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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古代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盛世之一。吏风官德，关乎国运，成为这一时期的朝野共识；端正风气，戒奢尚廉，是贞观君臣互勉互警的为政要则。
重温魏徵的直谏
魏徵，是辅佐唐太宗治国理政的一代名臣，以敢于直言进谏而青史垂名。贞观时期，他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特进等职，封郑国公。据史料记载，魏徵前后向唐太宗进谏百余事，面陈谏议五十次，呈送奏疏十一件，总共多达“数十余万言”。他所提出的谏言，始终贯穿着“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题思想，言辞冷峻，切中弊端，富有洞见，故而多被唐太宗采纳。
贞观六年（632），国家治理良好，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斗米不过三四钱，到处一派兴盛景象。于是许多大臣上书，请求唐太宗去泰山举行封禅仪式，以庆贺天下太平。魏徵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唐太宗对他发出一连串疑问：为什么不可封禅？难道我功不高，德不厚？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魏徵从容回答：陛下功德虽高，但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多；天下虽太平，但百业待兴，财力还不够充裕；粮食虽丰收，但府库还不太充实。再说，历经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禀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这样大量消耗财力人力，委实不可。经魏徵切谏，唐太宗遂放弃封禅，避免了一起重大劳民伤财事件。
魏徵进谏唐太宗的故事很多，通常是就事论事，也有些言论奏疏并非为一时一事而发，而是高瞻远瞩，提出战略性思路。贞观十一年（637），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正处于“贞观之治”的巅峰期，为了防止唐太宗被盛世冲昏头脑，魏徵适时提交《谏太宗十思疏》。所谓“十思”，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等。这篇奏疏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都是围绕“居安思危”这一主旨而展开。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与大臣探讨“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房玄龄认为创业难，魏徵认为守成难。唐太宗指出：房玄龄与自己共取天下，出生入死，故知创业之难；魏徵与自己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他最后支持魏徵的观点：“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可见，唐太宗对魏徵的“居安思危”思想是很理解并能接受的。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魏徵深知“节奢以俭”对于帝王尤为重要，发现太宗在这方面出现不好苗头，就及时进谏，防微杜渐。贞观中期，随着国家形势越来越好，唐太宗逐渐贪图享乐，颇好奢纵。贞观十三年（641）五月，唐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上封言事，魏徵趁机上了《十渐不克终疏》。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治国之道，并指出帝王善始而不能慎终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接着对太宗建国功业及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给予充分肯定，随后笔锋一转，对比贞观之初的“善治”，将太宗近年来在十方面存在“渐不克终”的弊病一一晒出来：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乐极志满、劳扰百姓。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不愧为历代奏疏中的名篇。唐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对魏徵说：“朕今闻过愿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令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供皇室享用。魏徵果断劝谏：“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提醒太宗不要奢靡，尽量节俭省费。魏徵在反复劝谏太宗“节奢以俭”的同时，自己更是廉洁自律，官至宰辅后，依然艰苦朴素，“所居室屋卑陋”，太宗几次“欲为营构”，他都婉言谢绝了。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操劳过度的魏徵病倒了。唐太宗派人探视，得知魏徵住处连一个待客的正厅也没有，于是决定停建一皇宫小殿，用已有材料为魏徵建造一客厅。魏徵弥留之际，唐太宗亲自前往探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只说了一句：“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意思是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担心国家的兴亡。唐太宗顿时既感动，又悲懑，握着魏徵的手泪流满面。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下令按一品官的葬礼办理，魏徵夫人裴氏辞谢道，魏徵平素俭约，如今用一品官的葬礼耗费太大，不符合他的意愿。唐太宗遂其遗志，改用薄葬，陪葬昭陵。
