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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由跨境传播和县域乡村传播共同构成的外向和内向“两极格局”，是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生态与我国媒介生态互动与演化的结果。阐释“两极格局”的成因，必须寻找和把握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生态要素，考察其与我国整体媒介生态的合力影响，这样才能厘清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关键词：东北地区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 两极格局
从建国初到2010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①]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由跨境传播和县域乡村传播共同构成的外向和内向两极传播格局。外向一极，即跨境传播，指朝鲜族语文媒体担当了国家级媒体对外宣传的任务。内向一极，即县域乡村传播，意指朝鲜族、蒙古族和满族县域传媒，对广大农村受众的传播活动。这种两极格局，在1949—1966年、1966—1976年、
1976—1999年和1999—2010年这4个时期里呈现两极萌动、偏狭、重振、确立4种态势。②综观全国，我国有30个民族自治州，为什么只有地区级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电视台成为东北地区跨境传播的主力军？华中地区有2个民族自治州和9个民族自治县，东北地区有1个民族自治州和15个民族自治县，两个大区域的民族地方设置相同点较多，可是为什么只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形成了“两极格局”？回答这些问题，仅仅探讨新闻传播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它置于整个东北地区的媒介生态中，置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整体的媒介生态中，寻找影响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综合因素，才能厘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一、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基本生态要素的影响
县域乡村、跨境民族和语言特色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生态要素，也是决定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态势和民族特色的根本因素。
（一）县域乡村要素的影响
目前，东北地区有1个朝鲜族自治州、1个达斡尔民族区和14个蒙古族、满族自治县（市），还有220多个民族乡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辖8个县（市）。截至2010年，东北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020.4万人，农村人口为539.9万人，农村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2.9%。③
很明显，县域乡村是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受众最主要的居住区域，也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既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受众处于广大的县域乡村，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面向乡村受众的内向一极倾向。
（二）跨境民族要素的影响
东北地区跨境民族主要指黑龙江北部、吉林和辽宁东部、北部地区的跨境民族。这些地区主要与俄罗斯、朝鲜接壤，并与蒙古国、韩国和日本为毗邻，跨境居住着蒙古族、俄罗斯族、朝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
中国朝鲜族先民是从朝鲜半岛迁入东北三省的朝鲜人，境外同民族的人数远远多于境内的人数。我国的朝鲜族、朝鲜的朝鲜人和韩国的韩国人是东北亚地区最大的跨界民族。目前，全世界的朝鲜民族人口有7300多万，其中96.48%分布在东北亚地区。④朝鲜族不仅人口众多，聚居地集中，而且也是境外主权国家最多的跨界民族。可以说，东北亚朝鲜民族的动态直接关系到本地区乃至世界的整体局势。
中国是朝鲜民族在朝鲜半岛以外的主要分布区，中国的朝鲜族主要聚居地就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共同的民族渊源、语言和密切的社会交往，使得跨界民族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延边朝鲜族与朝鲜半岛的人民存在广泛的天然联系，这也更凸显了延边朝鲜族语文媒体在跨界传播中对外传播的重要性。我国历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这也决定了以延边地区为代表的朝鲜语文新闻传播的“外宣”倾向。
（三）语言特色要素的影响
东北地区各民族语言在历史演进中的消长，形成了东北地区独特的语言环境。这一语言环境特色，对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态势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满族、朝鲜族和蒙古族是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占前三位的少数民族，其民族语言的运用直接影响着新闻传播的展开。
朝鲜族非常重视民族语言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教学用语均为朝鲜语，语文教学以朝鲜语文为主，加授汉语文。朝鲜族高中毕业生基本做到了朝汉兼通。朝鲜语在朝鲜族地区，尤其是延边自治州确实以优势见长。
满语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退出了生活交际圈。蒙古族虽也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但大多数人通用汉语文；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虽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普遍使用汉语文。由此可见，各民族语言在历史演进中的消长，形成了东北地区独特的语言环境。
民族交际语言的运用，直接决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效果，也是体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民族特色的重要标志。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初期，民族语言运用的强势，是民族新闻传播的重要推动力。
