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雨素心里，她一生的运气都被放置在文学写作上。尽管，她认为自己的成名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
　　她依旧住在北京皮村，生活枯燥又孤寂。她在写她心中的科幻小说，丰富驳杂的心灵从2020年的皮村远走高飞，她把喃喃自语落在了薄薄的横线稿纸上。
　　关于文学梦，她与女儿的想法大相径庭。因为文学梦，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破罐破摔，毫无希望。
　　“原来我这样一个每天活得这么苦的人，也能做点事啊。”范雨素说。

文学梦

　　范雨素因为文学成名，但大女儿范苗苗再也不读文学。今年，女儿删掉了母亲的微信。母亲说女儿是特别踏实的人，觉得不好好赚钱是不务正业。
　　2017年，育儿嫂范雨素因为一篇《我是范雨素》引发关注;三年后，范雨素已不做育儿嫂。她只在每天上午做小时工，一个月挣两三千元，一千给读高中的小女儿做生活费，七百交房租，剩下的六七百自己生活。下午和晚上，她要阅读和写作。
　　“我写作是没赚到钱的，云山雾罩的，她非常讨厌、不高兴。”范雨素写道。
　　在范雨素笔下，范苗苗是她们母女三人中生存能力最强的。14岁那年，范苗苗辍学，开始辗转在不同的饭馆做苦工，再没问范雨素拿过一分钱。
　　范苗苗喜欢阅读。小时候喜欢看漫画，后来喜欢郭敬明和明晓溪的言情小说。离开学校后喜欢读文学经典和影视原著，比如《多斯的城堡》《了不起的盖茨比》《平凡的世界》《教父》等等。还有励志书，比如《少有人走的路》，一本教人如何解决人生冲突和难题的书。
　　范雨素估算自己给范苗苗买过一千斤书。那会儿范雨素在北京卖旧书，从废品站里收书，一块五到三块一斤。
　　我问范苗苗如何看待母亲的“文学梦”，她说，“文学梦，你也说了是梦，是很美好、很向往、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范苗苗看来，范雨素写自己的经历，写完了就没了。 “网红才是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经历来涨粉，作家是创作作品，这不一样。”范苗苗说。
　　再也不读文学，这是范雨素出名对范苗苗最大的影响。“看文学小说，很容易沉浸在故事里，会让每个穷困潦倒的看书人觉得，自己也能成为写出这种书的人。很多人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的区别。想以写小说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因为这个梦想放弃所有，变得支离破碎。看历史书，人们只会看到那个成功的人，看不到破碎的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换个方向，生活会过得很好。”
　　可对范雨素来说，正是文学和历史帮助她度过了近50年的穷困潦倒。她读山东郯城的地方志，看到康乾盛世之下的农民们易子而食;读《活着》，想起村里老人说同乡们被抓走充军后客死他乡;读《促织》，感叹只是小小县官，就能逼得老百姓抵押妻子卖掉孩子。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悲惨。”范雨素明白了。
　　像是打了无数局角色扮演的游戏，每读一本书就经历一次人生。“每次你都在受气，受了各种各样的气，你对苦难有了预设。等到现实生活中又来了一遍，就跟打了免疫针似的，不敏感不难受了。”
　　她不为自己难受，但对女儿愧疚。她怪自己没能力为女儿提供必要的读书环境，没有经济能力，没有北京学籍。以及，当她住在别人家做育儿嫂时，得有一个人来照顾小女儿。
　　愧疚太折磨人。有时候范雨素会自我宽慰，在有的贫困农村，父母不把女娃卖给别家换彩礼钱就是幸运，更别说受教育。范苗苗在前几年从全国妇联开设的公益培训中学会了速记，收入还不错。范雨素挺高兴，说就算读个大学，若不是211、985，可能还不如范苗苗。
　　长大了的女儿与母亲之间的隔阂微妙而普遍。范苗苗同我说，删微信不是因为范雨素的文学梦，即使范雨素這样认为。范雨素也看得开，她说就像自己哥哥曾经与母亲关系也不好，“过了这阵子，时间长了就好了。大女儿对我挺好的，这外套就是她给我买的。”
　　“如果我有钱，我愿意给我的孩子在三四线城市交个首付。可是我没钱。”范雨素突然激动起来，“我的梦想也不会拖很长时间啊，我不可能说一生都追求文学吧，最多几个月或者一年，我就把这件事结束，老老实实做人。”
　　“什么叫老老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就是去找一份体力活，做育儿嫂或者别的，老老实实做事情。”范雨素说。
　　另一个梦想诞生于90年代初。刚来北京时，范雨素想每天多赚点钱，在北京买个房。“现在回想，这已经是很遥远的梦了。”

