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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中国传统音乐展开研究可谓是成果显著,队伍庞大。但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引入到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的趋势和努力似乎还并不明显,真正具有田野性质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的理论成果更是呈现为空白状态。正因如此,Nimrod Baranovitch的《中国新声音:流行音乐、民族、性别和政治1978—1997》(以下简称为《新声音》)一书尤其吸引笔者的注意力。①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内涵相当丰富的著作。作者以1978—1997年间出现的摇滚乐及其他主流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在当代中国新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边缘群体如何通过流行音乐获得与主流社会相独立的一种新型的“公共的声音”。并将这种分析建立在民族的、性别的、国家政治的语境下展开,从而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相影响、互动发展的一种关系。可以说,这是研究当代音乐的一种重要的学术视角。
《新声音》一书是在作者1995、1996年两次到中国(主要在北京)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采用民族志的写法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进行描述,第一人称——“我”经常出现在不同的章节,有着较强的叙述性。宏观、微观并重,历时、共时并存,参与、观察两种方法并用,描述性与解释性内容互为补充,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研究的特色。
该书除了导论外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对1978—1997年间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基本状况的梳理和介绍。主要涉及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西北风、囚歌、摇滚乐及卡拉OK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章则是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少数民族歌手进行个案分析,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中出现的“少数族裔”音乐进行研究。实质是从民族主义及民族身份认同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民族化”倾向的流行音乐进行研究。第三章从性别认同的角度,分别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中的女性气质形象、男性气质形象进行研究。并重点揭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表演实践及其“文本”构成如何维持社会性别?如何反映社会性别关系及其变化。第四章则是从“统治-对抗”及“互利共生”的角度对国家政治文化与流行音乐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由于作者特殊的“局外人”身份,该书相当多的内容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敏感事件相联系。本文无意对其具体的学术观点做进一步的价值判断,重点对其学术观念、研究方法、观察视角进行介绍以期能够促进和推动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这是因为,对一门学科做评价,首要的标准就是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使用的学术观念、研究方法、观察视角则更能体现学科发展的水平。从长远的角度看,流行音乐应该成为、也正在成为音乐学下属的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专业领域,并有着向独立的流行音乐学发展的趋势。因此,这方面成果的介绍和借鉴就更加重要。
作者的研究受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落实到民族音乐学领域表现为女权主义音乐研究的出现及对音乐认同作用的重视。可以说,该书秉承了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学术观念,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为例,研究音乐行为如何在中国当代社会维持社会性别的差异以及男性主宰、女性边缘地位这种权利不平衡的局面,并对男、女社会性别的重新建构提出自己的认识。(该书第三章)此外,该书也强调流行音乐在各种文化因素中所具有的标志族群性的认同作用。通过对腾格尔、倮倮、山鹰组合等“少数族裔”歌手演唱曲目、表演风格的分析,强调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保持与汉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该书第二章)
作者也从“他者”及亚文化的角度,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著名摇滚乐队、歌手进行个案分析,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代表政府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突破以往主文化与亚文化“统治—反抗”的二元对立关系,引入“共生、互利”的视角,阐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主流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第四章)
从有关“性别”、“民族”认同的角度展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实不多见,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原来流行音乐还可以这样研究!尤其是从性别理论出发研究不同风格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统治-反抗”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中增加“互利、共生”的视角,研究摇滚乐与政府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极有新意。