二、全国与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生态基本要素的合力影响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生态要素，是影响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形成“两极格局”的最主要原因。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初到现在的60多年里，这些基本生态要素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新闻传播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演变，进而显示出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演进的时代特色。因此，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形成，亦是全国与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生态基本要素的合力影响。
（一）对1949—1966年间“两极格局”萌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环境和建国初期的朝鲜半岛战火，加速了朝鲜族人口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当时的新闻传播活动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宣工作，而且已经成为了打击敌人、增强国际友谊的安邦定国的重要举措。东北地区朝鲜族的跨境民族重要属性，自然使得国家领导人关注朝鲜族语文媒体的传播动态。1962年6月22—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延边视察工作，明确指示要办好《延边日报》朝鲜文版和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朝鲜语广播。1962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也先后视察延边，都对延边的朝鲜语文媒体做过重要批示。这一政治优势加速了朝鲜族语文媒体的发展。 东北地区是我国解放最早的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具备时间和物质上的优势。在东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全国成立最早的民族自治地区之一，是当时东北地区乃至目前东北地区唯一一个地市级民族地区。良好的教育体系，再加上族群庞大、地域集中，使朝鲜族语文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和发展，为朝鲜族语文的新闻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大县域乡村，就媒体事业发展来讲，最具急迫性，也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延边州属于地（盟）一级，最主要的还属县（旗）级别。换句话说，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广大的县域乡村，基本不拥有任何传播媒介，生活和传播条件十分匮乏。农村有线广播在东北少数民族县域乡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但正逢其时，而且深应其需，也恰恰显示了东北少数民族新闻立足当地、深耕乡村、满足广大农村受众的内向一极的特色。
在此时期，不论朝鲜族地区还是蒙古族地区的新闻传播，对其民族特点的认识和表现虽已开始显现不同的倾向，但基本还停留在媒介对民族语言的运用上。
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就是在这种媒介生态的影响下展开的。一方面，朝鲜族语文媒体以跨境民族、国家重视和民族语言强势等优势展露对外宣传的倾向；另一方面，其他民族地区的传播媒介主要通过有线广播针对县域乡村也开始了对内宣传，导致“两极格局”开始萌动。
（二）对1966—1976年间“两极格局”偏狭的影响
文革十年，民族工作遭到全面破坏，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然而，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东北少数民族的广播事业建设却以较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一方面，由于延边朝鲜族的跨境民族特性和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延边无线电台的功率进一步增强，影响力扩大。另一方面，东北农村有线广播网络全面建成，政治宣传的快捷性、广泛性和针对性有了保障。
因此，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外向和内向的基本格局得以维持存在，而媒介生态的恶化、传播内容的空洞说教、媒介发展的匮乏单一（基本只剩广播媒体），又使得两极基本架构显得弱化、偏狭。
（三）对1976—1999年间“两极格局”重振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来讲，满族自治地方的成立和朝鲜族民众向关内、国外的流动同我国的媒介生态一起，对“两极格局”的重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民族政策的恢复和实施，东北地区共建立了9个满族自治县，这不但使少数民族人口激增，县域自治地方由原来的6个扩大到15个，县域民族地方面积也由原来的26000平方公里增加到61000平方公里，进一步扩大了少数民族自治的县域乡村范围，有力地增强了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面向县域乡村传播的“内向性”倾斜。
1983年3月，国家“四级办广电”的政策开始实施，东北少数民族县级地区的电视事业也都在此时期得以创建。1999年，国家虽然停止持续了15年多的“四级办台”政策，但经过整合的东北少数民族县级电视事业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当代影响最大的电视传播媒体，通过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村村通”这一民心工程走入了东北少数民族县域乡村的千家万户，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对农传播地域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
新时期，延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高和扩大了朝鲜族跨地区、跨境流动的速度和范围，拉动了朝鲜族语文媒体外向宣传的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朝鲜族人口向沿海和大中城市大量流动，从事第三产业。更为重要的是，延边对外劳务输出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期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延边的外出劳务目的国最初以韩国为主，逐步发展到日本、俄罗斯、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延边的新闻传播作为朝鲜族语文媒体的核心，加大新闻传播的外宣力度，传播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团结的举措和形势，是适应这一媒介生态的必然要求。