飞机下的蛋

　　范雨素现在还住在北京皮村，“这两年我的生活很枯燥”，“几乎没有什么人际来往。”
　　与范雨素的采访约在皮村一家快餐盒饭店里。她在皮村住了十几年，这家店也开了十几年。“人年纪大了喜欢在熟悉的地方待着，有安全感。”范雨素说，“在皮村，开了十年的店都称得上百年老店了。”
　　对范雨素来说，皮村“方便极了”，长得像老家的五六线小县城，一条热闹的主路，两边都是低矮的门面房。物价也和小县城差不多，理发十块钱，七块钱的盒饭有两个菜，所有生活需求都可以在出租屋附近以低廉的价格被满足。
　　其他的皮村居民未见得这般喜欢皮村。北漂生活退无可退之后，有的人来到了这个城中村。“我们生活在京城的东郊，和我们生活接近的只有野草、垃圾堆、脏乱的村庄、瞬间坠落的星光及乌托邦似的梦。”一位住在皮村的年轻人写道。
　　初次造访皮村的外来者很容易被“大飞机”吸引。机身低飞到可以看清机尾上中国国际航空的凤凰图样。这里离首都机场的直线距离是十公里。在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里，有工友写道：“只有嗡嗡的飞机轰鸣还能提醒自己这是身在北京”;还有人写：“我每次外出，不管是远地还是近地，回来时总会莫名地寻找飞机的踪迹……一看到飞得很低很低的飞机后，我就感觉快到家了。” 　　前几年，传闻纷纷，说为了城市的发展，皮村居民要被清退。传闻没有成真。今年皮村走了些人，倒了几家店铺，都是因为没熬过新冠疫情。“能赶走人的就是经济，”范雨素说。
　　皮村的整治工程在去年完成，平房外墙被刷新，曾经印满工厂外墙的“学规矩”和“懂标准”被一片白色覆盖。门面房的招牌如出一辙，旱厕被改成了没有异味的标准公厕。
　　传说要清退后，一位年轻导演来皮村拍了两年纪录片，一位皮村的文学青年为纪录片写了一首诗，与纪录片同名，叫《飞机下的蛋》。

出名

　　快餐店老板娘问：“干啥呢？采访呢？”
　　“没有，随便聊聊天。”范雨素应道，然后转头说，“没有人觉得我出名了，除了你们记者，来找我的也都是你们记者。”
　　她喜欢和记者说话，“特别畅快。”在范雨素看来，来找她的记者既有耐心听她说话，又对现实有透彻的理解。有的记者无需言语，就令她印象深刻。因为那位记者看她的眼神里，“有悲悯之心”。

