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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史上任何一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艺术相互融合为基础的。作为一名中国的艺术家，柴亮在洋为中用的路上已经苦苦探索了多年。柴亮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这个世纪，该是我们沿着中为洋用的回程走向世界的时代。
作为小提琴演奏家的柴亮，曾在许多音乐大赛中获得重要奖项，他与许多世界知名乐团合作过，也在世界许多著名音乐厅的舞台上施展过才艺。但是提及这些，柴亮的态度始终是淡然平和的。
柴亮用幸运来概括自己的音乐生涯：父母都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教授，所以对音乐不曾陌生；从沈阳音乐学院到中央音乐学院再到朱丽亚音乐学院，他得到的教育都来自最好的老师、最好的院校。柴亮肯定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以及自己为之付出的心血，但他也承认，这样的机会，并非每一个热爱音乐并努力为音乐付出的人都能得到。
艺术良师
未来高雅艺术市场的繁荣需要有一批年轻优秀的知音作为消费者，青年大学生正是高雅艺术的主要“购买力”。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有自身的特点，普通高校大学生也有自身的特点，艺术教育要使学生树立健康的艺术审美取向，引领学生正确对待流行音乐，自觉成为高雅艺术的“知音”，并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拓展高校艺术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谈及国内高雅音乐的推广与普及的话题时，柴亮显得滔滔不绝：“最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接触到高雅音乐，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每年都会参与到古典音乐进校园的活动之中，参演的场次都会达到几十场。另外，在很多其他的演出当中，最低票价也都定为几十元，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解高雅音乐。要让他们明白高雅音乐其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难懂。”
正如柴亮所言，高雅音乐演出市场的真正繁荣与和谐，有赖于良好的导向、合理的运营、社会资金的赞助、市场的良性竞争等。但从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培育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青年艺术爱好者为高雅音乐会的优秀听众，成为高雅艺术明天的购买力或消费群，才是使高雅艺术演出市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迈进的内在动力。一个繁荣的艺术市场，反过来又能提升全民族的艺术素养，培育民族文明风尚，有助于中国推动社会的文化发展与繁荣。
每年，在全世界各地忙于各类演出的柴亮还担任着教学的工作，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学科主任的他，同样也会面临着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常会遇到的困扰：学生对高雅艺术望而生畏，缺乏兴趣。柴亮语重心长地说：“与其痛心疾首甚至责备学生，我们不如先自我反思，想想自己的责任。在高校艺术教育教学中教师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流行音乐？”
事实上，大学生是一个理性的文化群体，但同时也是一个散发着洒脱率性的青春气息的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一切新鲜东西充满好奇，他们勇于尝试和接受新的事物，他们无拘无束追求自由，甚至有点离经叛道，那都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相比较高雅音乐，一些流行音乐轻松而有活力、鲜明且直观，直接表达了年轻群体的内心感受，年轻人很容易从这些音乐中找到自我认同，包括对爱情、对理想、对人生、对社会等问题的认同。高校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看成“洪水猛兽”。与其让学生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误入“恶俗流行音乐”的圈套，不如郑重其事地开设探讨流行音乐文化的课程，让学生真正从历史、社会、文化和音乐本身去了解流行音乐，建立自己正确的对流行艺术的看法，进而获得能分辨良莠的理性判断能力。柴亮引用匈牙利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所说：“音乐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使更多的人‘拥有打开好音乐的钥匙，并且同时有对抗坏音乐的护身符’。”
音乐无界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根深叶茂。高雅音乐同样如此。高雅音乐是在欧美深厚的文化羽翼下产生的，一旦它汇入东方文化的海洋，就必然面临与东方文化的根基进行对接、对话和拥抱的问题，否则，二者肯定难以相互融合。“假如我们永远都是西式的烹调和西式的原料，那么我们的原创高雅音乐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低人一等的水平，与国外的情况相比，我们没有自己的特点，也没有自己的文化。高雅音乐进入中国之后，我们必须经历一个不断反省与不断修订的过程。”
在柴亮对于国外高雅音乐进入中国之后种种担心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位艺术家通过音乐来超越国家边界的种种努力，如今，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柴亮早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自己变成了一位胸怀宽广的世界公民。对于高雅音乐其基本文化属性的多重性话题，柴亮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浩繁。因而对于国外的高雅音乐来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重视自己民族的音乐传统，在自己民族的资源中汲取智慧和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对高雅音乐在整个中国的健康发展有实际的意义。”
