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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宝贤堂集古法帖》与《古宝贤堂法帖》，是收藏于太原市双塔博物馆的大型集刻帖石，分别镌刻于明弘治二年与清康熙五十七年，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和观赏价值。建立专题博物馆，在保护的前提下，借鉴现代科技成果和展陈理念，通过趣味性、参与性等手法，让冰冷的石头来讲述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字艺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关键词】“宝贤堂法帖”刻石；太原双塔博物馆；保护性展陈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一、法帖价值与展陈的可行性
“宝贤堂”为明代晋庄王朱钟铉堂名。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晋世子朱奇源奉其父晋庄王朱钟铉之命，以《大观帖》为主要底本，①在太原集刻十二卷本的书法丛帖，名为《宝贤堂集古法帖》。时隔二百多年后的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太原知府李清钥集唐、宋、元、明至清前期20位书家作品，汇刻成另外一部四卷本的法帖，其规模、形制、选字等虽与明法帖有很大不同，但因其旨在复《宝贤堂集古法帖》之意：“即名帖曰：《古宝贤堂法帖》。”②今人为区别起见，十二卷本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又称为《大宝贤堂法帖》，四卷本的《古宝贤堂法帖》称为《小宝贤堂法帖》，二帖合称“宝贤堂法帖”。
中国古代刻帖活动自唐朝始，经宋代帝王的推动而大盛。刻帖成为当时学习与传播书法的重要手段。明代，藩王成为刻帖的主体，刻帖之风又一次兴盛起来。《宝贤堂集古法帖》即为其中代表。全帖共分十二卷，以十二天干为各卷编号，收录了上自史前仓颉，下迄明代张弼，纵贯数千年，共计128位书家的作品。法帖所收书家墨迹皆为中国书法中的精品之作，又大胆选择苏、黄、米、蔡等宋人尚意法书，并以当代（明代）书法家作品入石，在明代中期书风改变、帖学繁荣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傅山《补镌宝贤堂帖跋》云：“汴帖扶勒无丰采，肃帖丰肥浓态侧出。晋帖圆秀遒媚，出周肃之上，二王勾勒尤为精妙。”③
晚清通儒沈子培《寐叟题跋》记载了他收集到一函《宝贤堂集古法帖》时的趣事，那种喜悦之情，也让我们看到法帖的价值所在。“此《宝贤》明拓本，覃溪所谓市估多更题伪《大观》，不得自申其光气者也。此幸未遭割剥，蠹蚀已甚，装裉复不工，披览殊令人不快。然余求此三四十年，及今乃得之。新岁将更，明年六十七矣，翰墨之缘，知复馀几？自今夏来，颇与《大观》为缘，所见凡四本，皆宋拓宋刻。残腊乃复遘此，亦是《大观》眷属。品次尚在南海风满楼所藏改题《大观》、成亲王及吴荷屋题为名帖者上。珍此敝帚，后世当有以兼金享余者。”④
《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原存晋藩王府，明末戰乱，刻帖毁损散佚。清顺治十六年（1659），太原知府宗彝搜集残石，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贮藏，并增刻宗彝、王京乘二跋石。据王京乘跋语所载：“原石勒帖共一百六十六号，两面勒字者卅块，实石一百卅六块。今止存石八十八块，内残缺者廿二，两面勒字者十八，共存帖一百六号。时维清顺治十六年，岁己亥秋八月。”⑤康熙十九年（1680），阳曲县令戴梦熊薄书之暇，游心翰墨，与名儒傅山访求藏本初拓，补五十三块，“复捐修亭屋十间，以蔽风雨之剥蚀”⑥。康熙二十年（1681），移置三立书院。此后与《古宝贤堂法帖》一起辗转至督军府、傅公祠等处。1980年，二部刻石迁至永祚寺碑廊，《宝贤堂集古法帖》补刻两块。2017年，太原市双塔博物馆（时为太原市双塔寺文物保管所）再补刻六块，《大宝贤堂》刻石又成完璧。
2020年，双塔大景区建设启动，为了将二部法帖刻石进行更好的保护和展示，使文物保护的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太原市双塔博物馆有意将这一批珍贵的刻石文物移入展馆，一对一展示拓本释文，增加数字化互动专区，让这些厚重的刻石与观众对话。恰好双塔博物馆西区有七十年代至今陆续建设的一处砖仿木四合院，原为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土质文物保护基地，经过协商，遂成为“宝贤堂法帖”刻石的展馆（见图1）。