　　2017年4月24日，界面新闻旗下的“正午故事”发表范雨素自传体作品《我是范雨素》，引发广泛关注，媒体、学者、出版社一度争相追逐，讨论话题此起彼伏。
　　发表次日，范雨素接触了五家媒体，发觉自己有照片被拍得很“丑”——看起来憔悴又愁苦。她便不想再和媒体打交道。过了两天，皮村文学小组开了一场关于范雨素的媒体说明会，活动室涌进了史上最多的人流。但范雨素没有出现，投影屏幕有她的一条微信：“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
　　“没去深山，就躺在家里关了机看张岱的《夜航船》。我在皮村就没人认识我，贫穷是我的隐身衣，我照样上街买菜。”范雨素后来说。
　　在皮村，除了文学小组的人，没人认识范雨素。当摄影师给范雨素拍照，她有些紧张。皮村的治安小队不欢迎外来者四处拍照，范雨素害怕惹恼治安小队;当我们路过她的住处，她希望我们不要举起相机，害怕冒犯到房东大姐。
　　有时候她觉得，欣赏自己的好像都是知识分子。在一个活动中，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站起来说，他读《我是范雨素》很感动，于是读给自己做体力活的亲戚听，“他说那个亲戚听了没有一点感动。”范雨素回忆，“我是想写给我这样的人看，但我感动不了他们。在家乡外面活着的人都是受了一身伤，受一次伤就长出一块鳞片，一块鳞片就是一片铠甲，很难被穿透。”
　　这三年来，外界好奇“出名”是否改变了范雨素的生活境遇。答案是没有。
　　但“出名"改变了范雨素。
　　“内心更强大了吧，从内心认可自己。”范雨素说，“原来就是每天为了生存到处奔波的普通人，我的生活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我觉得我每天生活的价值就是责任感，我要把我的孩子养好，这就是支撑我活下去的意义。但就像是天降横财，我这样一个穷困潦倒、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每天活得这么苦的人，忽然就有了更高的追求。我突然感觉我的生活也不只是活着。”
　　她引用了一句自己看过的名人名言，大意是，人类对抗死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著述和繁衍。
　　“我觉得我能做点什么，”范雨素说，“这种改变你是看不到的。”

“文能穷人”

　　文学梦曾流动在范家孩子的心中。
　　范雨素写过有文学梦的哥哥。高考两年没考上后，他打算当文学家跳出农门。“从大哥要当文学家后，家里从来都不吃油了。”“（他）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錢，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
　　大哥哥写了几年，没成文学家，只得继续去种地。在村子里，他被称作“喝文的人”，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范雨素崇拜会写诗的小姐姐。 “我问她，为啥不去发表。然后做个名震寰宇的人。小姐姐说，文能穷人，她腿瘸了，已倒楣了。坚决不能为文再倒一次楣了。”
　　文学梦成了范雨素心中难以启齿的秘密。“大哥哥有文学梦，所以我们一听到谈文学梦，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她说自己早不该有梦想了，“梦想是只有年轻人才能高擎的火把。火把会随着年龄的原因，慢慢熄灭，连灰烬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冻成冰块。”
　　年轻时，范雨素的脸上写着“高傲”与“不可一世”——这是一句自我形容。她爱读书，上课时她都在自己脑子里自编自导看过的小说，“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她读《傅雷家书》，羡慕傅聪有一位能谈艺术的父亲，从戏曲、小说、美术到音乐。“我要是也有傅雷这样的父亲，我可能也成为艺术家了，我小时候就这么想的。”
　　她读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她读《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乡村少女的心游荡在整个世界。
　　12岁那年，她给自己改了名，她不再是范菊人，从此，“我是范雨素”。她觉得自己“膨胀得要炸裂了”，决定去南方流浪。书上说“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海南不会冻死人，范雨素决定去海南，用“知青小说教来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
　　但是海南的生活“太苦太难了”。范雨素去给小饭馆刷碗。从早上5点半一直干到天黑，一天给十块钱。另一个流浪的孩子帮范雨素找了住处——一个工厂女孩自己搭建的棚，瓦砖垒起，油毡盖住。范雨素没有遇到坏人，但是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我年龄太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无法维持生存，我受不了了，我回家了。” 　　后来，这段经历被范雨素书写出来时，染上了热带浪漫的阳光：“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

