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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曾指出，“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稍涉佛典的人都有体会，较之中土传统文献，汉译佛典的文体面貌别具一格。对于这种特殊的文体，前辈时贤分别从佛典翻译、中国文体发展史、语体风格等角度进行过探讨，由于视角不同，文体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故而人们关注到的分别为文体不同侧面的特点。语言与文体关系密切，文体特征必然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汉译佛典这种独特的文体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对汉语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目前未见专文论述，以下尝试论之。由于古今中外研究者对文体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为避免概念上的纠缠，以下不取体裁、语体等术语，而是分别从结构形式、词汇面貌、修辞手段三个文体要素论之。
一
从结构形式来看，在汉译佛典中，长行(即契经、散文)、偈颂(包括应颂、讽颂)以及二者的交互使用形成了主要的文体格局，这与原典文体相对应，体现了译经者对原典的忠实态度。然而，从东汉至南北朝，汉译佛典文体结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中国化历程，“长行”散体变得不散，逐渐形成了以四言为主的独特面貌，偈颂也从最初字数的不拘一格最终呈现出以五言为主的局面，如以下经文先以四言“长行”叙述其事，后用偈颂加以总结：
譬如二人至陶师所，观其蹋轮而作瓦瓶，看无厌足。一人舍去，往至大会，极得美膳，又获珍宝。一人观瓶，而作是言，待我看讫。如是渐冉，乃至日没，观瓶不已，失于衣食。愚人亦尔，修理家务，不觉非常。
今日营此事
明日造彼业
诸佛大龙出
音遍世间
法雨无障碍
缘事故不闻
不知死卒至
失此诸佛会
不得法珍宝
处恶道穷
背弃放正法
彼观缘事瓶
终常无竟已
是故失法利
永无解脱时
《百喻经》卷3)
类似的结构形式在汉译佛典中比比皆是。长行以四言句为主要形式，讲求停顿、节奏鲜明，往往可以切分为2＋2的形式。偈颂句式以五言为主，对字数也有严格的要求。这种文体结构对复音节词的需求极大，译经者在遣词造句之时不可避免地既要袭用汉语中原有的复音节词语，又要新创复音节词语。若以《论衡》与佛典材料作对比可知，东汉王充《论衡》共21万字，其中出现的双音词有2300个，而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七万七千四百字，大约只是《论衡》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却有复音词2606个，大大超过《论衡》的复音词数量；又，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共十四万四百字，大约只是《论衡》总字数的三分之二，却有复音词4183个，几近《论衡》的复音词数量的两倍(程湘青1994、颜洽茂1997)。事实证明，复音词众多是汉译佛典文体的重要语言特征。这为数众多的复音词中，有些并非出于表义需求而产生，更有可能是为满足句式需求而进行的临时拼凑，例如：
恣民所欲，布施讫竞，贫者皆富。(《六度集经》卷2)
若我虚妄，应即燋死。(《杂宝藏经》卷10)
尊者罗云，遥见佛来，即便往迎。(《中阿舍经》卷3)
作种种衣，持用奉佛。(《贤愚经》卷13)
世尊先昔，本何因缘，发此大乘，无上之心。(《贤愚经》卷10)
若转具足，十善业道，而乃得名，转轮圣王。(《佛说十地经》卷8)
随汝之所欲
则与不违心
应时使梵志皆得欢喜悦(《生经》卷5)
所贵能修福
除灭去众恶
净修梵行者是名为长老(《大庄严论经》卷1)
堕于镬汤中
在釜而见煮
以火烧煮之譬若如煮豆(《修行地道经》卷3)