安葬魏徵之日，唐太宗登上宫苑西楼，“望哭尽哀”。魏徵离去，唐太宗颇有失落感，对他思念不已，与侍臣说出了著名的“三镜”感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纵观魏徵一生，最大亮点就是敢于犯颜直谏。所谓“谏”，主要是指臣下向帝王进言。中国历代大都设置谏官，其职责就是监察帝王，以进谏方式纠绳帝王的过失。然后，在帝制时代，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天下臣民的生杀予夺尽由他掌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有臣民（包含宰相）的生命都没有制度性保障，只要帝王不高兴，随时能杀人，甚至诛灭九族。所以，“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会丢性命。再说，喜欢听好话，乃人之天性，帝王尤其爱听别人为自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故而，历代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与大臣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巧言令色的奸佞汇集帝王身边，一味投其所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即使有些谏官或大臣想要犯颜直谏，顾虑到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就只好忍气吞声。
“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这是武则天时期名相狄仁杰的名言。客观地说，像传说中的尧舜式明君，历史上极为罕见，以维护权威与追求享乐为要务的庸君，为数不少，臣下如若进谏，指出君主过错，劝他不要奢纵，庸君会以为这是“揭短”冒犯天威，有意跟自己过不去，故而会打击报复，谏者轻则罢官，重则杀头。魏徵虽然遇到的是明君，犯颜直谏也要冒很大风险。贞观六年（632）三月某日，唐太宗退朝之后，怒气冲冲地自语道：“迟早要把这田舍翁杀了。”长孙皇后问何故，唐太宗说：“魏徵常在宫廷羞辱我，我迟早要杀了他。”长孙皇后立即穿上朝服，向夫君道贺：“我听说君主贤明臣子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敢言，都是陛下贤明的原故，所以特向陛下祝贺！”唐太宗淡然一笑，顿时醒悟过来，从此对魏徵更加敬重。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魏徵也不例外。贞观元年（627），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明确表示愿做与君主齐心协力、俱享尊荣的良臣，而不愿做面折廷争、身诛国亡的忠臣。试想，唐太宗若是刚愎自用的昏君，魏徵还会拿身家性命冒险犯颜直谏么？因此，我们应该为唐太宗点赞，若非他不计前嫌（魏徵曾为李建成策划谋害李世民）、虚心纳谏，魏徵怎会成为名垂青史的诤臣？反过来说，若非魏徵等大臣犯颜直谏，唐太宗也无法开创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历史已然证明，魏徵敢于直谏，唐太宗善于纳谏，都是难能可贵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都需要监督，只有敢于监督与自觉接受监督，才可以及时纠错，保持国家长治久安，避免出现重大事故或祸患。
以诚为本的岑文本
贞观时期，唐太宗团队中涌现了众多杰出的文臣武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徐世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岑文本等如璀璨群星光彩照人。其中，岑文本的名字，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响亮，但若要评选当时的廉洁模范，岑文本当之无愧。
岑文本主要与文墨打交道，历任秘书郎、中书舍人、中书侍郎、中书令。中书令为最高决策机构中书省长官，亦即宰相。岑文本之所以能赢得唐太宗信任，仕途一帆风顺，无疑是凭借自身的良好品行与卓越才能。史书记载，岑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善文辞，多所贯综”。他博通经史，少时即以文才出众而闻名。其父岑之象，在隋朝任邯郸令；岑文本十四岁那年，父亲被人诬陷入狱，他到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辩屈，口若悬河，理直气壮，最终澄清冤情，救出父亲。
与房玄龄、杜如晦相比，岑文本并非唐太宗的亲信旧交，而是来自另外阵营。隋末天下大乱，各路英豪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梁武帝后代萧铣在岳阳称帝，随后建都于江陵，国号为梁。岑文本就在萧铣手下效力，担任中书侍郎，掌管机要文书。武德四年（621），李孝恭、李靖等率领唐军围困江陵，眼看大势已去，岑文本劝萧铣投降，以免百姓涂炭。唐军进城之后，诸多将领准备进行抢掠，岑文本对主帅李孝恭说：“江南老百姓，自隋末以来，饱受暴政虐待，如今群雄并起战乱不止，刀锋之下侥幸活下来的人都翘首期盼真正的君主能够恢复安定，这也就是我们萧氏君臣江陵父老愿意归顺的原因。如果你们纵容将士抢掠，恐怕此后江南百姓大为失望，不再像我们这样心甘情愿地归唐了。”李孝恭认为岑文本言之有理，立即下令禁止官兵侵扰掠夺，许多人家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