屏蔽模式

　　年少时在海南的恐惧与焦虑，范雨素在30岁时又经历了一次。在海南时，她担忧自己如何生存，后来，她“总担心把自己孩子饿死了”。
　　20岁时，她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要看看大世界。“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六年后，生了两个女儿的范雨素不堪忍受家暴，和对方离了婚。她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老家，当家的兄长对她关上了门。
　　她感觉自己被凌厉的眼神包围。旁人好像已经看透自己的命运：一位带着两个女儿的单身妈妈，没有做工的本事，这一生定就如此，不会有重来的可能。
　　范雨素变得麻木起来，就像是手机设置了屏蔽模式。“自从我拉着两个孩子想要人帮助、但没有人帮助我之后，我就给自己建了一道墙，把所有人都屏蔽起来。”
　　她觉得自己脸上的神情变了，不再是少女时期的高傲。她以祥林嫂自况，说脸上都是木讷与讨好。像是鲁迅描写的那样，“（脸上）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另一个变化是，她读文学时能共情了。“从那时就变了，我读书时把自己都代入了，我知道人生就是这么苦。只有不那么敏感，麻木一点，才能活下来。”
　　她回到北京，开始做育儿嫂。夜里起来哄三个月大的婴儿入睡，她想到被独留在皮村的两个女儿，偷偷哭起来;她把一个孩子从几个月大带到了五岁，然后再也没见过，“你的工作是临时的，大家心里都明白。我其实挺想念那家的孩子，可是觉得你又不能随便打扰人家”;她跟着雇主去了蓝色港湾购物中心，觉得那里真好，怎么那么好，“有一次我在蓝色港湾吃一个炒饭特别好吃，我就把两个女儿都带去蓝色港湾吃炒饭去了，30块钱一份。”
　　偶尔她关掉屏蔽模式，比如刚出名那会儿，失联已久的亲戚来和她说话，“对我说他们家的兄弟姐妹比我们家强多了。原来我们永远都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了，来说话就是你富你看不起我。”
　　运气是定额的。“从来没写过，写出来就出名了。”范雨素觉得运气尽数砸给了写作，除此之外，不该有所奢求。

说话

　　范雨素的写作从加入皮村文学小组开始。
　　六年前，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开办文学兴趣小组，招募志愿者与皮村的工友们分享文学阅读，讨论写作。
　　范雨素参加皮村文学小组就是为了有地方说话。离开家乡之后，没有人再与范雨素说话。在皮村，没有人与她说话;在雇主家，范雨素不与人说话，这是规矩。
　　人与人之间若有情谊，那就锁在过往的交往中。朋友圈的点赞透露着善意与关心，留在通讯录里的名字意味着能说得上话的机会。
　　范雨素觉察自己变成了“原子化个体”，甚至发现所有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这是她从书里学来的概念，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公共世界的连接稀薄甚至斷裂。所以她在文章中总写家乡，写父母、兄弟姐妹、同乡的村民们，偶尔还写记者。那是她与世界的链接。
　　“你闲着没事和人说话干嘛呀，你和人说啥呀？聊文学也是在文学小组才会说的，要么人家觉得你有毛病吧。我这一生都一个人走来走去，没人找我说话，我也不敢找人说话。”她说。