不可否认，这种翻译中的创造使语言中生成了众多的双音节或多音节新形式。从表义上看，以上加点的复音形式中，任一单音词的意义都与连文之后的整体意义相同。从形式上看，连文之后的复音形式与其中任一单音节词相较，显然更易与其他形式再度组合，形成四言或五言句式。当然，这些新生的双音形式有些只是临时性用法，有些则由于使用频繁而为中土文献袭用，逐渐纳入汉语词汇系统。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先秦时期，汉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发展至魏晋六朝时期，汉语中的双音词数量急遽增加，汉语呈现出强烈的复音化趋向。大量出现在汉译佛典中的复音形式既顺应了汉语词汇在魏晋六朝的发展趋势，客观上也对汉语的复音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从词汇面貌来看，汉译佛典较同时期的中土文献更为通俗，这与原典词语运用风格一脉相承。为了争取信众、弘扬佛法，佛陀使用平民化的语言说法，并且允许弟子各以方言传教。如吕潋所指出，“对四种阶级(即印度古时所分王族、婆罗们、农商奴隶四阶级)平等齐观，皆予教化。如是教化普遍，必须有甚通行之语言为各地所能解，一般所能喻。此则惟普通方言耳。”实用的语言策略与寓深于浅的阐发方式自然使佛典语言趋向通俗，原典的通俗性又决定了汉译佛典的文体性质。汉译佛典中，除了注重艰深论理以及对佛教名相解说的论藏经文之外，经藏与律藏经文多以日常生活事例和寓言故事阐发教义，例如：
居士!犹去村不远，有大果树，此树常多有好美果。若有人来，饥饿赢乏，欲得食果。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美果，我饥赢乏，欲得食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我能缘树，我今宁可上此树耶?念已便上。复有一人来，饥饿赢乏，欲得食果，持极利斧，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关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我不能缘树，我今宁可斫倒此树耶?即便斫倒……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树果，世尊说欲如树果，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中阿含经》卷55)
此段经文中，日常习见的通俗语词构成了叙事语言的主体。与此类似，众多译经皆寓深刻道理于切近的事理与通俗的语言之中，这样，大量的口俗语词便通过汉译佛典逐渐进入到汉语书面语之中。宋释赞宁指出：“声明中‘苏漫多’，谓泛语、平语言辞也。‘彦底多’，谓典正言辞也。佛说法多依‘苏漫多’，意住于义，不依于文，又被一切故。”其中，“苏漫多”即通俗语词，大量通俗语词的运用加速了汉语口语化的历程。 吕叔湘曾指出，“魏晋以后文言分歧的痕迹才逐渐明显起来。一方面，除了古典散文继承先秦传统外，骈体文字越来越得势，离开口语越来越远。另一方面，短书杂记大量产生，佛经译本也不避俗语，那里面常常可以遇到当时的口语词和口语词义。”陈秀兰也认为，汉译佛典与同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在常用词的使用方面存在差异，“魏晋南北朝文多使用上古占优势的词语，同时期汉文佛典多用白话词汇。如：表示燃烧义，魏晋南北朝文多用“焚”(241)，同期汉文佛典多用“烧”(915)、“然”(664)；介词“自、从”，魏晋南北朝文多用“自”(3800)，同期汉文佛典多用“从”(5507)；关于“盈、满”的使用情况，魏晋南北朝文多用“盈”(729)，同时期汉文佛典多用“满”(1424)。”毋庸置疑，口语性强已经成为汉译佛典的重要特点之一。从现存的佛经音义类书籍可见，汉译佛典里的口俗语词来源广泛，如《慧琳音义》所释方言词引自扬雄《方言》的有989条，此外还有引自其他典籍所载的方言词。又，《玄应音义》所释俗语词引自《通俗文》的有284条，此外还收释了当时使用中的俗语词。(徐时仪2005)要之，汉译佛典里保存了极其宝贵的口语材料，较能反映当时的语言实际状况。大量口俗语词通过这种中古时期最为流行的通俗读物进入到汉语书面语当中，进一步加速了汉语口语化的进程，对汉语中口语和书面语脱节的趋势也有所抑制。
从修辞手法来看，譬喻作为说教之利器，构成汉译佛典文体的一大特色，其作用正如《大智度论》所云：“譬喻为庄严议论，令人信著故……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复次，一切众生著世间乐，闻道德、涅槃则不信不乐，以是故，眼见事喻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以蜜，服之则易。”佛陀说法之时，经常将深刻的哲理化为生动的譬喻，藉由譬喻性的言辞引导人们明白世相的真谛，体现在佛典中，专以“譬喻”立名的经典就有多部，如《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百喻经》、《法句譬喻经》皆是，除此之外的经文中也随处可见譬喻的踪影，《大般涅槃经》中甚至还总结出譬喻八法，足见譬喻在佛典中运用的广度与深度。