朝鲜族语文媒体外宣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扩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鉴于电视传播影响力的扩大和提高，各地电视事业以上卫星为契机，开展了“上天、落地、入户”的建设工程。延边州朝鲜族语文媒体不但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广电“上星”工程中拔得头筹，也抓住了电视这一影响最大的媒体，展开了对外宣传。另外，自1983年8月开始到90年代末，邓小平、胡耀邦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密集走进延边。对此，国家各级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对国内和国外进行了专题报道，扩大了延边自治州和朝鲜族语文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四）对2000—2010年间“两极格局”确立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家出台了多项改造、振兴东北的计划，为改善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软硬环境指明了道路，也对进一步确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两极格局”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两极格局”确立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新农村建设和朝鲜族跨境流动的新动向。
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县级新闻传播活动因为处于少数民族乡村第一线，了解广大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信息传播活动更有针对性和便捷性，进而使少数民族县级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深入农村，为民服务的内容也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泛。
另外，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⑤“兴边富民行动”“村村通”工程，进一步深化了县域乡村的传播。这些工程的实施，重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民族乡（镇）广播电视全面覆盖，对东北少数民族县域乡村新闻传播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好的促进和提升机会。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随着延边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的流动性有了新的倾向。其一，延边离乡入关、进城创业的朝鲜族人数达60余万人，超过30万人次出国，仅在韩、日、俄、利比里亚、塞班岛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劳务的朝鲜族人口就多达十几万。⑥其二，延边吸引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810多家外资企业置业发展。同时，全州也有几十家企业在俄罗斯和朝鲜投资建厂。其三，韩国民众大量进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二大的输入国。 ⑦朝鲜族跨境流动的多向性和高频率，使得新闻传播渠道多样，信息聚散快捷，新闻信息境内外交流更加方便。 在关内，韩国人发行的韩国语报纸、杂志、广告信息等已达到数十种，而且汉语新闻传播媒体也参与了其发行⑧。同时，因地缘的关系，延边更深受俄国和韩国等文化的影响。故而，加强跨境新闻传播活动，把民族形象和中国形象推展到有关国家，也是文化交流、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举措。
2006年8月10日，延边卫视朝鲜语卫星电视媒体正式上星播出。作为中国的朝鲜语电视媒体，延边卫视以“东北亚、民族、外宣”为自身主要宣传特色，确立了具有朝鲜族特色的国家级电视媒体地位。国家把延边卫视予以外宣的明确定位，这是“两极格局”确立的重要标志。
2001年至2006年，胡锦涛等多位国家领导人来到延边视察，对延边民族进步事业等提出了指导和期望。延边重要的地理位置、文化底蕴、传媒实力和朝鲜族广泛的国际交往以及社会活动能力，必然使人们看重朝鲜族语文媒体的传播动态、实力和地位，也更凸显了延边朝鲜族语文媒体，尤其是电视在跨界传播中对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民族特色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深刻。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已不局限在民族语言和民族风土人情、风光风景中表现其民族特色，而是重视本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勇于探索、开拓奋进的时代精神挖掘和提炼，显示了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理念的深度认同。从此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和对民族特色的深刻理解上看，“两极格局”更显坚实、稳固，得到了最终的确立。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两极格局”，深受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生态和全国媒介生态的影响。因此，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和“两极格局”的优化，就要注重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媒介生态的综合培育、协调发展，发挥媒介生态的优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新闻传播史研究（1949-2010）”，项目编号为：11BXW003）
注释：
①“东北地区”指黑龙江、吉林和东北三省。“少数民族新闻”重点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和非民族语文新闻传播，也包括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传播。“少数民族地区”（简称：民族地区）重点指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区。截至目前，东北共有1个民族自治州和15个民族自治县（市、区）.
②参见于凤静《论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两极格局》，《当代传播》，2013年6期.
③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年4月第1版.
④张兴堂《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89页.
⑤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这一文化工程在1998年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组织实施，被称为“2131工程”.
⑥孙岿《人类学视野下的朝鲜族消费文化变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1版，第27-28页.
⑦⑧崔相哲《关于中国朝鲜族新闻传播界使用韩国语问题的意向性思考》.