　　但在皮村文学小组里，范雨素话多。有两个女孩说她就像梁宏达，一个口齿伶俐的电视评论人。有一回，她说艺术家应该改变不平等的思维习惯，“让农民工和艺术家这两个词都变成一个中性词，因为我们……终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在现实中这些词却不是中性的。近代以来关于底层如何表述的讨论莫衷一是。悖论在于，底层常常无法自我表述，掌握话语通道的又往往是精英阶层。学者南帆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
　　南帆形容底层表达是一种曲折的突围。在历史和哲学的写作中，人们不能遇到大量的贩夫走卒。但文学有底层写作的传统，这曾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也曾是20世纪的五四新文学。有论者指出，破解悖论的唯一方法在于让底层拥有自我表述的能力。
　　杨宙是范雨素接触到的第一位记者。她用“震撼”来形容自己读到《我是范雨素》的感觉。“震撼来源于感知到她内心世界的丰富。他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丰富驳杂的东西，这个东西跟文学跟身份处境无关，或许有的人写得笨拙，文笔不好，但无法否定这个东西的存在。而范姐幸运的是，她拥有了这份表达能力，为自己的世界找到出口。甚至不能说仅仅是幸运，应该说是她过去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天分努力换来的能力。”她们认识五年，极少联系，但范雨素经常转发杨宙的报道，或者给报道打赏。
　　范雨素不认为自己可以为底层代言或发声，也不喜欢“以高高在上的笔调写底层”的作家。“中产看不起农民，也是中产在自己哄自己，大家都是同一个灵魂。”她说。可对于外界来说，范雨素已经展现了不“符合”她初中学历和务工生活的写作能力。接踵而至的媒体陆续问她，你的文章有多少是编辑修改的成分？范雨素看到网友议论：这会不会是张慧瑜的代笔？
　　“你们不相信我可以，怎么能不相信北大老师的人品呢？”范雨素说。张慧瑜任教于北京大学。

《我是范雨素》

　　最初，志愿者鼓励工友写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是希望能给工友劳苦的生活增加一些精神的调味品。相较对经典的讨论，工友们对分享、点评彼此的写作兴致更大。多数工友不会打字，或者没有电脑，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小付就在工作间隙把大家的作品录入成电子版。到了年末，张慧瑜自费将这些作品集结印制成当年度的《皮村文学》，放在文学小组活动的小会议室里。“就像是班级出班刊一样，只是为了给大家作个纪念。”张慧瑜说。 　　2016年，时任“正午故事”记者淡豹偶然看到范雨素印在第一辑《皮村文学》上的文章《大哥哥的梦想》。淡豹认为这文章很独特，跳出读者对工人写作的刻板印象，写出了一位可笑可叹、有航天梦的农民。
　　淡豹强调，媒体之所以能辨认出范雨素的独特，首先是基于这些作品被印刷成实体后被看到。一个月后，“正午故事”发表了《大哥哥的梦想》。“这使得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文化行为。”张慧瑜说。
　　在《我是范雨素》引发的讨论中，赞美多于批评。人们认为她的语言纯净幽默，叙事自由，写出了人的生命力与尊严，写出了对平等的主张，还有一位家政阿姨对资本家的反讽——她写自己服务的女雇主，身材曼妙，面容美丽，“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
　　一些论述认为，范文的“克制”，将“关注苦难”（比如文中涉及的农民工子女就学、征地乱象、底层婚姻等），转移为“面对苦难的姿态”（比如《人民日报》和《新京报》评论范雨素“精神自由”），给予了阅读者旁观他人苦难的安全距离，符合中产的阅读趣味。因为痛苦的主体可以忍受痛苦，所以观赏者只需表达同情、怜悯甚至感动，不用担心“他们”会来扰乱、质疑甚至反抗现有秩序。