二、展陈空间的利用
展馆为四合院形式，坐北朝南，面积2420平方米，依据已有的空间布局、碑刻内容和游览顺序，将南房列为第一展厅，东厢房列为第二展厅，西厢房列为第三展厅，北房列为第四展厅。第一、二、三展厅共计598平方米，用于展示《宝贤堂集古法帖》，第四展厅112平方米，用于展示《古宝贤堂法帖》，第四展厅的负一层386平方米开辟为观众互动区域，包含茶饮区、拓碑和书法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
根据《宝贤堂集古法帖》中各刻帖内容的异同，将《宝贤堂集古法帖》划分为八个单元展示。第一展厅包含四个单元，共计93块碑刻。即“第一单元：缘起（卷首）”共5块碑刻，“第二单元：古风意蕴——魏以前法书（卷一）”共10块碑刻，“第三单元：帝王翰墨（卷二）”共20块碑刻，“第四单元：‘二王’韵致——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卷三——卷七）”共58块碑刻。第二展厅展示两个单元，共计43块碑刻。即“第五单元：世家书法——两晋至隋书家（卷八——卷九）”共26块碑刻，“第六单元：‘法度’华章——唐代书家（卷十）”共17块碑刻。第三展厅展示两个单元，共计43块碑刻。即“第七单元：‘尚意’好古——宋元明书家（卷十一、卷十二）”共27块碑刻，“第八单元：卷尾”共16块碑刻。第四展厅展示《古宝贤堂法帖》，分为两个单元，共计39块碑刻。即“第一单元：崇法向意——唐宋书家”共9块，“第二单元：集古研今——元明清书家”共27块，另有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山西巡抚鄂弼据家藏旧拓刊刻的苏东坡《赤壁怀古》3块。
四个展厅围合的四合院由青石铺就，辅以园林小品和北方树种，作为展厅的延伸空间，整体营造一种静谧雅致的氛围，使来者流连而去者依依。
三、形式设计的创新
“宝贤堂法帖”经过数百年的颠沛流离，整体相对保存较好，一些刻石也有剥蚀破损的情况，其中21块帖石剥损严重或较为严重。故而，展陈中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即如何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展示刻帖的内涵和文化魅力。这些刻石进入展馆前，全部经过纯净水清洁保养，对部分剥蚀、断裂刻石进行可逆性加固粘接。在展馆内，每块刻石放置在独立的展台或悬架在展墙上。这样，石质文物保护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露天风化和地下水蒸发造成的酥碱，均得以有效解决。其次是展示和利用。设计结合布展的要求，努力为观众提供一个舒适优雅的环境，让观众在与文物对话的同时，感受中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长64厘米左右，宽42厘米左右，《古宝贤堂法帖》长64厘米，宽42厘米，厚13厘米。宝贤堂展馆基本采用铝方通黑色吊顶，滨州青火烧板铺地，展壁为冲压钢板氟碳喷涂制作工艺，为防止冲压钢板氟碳喷涂变形，保证整体钢板的稳定性，在其背板植筋加固，并安装背板定制挂件，承重骨架为加宽加厚的型钢骨架。展台的制作主要是1.5毫米厚的黑色钢板，每块刻石的展架也均为黑色钢板，且每一个都是量身定做，保障了刻石无论是承放于展台还是悬挂于展墙都能处于安全状态。
如何让观众看清看懂并喜欢上展陈文物，是展陈设计者时刻不忘的。在设计时每一单元均有展品历史文化内涵的概括性介绍，重要碑刻还有相关历史背景及书家的解读，如：第一展厅中对“二王”的解读，第二展厅中对王、谢、郗、庾四大家族的重点说明，第三展厅对“宋四家”的特别介绍等。宝贤堂法帖书体均为行书或草书，对于这些龙飞凤舞般的艺术品，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普通观众是难以辨识的。难于阅读内容，便不能理解书者的心境，更难于欣赏书法艺术的魅力。对此，则采取在每一块刻石上方，将其拓片进行一对一展示，观众在刻石上看不清的文字，可以通过拓片较为清晰地进行辨认，而在刻石下方是对应的楷书释文和书家介绍，使观众了解书者的同时，也对书法作品有一个基本认识（见图2）。