相比于国内的情况，柴亮坦言，“西方的高雅音乐，在具备文化功能的同时，确实也有着强大的娱乐功能，最终也确实能够发展为人类文化的奇葩。这是由于西方的高雅音乐有着一整套完整的音乐创作规律，这是一种严格但具有相当灵活性的规律，是前人在音乐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找出的使后学者有所遵循、可以避免走弯路的规律。它们在严格的表面现象背后，有非常宽容的回旋余地，从而保证了音乐的活力。在这些方面，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国内的同行来学习。”
文化领袖
在柴亮看来，高雅音乐是伴随欧洲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经过历代艺术家的伟大创造，它已经成为西方音乐中表现力最丰富、适应性最广泛的音乐艺术形式。在同世界各民族独特的传统音乐相融合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大批反映不同民族社会生活，表现不同民族心理素质的风格多样的音乐作品，并成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高雅音乐是从西方宗教音乐发端而以严格的节拍记谱法和统一的和声理论为基础的，它一方面拓展了音乐的多声部张力，完善了音乐的逻辑性结构，另一方面却使旋律、音色和节奏的发展以及音乐的个体表现力受到了制约。而这些方面，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则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天地。”
正如深谙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柴亮所说的那样，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发展并不同步。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大工业时代，也没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因而中国的音乐一直非常完整地保留着农业时代的原始形态。这恰恰是中国作曲家与同代西方作曲家相比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拥有广阔而丰厚的未开垦的一片天地。
在外国音乐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欧洲一些作曲家曾经对西班牙语系包括一些南美洲国家独特的民间音乐发生兴趣，并以那些地区的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过一些作品，如格林卡的《马德里之夜》、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等等。后来，西班牙语系的作曲家登上乐坛，如西班牙的阿尔贝尼兹、格拉纳多斯、巴西的维拉-罗勃斯、墨西哥的恰维斯，他们创作了韵味纯正的西班牙和南美洲的拉丁民族专业音乐，这就使其他民族的作曲家在这一方面望尘莫及。
地域辽阔的中国，一些拥有少数民族独特音乐传统的地区，如云南、新疆等地区，这些年正在成长起来一批自己的作曲家。柴亮满怀信心地说：“对这些地区传统音乐的开发和再创造，最终还要靠他们。我相信，我们的作曲家也一定能够以我们自己民族的丰富音乐为基础，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将这些独特音乐文化的艺术魅力展现到世界乐坛。”
慈善使者
“音乐不是奢侈品，不是我们钱包鼓了的时候才来消费的多余物；音乐不是消遣，不是娱乐，音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是让人类生活得有意义的方式之一。”在致新生家长的欢迎词中，美国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主任卡尔·伯纳克说的这段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柴亮，作为世界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刚好在用他的行动践行着这一理念。
也许正因为一路走来得到过太多人的帮助，自觉幸运的柴亮对这个社会更多地持以感恩和回报之心。2003年回国后，他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任教，2009年2月，他和好友成立了“音乐之帆少儿资助项目”，开始通过慈善关注社会，通过音乐帮助孩子。
2008年底，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在中国国家大剧院进行了令人震撼的演出。该团的所有演奏家都是由曾经孤独、贫穷的少年组成，他们都有幸受助于委内瑞拉著名的慈善机构——“音乐救助体系”，该体系成立近30年，受资助人超过29万。这次演出成为了“音乐之帆”计划的灵感来源。
但是，一场演出带来的感动还不足以解释一个慈善项目的诞生和发展。柴亮成立“音乐之帆”，也和其在美国多年的留学生涯有关。柴亮对美国相对完善的慈善事业深有感触。在那里，他经常随乐团到老人院、精神病院、残疾人院，甚至监狱等地方演出；而他留学所需的学费也全部受助于一些不相识的人。回国后，看到那些穷苦的孩子，柴亮就想到当初的自己，他渴望做一些事情，并且期待这些事能够对这些孩子以后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才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我去帮助别人。所以说是‘音乐之帆’选择了我，是这样一个好项目给了大家聚到一起的机会来帮助这些孩子。”柴亮这样评价最初创立“音乐之帆少儿资助项目”于他自己的意义。
柴亮相信，音乐能摒除个人色彩而具有跨越时空的共性，它能涵盖生活中精神层面所有的意义，“一切生活中解释不了的东西音乐都能解释”。他也相信，音乐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能给他们带来自信。
提到这些，柴亮的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快乐和欣慰。“当孩子们自信、阳光地站在台上演出时，他们知道自己不比别人差，”他说，“因为大家都在听，在给他们掌声。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这样的概念——这些孩子可以达到他们想达到的任何目标，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也是可以做梦的，而且只要坚持，梦想就可以成真。”
柴亮对于“音乐之帆”也有很多设想和期待，作为音乐家，他希望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孩子能站在世界舞台上，像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一样，代表着世界潮流。
已过不惑之年的柴亮，是洒脱、风趣而快乐的。做慈善于他来说是回报社会的方式之一，是将自己曾经得到的东西再给出去，这种对于社会的回报带给他的不是责任感和压力，而是源自内心的满足感。
柴亮
