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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中，西方主要存在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个研究流派。本文在主观幸福感模型基础上，融合了心理幸福感的“个人价值实现”因素及社会幸福感的“公共领域社会认同”因素，通过文献分析及问卷调查的方式，以上海城市居民为样本，对公众幸福感内涵及结构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影响幸福感的五个主要因素按影响力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亲友关系”、“生活满意度”、“生命活力”、“工作与学习成就”、“社会承诺”；“物质满足”和“休闲娱乐”与幸福感均为弱相关，其中“休闲娱乐满意度”的影响力略大于“物质满足”因素。
关键词：幸福感 内涵 结构 城市居民 上海
一、引言
幸福感源自于人们对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幸福感一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十八大报告中数次提及“人民幸福”，十三五规划又再次强调要建设“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国家规划编制部门应当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并对增强国民幸福感的政策手段和途径作出具体部署。
我国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幸福感本身的内涵及结构进行探究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文献倾向于将“幸福感”等同于“主观幸福感”，但简单地将两者等同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片面性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国情，通过关键词筛选形成符合我国国情文化的幸福感调研问卷，对幸福感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试图从本质上解释幸福感的构成。
二、幸福感内涵
1.西方学界幸福感内涵界定。西方学界公认的幸福感内涵研究范式有三种：主观幸福感、心里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范式的思想基础演变自伊壁鸠鲁（Epicurus）的“快乐论”，普遍认为公众幸福感包含对一件事情的情感体验以及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两大部分。Diener（1999）认为SWB由三个维度构成：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为学界主流的幸福感研究范式。
80年代中期，以苏格拉底（Socrates）“实现论”为基础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PWB）范式对主观幸福感提出质疑。这一范式更强调其作为一种长期，甚至永久的情感状态，受到较多认可的假设有：waterman（1993） 的“个人展现”假设，认为快乐应界定于享乐主义范围，而幸福感则是人们的自我协调一致。Ryff（1995）的“六因素结构”假设，认为自我评价及健康程度对幸福感影響最大。Ryan &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假设，认为人们内在的自我决定源自于需求。
90年代中后期以来，Keyes 等（2002）将主观幸福感（SWB）与心理幸福感（PWB）视为人们幸福感程度的两个测量维度，认为SWB 与PWB都更关注私人领域幸福感，提出更关注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幸福感。
2.我国国情下的幸福感内涵及结构设计。针对我国国情下的文献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范式中认为“工作满意度与家庭满意度属于特殊领域变量”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我国，事实上“家庭满意度”是涵盖在普通的“生活满意度”中，甚至占据了生活中的极大一部分；而“工作满意度”则是与其相对立的一种存在，虽然家庭与生活并不能完全分开，但其联系要明显小于西方人眼中的两者关系。
笔者将幸福感分为显性幸福感和隐形幸福感两部分，由个体生活质量、社会交际和情感因素3个维度共同构成。其中，显性幸福感及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生命活力、物质满足、休闲娱乐、生活满意、亲友关系、工作与学习成就、社会承诺、正向情感、负向情感等可以直接体现的幸福感变量，而人格、文化及部分人口学变量等客观因素则可以通过“评判标准”的形式作用于显性幸福感影响因素而得到间接反映，因此笔者称之为隐性幸福感影响因素。它们通过形成不同的评判标准，让个体在面对相同的客观事件与环境时形成不同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就是其影响作用的间接体现。（如图1）
