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11月20日，随着上海的失守，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主任秘书的词人乔大壮一家迁居重庆，开始了他的山城岁月。
　　乔大壮1892年生于北京，祖籍四川华阳（今成都陕西街），幼年失怙，由祖父乔树楠抚养督教。少年时发蒙于成都名宿顾印愚，同时系统学习了徐浩、虞世南、褚遂良、欧阳通诸家，以后又旁猎米芾、《爨龙颜碑》和北魏诸墓志，由此奠定良好的书法和篆刻基础。十九岁自京师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放弃公派留学法国的机会，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图书审定处专员，与鲁迅、许寿裳、陈师曾、姚茫父等为同事。1936年，四十五岁的乔大壮经徐悲鸿的介绍，被聘请到原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篆刻。任教不到一年，即迁居重庆。
　　早在北京和南京生活时期，乔大壮即在书法、篆刻之外，对诗词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以词人身份参加集会，与当时的词坛同好衡诗论文，由吴梅组织的南京“如社”，即集合了缪竹庵、林铁尊、仇述庵、石云轩、乔大壮、汪旭初、蔡嵩云、唐圭璋等大家。到重庆后，乔大壮一家因缘巧合，住在华严寺草房内。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的薪水养家，生活是很困难的。不得已，乔大壮以傍身之技，为人治印贴补家用。他在北京时，著名篆刻家寿石工为他代定的润格为每字十元，在南京时，他坚持这个润格不曾改变。到重庆后，虽然由于战时物价一日数涨，但他依然按照这个润格为人治印，绝不坐地起价。
　　乔大壮为人治印也从不马虎，他对印稿的设计一定要三思后才下墨定稿，有时候遇到比较难刻的印，竟然设计二三百稿才最后决定。因为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每每出品不凡，交付的印章新奇高雅、意境深邃、远迈俗流。乔大壮为人治印，成为战时重庆的一道文化风景，很多名人慕名而来，以能得到乔大壮一方印章而自豪，有印家更是对他的印章做出了“如长枪大戟，尖锐挺拔，有豪雄之气”的高度评价。
　　在重庆期间，乔大壮还为许多要员名流治印，其中不乏孔祥熙、章士钊、孔令仪这些大家巨族慕名来求。徐悲鸿常用的“上清沦谪”以及东坡名句“始知真放在精微”两方印皆为乔大壮寓居重庆时所刻。此外，蒋介石于1942年访问印度，乔大壮还刻“林里资哥”印，作为蒋介石访问印度时赠送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的礼物。
　　经年累月挥刀刻印，让乔大壮的手磨出了重重老茧，有一回，还伤到了左手拇指，损及静脉，很长时间不能持印应刀。这样的艰难境况除了少数友朋知悉外，乔大壮也并不为外人道。其间，他常对朋友们谈起他的治印心得：“篆刻乃以字写意，最能表明艺人心迹。刀、石俱为硬物，宁折不弯，起刀驻刀之间，犹豫不得。”宁折不弯，既是他的艺术态度，也是他的人生态度，两者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高度融合。乔大壮后来之所以能在民国晚近中国篆刻界有较高的地位及影响，跟他寓居重庆期间的努力实践是分不开的。

二

　　战时的重庆，集聚了全国涌来的许多文化名人，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爱国诗人、作家，积极为抗日救亡进行主题创作的艺术家，以及宣传抗日救国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即以笔墨为枪声援前线。诗词结社，成为他们抗日的一种表达方式。