参考文献：
[1]张志、王晓英主编《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8-149页.
作者简介：王文权，大连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师；于凤静，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新闻系教授，博士
编辑：邰山虎
关键词：东北地区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 两极格局
从建国初到2010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①]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由跨境传播和县域乡村传播共同构成的外向和内向两极传播格局。外向一极，即跨境传播，指朝鲜族语文媒体担当了国家级媒体对外宣传的任务。内向一极，即县域乡村传播，意指朝鲜族、蒙古族和满族县域传媒，对广大农村受众的传播活动。这种两极格局，在1949—1966年、1966—1976年、
1976—1999年和1999—2010年这4个时期里呈现两极萌动、偏狭、重振、确立4种态势。②综观全国，我国有30个民族自治州，为什么只有地区级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电视台成为东北地区跨境传播的主力军？华中地区有2个民族自治州和9个民族自治县，东北地区有1个民族自治州和15个民族自治县，两个大区域的民族地方设置相同点较多，可是为什么只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形成了“两极格局”？回答这些问题，仅仅探讨新闻传播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它置于整个东北地区的媒介生态中，置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整体的媒介生态中，寻找影响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综合因素，才能厘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一、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基本生态要素的影响
县域乡村、跨境民族和语言特色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生态要素，也是决定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态势和民族特色的根本因素。
（一）县域乡村要素的影响
目前，东北地区有1个朝鲜族自治州、1个达斡尔民族区和14个蒙古族、满族自治县（市），还有220多个民族乡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辖8个县（市）。截至2010年，东北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020.4万人，农村人口为539.9万人，农村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2.9%。③
很明显，县域乡村是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受众最主要的居住区域，也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既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受众处于广大的县域乡村，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面向乡村受众的内向一极倾向。
（二）跨境民族要素的影响
东北地区跨境民族主要指黑龙江北部、吉林和辽宁东部、北部地区的跨境民族。这些地区主要与俄罗斯、朝鲜接壤，并与蒙古国、韩国和日本为毗邻，跨境居住着蒙古族、俄罗斯族、朝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
中国朝鲜族先民是从朝鲜半岛迁入东北三省的朝鲜人，境外同民族的人数远远多于境内的人数。我国的朝鲜族、朝鲜的朝鲜人和韩国的韩国人是东北亚地区最大的跨界民族。目前，全世界的朝鲜民族人口有7300多万，其中96.48%分布在东北亚地区。④朝鲜族不仅人口众多，聚居地集中，而且也是境外主权国家最多的跨界民族。可以说，东北亚朝鲜民族的动态直接关系到本地区乃至世界的整体局势。
中国是朝鲜民族在朝鲜半岛以外的主要分布区，中国的朝鲜族主要聚居地就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共同的民族渊源、语言和密切的社会交往，使得跨界民族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延边朝鲜族与朝鲜半岛的人民存在广泛的天然联系，这也更凸显了延边朝鲜族语文媒体在跨界传播中对外传播的重要性。我国历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这也决定了以延边地区为代表的朝鲜语文新闻传播的“外宣”倾向。
（三）语言特色要素的影响
东北地区各民族语言在历史演进中的消长，形成了东北地区独特的语言环境。这一语言环境特色，对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态势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满族、朝鲜族和蒙古族是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占前三位的少数民族，其民族语言的运用直接影响着新闻传播的展开。
朝鲜族非常重视民族语言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教学用语均为朝鲜语，语文教学以朝鲜语文为主，加授汉语文。朝鲜族高中毕业生基本做到了朝汉兼通。朝鲜语在朝鲜族地区，尤其是延边自治州确实以优势见长。
满语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退出了生活交际圈。蒙古族虽也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但大多数人通用汉语文；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虽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普遍使用汉语文。由此可见，各民族语言在历史演进中的消长，形成了东北地区独特的语言环境。
民族交际语言的运用，直接决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效果，也是体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民族特色的重要标志。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初期，民族语言运用的强势，是民族新闻传播的重要推动力。
二、全国与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生态基本要素的合力影响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生态要素，是影响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形成“两极格局”的最主要原因。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初到现在的60多年里，这些基本生态要素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新闻传播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演变，进而显示出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演进的时代特色。因此，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形成，亦是全国与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生态基本要素的合力影响。
