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媒体聚焦贪腐35岁现象：贪腐年轻化数额巨大化》的报道，记者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采访了解到，在35岁以下（“80后”）干部队伍中，多有贪腐事件发生。报道说，“他们多为高学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作案更贪婪、更大胆，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也不鲜见。”报道认为，贪腐年轻化趋势的原因是“受社会不良因素诱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和相关监管制度缺失等因素影响”。
　　说到诱导贪腐的“社会不良因素”，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贪婪自私的物欲追逐、笑贫不笑恶的社会歪风。但是，人生不同年龄段，受这些不良因素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俗话说，年轻好名，年老好财。
　　年轻人对美好事物往往抱有热烈的乐观主义，孜孜以求，不在乎眼前的一点利益。乐观主义的对立面不是悲观主义，而是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则是对理想和信仰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冷漠和不相信，以为除了金钱之外，再没有其他值得追求的东西。“80后”贪官似乎破了“年轻好名，年老好财”的惯例，但却很符合犬儒时代的特色。
　　犬儒主义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道德文化两种原因。与犬儒主义心态或倾向密切有关的个人心理原因包括：身体不健康，工作无成就，生活不美满，婚姻关系不好，觉得筋疲力尽、身心俱疲、压力超过极限。这些心理因素可能造成犬儒主义，也可能产生于犬儒主义。这些心理特征无一例外都是负面、 消极的。
　　犬儒主义的社会道德文化原因是丧失信仰，金钱至上，犬儒主义与社会道德沦丧互为因果。犬儒主义是一种以怀疑和不相信为特征的心态和待人处世方式，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政府权力的运作目的，都是自私、功利的。它不相信人的世界里可能存在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善良、德行和利他精神。
　　一方面，犬儒主义会在社会中普遍助长自私和功利。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中人们越是普遍地自私、功利，犬儒主义的土壤越是肥沃，就越会形成一种具有自我再生机能的不良社会文化。贪腐便是寄生在这种社会文化肌体上的恶性肌瘤。
　　人们对不美好的、令人失望的事物可能抱三种态度：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犬儒主义。有研究者发现，这三种人生态度会分别在青年、中年、老年时期特别有影响。
　　人在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时期，往往倾向于理想主义，特别有正义感。一旦碰到不公不义、龌龊丑恶之事，便充满了愤怒，理想化地想要对它进行彻底的纠正。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礼教，消灭封、资、修，占领华尔街，都是年轻人在那里冲锋陷阵。
　　人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大多数不得不为生计而终日劳碌奔忙，考虑事情的方式变得现实、平庸——找一份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抚养和教育孩子、过小日子、维持或结束不理想的婚姻。他们在生计压力下，无暇多管他人的事情，就算有对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考虑，也是闪念而过，无从深思。等到孩子长大，自己也年长并有了余暇，这时候有的人才会有精力和兴趣思考一些政治、社会问题。他们会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务实的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
　　中年的务实理想主义者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公益活动、议论时事、参与民间团体的活动等等。他们很清楚自己所贡献的不过是绵薄之力，在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期待实现多少实质性的变化。
　　中年的犬儒主义者则不同，他们会认为，这世界太丑恶，人心太坏，个人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不值得为之付出努力。既然如此，还不如随波逐流，有机会的就大捞一把。有这种机会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当上官的，大多数的中年犬儒会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得过且过、难得糊涂。碰到世道不平之事，他们只会冷漠地袖手旁观。为了平息自己的良心责备，他们甚至还会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去责怪受害者——倒霉一定有倒霉的理由，谁叫他们自己拎不清，不当心，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老年是最容易落入犬儒主义的人生阶段，一个人年岁越长，人生阅历也就越多。老年人可以变得更智慧，但也可能变得更犬儒。智慧是因为务实理想越发成熟，而犬儒则是因为原先就没有信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曾说，人就像是酒，年岁能使酒醇厚，也能把酒变成酸醋。还有权力余热可以发挥的老年人贪腐好财，不仅为自己打算，还为子孙谋划，成为城府极深、特别老谋深算的犬儒。
　　人生当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