　　1940年，乔大壮参加了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许伯建、江庸等人发起创办的“饮河诗社”。除了发起人外，诗社还网罗了陈寅恪、吴宓、马一浮、谢稚柳、沙孟海、程千帆、沈祖棻、曹聚仁、潘光旦等一干创作旧体诗词的大咖以及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施蛰存等新派诗人，许伯建作为本地文学青年入社，得以跟随这班“渝漂”大咖近身学习，进步很快。
　　诗社假诗人、书法家曾克耑在重庆罗家湾的居所“樱宁楼”为社址，经常雅集，研究和创作旧体诗，有时候也在潘伯鹰的张家花园三号、许伯建的石桥铺乡下雅集。因为频繁躲避日寇的空袭，雅集有时候也在乡下岩洞里举行。据许伯建回忆：“诗社即今罗家湾下，地近张家花园之叶氏小别墅。略有花木余地，中为一楼一底西式砖屋，约十七八间，旧为钱商叶敦彝所筑，履川居此约七、八年，其楼署曰‘樱宁’，甲申、乙酉之际，余以尝应颂橘邀宴于此。”
　　而在许伯建的学生苟君的记忆里，诗人们更多时候不得不“往城外跑，崖脚脚、山沟沟、河边边，都可以雅集。像红岩村嘉陵江边、华岩洞山谷、鹅岒飞阁崖下，都成了诗酒文会的好地方。有次在华岩洞里，潘伯鹰、乔大壮、曾履川、陈匪石、许伯建正在喝酒，忽然空袭警报响起，几位先生喝得上好，诗兴正浓，全然不顾，我非常敬佩”。
　　诗社的创作方式有时候是联句，更多时候是拈题分韵，而创作主题自然离不开对时局的关注，诗人们的作品因此而有了诗史的价值。如潘公旦《1940年夜过回龙山望重庆市区》：“乱山无语送宵征，泻地飞光月渐明。鼎沸犹思鱼纵壑，池荒久厌世言兵。一箯饱吠疎篱犬，百媚谁倾不夜城。如此烦忧销未得，喧喧笳鼓动春营。”以及《六月十五夜闻警报此入岁第一次也》：“接翅鸦飞噪晚霞，红球高处遍村哗。破空残响凄邻曲，贯树明虹断路车。银汉怯开秦镜满，碧城惊散楚腰斜。年来已厌吟哀些，更為猿虫一愤嗟。”皆是重庆当时屡遭空袭的真实记录和后方人们艰难生活的生动写照。
　　乔大壮《波外诗稿》对“饮河诗社”雅集的情况也有记录。《壬午九日会樱宁廙得发字韵》一诗当作于诗社某次雅集，同时可证诗社常以拈题分韵创作旧体诗。“不道南朝戏马人，万骑中原扫胡羯。书生屡与沟壑邻，坐待捷音望穷发。”诗中饱含着对侵略者的无限愤怒以及尽快驱虏出境的热望。
　　“饮河诗社”雅集的作品，经潘伯鹰组织，在当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的专栏刊出，总共有一百多期、数百首，对鼓舞后方斗志、团结各界抗日救亡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古体诗外，填词也是乔大壮的雅好，并且在当时的词人圈里，他的词作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书法篆刻。少年时曾填两首《河满子》，被一代词学大家朱祖谋赞赏为“必传”之佳作。因在词学创作及研究方面经年之力，1941年，乔大壮被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国文系聘为教授，教授词学。此一期间，晚清政治家杨度之子、化学家杨公庶和夫人乐曼雍以沙坪坝重庆大学寓所“雍园”为阵地，潜心词学，填词寄情，并形成雍园词人群体。乐曼雍拜乔大壮为词学老师，是乔大壮女弟子之一。她在战时重庆创立的儒英小学现为重庆育英小学，与重大附属小学比邻，雍园就在育英小学近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许梦婕在《论民国时期雍园词人群体创作及其意义》一文中，对雍园词社这一段为期近九年的词人群体的活动有全面介绍。根据她对雍园词人群体的研究，这个词人群体虽然在数量上不及“饮河诗社”，但在阵容上丝毫不逊色于“饮河词社”：陈匪石早年曾随张次珊、朱祖谋等前辈学词，是南社成员;叶麐虽主修哲学和心理学，但诗词造诣也极深，吴宓曾有“写就新词倾一世，得君方信文人贵”的赞叹;吴白匋师事黄侃、吴梅等大师，是南京著名词社“如社”成员;汪旭初则是章太炎门下弟子，得章老夫子音韵、训诂、文字诸学问之真传;沈祖棻、唐圭璋、沈尹默则以擅词而兼修多能而闻名于世。这个群体融合了故交、师生、新知几种社会关系，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的创作风格相似，均沿袭“晚清四大家”的立派宗旨，“讲究情感内蕴与表达方式的双重统一”，“以忧国之情为主旋律，时刻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维系在一起，展现出了他们高尚的人格品性和敏锐的创作视觉”。