此外,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不同方面在书中也都有所反映,尤其在田野工作(包括背景知识、参与观察)与音乐民族志两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作者并不以纯理论研究的方式介入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中,而是在田野工作的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各种活动、人物和作品进行记录和描述。其中包括流行音乐创造、欣赏及其对个体、社会产生影响过程的一种描述。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和西方音乐人类学“强调流行音乐是被不同个体和人群创造、使用和解释的一种事物。它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包括社会关系、认同和集体实践”②的认识是相符的。
需要强调的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者必须掌握其研究领域的文献,其中包括地区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跨学科研究,更要编制完整的书目以覆盖所涉及到的不同领域。这一点在Nimrod Baranovitch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书的参考文献涉及音乐、电影、文学、政治、大众文化研究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包括中、外学者不同的研究成果。仅以中文报刊来说,就包括有《人民日报》、《人民音乐》、《音像世界》、《音乐生活报》、《演艺圈》、《北京青年报》等十余种。作者阅读中文文献资料的能力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影视及社会发展的充分了解,保证了作者“异文化”选题的可行性,也反映了作者相关背景知识的准备非常扎实。
除了在背景知识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作者还与“提供资料者”(informant)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该书的“致谢”部分,作者列出的“提供资料者”有24人之多,这些“提供资料者”包括著名的歌手和不同的乐队,如:崔健、腾格尔、倮倮、蔚华、臧天朔、高枫、程琳、艾敬、郑钧、“黑豹”乐队、“轮回”乐队等等。还包括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评论家金兆钧及流行音乐策划人和制作人黄燎原、张广天、王晓峰等。尤其对金兆钧表示了特别的感谢。“感谢他大量的文章,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并成为我写作灵感的来源。感谢与他进行的长时间的、令人兴奋的交谈,感谢他帮我联系其他相关人员,感谢他在我访问中国期间、通过Email回答我无休止的疑问。”短短一段话反映出作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努力。
与上述“资料提供者”之间的正式采访、交谈的内容在书中更是大量存在。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与普通群众进行交流,听取他们有关流行音乐的“非专业的观点”(lay perspectives)。可见,作者在田野工作方面是下足了功夫。③
参与、观察方法的大量使用是作者展开全面、扎实田野工作的又一种反映。如:长时间的录音访谈,参与流行音乐现场音乐会、感受现场气氛与各种文化行为,参与各种舞会并与参加者进行随机性交谈,对迪斯科舞厅、卡拉OK歌厅的考察等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广播电台及电视台播放的有关流行音乐节目进行的长时间观察,对商业性出版物CD、磁带、录像带的搜集与听赏。这也说明流行音乐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强调对人们生活的直接观察、关注人们存在的社会网络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并参与到他们的日常活动、排练和表演中。而音乐民族志对“音乐事件”,即音乐家、表演背景和观众的描述在该书中更是以众多个案的形式出现。
大量使用符号学的分析是该书写作的另一特点。符号学是人类学新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起作用的一个方面。④作者的符号学分析主要包括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流行音乐的“文本”进行研究和一般符号体系的研究。具体表现为对流行歌曲歌词及各种音像出版物相关视觉形象构成的分析。如:对摇滚乐歌词中蕴涵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进行的解读,对唱片和磁带封面及MTV的视觉形象进行研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中展开符号学的分析,而是与歌手的(文化)意识、行为结合起来并在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语境中进行。
除去上述这些优点、特点之外,该书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学习之处。如:没有因为选题的“大”而忽略田野工作细节的“小”(如:注意到歌手隶属工作单位的性质对歌曲意识形态表达的影响等)。强调在实践、实感的基础上展开流行音乐研究(文中有大量基于广泛听赏基础之上的、对不同流行音乐作品心理审美感受的描述)。另外,书中涉及到的唱片、磁带及相关音像资料,作者专门列出了音乐唱片分类目录(Discography),并对音像出版制品的名称、出版时间、出版单位及出版物的发行编号进行登记。这种治学精神和态度也是值得国内同行学习的。⑤
当然,《新声音》一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个案、微观的研究能否代表整体和全部?在阐述流行音乐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时,完全以“主旋律”性质的、非流行音乐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代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全部构成进行分析是否有以偏概全的嫌疑?⑥在大众传媒系统中,如何区别流行音乐中蕴涵的代表不同群体的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观念?也就是说,作者缺少对分属于创作者、发行者、制作者和媒体“把关者”等不同文化参与群体的观念做进一步鉴别。让人不禁产生作者的各种认识是适用于“谁的”疑问?
