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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声联珠》成书于19世纪后期，是日本明治时期出现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典例教材之一。本文从《四声联珠》的诞生背景、成书目的出发，分析其教材定位与教材特色，探究该书对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四声联珠》;汉语教材;教材特色;启发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2-0102-04
0引言
在日本，自江户时代始，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便已日渐兴起。至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编撰水平更是趋于成熟，且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在明治时期，日本曾将北京话作为学习的对象，在此期间涌现了大量记录北京话的教材，这为当今学术界对北京话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资源，完善了19世纪中后时期的北京话语料库。其中，《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以下简称《四声联珠》），是早期北京话的珍本典籍，是研究北京官话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本文即以《四声联珠》为例，通过对该域外汉语教材的剖析与解构，分析其作为汉语二语教材的优势与不足，得出其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循序渐进性三大特点，不断探寻其对现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启发未来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时应注重对鲜活语料和地道方言的收集、加强对已有成果的吸纳、注意丰富编写形式与加强综合教学以及重视教材的文化传播作用，对当今汉语国际教育理想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声联珠》（1886）一书成书于19世纪后期，作者为福岛安正，校订者为绍古英继。（“绍古英继”与晚清学者“英绍古”可能为同一人，但学界至今无准确定论。）该书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主持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的第七章《練习燕山平仄编》为范例蓝本，于日本明治十九年（1886年）4月刊行第一版，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再版。两版之间内容总体相近，仅在个别之处进行了细微调整。
《四声联珠》内容丰富，篇幅宏大。全书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九卷，每卷又分为28—55章不等。每个章节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主要介绍北京的人情风俗、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正如榎本武扬在卷首之“叙”中所述：“此书以声系言，以言系语，风土人情以至军国重事，网罗搜讨，殆无余蕴”。不仅如此，每个章节的末尾多附有“注释”，多以文言的形式呈现，详细解释了在该章节对话中出现的风俗、名物、制度及历史事件，不但丰富了学习者的见识见闻，而且提升了该域外汉语教材的内容水平与结构层次。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最后一卷为“俗语注释”，顾名思义，即对前九卷中出现的北京话俗语用文言加以解释，是北京话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物，也是晚清社会文化历史资料的珍贵留存。
1《四声联珠》产生的背景与动因
《四声联珠》一书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历史背景与政治因素双重驱动下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日本掀起明治维新运动，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是日本步入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开端。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活全面西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与此同时，日本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与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给亚洲邻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后积极对外建交，逐步发展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1874年，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节，也正是在此时，为了达成建交目的，日本开始积极学习北京官话，并陆续编撰了数百部以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科书。本文所要探讨的《四声联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诞生的。
《四声联珠》的作者福岛安正，于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年）任日本陆军步兵中尉一职，受本部派遣奔赴中国考察。1883年，福岛安正驻于北京公使馆，正式开始对北京官话的学习。福岛安正聘请绍古英继为其汉语教师，此人具有丰富的汉语教习经验，曾协同帮助不少日本人学习汉语。在绍古英继的帮助下，福岛安正在回国后整理出《四声联珠》一书，为汉语学习者提供参考。此书应该是福岛安正在绍古英继事先制定内容的情况下编写而成，并非福岛安正直接参与编写[1]。故而，绍古英继在此书的编写上起着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主导作用。
《四声联珠》诞生的直接动因源自于对北京官话四声的掌握需要。四声，即为北京官话的四个调类，在《四声联珠》中被描述为“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即如今为我们所通晓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个字音声调。所谓“四声联珠”，即“千言万语悉用四声以贯之，如联珠于丝”。该书以北京话的四个调类为基本起点，进而编撰成课文的总体内容。正如卷首之“叙”中所述，“福岛大尉原《自迩集平仄编》作《四声联珠》十卷，以便武弁之学燕话者。盖学燕话者，不熟四声，不特混死活之别字，且混同字之死活。然四声既熟，而不熟言语，其如学燕话者何哉”。由此可见，《四声联珠》编撰的直接原因乃是便于学习者对四声的掌握，便于对北京官话的理解与学习。
然而究其根本，此书产生的本质原因，则是在于对清朝国情的窥探。福岛安正在“凡例”中便透露出这一点——“章末注释，特用汉文者，欲使不修语学者亦略知清国之形势也。”不难得出，《四声联珠》如此面面俱到地论及当时北京的人情风俗、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收集了如此之多的当朝信息资料，是为之后日本的军事行动做基本准备。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旨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如《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福岛安正编辑，英绍古校订）一书，显然该书传授汉语只是幌子，刺探中国各个方面的机密才是真正目的[2]。《四声联珠》在成书上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也注定了该域外汉语教科书在编撰之时的缺陷与不足之处。
2《四声联珠》的教材定位与教材特色
2.1教材定位
《四声联珠》在卷首的“叙”与“凡例”中开门见山地给出了该书的教材定位，明确了该书的基本作用。性质：实用类声调教学;对象：北京话学习者;教学语言：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内容：风土人情以至军国重事。 2.2针对性
声调是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较大困难，对声调的掌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故而，《四声联珠》以语音为主要切入口，从声调出发，针对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声调问题编写教材，帮助学习者对于声调的掌握。前文提及，《四声联珠》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主持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的第七章《练习燕山平仄编》为范例蓝本。该书在《练习燕山平仄编》提供的声调例词例字的基础上，辅以课文加以明晰，使学习者更好地实现对声调的掌握。在每一章节的首行，该书皆标出同字异声者与同音多声字，让学习者充分了解字词语音与声调的变化，掌握汉语的声调规律。该书虽沿袭了《练习燕山平仄编》对例词例字的编排顺序，但在对字词的声调标注上有了更加细致的表示。以《四声聯珠》第一卷第二章为例：