1968年生于沈阳。1990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曾在首届全国艺术院校小提琴比赛、英国第二届叶胡迪·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日本第三届国际音乐比赛等各种大赛中夺得重要奖项。
作为小提琴演奏家的柴亮，曾在许多音乐大赛中获得重要奖项，他与许多世界知名乐团合作过，也在世界许多著名音乐厅的舞台上施展过才艺。但是提及这些，柴亮的态度始终是淡然平和的。
柴亮用幸运来概括自己的音乐生涯：父母都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教授，所以对音乐不曾陌生；从沈阳音乐学院到中央音乐学院再到朱丽亚音乐学院，他得到的教育都来自最好的老师、最好的院校。柴亮肯定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以及自己为之付出的心血，但他也承认，这样的机会，并非每一个热爱音乐并努力为音乐付出的人都能得到。
艺术良师
未来高雅艺术市场的繁荣需要有一批年轻优秀的知音作为消费者，青年大学生正是高雅艺术的主要“购买力”。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有自身的特点，普通高校大学生也有自身的特点，艺术教育要使学生树立健康的艺术审美取向，引领学生正确对待流行音乐，自觉成为高雅艺术的“知音”，并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拓展高校艺术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谈及国内高雅音乐的推广与普及的话题时，柴亮显得滔滔不绝：“最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接触到高雅音乐，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每年都会参与到古典音乐进校园的活动之中，参演的场次都会达到几十场。另外，在很多其他的演出当中，最低票价也都定为几十元，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解高雅音乐。要让他们明白高雅音乐其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难懂。”
正如柴亮所言，高雅音乐演出市场的真正繁荣与和谐，有赖于良好的导向、合理的运营、社会资金的赞助、市场的良性竞争等。但从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培育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青年艺术爱好者为高雅音乐会的优秀听众，成为高雅艺术明天的购买力或消费群，才是使高雅艺术演出市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迈进的内在动力。一个繁荣的艺术市场，反过来又能提升全民族的艺术素养，培育民族文明风尚，有助于中国推动社会的文化发展与繁荣。
每年，在全世界各地忙于各类演出的柴亮还担任着教学的工作，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学科主任的他，同样也会面临着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常会遇到的困扰：学生对高雅艺术望而生畏，缺乏兴趣。柴亮语重心长地说：“与其痛心疾首甚至责备学生，我们不如先自我反思，想想自己的责任。在高校艺术教育教学中教师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流行音乐？”
事实上，大学生是一个理性的文化群体，但同时也是一个散发着洒脱率性的青春气息的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一切新鲜东西充满好奇，他们勇于尝试和接受新的事物，他们无拘无束追求自由，甚至有点离经叛道，那都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相比较高雅音乐，一些流行音乐轻松而有活力、鲜明且直观，直接表达了年轻群体的内心感受，年轻人很容易从这些音乐中找到自我认同，包括对爱情、对理想、对人生、对社会等问题的认同。高校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看成“洪水猛兽”。与其让学生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误入“恶俗流行音乐”的圈套，不如郑重其事地开设探讨流行音乐文化的课程，让学生真正从历史、社会、文化和音乐本身去了解流行音乐，建立自己正确的对流行艺术的看法，进而获得能分辨良莠的理性判断能力。柴亮引用匈牙利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所说：“音乐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使更多的人‘拥有打开好音乐的钥匙，并且同时有对抗坏音乐的护身符’。”
音乐无界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根深叶茂。高雅音乐同样如此。高雅音乐是在欧美深厚的文化羽翼下产生的，一旦它汇入东方文化的海洋，就必然面临与东方文化的根基进行对接、对话和拥抱的问题，否则，二者肯定难以相互融合。“假如我们永远都是西式的烹调和西式的原料，那么我们的原创高雅音乐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低人一等的水平，与国外的情况相比，我们没有自己的特点，也没有自己的文化。高雅音乐进入中国之后，我们必须经历一个不断反省与不断修订的过程。”
在柴亮对于国外高雅音乐进入中国之后种种担心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位艺术家通过音乐来超越国家边界的种种努力，如今，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柴亮早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自己变成了一位胸怀宽广的世界公民。对于高雅音乐其基本文化属性的多重性话题，柴亮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浩繁。因而对于国外的高雅音乐来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重视自己民族的音乐传统，在自己民族的资源中汲取智慧和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对高雅音乐在整个中国的健康发展有实际的意义。”
相比于国内的情况，柴亮坦言，“西方的高雅音乐，在具备文化功能的同时，确实也有着强大的娱乐功能，最终也确实能够发展为人类文化的奇葩。这是由于西方的高雅音乐有着一整套完整的音乐创作规律，这是一种严格但具有相当灵活性的规律，是前人在音乐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找出的使后学者有所遵循、可以避免走弯路的规律。它们在严格的表面现象背后，有非常宽容的回旋余地，从而保证了音乐的活力。在这些方面，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国内的同行来学习。”