　　居雍园时，还有人出面许乔大壮高官厚禄，被他作词智退。这首表明心迹、深恶官场的《菩萨蛮》在重庆传读一时：“夕阳红过街南树，梦飞不到春归处。翠羽共明璫，为君申礼防。东风寒食节，阑外花如雪，百褶缕金裙，去年沉水熏。”唐圭璋曾对朋友说：吟诵这首《菩萨蛮》，仿佛看到屈夫子香草美人的形象自喻，以这样身份高绝的人，让他侧身污秽如厕的官场，那真是难为他了。
　　雍园词人群体所作词，1946年由杨公庶主持编辑成书，名为《雍园词钞》，铅印发行，送诸同好。《雍园词钞》由乔大壮题签，收叶麐《清梦词》、吴白匋《灵琐词》、乔大壮《波外乐章》、沈祖棻《涉江词》、汪东《寄庵词》、唐圭璋《南云小稿》、沈尹默《念远词》和《松壑词》，并附录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诗》二十七首。因此，《雍园词钞》合计收词五百七十三首，乔大壮《波外乐章》三卷共一百○六首，为单个词集数量最多者。论者认为其词幽咽吞吐、沉郁蕴藉，近晏几道、秦观、贺铸之词风，其性孤高狷介、至情至烈，其词又呈现出气格高华、沉郁深幽的特质，是典型的词心之作，在民国词坛具有独特价值。唐圭璋赏其为“一代词坛飞将”，洵非虚誉。

三

　　其时，乔大壮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到了婚嫁的年龄。乔大壮和高夫人尽管节衣缩食，还是无法为他们筹备出像样的婚嫁妆奁。为人治印的收入，积少成多，刚好有了一万元之后，又被乔大壮慷慨赠给了留在南京的好友徐森玉。徐森玉是他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时认识的老朋友，困住上海孤岛期间，因拒绝为日、汪卖命而身临困境，乔大壮闻听消息后动情地说：“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为爱国而遭难，我哪有不帮之理？”于是将自己治印收入的一万元全数赠给了徐森玉。此事在重庆士林传为佳话。
　　连年辛苦操持家务，使高夫人积劳成疾。1941年秋，高夫人病逝于重庆宽仁医院（现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年失侣，乔大壮异常悲痛，“夜夜伴于灵柩之旁饮酒达旦”。据周冰、刘绍刚编《乔大壮先生年表》记载，是年乔大壮租船由其次子率同年仅十六岁的四子乔无度，将高夫人灵柩运回成都双流金桥镇潘家沟祖茔安葬。从后来他的诗词作品记录来看，乔大壮此番并未同回成都，一方面可能是节约旅资，另一方面公务缠身，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成、渝两地往返加完成葬仪，自当耗费不少时日。不过，在我看来，还有一层最深刻的因素，在于乔大壮怕触景伤情，痛不能抑。唐圭璋在《回忆词坛飞将乔大壮》一文中对当时情景有真实记录：“天祸壮翁，妻亡室毁。翁顾影凄清，怅怅无所之，念重庆万人如海，一身逼仄，乃日日杜门倾壶，夜夜和衣而卧。余偶过访，即诵东山词云：‘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知翁之悲痛深矣。”
　　然而祸不单行。四子乔无度在葬母后，竟染破伤风败血症而不治。丧妻失子，雪上加霜，乔大壮“须发为之尽白”。在《无度殇》二首诗里，诗人强抑个体遭际带来的切肤之痛，将恨别之情转移为感时之意，生命境界为之一高，大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少陵诗境：“看天病眼哀时泪，得暇垂头是道场”、“儿曹好破虚空阵，泪满家山百战场”。日后，二子乔无遏以“飞虎将军”在对日空战中击落日本零式机，给侵略者迎头痛击，让乔大壮为之大快，当年的殇子之痛，终算得到了很好的告慰。