贞观元年（627），岑文本任秘书郎，并在中书省兼职。有一年，唐太宗亲自躬耕藉田，又于元日召见群臣。岑文本为此写了《藉田》《三元颂》两篇文章，辞藻精致，文采飞扬。李靖读了，十分欣赏，将他推荐给唐太宗，他随即被提拔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属于中书省中层干部，级别虽然不太高（正五品以上），但职能很重要，“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由于负责起草诏书，经常跟随皇帝身边，故自魏晋以来，这一职位都由皇帝信得过的人担任，“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书舍人升迁比较快。
当时，中书省有一个牛人叫颜师古，任中书省副职（中书侍郎），自武德初年以来，诏书文诰或重大事项都由他起草拟定，堪称中书省第一大手笔。颜师古乃一代名儒颜之推之孙，家学底蕴深厚，学识极其渊博，他所选校的《五经定本》，纠正了自汉以来出现的一些纰漏，不仅是官方通行的标准教科书，也是孔颖达等大儒编撰《五经正义》的基础。如此重量级大儒在前面，岑文本能否有更出色表现？事实证明，岑文本后来居上，文思敏捷更胜一筹。有一次，需要同时起草多个诏令，时间紧任务重，岑文本便叫六七个属吏备好纸笔，他分别予以口授，草成之后复核，没发现任何遗漏。颜师古后来因过错被免职，温彦博为他向皇上求情说：“颜师古熟悉时事，擅长草拟文诰，很少有人比得上他，望能重新任用。”唐太宗回应说：“朕亲自选用一人，您老可不必担忧。”于是让岑文本继任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要事务。
贞观十八年（644），岑文本被任命为中书令，成为大唐帝国位极人臣的宰相。一般人升官大都喜形于色，他却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岑文本的母亲感到奇怪，问他何以愁容满面，他回答说：“我既非开国元勋，又非皇上旧友，过度蒙受宠荣，权位越高责任越重，故而深感忧惧。”听说岑文本拜相，亲朋好友纷纷登门来访，向他表示祝贺。岑文本一一婉拒，诚恳表示：“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
古代君主最看重臣下的忠诚，岑文本对唐太宗无疑是一片忠诚。但他的忠诚，既不是毫无原则的愚忠，也不是阿谀奉承的伪忠，而是肝胆相照的真诚。拥有这种忠诚的，往往都是诤臣。若论贞观时期的诤臣，无疑首推魏徵，不过在重大问题上，岑文本也是敢于直谏的。贞观十一年（637），魏王李泰倚宠骄奢，大造宅第，唐太宗也开始注重享乐，岑文本认为奢侈之风不可长，于是向唐太宗上疏力陈节俭之重要性，劝诫唐太宗：“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不求辟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
岑文本劝谏君王节俭，自己更能恪守简朴，虽然官居宰相，仍旧住着潮湿的房屋，家中毫无帷帐之类装饰。友人觉得如此寒碜有损于宰相形象，劝他购置田产以增加收入，岑文本感叹说：“我本是南方一布衣，当初的理想，不过做秘书郎或县令而已。说实话，我并没有为大唐立过汗马功劳，只因擅长文墨而位居中书令，这已经登峰造极了。如今享受高官俸禄，心里尚且不踏实，又何必置办田产呢？”
贵为宰相而身居陋室，在贞观时期并不罕见，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宰相正规俸禄并不高；二是宰相都很清廉，没有灰色收入。岑文本为人诚实，自知一介书生做到帝国宰相，已远远超越自己最初的梦想；对于现有权位与俸禄，他不仅感到知足，而且知恩图报，除了尽心尽力履职，再没有别的奢求。当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一些名士兼任东宫官职，唐太宗也想让岑文本在东宫兼职，他却婉言谢绝了。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如果在东宫兼职，有利于为自己或子孙积聚资本与人脉，诚实本分的岑文本却不算计个人得失，竟然放弃那么好的差事。 岑文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以诚为本，无论地位如何上升，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为人处事恪守准则。在家行孝悌，侍奉老母以孝闻名，抚育弟侄恩义至诚；为国尽忠义，对国君社稷尽忠诚，治国理政循义理。他为人忠厚诚实，为官清正廉洁，唐太宗曾称赞他：“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君臣相伴近二十年，彼此了解很深，这个评价非
常中肯。
清廉正直的戴胄
史料记载，戴胄为人坚贞正直，办事干练，熟知律法，通晓文案。隋末，他曾任门下录事，得到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隋炀帝死后，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王世充试图篡位，戴胄直言劝阻，王世充表面同意，觊觎之心却并未收起。不久，王世充胁迫小皇帝为自己加九锡殊礼，戴胄再次劝谏；王世充恼羞成怒，将戴胄贬为郑州长史，让他与王行本一同守卫虎牢。稍后，王世充废杨侗而自立称帝，国号为郑。唐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攻克武牢，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参军。
贞观元年（627），大理寺少卿（最高审判机关副职）出缺，唐太宗首先想到了戴胄：“大理寺少卿，是关系到人命的官职，戴胄清廉正直，正是最佳人选。”戴胄刚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便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天，长孙无忌应召参见皇帝，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皇宫的东侧门，出了阁以后，走到东门口，守门的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宰相）封德彝认为，守门校尉没有及时发觉问题，应当处死刑；长孙无忌失误带刀入内，应判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同意这个意见。戴胄反驳说：“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觉，同为失误；但臣子对于皇帝不能以过失推脱责任。