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型采用反射研究（reflection research）的方式进行，即三个维度：个体生活质量、社会交际、情感因素并不是所有反映整个公众幸福感的完全无交叉三个维度，而是由于在影响公众幸福感方面较为重要。通过对三个维度的进一步分析，本文给出了9 个变量（个体生活质量维度4 个，社会交际维度3 个，情感因素维度2 个）。
三、调查问卷分析
1.基本情况描述。根据影响因素假设模型，笔者挑选4份较为常用的幸福感测量量表：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情感平衡量表（ABS）、综合幸福问卷（MHQ）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 1274），选取与假设模型中9个变量相关的问题，形成“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4 个项目、50个问题。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上海城市居民150人，发放并回收问卷129 份，回收率为86%。去除部分填写不完整、可信度较低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117 份，问卷有效率为90.7%。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得到结果为.915，大于.90，数据可信；KMO 值为.779，具有良好的效度。根据本问卷所产生的的四个基础问卷分类，本文将所有问题归纳为：生命活力、物质满足、休闲娱乐、生活满意、亲友关系、工作学习、社会承诺、情感平衡（正负向情感因素合并）8 个因子，对每一因子中的问题数据取均值，得到每个因子的数据用以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2.数据分析。
2.1描述性统计。对8 个因子描述性统计（表3-1），其中117个样本的生命活力（M=3.372，S=.6858）偏向于良好；休闲娱乐（M=2.962，S=.9288）样本差异较明显，总体而言满意度不够；生活满意（M=3.217，S=.7610）普遍良好；亲友关系（M=3.969，S=.5965）较好；工作学习成就（M=3.388，S=.6380）满意度一般；社会承诺（M=3.592，S=.6404），社会公共领域联系满意度趋向于良好。情感平衡因素不同于之前7 个因子，其计分标准为1-9，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其均值为7.726，标准差1.3172，说明样本之间的差异度较大，但总体而言个体情感中正向情感要显著高于负向情感。 2.2相关分析。我们将8 个因子的数据与效标效度进行相关分析，可以分别了解8 个“自变量x”对显性幸福感（因变量y）的影响程度（见表3-2）。
四、结语
1.主要结论。我国国情下公众幸福感可分为显性幸福感与隐性幸福感。显性幸福感包括个体生活质量、社会交际和情感因素3个维度，涉及生命活力、物质满足、休闲娱乐、生活满意、亲友关系、工作与学习成就、社会承诺、正向情感、负向情感等因素。其中，“生命活力”、“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交际维度下的3 个变量均与本次因变量y（显性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按影响力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分别为“亲友关系”、“生活满意度”、“生命活力”、“工作与学习成就”、“社会承诺”；“物质满足”与“休闲娱乐满意度”变量与因变量y 正向弱相关，相对而言“休闲娱乐”因素的影响力大于“物质满足”因素；而情感平衡维度与因变量y 基本无关。隐性幸福感包括人格、文化及部分人口学变量等客观因素，它们可以通过“评判标准”的形式作用于显性幸福感影响因素从而得到间接反映；通过形成不同的评判标准，让个体在面对相同的客观事件与环境时形成不同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就是其影响作用的间接体现。
2.创新与不足。本次研究对公众满意度的内涵与分类进行了重新划定。在维度设定时，同时结合了主观幸福感（SWB）、心理幸福感（PWB）与社会幸福感的主要特点；在维度划分时，既关注了私人领域的生活满意度、情感因素、价值实现等变量，也關注了公共领域的社会交际等变量。研究并非简单引进西方学者的研究量表来对我国公众进行幸福感测量，而是在结合文献分析、访谈分析基础上对四种在我国测量中有着较好信效度的问卷进行整合筛选，形成本次研究的问卷。并且，本次研究并不旨在研究我国居民是否幸福，而是从幸福感的本质内涵与结构上进行探讨，探讨对高学历人群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影响力大小。
由于时间、空间、人手等条件的限制，本文仍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本文的实证研究样本仅限于上海城市居民，希望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调查的范围，从而获得更大的样本量及样本范围以减少误差，增加模型检验准确性。本次研究仅为简单的概念探究，期待在将来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得到对实践意义更大的理论结果。
参考文献：
[1]周海欧.《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十三五”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15-05-27]. http：//news.hexun.com/2015-05-27/176215325.html.