四

　　战时重庆，空降许多全国文艺精英，他们与本地文艺界名流之间颇多互动。在重庆期间，乔大壮与本地名流、士绅、书画界同好乃至禅门皆有交往，为抗战期间的重庆翰苑留下很多佳话。
　　岳池藏书大家陈树棠当时也寓居重庆，其家族经两代人努力，收藏各类图书达五万多套卷，其中不乏元代刻板《南齐书》以及明、清金陵刻板善本数十卷珍贵藏品。此外，还有县志、府志、省志两百多部，清代优拔朝考殿试卷二十大柜。为保护好这些珍贵的藏书，陈树棠在家乡岳池斥资修建藏书楼，并为其取名“朴园书藏”。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为“朴园书藏”题写“缥缃世守”匾额以示祝贺，山城的社会名流及文人雅士，包括于右任、乔大壮等，纷纷写诗题赋，以贺陈氏。在《題岳池陈氏朴园书藏》两首中，乔大壮赞赏陈氏一族之举堪为“劫后文光”：“朴园述祖烦蒐采，寸纽蟠朱押卷端。”“朴园书藏”的建成，大约是战时后方最值得文化人为之高兴的一大盛事了。
　　1942—1943年间，乔大壮还积极在重庆组织成立印社和书会，广泛联系寓渝艺术家及本土艺术家。先是与唐醉石成立“巴社”，每周举行一次“中国艺文馆”聚会，“凡雅而能文者皆可来之”。“巴社”吸引了黄笑芸、冯建吴、吴震光、许伯建、徐无闻、李中荃、曾右石等本土篆刻艺术家参与，乔大壮主持其事，对这些本土艺术家多有指导。巴社成员的篆刻作品，后来汇编成《巴社印选》，乔大壮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他如是写道：“闻之相斯刻玉，乃树秦威，黄门就章，爰昌汉道，锲而不舍，繇来尚已。懿夫屠龙绝诣，方聚三巴，倚马余闲，弥耽寸铁，昭兹函夏，绍彼黄虞，庶整金瓯，缅稽玉检，裒然一集。作者八人，气类有徵，甄匋日广，可不谓之盛乎？”
　　很显然，乔大壮是将篆刻之艺事作为整金瓯、昭函夏、树国威、昌汉道的大业，加以昌明号召的。篆刻家手上所持的寸铁，恰可作抗日杀敌的投枪，以此观察重庆当年的文艺活动，无一不含抗日救国的深意。薪火相传，当年“巴社”的成员如黄笑芸，虽是当时最年轻的成员，但有机会亲炙乔大壮篆刻艺术，帮助他日后成长为重庆艺坛大家，举办涂山书画社，使乔大壮篆刻艺术在重庆开枝散叶，这段短暂的战时巴社经历，可谓意义深远。
　　1943年，乔大壮与沈尹默、潘伯鹰、曾克耑、曾绍杰等十二人在重庆组成“癸未书会”，交流书法篆刻艺术，并举办《癸未书法展览》。参加展览者有李天马、于右任、张大千、郭沫若、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当时即享誉艺坛的大师级人物，乔大壮也因此结识很多重庆本地艺术家……
　　抗战胜利后，乔大壮随中大迁回南京，本可安心任教，缘何又前往台湾大学任教？原来是因中大停聘新、旧教授竟达七人之多，本已接到聘书的乔大壮对此大有意见，“迟迟不敢应聘”，并出面和校方交涉，不料毫无结果，乃愤而辞去中大教职，另寻教职。根据乔大壮目前唯一健在的儿子乔新所示乔大壮1947年7月25日手书，辞去中大教职的乔大壮当时其实有几个选择，去台湾任教实出旧交吸引所致。“若去台大，又与许寿裳同事（许其时已受聘台大国文系主任）。在台湾工作，有日本背景，比较顺手。家父早年在诗中有‘论心形影偕周许’，周是鲁迅，许就是许寿裳，他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好朋友了。北洋政府欠薪，他们一起南下。父亲把这种情谊看得很重，所以最后做出去台大任教的选择。这在当时说起来是天大的快事，但联系到后来许寿裳被杀，父亲自沉，这个选择，其实也可以说是悲剧的开始”。本已获接中大聘书，乔大壮却为中大解聘七位新、旧教授之事而辞职。“父亲的气性和气节，和高祖乔树楠是一脉相承的。戊戌六君子弃市，他可以为他们收骸骨;中大同事被解聘，他交涉不成，宁愿辞职，他受不了这种屈辱，为朋友，他可以做出这种牺牲”。
　　要是不辞中大教职，或者选择去成都，乔大壮的人生当是另外一种可能。苏州平门梅村桥自沉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