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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餐厅来了一桌女人，至少都是60岁往上，到80岁都不止。她们穿戴鲜亮，一律有精致的妆容。用完午餐之后，她们各自从手袋里取出口红和小镜子，仔细地补妆。我曾在《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里提到女人出门身边至少要备一只唇膏，涂了口红的嘴唇用餐之后若不及时补妆，就如同吃剩了饭菜的盘子一样不堪。
在玫瑰餐厅就餐的老小姐们
但她们不是上海女人，她们年轻的时候是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午后，穿着洛可可时代有着大裙撑的曳地长裙喝下午茶的。说到这种在电影里才见到的把腰掐得透不过气、半露酥胸的古典长裙，我忍不住问：“那时二战刚结束，人们尚在物资贫乏的阴霾中，欧洲女装用料极尽节俭，流行修身线条简约服饰，怎么还会穿那样用料铺张的裙子呢？”
刚刚对着小圆镜在脸上扑了些许粉的伊丽莎白，年轻时就跟父母移民来了加拿大，但还是改不掉浓重的伦敦口音，或者她就是要保持那口音，以区别于当年被欧洲人看不起的北美人。她回答我：“女人还是喜歡女性味的着装的，战后头几年大家都节俭，可随着战后重建，女人们又回到派对舞会上了，舞会上当然还是这种束腰长裙最美。”
85岁的鲍琳说，自己那会儿裙子里一定要穿有吊带的长筒镂空丝袜。
一位看上去是这一桌“小姐”中最年幼的，七十多岁，她接着说，上世纪50年代是女性服装最优雅的年代，现在的没法比。她说那时女人非常流行高级定制，即使付不起那个价钱的，也要自己踩着缝纫机仿制。
那时每个女孩都有一条大圆裙。年幼的老小姐说着，眼神就回到了穿大圆裙的年代。她告诉我，时尚界的大鳄迪奥，在那时竟是知名度仅次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人。从明星到普通家庭主妇都倾倒在迪奥高贵典雅的裙摆下，一场迪奥的首秀“New Look”的华丽优雅曾惊艳整个欧洲，在当时还是军工装流行的黯然年代，重新焕发了女人们的优雅与性感。掐腰，胸部尖耸，肩头线条圆润，全部面料以密织塔夫绸制成的阔摆长裙，令女性的腰部更显纤细，盈盈一握，而百褶翩跹荡漾，女性的柔美得以充分展现。当女性的优美回到日常，真正的和平才回到生活里。当年有业界评论克里斯丁·迪奥的“New Look”是二战的终结。
既然有华服，就一定要有精致妆容相配。化妆术对于这桌老小姐们显然是几十年惯常的手艺了。即使老来手脚不甚利落，用抖索索的手还是可以把眉毛画对称，把眼影涂得幽亮魅惑的。
午餐的盘子被清理后，这些住在西温哥华的英法后裔的女性用补了妆的红唇继续喝咖啡和中国茉莉花茶。其中一位拿出一打新添的孙儿的照片给大家传看，在一番热烈赞美欣赏之后，她们并未持续在祖母的位置上谈论儿孙，话题就转到了唇膏的品牌与颜色上。有两位伸出在美甲店新做的指甲，于是话题就从口红转到了美甲。她们的指甲色彩浓重，即使粉红，也是妖冶的绚丽，英文叫作：Hot Pink。那浓艳的色彩让人一眼就落在指甲上，像落在一串着重号上，而忽略了手背上的褶皱与斑点。
老小姐们陆续相拥告别离开，其中有两位是需要助步车行走的。我帮她们拉开餐厅的前门。她们中有些独居于老年公寓，有些住在老人中心（养老院）。从她们留在杯口上的红唇印和她们告诉我曾穿过的蓬蓬裙、长筒袜中，我不能想象岁月竟然这般摧枯拉朽。
看着窗外的秋叶正在飘零，满地来不及清扫的落叶也曾是绿意葱葱风华正茂啊！突然，抑制不住一股伤感之情正在蓄满眼睛，而后凉丝丝地沉到心底……
又想起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女性：一位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另一位是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屠呦呦的心思不在自身的抗衰老，而在人类的抗疟疾，在她的生活里，青蒿素比精华素有意思得多。而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一位，以一个个独立生命的哀伤来拼接时代苦难的女性，谁又会因为她写作与思考令眉头间的皱纹更深刻地纠结，而在意她显现的面容衰老呢？
女人所做的越是能够超越其个体生命和家庭，与更广大的人群有关系，在更高的社会层面产生影响，那么社会投给她的目光就越是与她的性别，以及性别附属的通俗内容，诸如青春、姿色、性感等等没什么关系。她们不是花，她们成了树。
但能成为树的女人毕竟凤毛麟角。做不了屠呦呦，也写不出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记录时代苦难巨著的普通女性，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做出抗衰老的努力了。尽管这样的努力很卑微，也不乏辛苦，却也是生命中的一种努力。
对于要撑着助步车借力起身的老小姐，还不忘起身前涂好口红照一下镜子，我的内心也油然起敬，不亚于读完一篇诺贝尔获奖作家的经典美文。她们曾经翩跹荡漾的大圆裙、掐腰耸胸的阔摆裙毕竟也曾美丽过人生美丽过世界啊。而这世界的美丽有趣真是少不得许多喜欢把双唇涂得靓丽、把裙子荡漾得翩跹的女人。
于是想象自己到了那个需要助步车的年纪，在一家书店架上取下一本自己新出版的小书，可能有人等着签名，可能无人问津，但无论哪种情形，作者都应该是涂了完美的口红，并与眼影的色彩相得益彰，尽管那口红之外的唇边已经长满了小笼包收口似的一圈褶子。