另外,作者过于强调流行音乐歌词内容的意识形态分析,忽略了音乐的艺术性对受众心理、生理上种种影响的可能性。在分析“少数族裔”的流行音乐时,过于强调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二元对立关系,对“民族”问题复杂性缺少辩证的分析。此外,也许是因为过于强调民族志写作的描述性特点,也许是因为面向的读者群不同之缘故,书中并未对涉及到的、有关性别理论、民族及文化认同理论的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西方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相关知识缺少了解的读者对该书的阅读和进一步理解。
读完《新声音》一书,可谈论的地方还很多。依赖各种文献的记载乃至个人生活经验的积累展开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不是不可以。但是,流行音乐产生、发展的“当下性”及流行音乐为当代研究者提供“鲜活的”文化土壤,并使之浸泡、感受的现实表明:不做第一手调查、只依赖各种史料文献、甚至是他人已经整理好的“二手”资料进行“扶手椅式”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如果不能面对“现在进行时”的流行音乐展开及时、有效的田野调查工作,当“现在进行时”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时候,再去做采风、田野工作,岂不遗憾?
面对这部来之于实地考察、并且是由一个“局外人”完成的、富有民族音乐学研究特色的著作,中国学者该有何感想?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没有做有关流行音乐的各种文化考察并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出来?除了学术研究传统中对流行音乐一直轻视、甚至是忽略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太“熟悉”了,太司空见惯了。以至于被一个处于“局外人”地位、对中国文化充满新鲜感的外国人占了该领域之先。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国内的学者,不要被“他者”的声音淹没掉自己应有的认识和学术努力,我们应尽快学会用“他者”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①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200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Sara Cohen.“Ethnography and popular music studies” Popular Music 1993 volume 12/2
③对于流行音乐研究中的“田野”问题,笔者认为在认识上应首先厘清以下几点:为什么流行音乐研究要注重“田野”工作?流行音乐研究的“田野”在哪里?该如何进行流行音乐研究的“田野”工作?这些问题可做专文探讨,这里不再展开。
④民族志的方法、统计学及符号学是人类学新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起作用的三个领域。该书在此三个领域均有体现,除了民族志、符号学的方法外,作者也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族群及城市人和来自农村的新来者”进行过两次开放性的问卷调查。
⑤据金兆钧先生介绍,作者曾专门委托其查询这些音像制品的详细信息。
⑥被作者用来分析的《说句心里话》、《长城长》、《春天的故事》、《我属于你,中国》等歌曲并不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虽然这些歌曲确实很“流行”。
王思琦 河南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内涵相当丰富的著作。作者以1978—1997年间出现的摇滚乐及其他主流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在当代中国新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边缘群体如何通过流行音乐获得与主流社会相独立的一种新型的“公共的声音”。并将这种分析建立在民族的、性别的、国家政治的语境下展开,从而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相影响、互动发展的一种关系。可以说,这是研究当代音乐的一种重要的学术视角。
《新声音》一书是在作者1995、1996年两次到中国(主要在北京)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采用民族志的写法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进行描述,第一人称——“我”经常出现在不同的章节,有着较强的叙述性。宏观、微观并重,历时、共时并存,参与、观察两种方法并用,描述性与解释性内容互为补充,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研究的特色。
该书除了导论外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对1978—1997年间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基本状况的梳理和介绍。主要涉及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西北风、囚歌、摇滚乐及卡拉OK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章则是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少数民族歌手进行个案分析,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中出现的“少数族裔”音乐进行研究。实质是从民族主义及民族身份认同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民族化”倾向的流行音乐进行研究。第三章从性别认同的角度,分别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中的女性气质形象、男性气质形象进行研究。并重点揭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表演实践及其“文本”构成如何维持社会性别?如何反映社会性别关系及其变化。第四章则是从“统治-对抗”及“互利共生”的角度对国家政治文化与流行音乐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由于作者特殊的“局外人”身份,该书相当多的内容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敏感事件相联系。本文无意对其具体的学术观点做进一步的价值判断,重点对其学术观念、研究方法、观察视角进行介绍以期能够促进和推动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这是因为,对一门学科做评价,首要的标准就是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使用的学术观念、研究方法、观察视角则更能体现学科发展的水平。从长远的角度看,流行音乐应该成为、也正在成为音乐学下属的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专业领域,并有着向独立的流行音乐学发展的趋势。因此,这方面成果的介绍和借鉴就更加重要。
