绸之路，在更大的范围内，有力地促进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秦举巴蜀后大规模建设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水利建设，建成了运转至今的人类大型水利工程杰作——都江堰，并直接催生了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都江堰工程包括渠首工程以及在成都平原甚至周边丘陵地区大规模展开的树谱状航运灌溉渠系，二者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都江堰大型水利体系。都江堰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一是科学的设计，二是长期坚持的岁修制度。岁修工程一代代沿袭下来，形成制度，以至成为灌区民众的民俗，保证了都江堰工程体系恒久的生命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水利工程设计，不仅仅考虑到生产，而且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城乡生活甚至生态、景观。当时有相当多水流直接流淌于城里，形成与街道相伴的河渠水系和众多桥梁，有的河道还可以行船，所以成都非常美，宜人宜居宜业。
秦代在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的大规模建设，成就巨大。可以说，秦在巴蜀地区的一系列奋发作为，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也奠定了成都城市的大都市基础。
三、两汉之际“天府之国”全面形成
汉代正是在秦的基础上，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中又进行了大量开发建设，到两汉之际，“天府之国”应该说就全面形成了，成都亦备列天下五都之首。
表面上看，两汉时期的文献并没有直接留下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名。在传世文献中，成都和成都平原的“天府”美名见载比较晚。明确称之为“天府”的记载，始见于《三国志》中著名的《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东汉前期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在其著名的《两都赋》内已称关中之地“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换言之，早在东汉前期，人们就公认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的富饶已经全面超越了天府之国关中。这就是说，在秦人奠基的基础上，到两汉时期，蜀中“天府之国”已经全面形成。
两汉之时，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同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历史新阶段，普遍正式开启了农业精耕细作的时期。成都平原由于土地平旷肥沃，随着铁器牛耕的推广，自流灌溉加精耕细作更使得蜀地农业文明处于天下领先的地位。
首先是成都平原及其周邻浅丘地区水利的进一步开拓，使灌溉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首推武阳六水门大堰，又称蒲江大堰。该堰规模宏大，是都江堰为代表的蜀地农田水利工程向成都平原以南的犍为郡地区大力延伸的史例。水利充分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故秦汉以来，“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郫繁绵洛等地号称“膏腴”“浸沃”。“天府之国”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
农业的长足发展，促进了人口繁庶。人口是衡量古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据史料数据推算，当时成都人口大约是38万，超过了首都长安。农业发达和人口繁庶，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时候的成都，是天下著名五都之一。史载汉朝“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汉代成都城市经济的长足发展，集中反映在工商业繁荣上。成都手工业非常出名，最有名的是蜀锦，其次是漆器、铁器、铜器等金属器。此外还有金银器，也非常有名。蜀锦、盐和铁这些行业，都设置了官府机构专门经营管理。成都是丝绸纺织业中锦的发源地，近年在成都老官山出土了四部西汉织机模型，据研究是现今所见天下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也是蜀锦采用提花纺织技术的见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织锦技术，是古代诞生于成都的伟大发明创造。漢代南北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丝绸商品多为成都平原所产，如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精品之一。
到蜀汉时期，诸葛亮设置锦官，建锦官城，统一经营管理蜀锦的生产和销售，成都成为了天下最大的织锦产销中心，蜀锦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支柱性产业和财政来源，以至于诸葛亮直称“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盐、铁亦是古代战略物资，国计民生所需。成都的产品非常有名，如东汉铸有“成都”“蜀郡”等字样的铁农具，就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四川西昌、昭觉、德昌以及云南昭通等多地出土，与文献中成都铁器远销四方的记载形成互证。
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成都文化繁荣，全面奠定了成都和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也是继先秦之后成都和蜀中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汉赋“四大家”或“五大家”之说，其中至少有三家出自蜀地，即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而司马相如和扬雄就是成都人。由于文化学术空前昌明，《汉书》盛赞蜀地“文章冠天下”。
汉代成都为核心的蜀中文化学术繁荣，之所以能雄踞天下领先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千多年来传为美谈的“文翁化蜀”。文翁，西汉景帝、武帝时期的蜀郡太守。史载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由此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翁更重要的创举是，“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翁化蜀”。
文翁在天下首创郡国开办高等级学堂之举，一扫蜀地原先的“辟陋蛮夷风”，“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亦即成都地区学术文化很快就比肩孔孟故里。以至于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今天的成都四中，即古代著名的“文翁石室”，因而该中学又名石室中学。文翁兴学蜀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蜀地影响深远。
综上所论，以成都为核心的“天府之国”，经历了先秦时期萌生起步，秦时奠定基础，汉代全面形成的历程。其中成都城市于秦汉时期的崛起、尤其汉代的高度繁荣，更是成为“天府之国”辐射广袤的核心和熠熠生辉的首善都邑，赢得了天下大都会的美誉。自此而后近两千载的历史中，虽然也有过曲折，但“天府之国”的桂冠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自然条件优越、人杰地灵、物产丰盈、经济文化繁荣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