按照法律规定：供奉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处以死罪。陛下如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这就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如果依法处理，那么罚铜是不合适的。”唐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可以徇私枉法？”于是下令重新审议。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唐太宗默认。戴胄再次辩驳说：“校尉因长孙无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处理；就过失而言，两者情节严重程度相同，而判决却有生死之别，这样肯定显失公平，我斗胆请求宽恕校尉。”唐太宗觉得戴胄言之有理，也就免除了校尉的死刑。
戴胄就是这样，凡事总是秉公而断，依法处理，哪怕自己意见与皇帝相左，只要有法理依据，他就会据理力争，绝不曲意枉法而迎合皇帝。当时朝廷大力选举人才，有人为了上进，竟然伪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唐太宗特地下诏，允许作伪者自首，凡不自首的，一经查出，死罪论处。不久，有一位作伪者事情败露，戴胄负责受理此事，依法判处此人流放，并报告皇上。唐太宗召见戴胄，当面斥责道：“我当初下诏，说不自首者处死，你现在按法律判他流放，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说话不算数吗？”戴胄回答：“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死他，臣下自然无法干预。既然走司法程序，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太宗质问：“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戴胄解释：“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臣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顿时醒悟，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你能予以纠正，我就没什么忧虑了。”
戴胄参与办理任何案件，都以法令条文为依据，分析周密细致，逐条厘清罪证，言辞如泉涌，极富说服力。为了维护公正，他多次冒犯皇上直言。好在唐太宗为从善如流的明君，不仅没有迁怒于他，反而不断予以提拔重用。继大理寺少卿之后，戴胄升任尚书左丞，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又让他与魏徵一同担任谏议大夫，检点朝政得失；贞观三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病逝后，唐太宗遂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仍旧担任民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贞观四年，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书，以民部尚书之职参预朝政，成为宰相级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戴胄的官位不断上升，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严守法度，从不以权谋私，更不经营产业，除了法定俸禄及皇帝赏赐，没有任何灰色收入。所以，戴胄虽贵为宰相级大人物，却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简朴的生活。贞观七年（633），当戴胄因病去世的时候，他家因为房屋简陋狭小，竟然连祭奠的地方也没有。太宗也不禁为之动容，为示哀悼，罢朝三日，并下令官府特地为他建造一座家庙，并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握有一点权力，就挖空心思以权谋私。且不说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就是那些级别较低的“苍蝇”，借用手中仅有的职权也能攫取巨额钱财。相对而言，戴胄担任过朝廷重要部门吏部（管理官员）、民部（管理财政）的一把手，并且以民部尚书身份履行宰相职责；论地位与权势，不能说不显赫。掌握人事、财政大权，日子何以过得那么寒碜？同样是做官，做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戴胄的清廉？
或许有人认为，戴胄受儒家文化熏陶，有君子操守，没有贪腐的动机，不想贪。其实，戴胄并不精通经史，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大，任职吏部时，他奖掖法吏，抑制文士，颇受争议；况且自实行科举制以后，很多受儒家文化熏陶而入仕的官僚仍不免沦为贪官污吏，可见儒学教化并非为官清廉的先决条件。或许有人认为，戴胄的清廉是因为他循规蹈矩，胆小怕事，不敢贪。但是，戴胄多次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言，表明他绝非胆小怕事的懦夫。或许有人认为，戴胄的清廉其实是政治生态使然，因为当时政治清明，不能贪。这个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不过，就戴胄而言，其清廉关键在于内因。《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在戴胄本传中并没有介绍他的廉政事迹，只是用大部分篇幅记述他的两则秉公执法故事。透过两则故事，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极为正直、极讲规矩、极度守法的人。古往今来，所有贪腐行为无不是违法乱纪行为。由此可以逻辑推断，大凡讲规矩守法度的人，为官必定清廉。在推行依法治国与反腐倡廉的今天，像戴胄这样严于守法秉公执法的精神品格，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重温魏徵的直谏