作者的研究受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落实到民族音乐学领域表现为女权主义音乐研究的出现及对音乐认同作用的重视。可以说,该书秉承了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学术观念,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为例,研究音乐行为如何在中国当代社会维持社会性别的差异以及男性主宰、女性边缘地位这种权利不平衡的局面,并对男、女社会性别的重新建构提出自己的认识。(该书第三章)此外,该书也强调流行音乐在各种文化因素中所具有的标志族群性的认同作用。通过对腾格尔、倮倮、山鹰组合等“少数族裔”歌手演唱曲目、表演风格的分析,强调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保持与汉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该书第二章)
作者也从“他者”及亚文化的角度,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著名摇滚乐队、歌手进行个案分析,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代表政府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突破以往主文化与亚文化“统治—反抗”的二元对立关系,引入“共生、互利”的视角,阐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主流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第四章)
从有关“性别”、“民族”认同的角度展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实不多见,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原来流行音乐还可以这样研究!尤其是从性别理论出发研究不同风格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统治-反抗”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中增加“互利、共生”的视角,研究摇滚乐与政府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极有新意。
此外,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不同方面在书中也都有所反映,尤其在田野工作(包括背景知识、参与观察)与音乐民族志两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作者并不以纯理论研究的方式介入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中,而是在田野工作的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各种活动、人物和作品进行记录和描述。其中包括流行音乐创造、欣赏及其对个体、社会产生影响过程的一种描述。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和西方音乐人类学“强调流行音乐是被不同个体和人群创造、使用和解释的一种事物。它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包括社会关系、认同和集体实践”②的认识是相符的。
需要强调的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者必须掌握其研究领域的文献,其中包括地区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跨学科研究,更要编制完整的书目以覆盖所涉及到的不同领域。这一点在Nimrod Baranovitch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书的参考文献涉及音乐、电影、文学、政治、大众文化研究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包括中、外学者不同的研究成果。仅以中文报刊来说,就包括有《人民日报》、《人民音乐》、《音像世界》、《音乐生活报》、《演艺圈》、《北京青年报》等十余种。作者阅读中文文献资料的能力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影视及社会发展的充分了解,保证了作者“异文化”选题的可行性,也反映了作者相关背景知识的准备非常扎实。
除了在背景知识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作者还与“提供资料者”(informant)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该书的“致谢”部分,作者列出的“提供资料者”有24人之多,这些“提供资料者”包括著名的歌手和不同的乐队,如:崔健、腾格尔、倮倮、蔚华、臧天朔、高枫、程琳、艾敬、郑钧、“黑豹”乐队、“轮回”乐队等等。还包括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评论家金兆钧及流行音乐策划人和制作人黄燎原、张广天、王晓峰等。尤其对金兆钧表示了特别的感谢。“感谢他大量的文章,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并成为我写作灵感的来源。感谢与他进行的长时间的、令人兴奋的交谈,感谢他帮我联系其他相关人员,感谢他在我访问中国期间、通过Email回答我无休止的疑问。”短短一段话反映出作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努力。
与上述“资料提供者”之间的正式采访、交谈的内容在书中更是大量存在。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与普通群众进行交流,听取他们有关流行音乐的“非专业的观点”(lay perspectives)。可见,作者在田野工作方面是下足了功夫。③