如何增添觀众的趣味性也是我们在设计时特别关注的。在每个展厅，我们都特别设置了音频、视频内容，使展览更加形象化，如：在第一展厅西区中心顶部，设置有7平方米的《曲水流觞》动画，观众抬头之间，便可身临其境，与王羲之、谢安等东晋名士一起举杯，共襄那场史上最浪漫、影响力最深远的雅集，感知魏晋风度，名士情怀（图4）；在第二展厅，设置“萧翼赚兰亭”微视频，通过唐太宗下令访求王羲之书迹、君臣合力搜访鉴别、弘文馆拓书人钩摹响拓等故事内容，将唐太宗对兰亭序的痴迷和对王羲之的推崇表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再现了王羲之书法长盛不衰的风姿丽影。
总之，展陈设计的目的，就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展陈理念，使“宝贤堂法帖”刻石真正地被活化，让冰冷的石头讲述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字艺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并融入观众的心灵。这既是我们建设改造宝贤堂法帖刻石展馆的初衷，也是我们贯彻这一展陈设计思路的有益探索。
注释：
①关于底本，有的学者认为摹自《绛帖》，参见《傅山跋》《宝贤堂集古法帖》，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在本文中，采用《大观帖》说，参见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底本溯源》，《文物季刊》，1995年第1期。
②太原市双塔寺文物保管所编：《初拓古宝贤堂法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③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
④林志均：《帖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⑤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4页。
⑥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8页。
⑦考证为宋代原刻的《绛帖》，其背面刻制的为《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卷首三”和“卷四卯一”。参见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与《绛帖》，《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作者简介：冀美俊（1973-），女，汉族，山西省平遥县，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石刻书法类文物。
【关键词】“宝贤堂法帖”刻石；太原双塔博物馆；保护性展陈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一、法帖价值与展陈的可行性
“宝贤堂”为明代晋庄王朱钟铉堂名。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晋世子朱奇源奉其父晋庄王朱钟铉之命，以《大观帖》为主要底本，①在太原集刻十二卷本的书法丛帖，名为《宝贤堂集古法帖》。时隔二百多年后的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太原知府李清钥集唐、宋、元、明至清前期20位书家作品，汇刻成另外一部四卷本的法帖，其规模、形制、选字等虽与明法帖有很大不同，但因其旨在复《宝贤堂集古法帖》之意：“即名帖曰：《古宝贤堂法帖》。”②今人为区别起见，十二卷本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又称为《大宝贤堂法帖》，四卷本的《古宝贤堂法帖》称为《小宝贤堂法帖》，二帖合称“宝贤堂法帖”。
中国古代刻帖活动自唐朝始，经宋代帝王的推动而大盛。刻帖成为当时学习与传播书法的重要手段。明代，藩王成为刻帖的主体，刻帖之风又一次兴盛起来。《宝贤堂集古法帖》即为其中代表。全帖共分十二卷，以十二天干为各卷编号，收录了上自史前仓颉，下迄明代张弼，纵贯数千年，共计128位书家的作品。法帖所收书家墨迹皆为中国书法中的精品之作，又大胆选择苏、黄、米、蔡等宋人尚意法书，并以当代（明代）书法家作品入石，在明代中期书风改变、帖学繁荣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傅山《补镌宝贤堂帖跋》云：“汴帖扶勒无丰采，肃帖丰肥浓态侧出。晋帖圆秀遒媚，出周肃之上，二王勾勒尤为精妙。”③