（一）对1949—1966年间“两极格局”萌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环境和建国初期的朝鲜半岛战火，加速了朝鲜族人口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当时的新闻传播活动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宣工作，而且已经成为了打击敌人、增强国际友谊的安邦定国的重要举措。东北地区朝鲜族的跨境民族重要属性，自然使得国家领导人关注朝鲜族语文媒体的传播动态。1962年6月22—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延边视察工作，明确指示要办好《延边日报》朝鲜文版和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朝鲜语广播。1962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也先后视察延边，都对延边的朝鲜语文媒体做过重要批示。这一政治优势加速了朝鲜族语文媒体的发展。 东北地区是我国解放最早的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具备时间和物质上的优势。在东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全国成立最早的民族自治地区之一，是当时东北地区乃至目前东北地区唯一一个地市级民族地区。良好的教育体系，再加上族群庞大、地域集中，使朝鲜族语文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和发展，为朝鲜族语文的新闻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大县域乡村，就媒体事业发展来讲，最具急迫性，也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延边州属于地（盟）一级，最主要的还属县（旗）级别。换句话说，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广大的县域乡村，基本不拥有任何传播媒介，生活和传播条件十分匮乏。农村有线广播在东北少数民族县域乡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但正逢其时，而且深应其需，也恰恰显示了东北少数民族新闻立足当地、深耕乡村、满足广大农村受众的内向一极的特色。
在此时期，不论朝鲜族地区还是蒙古族地区的新闻传播，对其民族特点的认识和表现虽已开始显现不同的倾向，但基本还停留在媒介对民族语言的运用上。
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就是在这种媒介生态的影响下展开的。一方面，朝鲜族语文媒体以跨境民族、国家重视和民族语言强势等优势展露对外宣传的倾向；另一方面，其他民族地区的传播媒介主要通过有线广播针对县域乡村也开始了对内宣传，导致“两极格局”开始萌动。
（二）对1966—1976年间“两极格局”偏狭的影响
文革十年，民族工作遭到全面破坏，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然而，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东北少数民族的广播事业建设却以较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一方面，由于延边朝鲜族的跨境民族特性和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延边无线电台的功率进一步增强，影响力扩大。另一方面，东北农村有线广播网络全面建成，政治宣传的快捷性、广泛性和针对性有了保障。
因此，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外向和内向的基本格局得以维持存在，而媒介生态的恶化、传播内容的空洞说教、媒介发展的匮乏单一（基本只剩广播媒体），又使得两极基本架构显得弱化、偏狭。
（三）对1976—1999年间“两极格局”重振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来讲，满族自治地方的成立和朝鲜族民众向关内、国外的流动同我国的媒介生态一起，对“两极格局”的重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民族政策的恢复和实施，东北地区共建立了9个满族自治县，这不但使少数民族人口激增，县域自治地方由原来的6个扩大到15个，县域民族地方面积也由原来的26000平方公里增加到61000平方公里，进一步扩大了少数民族自治的县域乡村范围，有力地增强了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面向县域乡村传播的“内向性”倾斜。
1983年3月，国家“四级办广电”的政策开始实施，东北少数民族县级地区的电视事业也都在此时期得以创建。1999年，国家虽然停止持续了15年多的“四级办台”政策，但经过整合的东北少数民族县级电视事业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当代影响最大的电视传播媒体，通过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村村通”这一民心工程走入了东北少数民族县域乡村的千家万户，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对农传播地域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
新时期，延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高和扩大了朝鲜族跨地区、跨境流动的速度和范围，拉动了朝鲜族语文媒体外向宣传的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朝鲜族人口向沿海和大中城市大量流动，从事第三产业。更为重要的是，延边对外劳务输出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期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延边的外出劳务目的国最初以韩国为主，逐步发展到日本、俄罗斯、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延边的新闻传播作为朝鲜族语文媒体的核心，加大新闻传播的外宣力度，传播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团结的举措和形势，是适应这一媒介生态的必然要求。