魏徵，是辅佐唐太宗治国理政的一代名臣，以敢于直言进谏而青史垂名。贞观时期，他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特进等职，封郑国公。据史料记载，魏徵前后向唐太宗进谏百余事，面陈谏议五十次，呈送奏疏十一件，总共多达“数十余万言”。他所提出的谏言，始终贯穿着“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题思想，言辞冷峻，切中弊端，富有洞见，故而多被唐太宗采纳。
贞观六年（632），国家治理良好，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斗米不过三四钱，到处一派兴盛景象。于是许多大臣上书，请求唐太宗去泰山举行封禅仪式，以庆贺天下太平。魏徵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唐太宗对他发出一连串疑问：为什么不可封禅？难道我功不高，德不厚？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魏徵从容回答：陛下功德虽高，但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多；天下虽太平，但百业待兴，财力还不够充裕；粮食虽丰收，但府库还不太充实。再说，历经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禀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这样大量消耗财力人力，委实不可。经魏徵切谏，唐太宗遂放弃封禅，避免了一起重大劳民伤财事件。
魏徵进谏唐太宗的故事很多，通常是就事论事，也有些言论奏疏并非为一时一事而发，而是高瞻远瞩，提出战略性思路。贞观十一年（637），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正处于“贞观之治”的巅峰期，为了防止唐太宗被盛世冲昏头脑，魏徵适时提交《谏太宗十思疏》。所谓“十思”，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等。这篇奏疏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都是围绕“居安思危”这一主旨而展开。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与大臣探讨“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房玄龄认为创业难，魏徵认为守成难。唐太宗指出：房玄龄与自己共取天下，出生入死，故知创业之难；魏徵与自己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他最后支持魏徵的观点：“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可见，唐太宗对魏徵的“居安思危”思想是很理解并能接受的。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魏徵深知“节奢以俭”对于帝王尤为重要，发现太宗在这方面出现不好苗头，就及时进谏，防微杜渐。贞观中期，随着国家形势越来越好，唐太宗逐渐贪图享乐，颇好奢纵。贞观十三年（641）五月，唐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上封言事，魏徵趁机上了《十渐不克终疏》。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治国之道，并指出帝王善始而不能慎终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接着对太宗建国功业及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给予充分肯定，随后笔锋一转，对比贞观之初的“善治”，将太宗近年来在十方面存在“渐不克终”的弊病一一晒出来：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乐极志满、劳扰百姓。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不愧为历代奏疏中的名篇。唐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对魏徵说：“朕今闻过愿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令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供皇室享用。魏徵果断劝谏：“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提醒太宗不要奢靡，尽量节俭省费。魏徵在反复劝谏太宗“节奢以俭”的同时，自己更是廉洁自律，官至宰辅后，依然艰苦朴素，“所居室屋卑陋”，太宗几次“欲为营构”，他都婉言谢绝了。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操劳过度的魏徵病倒了。唐太宗派人探视，得知魏徵住处连一个待客的正厅也没有，于是决定停建一皇宫小殿，用已有材料为魏徵建造一客厅。魏徵弥留之际，唐太宗亲自前往探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只说了一句：“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意思是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担心国家的兴亡。唐太宗顿时既感动，又悲懑，握着魏徵的手泪流满面。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下令按一品官的葬礼办理，魏徵夫人裴氏辞谢道，魏徵平素俭约，如今用一品官的葬礼耗费太大，不符合他的意愿。唐太宗遂其遗志，改用薄葬，陪葬昭陵。