（宇秀：祖籍苏州，海外华文女作协终身会员，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加拿大温哥华，经营一间以玫瑰为名的泰国餐厅。）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陆艾涢）
但她们不是上海女人，她们年轻的时候是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午后，穿着洛可可时代有着大裙撑的曳地长裙喝下午茶的。说到这种在电影里才见到的把腰掐得透不过气、半露酥胸的古典长裙，我忍不住问：“那时二战刚结束，人们尚在物资贫乏的阴霾中，欧洲女装用料极尽节俭，流行修身线条简约服饰，怎么还会穿那样用料铺张的裙子呢？”
刚刚对着小圆镜在脸上扑了些许粉的伊丽莎白，年轻时就跟父母移民来了加拿大，但还是改不掉浓重的伦敦口音，或者她就是要保持那口音，以区别于当年被欧洲人看不起的北美人。她回答我：“女人还是喜歡女性味的着装的，战后头几年大家都节俭，可随着战后重建，女人们又回到派对舞会上了，舞会上当然还是这种束腰长裙最美。”
85岁的鲍琳说，自己那会儿裙子里一定要穿有吊带的长筒镂空丝袜。
一位看上去是这一桌“小姐”中最年幼的，七十多岁，她接着说，上世纪50年代是女性服装最优雅的年代，现在的没法比。她说那时女人非常流行高级定制，即使付不起那个价钱的，也要自己踩着缝纫机仿制。
那时每个女孩都有一条大圆裙。年幼的老小姐说着，眼神就回到了穿大圆裙的年代。她告诉我，时尚界的大鳄迪奥，在那时竟是知名度仅次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人。从明星到普通家庭主妇都倾倒在迪奥高贵典雅的裙摆下，一场迪奥的首秀“New Look”的华丽优雅曾惊艳整个欧洲，在当时还是军工装流行的黯然年代，重新焕发了女人们的优雅与性感。掐腰，胸部尖耸，肩头线条圆润，全部面料以密织塔夫绸制成的阔摆长裙，令女性的腰部更显纤细，盈盈一握，而百褶翩跹荡漾，女性的柔美得以充分展现。当女性的优美回到日常，真正的和平才回到生活里。当年有业界评论克里斯丁·迪奥的“New Look”是二战的终结。
既然有华服，就一定要有精致妆容相配。化妆术对于这桌老小姐们显然是几十年惯常的手艺了。即使老来手脚不甚利落，用抖索索的手还是可以把眉毛画对称，把眼影涂得幽亮魅惑的。
午餐的盘子被清理后，这些住在西温哥华的英法后裔的女性用补了妆的红唇继续喝咖啡和中国茉莉花茶。其中一位拿出一打新添的孙儿的照片给大家传看，在一番热烈赞美欣赏之后，她们并未持续在祖母的位置上谈论儿孙，话题就转到了唇膏的品牌与颜色上。有两位伸出在美甲店新做的指甲，于是话题就从口红转到了美甲。她们的指甲色彩浓重，即使粉红，也是妖冶的绚丽，英文叫作：Hot Pink。那浓艳的色彩让人一眼就落在指甲上，像落在一串着重号上，而忽略了手背上的褶皱与斑点。
老小姐们陆续相拥告别离开，其中有两位是需要助步车行走的。我帮她们拉开餐厅的前门。她们中有些独居于老年公寓，有些住在老人中心（养老院）。从她们留在杯口上的红唇印和她们告诉我曾穿过的蓬蓬裙、长筒袜中，我不能想象岁月竟然这般摧枯拉朽。
看着窗外的秋叶正在飘零，满地来不及清扫的落叶也曾是绿意葱葱风华正茂啊！突然，抑制不住一股伤感之情正在蓄满眼睛，而后凉丝丝地沉到心底……
又想起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女性：一位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另一位是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屠呦呦的心思不在自身的抗衰老，而在人类的抗疟疾，在她的生活里，青蒿素比精华素有意思得多。而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一位，以一个个独立生命的哀伤来拼接时代苦难的女性，谁又会因为她写作与思考令眉头间的皱纹更深刻地纠结，而在意她显现的面容衰老呢？
女人所做的越是能够超越其个体生命和家庭，与更广大的人群有关系，在更高的社会层面产生影响，那么社会投给她的目光就越是与她的性别，以及性别附属的通俗内容，诸如青春、姿色、性感等等没什么关系。她们不是花，她们成了树。
但能成为树的女人毕竟凤毛麟角。做不了屠呦呦，也写不出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记录时代苦难巨著的普通女性，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做出抗衰老的努力了。尽管这样的努力很卑微，也不乏辛苦，却也是生命中的一种努力。
对于要撑着助步车借力起身的老小姐，还不忘起身前涂好口红照一下镜子，我的内心也油然起敬，不亚于读完一篇诺贝尔获奖作家的经典美文。她们曾经翩跹荡漾的大圆裙、掐腰耸胸的阔摆裙毕竟也曾美丽过人生美丽过世界啊。而这世界的美丽有趣真是少不得许多喜欢把双唇涂得靓丽、把裙子荡漾得翩跹的女人。
于是想象自己到了那个需要助步车的年纪，在一家书店架上取下一本自己新出版的小书，可能有人等着签名，可能无人问津，但无论哪种情形，作者都应该是涂了完美的口红，并与眼影的色彩相得益彰，尽管那口红之外的唇边已经长满了小笼包收口似的一圈褶子。
（宇秀：祖籍苏州，海外华文女作协终身会员，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加拿大温哥华，经营一间以玫瑰为名的泰国餐厅。）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陆艾涢）