朝鲜族语文媒体外宣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扩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鉴于电视传播影响力的扩大和提高，各地电视事业以上卫星为契机，开展了“上天、落地、入户”的建设工程。延边州朝鲜族语文媒体不但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广电“上星”工程中拔得头筹，也抓住了电视这一影响最大的媒体，展开了对外宣传。另外，自1983年8月开始到90年代末，邓小平、胡耀邦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密集走进延边。对此，国家各级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对国内和国外进行了专题报道，扩大了延边自治州和朝鲜族语文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四）对2000—2010年间“两极格局”确立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家出台了多项改造、振兴东北的计划，为改善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软硬环境指明了道路，也对进一步确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两极格局”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两极格局”确立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新农村建设和朝鲜族跨境流动的新动向。
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县级新闻传播活动因为处于少数民族乡村第一线，了解广大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信息传播活动更有针对性和便捷性，进而使少数民族县级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深入农村，为民服务的内容也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泛。
另外，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⑤“兴边富民行动”“村村通”工程，进一步深化了县域乡村的传播。这些工程的实施，重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民族乡（镇）广播电视全面覆盖，对东北少数民族县域乡村新闻传播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好的促进和提升机会。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随着延边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的流动性有了新的倾向。其一，延边离乡入关、进城创业的朝鲜族人数达60余万人，超过30万人次出国，仅在韩、日、俄、利比里亚、塞班岛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劳务的朝鲜族人口就多达十几万。⑥其二，延边吸引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810多家外资企业置业发展。同时，全州也有几十家企业在俄罗斯和朝鲜投资建厂。其三，韩国民众大量进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二大的输入国。 ⑦朝鲜族跨境流动的多向性和高频率，使得新闻传播渠道多样，信息聚散快捷，新闻信息境内外交流更加方便。 在关内，韩国人发行的韩国语报纸、杂志、广告信息等已达到数十种，而且汉语新闻传播媒体也参与了其发行⑧。同时，因地缘的关系，延边更深受俄国和韩国等文化的影响。故而，加强跨境新闻传播活动，把民族形象和中国形象推展到有关国家，也是文化交流、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举措。
2006年8月10日，延边卫视朝鲜语卫星电视媒体正式上星播出。作为中国的朝鲜语电视媒体，延边卫视以“东北亚、民族、外宣”为自身主要宣传特色，确立了具有朝鲜族特色的国家级电视媒体地位。国家把延边卫视予以外宣的明确定位，这是“两极格局”确立的重要标志。
2001年至2006年，胡锦涛等多位国家领导人来到延边视察，对延边民族进步事业等提出了指导和期望。延边重要的地理位置、文化底蕴、传媒实力和朝鲜族广泛的国际交往以及社会活动能力，必然使人们看重朝鲜族语文媒体的传播动态、实力和地位，也更凸显了延边朝鲜族语文媒体，尤其是电视在跨界传播中对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民族特色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深刻。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已不局限在民族语言和民族风土人情、风光风景中表现其民族特色，而是重视本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勇于探索、开拓奋进的时代精神挖掘和提炼，显示了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理念的深度认同。从此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和对民族特色的深刻理解上看，“两极格局”更显坚实、稳固，得到了最终的确立。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两极格局”，深受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生态和全国媒介生态的影响。因此，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和“两极格局”的优化，就要注重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媒介生态的综合培育、协调发展，发挥媒介生态的优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新闻传播史研究（1949-2010）”，项目编号为：11BXW003）
注释：
①“东北地区”指黑龙江、吉林和东北三省。“少数民族新闻”重点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和非民族语文新闻传播，也包括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传播。“少数民族地区”（简称：民族地区）重点指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区。截至目前，东北共有1个民族自治州和15个民族自治县（市、区）.
②参见于凤静《论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两极格局》，《当代传播》，2013年6期.
③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年4月第1版.
④张兴堂《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89页.
⑤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这一文化工程在1998年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组织实施，被称为“2131工程”.
⑥孙岿《人类学视野下的朝鲜族消费文化变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1版，第27-28页.
⑦⑧崔相哲《关于中国朝鲜族新闻传播界使用韩国语问题的意向性思考》.
参考文献：
[1]张志、王晓英主编《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8-149页.
作者简介：王文权，大连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师；于凤静，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新闻系教授，博士
编辑：邰山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