安葬魏徵之日，唐太宗登上宫苑西楼，“望哭尽哀”。魏徵离去，唐太宗颇有失落感，对他思念不已，与侍臣说出了著名的“三镜”感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纵观魏徵一生，最大亮点就是敢于犯颜直谏。所谓“谏”，主要是指臣下向帝王进言。中国历代大都设置谏官，其职责就是监察帝王，以进谏方式纠绳帝王的过失。然后，在帝制时代，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天下臣民的生杀予夺尽由他掌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有臣民（包含宰相）的生命都没有制度性保障，只要帝王不高兴，随时能杀人，甚至诛灭九族。所以，“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会丢性命。再说，喜欢听好话，乃人之天性，帝王尤其爱听别人为自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故而，历代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与大臣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巧言令色的奸佞汇集帝王身边，一味投其所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即使有些谏官或大臣想要犯颜直谏，顾虑到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就只好忍气吞声。
“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这是武则天时期名相狄仁杰的名言。客观地说，像传说中的尧舜式明君，历史上极为罕见，以维护权威与追求享乐为要务的庸君，为数不少，臣下如若进谏，指出君主过错，劝他不要奢纵，庸君会以为这是“揭短”冒犯天威，有意跟自己过不去，故而会打击报复，谏者轻则罢官，重则杀头。魏徵虽然遇到的是明君，犯颜直谏也要冒很大风险。贞观六年（632）三月某日，唐太宗退朝之后，怒气冲冲地自语道：“迟早要把这田舍翁杀了。”长孙皇后问何故，唐太宗说：“魏徵常在宫廷羞辱我，我迟早要杀了他。”长孙皇后立即穿上朝服，向夫君道贺：“我听说君主贤明臣子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敢言，都是陛下贤明的原故，所以特向陛下祝贺！”唐太宗淡然一笑，顿时醒悟过来，从此对魏徵更加敬重。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魏徵也不例外。贞观元年（627），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明确表示愿做与君主齐心协力、俱享尊荣的良臣，而不愿做面折廷争、身诛国亡的忠臣。试想，唐太宗若是刚愎自用的昏君，魏徵还会拿身家性命冒险犯颜直谏么？因此，我们应该为唐太宗点赞，若非他不计前嫌（魏徵曾为李建成策划谋害李世民）、虚心纳谏，魏徵怎会成为名垂青史的诤臣？反过来说，若非魏徵等大臣犯颜直谏，唐太宗也无法开创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历史已然证明，魏徵敢于直谏，唐太宗善于纳谏，都是难能可贵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都需要监督，只有敢于监督与自觉接受监督，才可以及时纠错，保持国家长治久安，避免出现重大事故或祸患。
以诚为本的岑文本
贞观时期，唐太宗团队中涌现了众多杰出的文臣武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徐世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岑文本等如璀璨群星光彩照人。其中，岑文本的名字，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响亮，但若要评选当时的廉洁模范，岑文本当之无愧。
岑文本主要与文墨打交道，历任秘书郎、中书舍人、中书侍郎、中书令。中书令为最高决策机构中书省长官，亦即宰相。岑文本之所以能赢得唐太宗信任，仕途一帆风顺，无疑是凭借自身的良好品行与卓越才能。史书记载，岑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善文辞，多所贯综”。他博通经史，少时即以文才出众而闻名。其父岑之象，在隋朝任邯郸令；岑文本十四岁那年，父亲被人诬陷入狱，他到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辩屈，口若悬河，理直气壮，最终澄清冤情，救出父亲。
与房玄龄、杜如晦相比，岑文本并非唐太宗的亲信旧交，而是来自另外阵营。隋末天下大乱，各路英豪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梁武帝后代萧铣在岳阳称帝，随后建都于江陵，国号为梁。岑文本就在萧铣手下效力，担任中书侍郎，掌管机要文书。武德四年（621），李孝恭、李靖等率领唐军围困江陵，眼看大势已去，岑文本劝萧铣投降，以免百姓涂炭。唐军进城之后，诸多将领准备进行抢掠，岑文本对主帅李孝恭说：“江南老百姓，自隋末以来，饱受暴政虐待，如今群雄并起战乱不止，刀锋之下侥幸活下来的人都翘首期盼真正的君主能够恢复安定，这也就是我们萧氏君臣江陵父老愿意归顺的原因。如果你们纵容将士抢掠，恐怕此后江南百姓大为失望，不再像我们这样心甘情愿地归唐了。”李孝恭认为岑文本言之有理，立即下令禁止官兵侵扰掠夺，许多人家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
贞观元年（627），岑文本任秘书郎，并在中书省兼职。有一年，唐太宗亲自躬耕藉田，又于元日召见群臣。岑文本为此写了《藉田》《三元颂》两篇文章，辞藻精致，文采飞扬。李靖读了，十分欣赏，将他推荐给唐太宗，他随即被提拔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属于中书省中层干部，级别虽然不太高（正五品以上），但职能很重要，“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由于负责起草诏书，经常跟随皇帝身边，故自魏晋以来，这一职位都由皇帝信得过的人担任，“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书舍人升迁比较快。