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佛典中因譬喻而创造了大量形象生动的新词语，如佛典中的重要术语“法”，即可融入某些具体的譬喻事物当中，构成“法水、法船、法舟、法桥、法雨、法鼓、法树、法药、法镜、法轮、法灯、法海、法炬、法剑”等系列的譬喻新词，又如“心”，构成“心田、心花、心眼、心地、心镜、心莲、心灯、心树、心塔、心路、心海、心马、心月”等譬喻新词，从《佛教大辞典》中一个个由譬喻构词产生的主题词群即可发现，譬喻而成词的方式在佛典构词中十分能产，举凡有关天文地理、人物、动植物、日用器物、饮食医药等等事物现象都可用来作为譬喻，且某一素材不限于某一佛理的譬喻，可以譬喻不同的佛理，抽象的佛教概念寓于形象的喻体之中更易使人理解接受。其实，譬喻构词法在汉语中源远流长，上古即已出现，中古时期适应翻译佛经需要而大量产生的譬喻词，不仅仅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内容，还积极地促进了譬喻构词方式的发展。
除了譬喻构词，缩略构词的方式在汉译佛典中也被广泛运用，以外来词的吸收为例，适应汉语语音特点的制约，原有多音节词语往往被简缩为双音节形式，众多缩略形式的出现主要是受到汉语复音化的制约，除此之外，文体句式限制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如在有规定字数的句式中，译经者可以根据文体需要选用原有的或创新不同的词语形式：
须陀洹人，尚不犯禁，况阿罗汉。若长老言，我是罗汉，阿罗汉者，终不生想，我得罗汉。
(《大般涅盘经》卷18)
明旦如来，唯将目连，往诣王宫，上殿而坐。
(《中本起经》卷1)
时目犍连，还阿难所，语阿难言，吾已为汝，启请三事。(《大般涅盘经》卷36)
如来今者集大会
难见犹如优昙花
若有信心成就者
悉为听法至佛所
(《大方等大集经》卷1)
愿共父王到佛所
礼拜供养大法王
诸佛世尊甚难值
亦如优昙波罗华
(《大方等大集经》卷16)
愿母放我等
出家作沙门
诸佛甚难值
我等随佛学
如优昙钵罗
值佛复难是
脱诸难亦难
愿听我出家
(《妙法莲华经》卷7)
以上“阿罗汉”、“罗汉”梵文原词为“arhat”；“目犍连”、“目连”梵文原词为“maudgaly a yana”，无论译为何种音节形式，均可适应四言一顿的句式节奏。“优昙钵罗”、“优昙花”、“优昙波罗华”的梵文原词为Udumbara，无论译为何种音节形式，均能够适应五言、七言等各种偈颂句式。节译形式与全译形式并存的外来词在译经中比比皆是，可以推论，这种节译是译经者的有意为之，译经句式为一些缩略形式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汉语中的缩略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中的“语急”例，中古时期，汉译佛典中句式影响下的缩略构词现象更为频繁，尤其是原有多音节外来词常常省缩为单音节、双音节或三音节词，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其他汉语文献，推动了汉语缩略构词方式的发展。
四
综上所述，汉译佛典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韵散结合的结构形式、大量口俗语词的运用以及譬喻修辞的充分运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的复音化、口语化与构词方式的发展。当然，由于不同经典宣说主题各异，又译自不同的时间、地点、译人，其文体特征不尽一致，以上概括仅就汉译佛典一般形式而言。而且，一种语言现象的产生与发展还有许多内在和外部的因素。究竟汉译佛典文体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汉语，还有待将汉译佛典与中土传统文献进行大量的定量对比分析。参考文献
[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荆亚玲《中古汉译佛典文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3]吕澂《佛典泛论》，中国佛教协会，1986
[4]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
[5]吕叔湘《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中国语文天地》1986第6期
[6]陈秀兰《从常用词看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的差异》，《古汉语研究》2004第1期