[2]Diener. E.； Suh，E.；Lucas， R. & Smith， H. L. ， 1999 ， Subject Well- being ：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 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5. P276-277.
[3]Waterman， A. S.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contrasts of personal expressiveness（eudaimonia） andhedonic enjoy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64（4）：678～691.
[4]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35；No.14802：128-133.p130-132.
关键词：幸福感 内涵 结构 城市居民 上海
一、引言
幸福感源自于人们对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幸福感一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十八大报告中数次提及“人民幸福”，十三五规划又再次强调要建设“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国家规划编制部门应当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并对增强国民幸福感的政策手段和途径作出具体部署。
我国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幸福感本身的内涵及结构进行探究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文献倾向于将“幸福感”等同于“主观幸福感”，但简单地将两者等同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片面性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国情，通过关键词筛选形成符合我国国情文化的幸福感调研问卷，对幸福感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试图从本质上解释幸福感的构成。
二、幸福感内涵
1.西方学界幸福感内涵界定。西方学界公认的幸福感内涵研究范式有三种：主观幸福感、心里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范式的思想基础演变自伊壁鸠鲁（Epicurus）的“快乐论”，普遍认为公众幸福感包含对一件事情的情感体验以及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两大部分。Diener（1999）认为SWB由三个维度构成：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为学界主流的幸福感研究范式。
80年代中期，以苏格拉底（Socrates）“实现论”为基础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PWB）范式对主观幸福感提出质疑。这一范式更强调其作为一种长期，甚至永久的情感状态，受到较多认可的假设有：waterman（1993） 的“个人展现”假设，认为快乐应界定于享乐主义范围，而幸福感则是人们的自我协调一致。Ryff（1995）的“六因素结构”假设，认为自我评价及健康程度对幸福感影響最大。Ryan &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假设，认为人们内在的自我决定源自于需求。
90年代中后期以来，Keyes 等（2002）将主观幸福感（SWB）与心理幸福感（PWB）视为人们幸福感程度的两个测量维度，认为SWB 与PWB都更关注私人领域幸福感，提出更关注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幸福感。
2.我国国情下的幸福感内涵及结构设计。针对我国国情下的文献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范式中认为“工作满意度与家庭满意度属于特殊领域变量”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我国，事实上“家庭满意度”是涵盖在普通的“生活满意度”中，甚至占据了生活中的极大一部分；而“工作满意度”则是与其相对立的一种存在，虽然家庭与生活并不能完全分开，但其联系要明显小于西方人眼中的两者关系。
笔者将幸福感分为显性幸福感和隐形幸福感两部分，由个体生活质量、社会交际和情感因素3个维度共同构成。其中，显性幸福感及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生命活力、物质满足、休闲娱乐、生活满意、亲友关系、工作与学习成就、社会承诺、正向情感、负向情感等可以直接体现的幸福感变量，而人格、文化及部分人口学变量等客观因素则可以通过“评判标准”的形式作用于显性幸福感影响因素而得到间接反映，因此笔者称之为隐性幸福感影响因素。它们通过形成不同的评判标准，让个体在面对相同的客观事件与环境时形成不同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就是其影响作用的间接体现。（如图1）
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型采用反射研究（reflection research）的方式进行，即三个维度：个体生活质量、社会交际、情感因素并不是所有反映整个公众幸福感的完全无交叉三个维度，而是由于在影响公众幸福感方面较为重要。通过对三个维度的进一步分析，本文给出了9 个变量（个体生活质量维度4 个，社会交际维度3 个，情感因素维度2 个）。
三、调查问卷分析