当时，中书省有一个牛人叫颜师古，任中书省副职（中书侍郎），自武德初年以来，诏书文诰或重大事项都由他起草拟定，堪称中书省第一大手笔。颜师古乃一代名儒颜之推之孙，家学底蕴深厚，学识极其渊博，他所选校的《五经定本》，纠正了自汉以来出现的一些纰漏，不仅是官方通行的标准教科书，也是孔颖达等大儒编撰《五经正义》的基础。如此重量级大儒在前面，岑文本能否有更出色表现？事实证明，岑文本后来居上，文思敏捷更胜一筹。有一次，需要同时起草多个诏令，时间紧任务重，岑文本便叫六七个属吏备好纸笔，他分别予以口授，草成之后复核，没发现任何遗漏。颜师古后来因过错被免职，温彦博为他向皇上求情说：“颜师古熟悉时事，擅长草拟文诰，很少有人比得上他，望能重新任用。”唐太宗回应说：“朕亲自选用一人，您老可不必担忧。”于是让岑文本继任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要事务。
贞观十八年（644），岑文本被任命为中书令，成为大唐帝国位极人臣的宰相。一般人升官大都喜形于色，他却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岑文本的母亲感到奇怪，问他何以愁容满面，他回答说：“我既非开国元勋，又非皇上旧友，过度蒙受宠荣，权位越高责任越重，故而深感忧惧。”听说岑文本拜相，亲朋好友纷纷登门来访，向他表示祝贺。岑文本一一婉拒，诚恳表示：“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
古代君主最看重臣下的忠诚，岑文本对唐太宗无疑是一片忠诚。但他的忠诚，既不是毫无原则的愚忠，也不是阿谀奉承的伪忠，而是肝胆相照的真诚。拥有这种忠诚的，往往都是诤臣。若论贞观时期的诤臣，无疑首推魏徵，不过在重大问题上，岑文本也是敢于直谏的。贞观十一年（637），魏王李泰倚宠骄奢，大造宅第，唐太宗也开始注重享乐，岑文本认为奢侈之风不可长，于是向唐太宗上疏力陈节俭之重要性，劝诫唐太宗：“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不求辟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
岑文本劝谏君王节俭，自己更能恪守简朴，虽然官居宰相，仍旧住着潮湿的房屋，家中毫无帷帐之类装饰。友人觉得如此寒碜有损于宰相形象，劝他购置田产以增加收入，岑文本感叹说：“我本是南方一布衣，当初的理想，不过做秘书郎或县令而已。说实话，我并没有为大唐立过汗马功劳，只因擅长文墨而位居中书令，这已经登峰造极了。如今享受高官俸禄，心里尚且不踏实，又何必置办田产呢？”
贵为宰相而身居陋室，在贞观时期并不罕见，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宰相正规俸禄并不高；二是宰相都很清廉，没有灰色收入。岑文本为人诚实，自知一介书生做到帝国宰相，已远远超越自己最初的梦想；对于现有权位与俸禄，他不仅感到知足，而且知恩图报，除了尽心尽力履职，再没有别的奢求。当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一些名士兼任东宫官职，唐太宗也想让岑文本在东宫兼职，他却婉言谢绝了。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如果在东宫兼职，有利于为自己或子孙积聚资本与人脉，诚实本分的岑文本却不算计个人得失，竟然放弃那么好的差事。 岑文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以诚为本，无论地位如何上升，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为人处事恪守准则。在家行孝悌，侍奉老母以孝闻名，抚育弟侄恩义至诚；为国尽忠义，对国君社稷尽忠诚，治国理政循义理。他为人忠厚诚实，为官清正廉洁，唐太宗曾称赞他：“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君臣相伴近二十年，彼此了解很深，这个评价非
常中肯。
清廉正直的戴胄
史料记载，戴胄为人坚贞正直，办事干练，熟知律法，通晓文案。隋末，他曾任门下录事，得到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隋炀帝死后，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王世充试图篡位，戴胄直言劝阻，王世充表面同意，觊觎之心却并未收起。不久，王世充胁迫小皇帝为自己加九锡殊礼，戴胄再次劝谏；王世充恼羞成怒，将戴胄贬为郑州长史，让他与王行本一同守卫虎牢。稍后，王世充废杨侗而自立称帝，国号为郑。唐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攻克武牢，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参军。
贞观元年（627），大理寺少卿（最高审判机关副职）出缺，唐太宗首先想到了戴胄：“大理寺少卿，是关系到人命的官职，戴胄清廉正直，正是最佳人选。”戴胄刚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便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天，长孙无忌应召参见皇帝，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皇宫的东侧门，出了阁以后，走到东门口，守门的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宰相）封德彝认为，守门校尉没有及时发觉问题，应当处死刑；长孙无忌失误带刀入内，应判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同意这个意见。戴胄反驳说：“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觉，同为失误；但臣子对于皇帝不能以过失推脱责任。按照法律规定：供奉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处以死罪。陛下如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这就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如果依法处理，那么罚铜是不合适的。”唐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可以徇私枉法？”于是下令重新审议。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唐太宗默认。戴胄再次辩驳说：“校尉因长孙无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处理；就过失而言，两者情节严重程度相同，而判决却有生死之别，这样肯定显失公平，我斗胆请求宽恕校尉。”唐太宗觉得戴胄言之有理，也就免除了校尉的死刑。