[7]《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8]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9]程湘青主编《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10]梁晓红等《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通讯地址：3100H01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一
从结构形式来看，在汉译佛典中，长行(即契经、散文)、偈颂(包括应颂、讽颂)以及二者的交互使用形成了主要的文体格局，这与原典文体相对应，体现了译经者对原典的忠实态度。然而，从东汉至南北朝，汉译佛典文体结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中国化历程，“长行”散体变得不散，逐渐形成了以四言为主的独特面貌，偈颂也从最初字数的不拘一格最终呈现出以五言为主的局面，如以下经文先以四言“长行”叙述其事，后用偈颂加以总结：
譬如二人至陶师所，观其蹋轮而作瓦瓶，看无厌足。一人舍去，往至大会，极得美膳，又获珍宝。一人观瓶，而作是言，待我看讫。如是渐冉，乃至日没，观瓶不已，失于衣食。愚人亦尔，修理家务，不觉非常。
今日营此事
明日造彼业
诸佛大龙出
音遍世间
法雨无障碍
缘事故不闻
不知死卒至
失此诸佛会
不得法珍宝
处恶道穷
背弃放正法
彼观缘事瓶
终常无竟已
是故失法利
永无解脱时
《百喻经》卷3)
类似的结构形式在汉译佛典中比比皆是。长行以四言句为主要形式，讲求停顿、节奏鲜明，往往可以切分为2＋2的形式。偈颂句式以五言为主，对字数也有严格的要求。这种文体结构对复音节词的需求极大，译经者在遣词造句之时不可避免地既要袭用汉语中原有的复音节词语，又要新创复音节词语。若以《论衡》与佛典材料作对比可知，东汉王充《论衡》共21万字，其中出现的双音词有2300个，而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七万七千四百字，大约只是《论衡》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却有复音词2606个，大大超过《论衡》的复音词数量；又，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共十四万四百字，大约只是《论衡》总字数的三分之二，却有复音词4183个，几近《论衡》的复音词数量的两倍(程湘青1994、颜洽茂1997)。事实证明，复音词众多是汉译佛典文体的重要语言特征。这为数众多的复音词中，有些并非出于表义需求而产生，更有可能是为满足句式需求而进行的临时拼凑，例如：
恣民所欲，布施讫竞，贫者皆富。(《六度集经》卷2)
若我虚妄，应即燋死。(《杂宝藏经》卷10)
尊者罗云，遥见佛来，即便往迎。(《中阿舍经》卷3)
作种种衣，持用奉佛。(《贤愚经》卷13)
世尊先昔，本何因缘，发此大乘，无上之心。(《贤愚经》卷10)
若转具足，十善业道，而乃得名，转轮圣王。(《佛说十地经》卷8)
随汝之所欲
则与不违心
应时使梵志皆得欢喜悦(《生经》卷5)
所贵能修福
除灭去众恶
净修梵行者是名为长老(《大庄严论经》卷1)
堕于镬汤中
在釜而见煮
以火烧煮之譬若如煮豆(《修行地道经》卷3)
不可否认，这种翻译中的创造使语言中生成了众多的双音节或多音节新形式。从表义上看，以上加点的复音形式中，任一单音词的意义都与连文之后的整体意义相同。从形式上看，连文之后的复音形式与其中任一单音节词相较，显然更易与其他形式再度组合，形成四言或五言句式。当然，这些新生的双音形式有些只是临时性用法，有些则由于使用频繁而为中土文献袭用，逐渐纳入汉语词汇系统。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先秦时期，汉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发展至魏晋六朝时期，汉语中的双音词数量急遽增加，汉语呈现出强烈的复音化趋向。大量出现在汉译佛典中的复音形式既顺应了汉语词汇在魏晋六朝的发展趋势，客观上也对汉语的复音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从词汇面貌来看，汉译佛典较同时期的中土文献更为通俗，这与原典词语运用风格一脉相承。为了争取信众、弘扬佛法，佛陀使用平民化的语言说法，并且允许弟子各以方言传教。如吕潋所指出，“对四种阶级(即印度古时所分王族、婆罗们、农商奴隶四阶级)平等齐观，皆予教化。如是教化普遍，必须有甚通行之语言为各地所能解，一般所能喻。此则惟普通方言耳。”实用的语言策略与寓深于浅的阐发方式自然使佛典语言趋向通俗，原典的通俗性又决定了汉译佛典的文体性质。汉译佛典中，除了注重艰深论理以及对佛教名相解说的论藏经文之外，经藏与律藏经文多以日常生活事例和寓言故事阐发教义，例如：