晚清通儒沈子培《寐叟题跋》记载了他收集到一函《宝贤堂集古法帖》时的趣事，那种喜悦之情，也让我们看到法帖的价值所在。“此《宝贤》明拓本，覃溪所谓市估多更题伪《大观》，不得自申其光气者也。此幸未遭割剥，蠹蚀已甚，装裉复不工，披览殊令人不快。然余求此三四十年，及今乃得之。新岁将更，明年六十七矣，翰墨之缘，知复馀几？自今夏来，颇与《大观》为缘，所见凡四本，皆宋拓宋刻。残腊乃复遘此，亦是《大观》眷属。品次尚在南海风满楼所藏改题《大观》、成亲王及吴荷屋题为名帖者上。珍此敝帚，后世当有以兼金享余者。”④
《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原存晋藩王府，明末戰乱，刻帖毁损散佚。清顺治十六年（1659），太原知府宗彝搜集残石，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贮藏，并增刻宗彝、王京乘二跋石。据王京乘跋语所载：“原石勒帖共一百六十六号，两面勒字者卅块，实石一百卅六块。今止存石八十八块，内残缺者廿二，两面勒字者十八，共存帖一百六号。时维清顺治十六年，岁己亥秋八月。”⑤康熙十九年（1680），阳曲县令戴梦熊薄书之暇，游心翰墨，与名儒傅山访求藏本初拓，补五十三块，“复捐修亭屋十间，以蔽风雨之剥蚀”⑥。康熙二十年（1681），移置三立书院。此后与《古宝贤堂法帖》一起辗转至督军府、傅公祠等处。1980年，二部刻石迁至永祚寺碑廊，《宝贤堂集古法帖》补刻两块。2017年，太原市双塔博物馆（时为太原市双塔寺文物保管所）再补刻六块，《大宝贤堂》刻石又成完璧。
2020年，双塔大景区建设启动，为了将二部法帖刻石进行更好的保护和展示，使文物保护的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太原市双塔博物馆有意将这一批珍贵的刻石文物移入展馆，一对一展示拓本释文，增加数字化互动专区，让这些厚重的刻石与观众对话。恰好双塔博物馆西区有七十年代至今陆续建设的一处砖仿木四合院，原为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土质文物保护基地，经过协商，遂成为“宝贤堂法帖”刻石的展馆（见图1）。
二、展陈空间的利用
展馆为四合院形式，坐北朝南，面积2420平方米，依据已有的空间布局、碑刻内容和游览顺序，将南房列为第一展厅，东厢房列为第二展厅，西厢房列为第三展厅，北房列为第四展厅。第一、二、三展厅共计598平方米，用于展示《宝贤堂集古法帖》，第四展厅112平方米，用于展示《古宝贤堂法帖》，第四展厅的负一层386平方米开辟为观众互动区域，包含茶饮区、拓碑和书法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
根据《宝贤堂集古法帖》中各刻帖内容的异同，将《宝贤堂集古法帖》划分为八个单元展示。第一展厅包含四个单元，共计93块碑刻。即“第一单元：缘起（卷首）”共5块碑刻，“第二单元：古风意蕴——魏以前法书（卷一）”共10块碑刻，“第三单元：帝王翰墨（卷二）”共20块碑刻，“第四单元：‘二王’韵致——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卷三——卷七）”共58块碑刻。第二展厅展示两个单元，共计43块碑刻。即“第五单元：世家书法——两晋至隋书家（卷八——卷九）”共26块碑刻，“第六单元：‘法度’华章——唐代书家（卷十）”共17块碑刻。第三展厅展示两个单元，共计43块碑刻。即“第七单元：‘尚意’好古——宋元明书家（卷十一、卷十二）”共27块碑刻，“第八单元：卷尾”共16块碑刻。第四展厅展示《古宝贤堂法帖》，分为两个单元，共计39块碑刻。即“第一单元：崇法向意——唐宋书家”共9块，“第二单元：集古研今——元明清书家”共27块，另有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山西巡抚鄂弼据家藏旧拓刊刻的苏东坡《赤壁怀古》3块。
四个展厅围合的四合院由青石铺就，辅以园林小品和北方树种，作为展厅的延伸空间，整体营造一种静谧雅致的氛围，使来者流连而去者依依。
三、形式设计的创新
“宝贤堂法帖”经过数百年的颠沛流离，整体相对保存较好，一些刻石也有剥蚀破损的情况，其中21块帖石剥损严重或较为严重。故而，展陈中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即如何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展示刻帖的内涵和文化魅力。这些刻石进入展馆前，全部经过纯净水清洁保养，对部分剥蚀、断裂刻石进行可逆性加固粘接。在展馆内，每块刻石放置在独立的展台或悬架在展墙上。这样，石质文物保护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露天风化和地下水蒸发造成的酥碱，均得以有效解决。