戴胄就是这样，凡事总是秉公而断，依法处理，哪怕自己意见与皇帝相左，只要有法理依据，他就会据理力争，绝不曲意枉法而迎合皇帝。当时朝廷大力选举人才，有人为了上进，竟然伪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唐太宗特地下诏，允许作伪者自首，凡不自首的，一经查出，死罪论处。不久，有一位作伪者事情败露，戴胄负责受理此事，依法判处此人流放，并报告皇上。唐太宗召见戴胄，当面斥责道：“我当初下诏，说不自首者处死，你现在按法律判他流放，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说话不算数吗？”戴胄回答：“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死他，臣下自然无法干预。既然走司法程序，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太宗质问：“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戴胄解释：“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臣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顿时醒悟，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你能予以纠正，我就没什么忧虑了。”
戴胄参与办理任何案件，都以法令条文为依据，分析周密细致，逐条厘清罪证，言辞如泉涌，极富说服力。为了维护公正，他多次冒犯皇上直言。好在唐太宗为从善如流的明君，不仅没有迁怒于他，反而不断予以提拔重用。继大理寺少卿之后，戴胄升任尚书左丞，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又让他与魏徵一同担任谏议大夫，检点朝政得失；贞观三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病逝后，唐太宗遂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仍旧担任民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贞观四年，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书，以民部尚书之职参预朝政，成为宰相级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戴胄的官位不断上升，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严守法度，从不以权谋私，更不经营产业，除了法定俸禄及皇帝赏赐，没有任何灰色收入。所以，戴胄虽贵为宰相级大人物，却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简朴的生活。贞观七年（633），当戴胄因病去世的时候，他家因为房屋简陋狭小，竟然连祭奠的地方也没有。太宗也不禁为之动容，为示哀悼，罢朝三日，并下令官府特地为他建造一座家庙，并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握有一点权力，就挖空心思以权谋私。且不说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就是那些级别较低的“苍蝇”，借用手中仅有的职权也能攫取巨额钱财。相对而言，戴胄担任过朝廷重要部门吏部（管理官员）、民部（管理财政）的一把手，并且以民部尚书身份履行宰相职责；论地位与权势，不能说不显赫。掌握人事、财政大权，日子何以过得那么寒碜？同样是做官，做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戴胄的清廉？
或许有人认为，戴胄受儒家文化熏陶，有君子操守，没有贪腐的动机，不想贪。其实，戴胄并不精通经史，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大，任职吏部时，他奖掖法吏，抑制文士，颇受争议；况且自实行科举制以后，很多受儒家文化熏陶而入仕的官僚仍不免沦为贪官污吏，可见儒学教化并非为官清廉的先决条件。或许有人认为，戴胄的清廉是因为他循规蹈矩，胆小怕事，不敢贪。但是，戴胄多次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言，表明他绝非胆小怕事的懦夫。或许有人认为，戴胄的清廉其实是政治生态使然，因为当时政治清明，不能贪。这个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不过，就戴胄而言，其清廉关键在于内因。《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在戴胄本传中并没有介绍他的廉政事迹，只是用大部分篇幅记述他的两则秉公执法故事。透过两则故事，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极为正直、极讲规矩、极度守法的人。古往今来，所有贪腐行为无不是违法乱纪行为。由此可以逻辑推断，大凡讲规矩守法度的人，为官必定清廉。在推行依法治国与反腐倡廉的今天，像戴胄这样严于守法秉公执法的精神品格，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