文化领袖
在柴亮看来，高雅音乐是伴随欧洲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经过历代艺术家的伟大创造，它已经成为西方音乐中表现力最丰富、适应性最广泛的音乐艺术形式。在同世界各民族独特的传统音乐相融合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大批反映不同民族社会生活，表现不同民族心理素质的风格多样的音乐作品，并成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高雅音乐是从西方宗教音乐发端而以严格的节拍记谱法和统一的和声理论为基础的，它一方面拓展了音乐的多声部张力，完善了音乐的逻辑性结构，另一方面却使旋律、音色和节奏的发展以及音乐的个体表现力受到了制约。而这些方面，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则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天地。”
正如深谙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柴亮所说的那样，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发展并不同步。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大工业时代，也没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因而中国的音乐一直非常完整地保留着农业时代的原始形态。这恰恰是中国作曲家与同代西方作曲家相比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拥有广阔而丰厚的未开垦的一片天地。
在外国音乐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欧洲一些作曲家曾经对西班牙语系包括一些南美洲国家独特的民间音乐发生兴趣，并以那些地区的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过一些作品，如格林卡的《马德里之夜》、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等等。后来，西班牙语系的作曲家登上乐坛，如西班牙的阿尔贝尼兹、格拉纳多斯、巴西的维拉-罗勃斯、墨西哥的恰维斯，他们创作了韵味纯正的西班牙和南美洲的拉丁民族专业音乐，这就使其他民族的作曲家在这一方面望尘莫及。
地域辽阔的中国，一些拥有少数民族独特音乐传统的地区，如云南、新疆等地区，这些年正在成长起来一批自己的作曲家。柴亮满怀信心地说：“对这些地区传统音乐的开发和再创造，最终还要靠他们。我相信，我们的作曲家也一定能够以我们自己民族的丰富音乐为基础，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将这些独特音乐文化的艺术魅力展现到世界乐坛。”
慈善使者
“音乐不是奢侈品，不是我们钱包鼓了的时候才来消费的多余物；音乐不是消遣，不是娱乐，音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是让人类生活得有意义的方式之一。”在致新生家长的欢迎词中，美国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主任卡尔·伯纳克说的这段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柴亮，作为世界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刚好在用他的行动践行着这一理念。
也许正因为一路走来得到过太多人的帮助，自觉幸运的柴亮对这个社会更多地持以感恩和回报之心。2003年回国后，他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任教，2009年2月，他和好友成立了“音乐之帆少儿资助项目”，开始通过慈善关注社会，通过音乐帮助孩子。
2008年底，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在中国国家大剧院进行了令人震撼的演出。该团的所有演奏家都是由曾经孤独、贫穷的少年组成，他们都有幸受助于委内瑞拉著名的慈善机构——“音乐救助体系”，该体系成立近30年，受资助人超过29万。这次演出成为了“音乐之帆”计划的灵感来源。
但是，一场演出带来的感动还不足以解释一个慈善项目的诞生和发展。柴亮成立“音乐之帆”，也和其在美国多年的留学生涯有关。柴亮对美国相对完善的慈善事业深有感触。在那里，他经常随乐团到老人院、精神病院、残疾人院，甚至监狱等地方演出；而他留学所需的学费也全部受助于一些不相识的人。回国后，看到那些穷苦的孩子，柴亮就想到当初的自己，他渴望做一些事情，并且期待这些事能够对这些孩子以后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才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我去帮助别人。所以说是‘音乐之帆’选择了我，是这样一个好项目给了大家聚到一起的机会来帮助这些孩子。”柴亮这样评价最初创立“音乐之帆少儿资助项目”于他自己的意义。
柴亮相信，音乐能摒除个人色彩而具有跨越时空的共性，它能涵盖生活中精神层面所有的意义，“一切生活中解释不了的东西音乐都能解释”。他也相信，音乐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能给他们带来自信。
提到这些，柴亮的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快乐和欣慰。“当孩子们自信、阳光地站在台上演出时，他们知道自己不比别人差，”他说，“因为大家都在听，在给他们掌声。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这样的概念——这些孩子可以达到他们想达到的任何目标，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也是可以做梦的，而且只要坚持，梦想就可以成真。”
柴亮对于“音乐之帆”也有很多设想和期待，作为音乐家，他希望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孩子能站在世界舞台上，像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一样，代表着世界潮流。
已过不惑之年的柴亮，是洒脱、风趣而快乐的。做慈善于他来说是回报社会的方式之一，是将自己曾经得到的东西再给出去，这种对于社会的回报带给他的不是责任感和压力，而是源自内心的满足感。
柴亮
1968年生于沈阳。1990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曾在首届全国艺术院校小提琴比赛、英国第二届叶胡迪·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日本第三届国际音乐比赛等各种大赛中夺得重要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