其次是展示和利用。设计结合布展的要求，努力为观众提供一个舒适优雅的环境，让观众在与文物对话的同时，感受中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长64厘米左右，宽42厘米左右，《古宝贤堂法帖》长64厘米，宽42厘米，厚13厘米。宝贤堂展馆基本采用铝方通黑色吊顶，滨州青火烧板铺地，展壁为冲压钢板氟碳喷涂制作工艺，为防止冲压钢板氟碳喷涂变形，保证整体钢板的稳定性，在其背板植筋加固，并安装背板定制挂件，承重骨架为加宽加厚的型钢骨架。展台的制作主要是1.5毫米厚的黑色钢板，每块刻石的展架也均为黑色钢板，且每一个都是量身定做，保障了刻石无论是承放于展台还是悬挂于展墙都能处于安全状态。
如何让观众看清看懂并喜欢上展陈文物，是展陈设计者时刻不忘的。在设计时每一单元均有展品历史文化内涵的概括性介绍，重要碑刻还有相关历史背景及书家的解读，如：第一展厅中对“二王”的解读，第二展厅中对王、谢、郗、庾四大家族的重点说明，第三展厅对“宋四家”的特别介绍等。宝贤堂法帖书体均为行书或草书，对于这些龙飞凤舞般的艺术品，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普通观众是难以辨识的。难于阅读内容，便不能理解书者的心境，更难于欣赏书法艺术的魅力。对此，则采取在每一块刻石上方，将其拓片进行一对一展示，观众在刻石上看不清的文字，可以通过拓片较为清晰地进行辨认，而在刻石下方是对应的楷书释文和书家介绍，使观众了解书者的同时，也对书法作品有一个基本认识（见图2）。
如何增添觀众的趣味性也是我们在设计时特别关注的。在每个展厅，我们都特别设置了音频、视频内容，使展览更加形象化，如：在第一展厅西区中心顶部，设置有7平方米的《曲水流觞》动画，观众抬头之间，便可身临其境，与王羲之、谢安等东晋名士一起举杯，共襄那场史上最浪漫、影响力最深远的雅集，感知魏晋风度，名士情怀（图4）；在第二展厅，设置“萧翼赚兰亭”微视频，通过唐太宗下令访求王羲之书迹、君臣合力搜访鉴别、弘文馆拓书人钩摹响拓等故事内容，将唐太宗对兰亭序的痴迷和对王羲之的推崇表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再现了王羲之书法长盛不衰的风姿丽影。
总之，展陈设计的目的，就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展陈理念，使“宝贤堂法帖”刻石真正地被活化，让冰冷的石头讲述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字艺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并融入观众的心灵。这既是我们建设改造宝贤堂法帖刻石展馆的初衷，也是我们贯彻这一展陈设计思路的有益探索。
注释：
①关于底本，有的学者认为摹自《绛帖》，参见《傅山跋》《宝贤堂集古法帖》，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在本文中，采用《大观帖》说，参见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底本溯源》，《文物季刊》，1995年第1期。
②太原市双塔寺文物保管所编：《初拓古宝贤堂法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③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
④林志均：《帖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⑤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4页。
⑥晋祠博物馆编：《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58页。
⑦考证为宋代原刻的《绛帖》，其背面刻制的为《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卷首三”和“卷四卯一”。参见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与《绛帖》，《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作者简介：冀美俊（1973-），女，汉族，山西省平遥县，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石刻书法类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