参与、观察方法的大量使用是作者展开全面、扎实田野工作的又一种反映。如:长时间的录音访谈,参与流行音乐现场音乐会、感受现场气氛与各种文化行为,参与各种舞会并与参加者进行随机性交谈,对迪斯科舞厅、卡拉OK歌厅的考察等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广播电台及电视台播放的有关流行音乐节目进行的长时间观察,对商业性出版物CD、磁带、录像带的搜集与听赏。这也说明流行音乐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强调对人们生活的直接观察、关注人们存在的社会网络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并参与到他们的日常活动、排练和表演中。而音乐民族志对“音乐事件”,即音乐家、表演背景和观众的描述在该书中更是以众多个案的形式出现。
大量使用符号学的分析是该书写作的另一特点。符号学是人类学新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起作用的一个方面。④作者的符号学分析主要包括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流行音乐的“文本”进行研究和一般符号体系的研究。具体表现为对流行歌曲歌词及各种音像出版物相关视觉形象构成的分析。如:对摇滚乐歌词中蕴涵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进行的解读,对唱片和磁带封面及MTV的视觉形象进行研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中展开符号学的分析,而是与歌手的(文化)意识、行为结合起来并在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语境中进行。
除去上述这些优点、特点之外,该书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学习之处。如:没有因为选题的“大”而忽略田野工作细节的“小”(如:注意到歌手隶属工作单位的性质对歌曲意识形态表达的影响等)。强调在实践、实感的基础上展开流行音乐研究(文中有大量基于广泛听赏基础之上的、对不同流行音乐作品心理审美感受的描述)。另外,书中涉及到的唱片、磁带及相关音像资料,作者专门列出了音乐唱片分类目录(Discography),并对音像出版制品的名称、出版时间、出版单位及出版物的发行编号进行登记。这种治学精神和态度也是值得国内同行学习的。⑤
当然,《新声音》一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个案、微观的研究能否代表整体和全部?在阐述流行音乐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时,完全以“主旋律”性质的、非流行音乐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代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全部构成进行分析是否有以偏概全的嫌疑?⑥在大众传媒系统中,如何区别流行音乐中蕴涵的代表不同群体的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观念?也就是说,作者缺少对分属于创作者、发行者、制作者和媒体“把关者”等不同文化参与群体的观念做进一步鉴别。让人不禁产生作者的各种认识是适用于“谁的”疑问?
另外,作者过于强调流行音乐歌词内容的意识形态分析,忽略了音乐的艺术性对受众心理、生理上种种影响的可能性。在分析“少数族裔”的流行音乐时,过于强调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二元对立关系,对“民族”问题复杂性缺少辩证的分析。此外,也许是因为过于强调民族志写作的描述性特点,也许是因为面向的读者群不同之缘故,书中并未对涉及到的、有关性别理论、民族及文化认同理论的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西方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相关知识缺少了解的读者对该书的阅读和进一步理解。
读完《新声音》一书,可谈论的地方还很多。依赖各种文献的记载乃至个人生活经验的积累展开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不是不可以。但是,流行音乐产生、发展的“当下性”及流行音乐为当代研究者提供“鲜活的”文化土壤,并使之浸泡、感受的现实表明:不做第一手调查、只依赖各种史料文献、甚至是他人已经整理好的“二手”资料进行“扶手椅式”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如果不能面对“现在进行时”的流行音乐展开及时、有效的田野调查工作,当“现在进行时”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时候,再去做采风、田野工作,岂不遗憾?
面对这部来之于实地考察、并且是由一个“局外人”完成的、富有民族音乐学研究特色的著作,中国学者该有何感想?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没有做有关流行音乐的各种文化考察并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出来?除了学术研究传统中对流行音乐一直轻视、甚至是忽略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太“熟悉”了,太司空见惯了。以至于被一个处于“局外人”地位、对中国文化充满新鲜感的外国人占了该领域之先。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国内的学者,不要被“他者”的声音淹没掉自己应有的认识和学术努力,我们应尽快学会用“他者”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①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200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Sara Cohen.“Ethnography and popular music studies” Popular Music 1993 volume 12/2
③对于流行音乐研究中的“田野”问题,笔者认为在认识上应首先厘清以下几点:为什么流行音乐研究要注重“田野”工作?流行音乐研究的“田野”在哪里?该如何进行流行音乐研究的“田野”工作?这些问题可做专文探讨,这里不再展开。
④民族志的方法、统计学及符号学是人类学新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起作用的三个领域。该书在此三个领域均有体现,除了民族志、符号学的方法外,作者也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族群及城市人和来自农村的新来者”进行过两次开放性的问卷调查。
⑤据金兆钧先生介绍,作者曾专门委托其查询这些音像制品的详细信息。
⑥被作者用来分析的《说句心里话》、《长城长》、《春天的故事》、《我属于你,中国》等歌曲并不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虽然这些歌曲确实很“流行”。
王思琦 河南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