1.基本情况描述。根据影响因素假设模型，笔者挑选4份较为常用的幸福感测量量表：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情感平衡量表（ABS）、综合幸福问卷（MHQ）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 1274），选取与假设模型中9个变量相关的问题，形成“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4 个项目、50个问题。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上海城市居民150人，发放并回收问卷129 份，回收率为86%。去除部分填写不完整、可信度较低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117 份，问卷有效率为90.7%。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得到结果为.915，大于.90，数据可信；KMO 值为.779，具有良好的效度。根据本问卷所产生的的四个基础问卷分类，本文将所有问题归纳为：生命活力、物质满足、休闲娱乐、生活满意、亲友关系、工作学习、社会承诺、情感平衡（正负向情感因素合并）8 个因子，对每一因子中的问题数据取均值，得到每个因子的数据用以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2.数据分析。
2.1描述性统计。对8 个因子描述性统计（表3-1），其中117个样本的生命活力（M=3.372，S=.6858）偏向于良好；休闲娱乐（M=2.962，S=.9288）样本差异较明显，总体而言满意度不够；生活满意（M=3.217，S=.7610）普遍良好；亲友关系（M=3.969，S=.5965）较好；工作学习成就（M=3.388，S=.6380）满意度一般；社会承诺（M=3.592，S=.6404），社会公共领域联系满意度趋向于良好。情感平衡因素不同于之前7 个因子，其计分标准为1-9，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其均值为7.726，标准差1.3172，说明样本之间的差异度较大，但总体而言个体情感中正向情感要显著高于负向情感。 2.2相关分析。我们将8 个因子的数据与效标效度进行相关分析，可以分别了解8 个“自变量x”对显性幸福感（因变量y）的影响程度（见表3-2）。
四、结语
1.主要结论。我国国情下公众幸福感可分为显性幸福感与隐性幸福感。显性幸福感包括个体生活质量、社会交际和情感因素3个维度，涉及生命活力、物质满足、休闲娱乐、生活满意、亲友关系、工作与学习成就、社会承诺、正向情感、负向情感等因素。其中，“生命活力”、“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交际维度下的3 个变量均与本次因变量y（显性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按影响力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分别为“亲友关系”、“生活满意度”、“生命活力”、“工作与学习成就”、“社会承诺”；“物质满足”与“休闲娱乐满意度”变量与因变量y 正向弱相关，相对而言“休闲娱乐”因素的影响力大于“物质满足”因素；而情感平衡维度与因变量y 基本无关。隐性幸福感包括人格、文化及部分人口学变量等客观因素，它们可以通过“评判标准”的形式作用于显性幸福感影响因素从而得到间接反映；通过形成不同的评判标准，让个体在面对相同的客观事件与环境时形成不同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就是其影响作用的间接体现。
2.创新与不足。本次研究对公众满意度的内涵与分类进行了重新划定。在维度设定时，同时结合了主观幸福感（SWB）、心理幸福感（PWB）与社会幸福感的主要特点；在维度划分时，既关注了私人领域的生活满意度、情感因素、价值实现等变量，也關注了公共领域的社会交际等变量。研究并非简单引进西方学者的研究量表来对我国公众进行幸福感测量，而是在结合文献分析、访谈分析基础上对四种在我国测量中有着较好信效度的问卷进行整合筛选，形成本次研究的问卷。并且，本次研究并不旨在研究我国居民是否幸福，而是从幸福感的本质内涵与结构上进行探讨，探讨对高学历人群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影响力大小。
由于时间、空间、人手等条件的限制，本文仍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本文的实证研究样本仅限于上海城市居民，希望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调查的范围，从而获得更大的样本量及样本范围以减少误差，增加模型检验准确性。本次研究仅为简单的概念探究，期待在将来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得到对实践意义更大的理论结果。
参考文献：
[1]周海欧.《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十三五”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15-05-27]. http：//news.hexun.com/2015-05-27/176215325.html.
[2]Diener. E.； Suh，E.；Lucas， R. & Smith， H. L. ， 1999 ， Subject Well- being ：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 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5. P276-277.
[3]Waterman， A. S.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contrasts of personal expressiveness（eudaimonia） andhedonic enjoy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64（4）：678～691.
[4]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35；No.14802：128-133.p13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