居士!犹去村不远，有大果树，此树常多有好美果。若有人来，饥饿赢乏，欲得食果。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美果，我饥赢乏，欲得食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我能缘树，我今宁可上此树耶?念已便上。复有一人来，饥饿赢乏，欲得食果，持极利斧，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关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我不能缘树，我今宁可斫倒此树耶?即便斫倒……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树果，世尊说欲如树果，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中阿含经》卷55)
此段经文中，日常习见的通俗语词构成了叙事语言的主体。与此类似，众多译经皆寓深刻道理于切近的事理与通俗的语言之中，这样，大量的口俗语词便通过汉译佛典逐渐进入到汉语书面语之中。宋释赞宁指出：“声明中‘苏漫多’，谓泛语、平语言辞也。‘彦底多’，谓典正言辞也。佛说法多依‘苏漫多’，意住于义，不依于文，又被一切故。”其中，“苏漫多”即通俗语词，大量通俗语词的运用加速了汉语口语化的历程。 吕叔湘曾指出，“魏晋以后文言分歧的痕迹才逐渐明显起来。一方面，除了古典散文继承先秦传统外，骈体文字越来越得势，离开口语越来越远。另一方面，短书杂记大量产生，佛经译本也不避俗语，那里面常常可以遇到当时的口语词和口语词义。”陈秀兰也认为，汉译佛典与同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在常用词的使用方面存在差异，“魏晋南北朝文多使用上古占优势的词语，同时期汉文佛典多用白话词汇。如：表示燃烧义，魏晋南北朝文多用“焚”(241)，同期汉文佛典多用“烧”(915)、“然”(664)；介词“自、从”，魏晋南北朝文多用“自”(3800)，同期汉文佛典多用“从”(5507)；关于“盈、满”的使用情况，魏晋南北朝文多用“盈”(729)，同时期汉文佛典多用“满”(1424)。”毋庸置疑，口语性强已经成为汉译佛典的重要特点之一。从现存的佛经音义类书籍可见，汉译佛典里的口俗语词来源广泛，如《慧琳音义》所释方言词引自扬雄《方言》的有989条，此外还有引自其他典籍所载的方言词。又，《玄应音义》所释俗语词引自《通俗文》的有284条，此外还收释了当时使用中的俗语词。(徐时仪2005)要之，汉译佛典里保存了极其宝贵的口语材料，较能反映当时的语言实际状况。大量口俗语词通过这种中古时期最为流行的通俗读物进入到汉语书面语当中，进一步加速了汉语口语化的进程，对汉语中口语和书面语脱节的趋势也有所抑制。
从修辞手法来看，譬喻作为说教之利器，构成汉译佛典文体的一大特色，其作用正如《大智度论》所云：“譬喻为庄严议论，令人信著故……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复次，一切众生著世间乐，闻道德、涅槃则不信不乐，以是故，眼见事喻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以蜜，服之则易。”佛陀说法之时，经常将深刻的哲理化为生动的譬喻，藉由譬喻性的言辞引导人们明白世相的真谛，体现在佛典中，专以“譬喻”立名的经典就有多部，如《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百喻经》、《法句譬喻经》皆是，除此之外的经文中也随处可见譬喻的踪影，《大般涅槃经》中甚至还总结出譬喻八法，足见譬喻在佛典中运用的广度与深度。
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佛典中因譬喻而创造了大量形象生动的新词语，如佛典中的重要术语“法”，即可融入某些具体的譬喻事物当中，构成“法水、法船、法舟、法桥、法雨、法鼓、法树、法药、法镜、法轮、法灯、法海、法炬、法剑”等系列的譬喻新词，又如“心”，构成“心田、心花、心眼、心地、心镜、心莲、心灯、心树、心塔、心路、心海、心马、心月”等譬喻新词，从《佛教大辞典》中一个个由譬喻构词产生的主题词群即可发现，譬喻而成词的方式在佛典构词中十分能产，举凡有关天文地理、人物、动植物、日用器物、饮食医药等等事物现象都可用来作为譬喻，且某一素材不限于某一佛理的譬喻，可以譬喻不同的佛理，抽象的佛教概念寓于形象的喻体之中更易使人理解接受。其实，譬喻构词法在汉语中源远流长，上古即已出现，中古时期适应翻译佛经需要而大量产生的譬喻词，不仅仅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内容，还积极地促进了譬喻构词方式的发展。