（愛） 。哀 。求 。塵 。埃 。高矮。
关键词：《四声联珠》;汉语教材;教材特色;启发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2-0102-04
0引言
在日本，自江户时代始，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便已日渐兴起。至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编撰水平更是趋于成熟，且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在明治时期，日本曾将北京话作为学习的对象，在此期间涌现了大量记录北京话的教材，这为当今学术界对北京话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资源，完善了19世纪中后时期的北京话语料库。其中，《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以下简称《四声联珠》），是早期北京话的珍本典籍，是研究北京官话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本文即以《四声联珠》为例，通过对该域外汉语教材的剖析与解构，分析其作为汉语二语教材的优势与不足，得出其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循序渐进性三大特点，不断探寻其对现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启发未来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时应注重对鲜活语料和地道方言的收集、加强对已有成果的吸纳、注意丰富编写形式与加强综合教学以及重视教材的文化传播作用，对当今汉语国际教育理想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声联珠》（1886）一书成书于19世纪后期，作者为福岛安正，校订者为绍古英继。（“绍古英继”与晚清学者“英绍古”可能为同一人，但学界至今无准确定论。）该书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主持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的第七章《練习燕山平仄编》为范例蓝本，于日本明治十九年（1886年）4月刊行第一版，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再版。两版之间内容总体相近，仅在个别之处进行了细微调整。
《四声联珠》内容丰富，篇幅宏大。全书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九卷，每卷又分为28—55章不等。每个章节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主要介绍北京的人情风俗、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正如榎本武扬在卷首之“叙”中所述：“此书以声系言，以言系语，风土人情以至军国重事，网罗搜讨，殆无余蕴”。不仅如此，每个章节的末尾多附有“注释”，多以文言的形式呈现，详细解释了在该章节对话中出现的风俗、名物、制度及历史事件，不但丰富了学习者的见识见闻，而且提升了该域外汉语教材的内容水平与结构层次。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最后一卷为“俗语注释”，顾名思义，即对前九卷中出现的北京话俗语用文言加以解释，是北京话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物，也是晚清社会文化历史资料的珍贵留存。
1《四声联珠》产生的背景与动因
《四声联珠》一书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历史背景与政治因素双重驱动下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日本掀起明治维新运动，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是日本步入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开端。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活全面西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与此同时，日本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与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给亚洲邻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后积极对外建交，逐步发展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1874年，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节，也正是在此时，为了达成建交目的，日本开始积极学习北京官话，并陆续编撰了数百部以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科书。本文所要探讨的《四声联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诞生的。
《四声联珠》的作者福岛安正，于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年）任日本陆军步兵中尉一职，受本部派遣奔赴中国考察。1883年，福岛安正驻于北京公使馆，正式开始对北京官话的学习。福岛安正聘请绍古英继为其汉语教师，此人具有丰富的汉语教习经验，曾协同帮助不少日本人学习汉语。在绍古英继的帮助下，福岛安正在回国后整理出《四声联珠》一书，为汉语学习者提供参考。此书应该是福岛安正在绍古英继事先制定内容的情况下编写而成，并非福岛安正直接参与编写[1]。故而，绍古英继在此书的编写上起着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主导作用。
《四声联珠》诞生的直接动因源自于对北京官话四声的掌握需要。四声，即为北京官话的四个调类，在《四声联珠》中被描述为“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即如今为我们所通晓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个字音声调。所谓“四声联珠”，即“千言万语悉用四声以贯之，如联珠于丝”。该书以北京话的四个调类为基本起点，进而编撰成课文的总体内容。正如卷首之“叙”中所述，“福岛大尉原《自迩集平仄编》作《四声联珠》十卷，以便武弁之学燕话者。盖学燕话者，不熟四声，不特混死活之别字，且混同字之死活。然四声既熟，而不熟言语，其如学燕话者何哉”。由此可见，《四声联珠》编撰的直接原因乃是便于学习者对四声的掌握，便于对北京官话的理解与学习。
然而究其根本，此书产生的本质原因，则是在于对清朝国情的窥探。福岛安正在“凡例”中便透露出这一点——“章末注释，特用汉文者，欲使不修语学者亦略知清国之形势也。”不难得出，《四声联珠》如此面面俱到地论及当时北京的人情风俗、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收集了如此之多的当朝信息资料，是为之后日本的军事行动做基本准备。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旨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如《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福岛安正编辑，英绍古校订）一书，显然该书传授汉语只是幌子，刺探中国各个方面的机密才是真正目的[2]。《四声联珠》在成书上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也注定了该域外汉语教科书在编撰之时的缺陷与不足之处。
2《四声联珠》的教材定位与教材特色
2.1教材定位
《四声联珠》在卷首的“叙”与“凡例”中开门见山地给出了该书的教材定位，明确了该书的基本作用。性质：实用类声调教学;对象：北京话学习者;教学语言：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内容：风土人情以至军国重事。 2.2针对性
声调是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较大困难，对声调的掌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故而，《四声联珠》以语音为主要切入口，从声调出发，针对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声调问题编写教材，帮助学习者对于声调的掌握。前文提及，《四声联珠》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主持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的第七章《练习燕山平仄编》为范例蓝本。该书在《练习燕山平仄编》提供的声调例词例字的基础上，辅以课文加以明晰，使学习者更好地实现对声调的掌握。在每一章节的首行，该书皆标出同字异声者与同音多声字，让学习者充分了解字词语音与声调的变化，掌握汉语的声调规律。该书虽沿袭了《练习燕山平仄编》对例词例字的编排顺序，但在对字词的声调标注上有了更加细致的表示。以《四声聯珠》第一卷第二章为例：
（愛） 。哀 。求 。塵 。埃 。高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