　　甚至于，范雨素可以成为中产阶级自观的镜像，“聊以安慰的是……他们经历的痛苦或心酸，你能惺惺相惜，你也觉得能因之被了解。”《中国新闻周刊 》评价。而部分人对范雨素的排斥则是“中产阶级对保姆也能写文章感到恐慌”（李祺祺《微信自媒体场域中打工群体“能否说话”》）。
　　《我是范雨素》发表那年，在文化界发生的事还有，由财经作家吴晓波总策划、旨在记录打工诗人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公映。
　　在这部影片中出现的几位工人诗人一度备受关注。陈年喜在北京皮村接受采访，用“铁板”来形容社会阶层固化。“你要想把这个铁板破开，真的是特别不现实。不同阶层的人可能会同情你，给你一些帮助，但很难让你进入到他那个阶层”;邬霞上了央视和凤凰卫视，更加看清了“写作不可能改变命运”。
　　在一次文学小组活动中，一位怀抱文学梦的年轻人表示了他对文学改变命运的期待和坚持——像莫言那样，从高密农民成为世界作家——发文学期刊，拿文学奖项，然后出版作品，实现个人价值和财务自由。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曾经评价他文学素养高，也直言他因高中辍学缺少进入文学圈的文凭。可年轻人热切希望通过文学完成阶层跨越。“如果没有文学，可能你一辈子都是炒菜的、送快递的。”他说。
　　“你读了书，你就不炒菜？不送快递了么？”范雨素反驳，“我们要找到送快递的快乐，而不是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生就那么长，每天想着改变命运，那就是白活。”
　　范雨素说她出名就是“内卷”，是“圈地自萌”，是知识分子话语生产的内循环。
　　张慧瑜主动减少了去皮村的次数，他仍在为文学小组做一些事，但“受到外界过度关注，心里边就不像原来那么自如了”。在媒体蹲守的日子里，张慧瑜觉得自己去皮村甚至帶有了表演的性质。对于他北大教师身份的强调，会使得志愿者行为变得具有象征性，“本来是文学的交流，变成北大的老师怎么帮助工人做文学，这很可能变成过度政治化的解读。”
　　外界适度的回撤，能够给文学小组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性。“这个东西就像水一样，自然而然地发展可能更好。”张慧瑜说。

装点命运

　　《我是范雨素》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于是有人问她，“出名后，你为什么不重新装点你的命运？”
　　“是啊，我为什么不重新装点呢？”范雨素反问道。她反复咀嚼过出名的那两天，她和第一家前来的出版机构“理想国”签了合同。“理想国”活跃而富有影响力，诚意满满。签约后，范雨素又拒绝了一个“捧着20万”来的出版商。
　　她还拒绝了一个网络平台的邀约：一个月写四篇短文，一篇一千五百元。“我觉得我写不出来那么多，我做不到。”
　　与“理想国”的出版合约最终没有落实。范雨素已完成的手稿与通常认知中的小说文体相距甚远，“理想国”希望以文集出版，范雨素则希望以科幻小说出版。漫长的出版周期让范雨素一等再等，最终双方在作品文体、作品完整度等具体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
　　一位文化圈的资深人士唏嘘道：或许对范雨素来说，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是当时接下那个20万的合同。追逐热点的出版商会立刻帮她把作品都出了。这些圈内人明白，范雨素的出名有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真正的文学竞技场激烈而残酷，只有旋风似的操作才能敛财。
　　范雨素签约了一家严谨的出版社，对方以对待严肃文学的方式对待范雨素，这其中需要作者和出版社双方不断的沟通和打磨，很难一蹴而就。
　　这两年，范雨素在写一本“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或者叫“科幻小说”。因为都是手稿，所以只有极少人读过。“我这样写作能力的人中国有很多，写现实的东西写得再好，有多少人看？科幻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看的。”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的聊天短暂绕开了她，绕开了她沉重的过去、飘渺的现在和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开始聊起她最爱的科幻小说家特德·姜，又谈到刘宇昆和刘慈欣的小说。她说自己买了“微信读书”的会员，每个月19元，下载了几百本书，太幸福了，根本看不完。那是这场采访中最美妙、轻盈的时刻。
　　范雨素会躺在皮村的床上思考波粒二象性，心想原来人死之后，思想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粒子，变成了暗物质。“所以人死了之后只是装思想的容器不存在了，灵魂还存在啊，所以各种神秘现象都能解释清楚了。”
　　她对科学的理解远非精确，有时候量子力学在她看来和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但她想借此传达的观念热切而艰难——“我就想要表达平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的前生是帝王将相，今生是草芥小民。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
　　一位读过手稿的人形容说，手稿跳跃性的结构和带有文言感的语言是范雨素的特点，“挺需要正午那样的编辑，能够以范姐的特点为核心把这本书推出来。”
　　每年都有人问范雨素什么时候出版小说。她回答说还在修改，争取明年就出版。
　　（范苗苗为化名。感谢汤禹成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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