除了譬喻构词，缩略构词的方式在汉译佛典中也被广泛运用，以外来词的吸收为例，适应汉语语音特点的制约，原有多音节词语往往被简缩为双音节形式，众多缩略形式的出现主要是受到汉语复音化的制约，除此之外，文体句式限制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如在有规定字数的句式中，译经者可以根据文体需要选用原有的或创新不同的词语形式：
须陀洹人，尚不犯禁，况阿罗汉。若长老言，我是罗汉，阿罗汉者，终不生想，我得罗汉。
(《大般涅盘经》卷18)
明旦如来，唯将目连，往诣王宫，上殿而坐。
(《中本起经》卷1)
时目犍连，还阿难所，语阿难言，吾已为汝，启请三事。(《大般涅盘经》卷36)
如来今者集大会
难见犹如优昙花
若有信心成就者
悉为听法至佛所
(《大方等大集经》卷1)
愿共父王到佛所
礼拜供养大法王
诸佛世尊甚难值
亦如优昙波罗华
(《大方等大集经》卷16)
愿母放我等
出家作沙门
诸佛甚难值
我等随佛学
如优昙钵罗
值佛复难是
脱诸难亦难
愿听我出家
(《妙法莲华经》卷7)
以上“阿罗汉”、“罗汉”梵文原词为“arhat”；“目犍连”、“目连”梵文原词为“maudgaly a yana”，无论译为何种音节形式，均可适应四言一顿的句式节奏。“优昙钵罗”、“优昙花”、“优昙波罗华”的梵文原词为Udumbara，无论译为何种音节形式，均能够适应五言、七言等各种偈颂句式。节译形式与全译形式并存的外来词在译经中比比皆是，可以推论，这种节译是译经者的有意为之，译经句式为一些缩略形式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汉语中的缩略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中的“语急”例，中古时期，汉译佛典中句式影响下的缩略构词现象更为频繁，尤其是原有多音节外来词常常省缩为单音节、双音节或三音节词，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其他汉语文献，推动了汉语缩略构词方式的发展。
四
综上所述，汉译佛典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韵散结合的结构形式、大量口俗语词的运用以及譬喻修辞的充分运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的复音化、口语化与构词方式的发展。当然，由于不同经典宣说主题各异，又译自不同的时间、地点、译人，其文体特征不尽一致，以上概括仅就汉译佛典一般形式而言。而且，一种语言现象的产生与发展还有许多内在和外部的因素。究竟汉译佛典文体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汉语，还有待将汉译佛典与中土传统文献进行大量的定量对比分析。参考文献
[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荆亚玲《中古汉译佛典文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3]吕澂《佛典泛论》，中国佛教协会，1986
[4]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
[5]吕叔湘《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中国语文天地》1986第6期
[6]陈秀兰《从常用词看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的差异》，《古汉语研究》2004第1期
[7]《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8]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9]程湘青主编《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10]梁晓红等《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通讯地址：3100H01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